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先验性诸形式的交互主体性

从我们在前项中所探讨的康德的“解决方式”来看，认识论上同型（isomorph）的诸个人，先天性地与具备同型的直观形式以及知性形式（空间、时间以及范畴这样的共通的“有色镜”）的客体本身（物自体）相持——虽然个人将外在的客体作为对象，而不能认识在某种形态中的物自体，只认识显现出来的形态。对象的显现方式虽然带有各个具体人的特征，但是由于先天性形式这一“有色镜”具有共通性，所以从与该先天性形式的规定性有关的对象的显现方式而言则是与常人相通的。对康德来说有着这一常人达成共识的显现方式的世界，正是经典物理学的世界图景，即“对物理学家而言的物自体”。这一现象世界，虽然不具备在物自体的相在这一意义上的客观性，但是于常人而言一般必然性地具备在共通的有效性这一意义上的客观性，这个世界只有以先天的形式（时空与范畴）作为契机才得以确立该意义上的“先天性诸形式”是构成现象世界的契机。云云。

在以上大致的构图中，“先天性诸形式”并非仅仅是构成我们认识的认识论形式，同时也是构成现象世界的相在的本体论形式，因此，在这一契机中认识论与本体论是相关的。然而，内在性地制约着造就这一现象世界的本体论—认识论天地的“先天性诸形式”的东西就是逻辑学，所以在唯心主义中被三位一体地统一成逻辑学、认识论、本体论。

对我们来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课题被提了出来，即将“由于物自体具有客观的性质而使常人具有共识”这一传统的思想转换为哥白尼式的思想，并且由于人们以共通的方式来认识，当前的交互主体性认识形象被认为具有客观的性质这一课题，也就是说，实现了普适性与客观有效性的交互概念（Wechselbegriff）化（vgl.Pr.§19），并且这一交互主体性被赋予在先天性形式的共有性中。

当然，我们不能依样画葫芦式地继承这一思想。必须指出的是，康德所认为的先天性同型的先天性形式、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个个具体的认识主观是先天性同型这样的东西，它们不是一开始每个人就具有的同类型的东西，实际上是通过交互主体性—主体际性（intersubjektiv）的交往（Verkehr）而历史性、社会性地形成的意义形象，这决不是被时空和十二范畴所局限的东西。我们在将康德的先天性形式、认识论的—本体论的契机（有色镜）把握为共通主观性地形成的意义形象的同时，试图以世界图景为何具有历史的、社会的相对性、对使这一意识形态的基础构造以及这一范围内的一定限度的交互主体性得以确立的东西，加以说明的方式作为认识论—本体论构造分析的一个契机来重新建立其基础。并且，我们不是单纯地转释“有色镜”的实际状态，而是试图对以主观通过意识内容来看物自体这样的方式本身，进而对主观—客观图式本身进行扬弃。在我的另一部著作《世界交互主体性的本体构造》[22]（特别是第一部第一章第三节）中已经对这一着眼点和构思进行了论述，因此在这里暂时在对“形式—质料”构造做相关论述的同时，来探讨立场转换的问题。

由先天性形式整理成序的“质料”，普遍地具有“表象的多样性”，尽管它也存在“纯粹的多样性”的情况，但是康德谈得更多的是“感觉的多样性”，即作为凌乱的感觉素材来加以谈论。但是，在坚持这一点的时候，很容易陷入主观唯心主义式的构图，即“形式—质料”成体变成“由形式整理成序的感觉”的内在表象这一“对象—表象”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构图。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并非只讲质料—感觉的观点，他也论述了如“在现象中与感觉对应的东西”（ect.）、质料是物自体（）等等观点。但是，即使以hineinlegen（赋予）的逻辑来看物自体，由于物自体的不可知性，形式对我们认识主体而言仍是不充分的，也就只能说形式仍然是空虚的。为了摆脱这一两难推理，晚年的康德在更具体地研究“有色镜”的同时，不断重新探讨“质料”问题，但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也许围绕着“质料”的矛盾与围绕着“物自体”的矛盾同出一源，由此，如果断言从康德的立场而言要在原理上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也不为过吧。

但是，我们可以将目光放在包含在康德的“形式—质料”中的某种积极的契机。康德的这一理论与古代、中世纪的“形象—质料”论在两要素理论的图式上是相通的，但是在康德看来forma（形式）不是形而上学的实体而是先验主观形式，在范畴的场合中是原基性的谓语（praedicamenta）。如果与70年代手稿中的公式aXb联系起来说的话，范畴（纯粹知性概念）原来作为“实在性使用的知性概念”，X既是a也是b这样的假定的两宾词，是先假定X为a接着假定X为b的“谓语”，“形式”是将对象（—质料）述定为某某物（So und Sosein）的“谓语”而不是别的。随着“质料—形式”对“先验性对象”范畴性地述定，显示出假定“对我们而言的对象”的“根源性判断”的构造。这一思想——尽管很难说像《纯粹理性批判》中E·拉斯克所强调性地明确阐述的那样——足以批判性地继承。

作为“质料—形式”成体的“现象体”即“对我们而言的对象”，在日常的意识中以原有的对象显现出来，但实际上它自身对我们而言已经是以虚无（nichts）的先验性对象—X（Vgl.A 105）为主词，以范畴形式为宾词而媒介性地被假定实施的“根源性判断”。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的话，“事物的一切都是判断”。用我们的话来说则是，对象在该时已经被假定为单一的更高的某物（etwas Mehr），单一的在此之外的某物（etwas Anderes）。

当我们定位于这一根源性构造时，我们不得不说相对“对我们而言的对象”的“物”（Ding）如“红花”、“大树”来说，“花是红的”、“树很大”这样的自然判断乃至“事态”（Sachverhalt）是先在性的。过去的思考方式是，正因为有“红花”这样的“物”的存在，“花是红的”这样的判断才成为可能（“红花”这样的知觉事实先行才使得“花是红的”这样的判断事实也得以确立）。但是“花是红的”这一“事”并非是单纯的判断，“花是红的”这一客观事态，它与“红花”这样的“物”哪一个是本源性的，这必须深入思考。

人们大概会说，因为以“红”这样的主观性质为例，所以比较模糊，而在给客观存在的“物”本身进行定位时，“物”的本源性是再明白不过的了，等等。但是，所谓的“物”本身是什么呢？人们深信经典物理学的物的实体，即康德所说的“对物理学家而言的物自体”是绝对性的实在，那难道不是站在这一信仰的立场仅仅对“物”的基始性所做的轻易的陈述吗？

我们在这里不得不提及本稿第一节第二项中所探讨的经典物理学的物的实体的脆弱基础。被命题（α）（β）所做的“物”的假定（als-etwas-setzen），难道实际上不是对相对于“物”而言的“事”的基始性的揭示吗？这一问题与辩证法对实体主义的要素复合型的世界图景，即，形式逻辑所建立的世界的存在形式的认知方式的根本性批判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试图探讨的是与“物”相对的“事”的基始性，为此不但需要回到命题（α）（β）对“物”的世界图景做根本性的再研究（本书第二部可以说在一部分上对应了这一要求吧），也要求对所谓的“事”做积极的定义。在这一研究工作中，对例如“花是红的”这样的事态与“花是红的”这样的判断之间的关系、知觉事实与判断事实之间的关系、还有“事态”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再研究则是关键。

这一课题可以很方便地使用对“判断论”的认识论的再研究进行。在这过程中，本稿也将康德稍加言及的几个思想及论点纳入了讨论之中，有必要对新康德学派的理论进行再研究，同时与“形式—质料”构造联系起来这应该可以成为对揭示性地提示的思想的详尽的论述了。它也就是对“事的世界观”的积极揭示，先请参看“判断的认识论的基础构造”[23]，在此，我们将开始前面所提到的必要的作业。

在这里，从否认物自体、试图废弃三项图式的“现象主义”的典型——马赫哲学开始入手是极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