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物的世界图景的问题式

第二部　物的世界图景的问题式

第二部是对分期刊登于《思想》杂志上题为“从物的世界图景到事的世界观”的论稿所做的若干修改之后的产物。其中探讨“世界图景的交互主体性的基础”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已经收入另著《世界交互主体性的本体构造》，这里主要为涉及论述扬弃“物的世界图景的问题式”、向着事的世界观进发部分的第三、第四、第五篇（刊登在《思想》1973年7月号、1974年3月号、1974年8月号上）。

对于哲学世界观全面的闭塞状态，可以从几个视角进行自为性的反思。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该项工作似乎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如果将社会对现代物理学以及现代数学等危机的呼吁，以及将其称之为近代理性主义的羊肠小道等等现象，指认为近代的世界观遮蔽种种现象的缘由，那么就应该尝试建立打开难题、挖掘与各象面相应的多轴性的突破口。就笔者而言，固然自身缺乏挖掘这种突破口的才能和自觉，但却总是试图寻找出“由物的世界图景向事的世界观的转换”的途径。所谓“由物的世界图景向事的世界观的转换”，要在事的性格上预先对其含义进行定义是一件困难之事，惟有通过论述使其明确化。围绕着在世界观层面上的构造性转换的逻辑结构机制的问题，我想在此先做一个准备性的发言。

在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界观转换的局面，可以通过与曾经由中世纪经院派的自然观向近代科学的自然观转换的比较性考察，对逻辑的结构机制进行自为性的思考。

由于经院派的自然观无论在“实验”性上还是在“逻辑”性上都明显地露出了破绽，所以在科学史这类通俗读物中似乎说它被近代科学所取代了。无论是伽利略还是托里拆利，近代科学确立期的学者们也许的确也是这么私下认为的。然而，由第三者的角度来加以分析的话，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中世纪经院派的自然观虽然被实验性地予以了“反驳”，但并未在逻辑上被“证伪”。

世界观的转换，如果靠决定性的实验、若干的论证而能够一气呵成的话，那么，世界观的转换就是非常容易而且毫无障碍的。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另外一回事。世界观的自觉转换不得不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在一定的“公理的体系”（这个词汇在这里并非如同数学一样严密，将其内涵稍许扩大用于比喻）的内部，它有可能通过一次决定性的实验而得出定论，也有可能通过决定性的论证得出谬论。但是，在世界观这一层面上的对立，作为实际问题，两个阵营立足于各自不同的“公理系”（只要“公理系”不被格式化，即使当事人认为这是定理层面上的对立），由单一的实验得出的论证、由单一的推论得出的论证在原理上难以确立。由第三者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话，正以为它们有着优劣（攻势、守势）的差异，由形式逻辑上的资格来加以判定的话，它们不是决定性的，而只能看作是无为的争论，这是通常的规则。

以具体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来看一下伽利略的斜面实验，它被认为是针对亚里士多德经院派落体论的决定性的实验性反证。这一实验，确实证明了从斜面滚落而下的物体做加速度运动，但是亚里士多德经院派的自然观，虽然论述了物体的等速落下，但并没有全面否认加速度运动。即便是经院派，也知道从山的斜面上滚落的岩石渐渐地加快速度这个事实，有着对于这一事实的解释方式。因此，通过加上与此同样意思的解释，经院派哲学完全能够对伽利略的实验做出他们的“解释”。所以斜面的实验本身，根本不能是什么反证，也不是什么立证。之所以它被认为是“决定性”的，只是因为伽利略所采用的“公理系”被先采用了。那么，同样被称作决定性反驳性证据的伽利略的有名的思考性实验—推论又是怎样的呢？它批驳了亚里士多德经院派的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以更快的速度落下的落体论。伽利略问道，如果将重的物体与轻的物体捆在一起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就结合体的全体而言，由于变得比原有的重物体更重的缘故，不是应该以更快的速度落下来吗？然而，同样地根据经院派的自然观，由于结合体被轻的物体束缚住了手脚，因此落下时应该比原来的重物体的单独落下的速度要慢，那样的话，经院派的逻辑就陷入了自我矛盾之中。在这一反论中，以重的物体和轻的物体是可以进行质量上的加算的东西为前提。但是对经院派的自然观而言，重的物体和轻的物体，存在着关键性的实质性差异与质的差异，不允许代数式的加算。因此，从经院派自然观的立场来说，伽利略的立论不是建立在有效的前提之下的推论。在此又可以说，伽利略在首先采用了新的“公理系”的基础上进行了尝试性“论证”。——如果用形式逻辑的方式来说的话，这样的情形如同用一事来推断万事一样，难以看到对旧自然观的决定性的内在批判。

但是，作为历史事实，通过伽利略等的实验以及论证，不是彻底地打破了经院派的自然哲学这一旧世界观的体系并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吗？这是因为世人抛弃了旧世界观的“公理系”，并在不知不觉中新世界观的“公理系”的采用获得了确立的缘故。这一世界观的构造转换，本来就不是偶然的、突发性的。不过，与其说新世界观的真知是由传播、注入的方式带来的，还不如说它植根于生活体制的全面历史性状况的变化之中。世界观的历史性转换，决非是“纯粹思想界”的内部的“自律性行为”，恰恰是社会、历史的总体性、现实性变化的一个契机，从根本上而言，“存在（历史的、社会的生活体制）决定了意识”。因此，世界观构造的历史性转换这一问题，难以用“纯粹思想界内部的逻辑必然性发展”、“旧理论的逻辑必然性灭亡和新理论的逻辑必然性诞生”这样的内在性逻辑来加以全面把握。只是，在此，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得以存在，从第三者的立场来看的话，可以肯定存在着构造转换的大体上的逻辑。

在此，似乎没有必要对“事实必然性”作深入的分析。我们所要注意的是，世界观的构造转换期的思想家们未能对自身的新的“公理性”的诸命题进行自为性的认识，正因为此，实质上，他们试图将新的公理性的契机，作为建立在旧的“公理系”之上的、在定理层面上的反对定立来提出。因此，在世界观的构造的转换期，两个“公理性”在不自觉中竞争性地并存。转换期的思想家们，一方面对现行的世界观的总体提出批判，一方面面对新世界观难以定性的局面，不是想起文艺复兴，而往往是让前一个时代的思想复辟，试图“借祖父的权威来批判父亲”。

尽管向历史上的先知学习，但学到怎样的程度才算有效，这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不过，向先知学习无论怎样都是一个走捷径的方法。今天我们面临的世界观的闭塞的状况，不是也难以通过一个个决定性的“实验”以及“论证”来立竿见影地打开吗？与近代世界观的确立期一样，难以依仗纯粹逻辑的必然性自我展开，必须等待时机的成熟。然而，我们不是已经迎来了两个“公理系”竞争性并存的时代吗？(https://www.daowen.com)

根据笔者的观察，暂且不说社会观、历史观方面，即使在自然观的视野中，在现代物理学的基础性诸问题上萌生了新的“公理系”的胚胎，若干部分出现了两个“公理系”竞争性并存的状况。笔者原本就不认为相对论、量子力学等仅仅是建立在新的“公理系”上的，而是将目光放置在以竞争性并存的形态存在于其中的新的存在认知之上。但是我想，在物理学上将尚停留在自然的想法上的这一对新的世界的认知的“公理系”契机进行自为性的明晰化，那是通向打开眼前世界观的闭塞状态通路的一个课题。笔者才疏学浅，仰仗专家的指教出版了《科学的危机与认识论》（纪伊国选书），对于由现代物理学开始的本体论、认识论的诸问题的自我确认所做的尝试，也恰恰基于对于这一课题的认识。本稿拟将与该书的重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将重点放在对近代自然观进行创意史般相对化的作业上。

在这一作业进行过程中，并非一定全部涉及对科学史以及思想史的论述。因为与本稿的宗旨恐怕并不相符。以下，首先在关注本体论的构成机制的逻辑性结构的同时，对“物的世界图景”的问题式的构成机制相对化，并进行内在性的批判。

*在这样论述时，可以预见到立刻会有人表明他们的恐惧或者反驳。当听到“近代世界观的扬弃”这一词时，人们马上会产生近代科学的诸多成果被否定、被浪漫的理想主义所替代，甚而至于封建主义时代的众多价值被复辟等等诸如此类的恐惧感。因此，如果提到用对经院派自然观的扬弃来类比的话，反驳是不可避免的吧。的确，在“由中世纪经院派的自然观向着近代科学的自然观转换”之时，经院派自然哲学不是遭到了全面的否认和抛弃吗？用它来做类比的话不是全盘否定近代科学的真知吗？

从经院派自然观向近代科学的转换，确实是彻底的转换、总体的格式塔转换，但并不是中世纪的事象的知识从头到脚全部受到了反对。仅从具体的理论来看，并不是如同世人所想象的那样产生了断裂，反而应该说是极其连贯的，尤其是近几年对科学史的研究越来越明确了这一点。但是，在此没有必要来论述这些史实。

尽管世界观的转换是在总体上的格式塔式的转换，如果从每一个契机来看的话，并不是过去的理论逐一地被反转过来，所以，近代的世界观的扬弃不是对近代科学成果的全盘否定和抛弃。要搞清楚个中情况，缓解用“常识”来看问题的人的恐惧和担心，与此同时指出形式转换的总体性和全面性，如果试着用欧几里德几何学与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关系来做类比分析的话大概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吧。

非欧几里德对欧几里德的扬弃，如果从强调连续性这一点来说的话，在后者的诸多公理、公设中，最多只有一个平行线的公设发生了变换，前者将后者作为特殊的情况包容了进去。仅从这一点而言，完全可以说是仅是同一水平线上扩张。但是在观察支持着两者的本体论和世界观的同时，从强调断裂性这一点来说的话，欧几里德几何学被理解为是以其公理、公设对应真实在的世界本身（即使不直接说成形而上学的世界，也是与日常的现象界不同的某种超越性的实在的世界本身）的客观的实象，与此相对，非欧几里德几何学被理解为其公理系是约束主义性质的。从这一点而言，非欧几里德几何学并不是照单全收式地接受欧几里德这一“思想体系”，而是全新的体系，就是这样开拓了新世界观的崭新视野。——以此作为类比，近代科学的“事实项的诸命题”中的大部分，在即将出现的新世界观的地平和其意义体系中，在适当限定的特殊化的条件下，也会被施与别的意义，并得以发挥。因此，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们的担心是毫无意义的。

以上插入的看似无用的评论，实际上暗含着其他的思考。理论家们时常说一些诸如科学主义是行不通的、“科学本身作为永远的真理体系而持续存在”的话。诚然，“科学”和“科学主义”也许应该加以区分。但是，被称为科学的东西，并非只是个别的命题群，而是站立在称之为“近代思想”的这一历史的、社会意识形态地平上的一个体系。正因为此，本稿不仅对“科学主义”，同时也将对理论家所谓的“科学本身”进行相对化。至于为何要如此地对待它，其根据在论述中自然会渐渐明了。但是，以所谓的“科学本身”为前提的基础性范畴群与构思，只要能够用公理、公设来加以比拟，那么通过以上的论述我想已经理解了我的宗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