先验演绎论的构图之变换
康德当初所建立的那种形式演绎论隐藏着本质性的困难，不久Problematik（问题式）本身就发生了变换。[15]这个渊源在给赫兹的信中就已经可以看到了。
有关“表象”与“对象”的关系，康德举出了三个可能的方式，将它们全都推翻了。
（ⅰ）“只包含以对象为基础触发表象的方式（Art）”，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表象作为这一原因的结果服从于对象”，两者的一致“很容易被认知”。
（ⅱ）“包含表象产出对象……就象神的认识是被人所想象的那样……原型的知性的场合”。此时“事物像神的理性都以直观为基础”，“表象与客观的一致”也是必然的。
（ⅲ）——“将那一逻辑性处理的对象（Data）从感性直观中汲取的模型性知性”的场合。这只是被附带出来的没有对其加以解释。
以上第一种情况“完全是经验性表象的场合”，不适合演绎论所研究的纯粹表象和纯粹概念。第二种情况，对人有限的知性来说构不成问题。第三种情况是“逻辑性运用的知性概念”而非其他，不适用于现在的“实在性运用的知性概念”的问题。
就这样，1772年时的康德，不仅推翻了主观与客观中的一方掌握主动性的（ⅰ）（ⅱ）的情况和有关实在性运用的概念，也推翻了可以说是主客体合作的（ⅲ）的方式。因此惟一的途径就是假定主观与客观之间预定调和的平行的对应性——而且是harmonia praestabilita intellectualle（预定调和理论）。为了赋予实在性运用的知性概念以合法性，在预定调和理论以外没有其他途径。
然而，康德在给赫兹的信中同样公开宣布放弃预定调和的理论。他将“知性预定调和理论”（harmonia praestabilita intellectualle）与“超自然影响理论”（influxus hyperphysicus）一并断言为“是由机械操纵的神”（Decus ex Machina），并将它们称之为“极其不合理的东西”而加以推翻。前者，“灵魂是将前世所得的神的直观视为纯粹知性概念、原则的根源的东西”，康德举出了柏拉图和马勒伯朗士的名字。后者，在《批判》中所表达出来的正是被称作“预造理论”（präformationssystem）的东西（Vgl.B167.Pr.§37）。康德还在信中他提到了库鲁鸠斯的名字。——正如在前面已经看到的，他的资格论文采用了预定调和理论，因此可以推测对于那“极其不合理的东西”的认识，也成为了演绎论的一个生发原因——尽管如此，随着预定调和这样的第三条途径被堵死，表象与对象的一致变成了：
（a）对象能否使表象成为可能；
（b）表象能否使对象成为可能。
只有二者中选择其一才能保证前面命题的成立。
但是，上面的（a）（b）相当于前面已经推翻了的（ⅰ）（ⅱ）的情况。因此，“对象”、“表象”只要分别是“知性的表体”、“实在性运用的知性概念”，就使康德陷入了矛盾之中。在这里，就要求更改“对象”以及“知性的表象”的特征规定。为了理解其中的原委，必须来研究一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手稿。
我们可以根据埃尔德曼的《康德对于批判哲学的思考》第二册（1884）、雷克的《康德遗稿中的散页》第一册（1889）等了解到。至于康德在“沉默的70年代”所写的手稿，由于埃尔德曼以及雷克的著作被认为在文献学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所以最好根据现行版本的《全集》，但是由于缺乏文献学方面的分析能力，所以我们只能参考贝林的校注，以他的《杜伊斯堡和康德在1775年左右的批判主义》（1910）作为主要资料想来这也是可以被原谅的吧。
在贝林收录的70年代的手稿中，康德对“演绎论”、“图式论”、“原则论”进行了未加明确区分的研究考证，那一研究考证的结果是对以aXb的公式为基础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进行了区别，并开始思考怎样才能使该公式依靠先天综合判断，——一般研究对这一点不太介绍——但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https://www.daowen.com)
公式aXb原本是显示判断的基本构造的，a和b分别是主词和宾词，X是ab应该所属的基体。康行认为，判断并不是单纯的表象之间的关系，基体X和ab同是对所属事物的认识——或者，谓语b是对属于主观念a的客体X的认知、表明。在这样考虑的时候，a也可以看作是X的限定修饰语，此时，判断则是对“X是a以及b”的假定的显示。在此意义上，康德有时确实将a和b都称之为宾词（Prädikat）而以上二种形式，即（1）a—主词、b—宾词、X—基体，（2）ab都是宾词、X是真的主语，这就是公式aXb的原发性意义。
这一公式表明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别。无论哪一种判断都是基体X中共同所属的认知和表明，a被b所包含的情况下，如果分析a的话就能取出b，不需要X的特别的认知。这种情况是分析判断。“在分析判断中，谓语b趋向概念a。然而，在综合判断中谓语则趋向于概念a的客体X。大概是因为谓语b没有包含在概念a之中”。[16]“将赋予两宾词〈a和b〉与X以关系，由此，在赋予a和b以关系时，判断是综合性的”（Ib.10（4）.S.59）。“在综合性命题中，本来，概念相互的关系不被表象。主语X中那一具体的表象被表象”（Ib.7（10）.S.86）。就这样，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被区别开来。但是，判断，只要最终在本质上具有全部aXb的构造，那么就无所谓是否需要重新认识X，并判断具有原基的综合性。认识到这一点的康德，不得不对以前的认识进行了修正并重新建立起问题意识。
康德曾经认为“形而上学是来自于概念分析的认识”（ⅠⅠ.S.274）。用《批判》上的话来说就是，他认为形而上学是分析论认识的体系。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光明的1969年”以后的资格论文中，他轻信了来自于纯粹知性的可想体的认识。然而，现在康德认识到了形而上学认识论也以综合判断为基础。在这里，“表象与对象的关系怎样才是可能的？”这一问题，必须作为aXb可能性的问题来加以重新研究。
这就是给赫兹信中所表现出来的演绎问题的新的Problematik（问题式）。接下来要做的是“将纯粹知性作为定论来加以说明的工作”（X.S.125）以及“形而上学的先天综合判断怎样做才是可能的”。
“这样的综合，怎样做才是可能的？”[17]康德在手稿中将综合判断分成三类进行了探讨与论述。就一般论而言，他认为综合判断的意义，“是与我的自我平行存在的某物（Etwas，was meinem Ich parallel ist）”（8（5）），“是先验性主语”（10（18））中ab共属的结合。
但是，康德在探讨判断之时更多地关注了心理的、事实的过程。因此，X不能仅停留在单纯的先验性对象上。它必须以某种形式进入判断的心理、事实的过程中。这一被意识到的X，不能是X的概念a。因为正如在前面已经引用的那样，“综合判断中谓语趋向概念a的客体X”，与分析判断不同，不是趋向概念a。
到这里为止康德终于实现了历史的飞跃，他认识到“先验性主语〈X〉只有被感性化”（10（18））一条途径。为了用与概念不同的方式进入心理过程，也必须依靠感性这样的“另一个认定能力”。
显而易见，对康德而言这是决定性的转机。从前曾经试图将依靠“实在性使用的知性概念”的认识合法化。即，他努力赋予不混有任何感性因素的认识以合法性。不过，现在他认识到，如果客体的对象X不被感性化则不能获得综合性的认识。这就是对想象界的不可认识性（即物自体的世界不能以其本来面目来认识）的认识。通过综合判断aXb，非直观的概念被认识到是空虚的，其结果在某种状态中的（sicuti sunt）物的认识被彻底否定。
正如已经反复强调的那样，康德在认识演绎问题的初期，困难在于“内在的并被称为表象的东西”与客体的原像—模像的对应性如何得以保证。然而现在则是Hineinlegung（主观形式的赋予）的问题。这是因为，aXb中的ab不能停留于单纯的“内在表象”，而必须“与我的自我平行存在的某物”X相结合。“知性如何才能逃离自身（aus sich selbst herausgehen）将自己的概念变换成自己外在的东西，即赋予与对象的关系”——以上是康德的嫡传弟子J·舒尔茨对演绎论的课题进行了以上的描述[18]，这也可以说是对康德的Problematik（问题式）的非常确切的描绘。
有了这一Hineinlegung（主观形式的赋予），现象界才得以确立，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应该明确演绎论的课题已经成为现象的“自然本身怎样才是可能的”这一先验哲学的最高问题（Vgl.Pr.§36）。这是康德所面临的新的课题。
在试图解决与自己所说的“哥白尼革命”有关的这一课题时，康德在《杜伊斯堡遗稿》开始关注下面这个问题。即，“现象在自我知觉的主题中被引出并变得客观”（11（4））这一“先验性统觉的客观性统一”的思想。
但是，1775年的遗稿还只停留在对以上命题的确认，而没有完成演绎。非常遗憾的是，康德没有留下确实的具有说服力的手稿来说明在这以后，他是如何推进这一研究的。不过，我们可以从“纯粹理性批判”A版中看到这一点。而现在该将目光转移到演绎论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