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的”宗教之多样性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五 “市民的”宗教之多样性

尽管贵族与官僚——拥有最多社会特权的阶层——之间对宗教的态度虽并不全然相同,某种相当同质性的倾向还是存在的。然而真正的“市民”阶层却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对比。再者,这点与由诸阶层自身内部所产生的、相当尖锐的身份对立并不相干。因此,在某些例子中,“商人”很可能是拥有最大特权的阶层成员,例如古代城市的贵族(patriciate),而在另一些例子里他们又很可能是贱民(pariah),例如身无恒产的行商。此外,他们可能拥有相当的社会特权,尽管其社会身份较之贵族或官僚要来得卑下;他们也可能没有特权(或者说一种消极性的特权),不过实际上却拥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后一例子可见之于罗马的“骑士阶级”(ordo equester),希腊的“外籍居民”(metoikoi),中世纪的布商与其他商人团体,巴比伦的金融家与大商人,中国及印度的商人,以及(最后)近古时期的“布尔乔亚”。

撇开上述这些社会地位的差异不谈,商人贵族对宗教的态度,贯串整个历史时期都显现出相当特有的对比。他们生活之强烈的现世取向,使得他们不太可能倾向先知型或伦理性宗教。古代及中古大商人的活动代表了一种突出的特别是偶然性与非专业性之获取金钱的类型,例如提供资金给需要的行商。原先为土地领主的这些商人,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成为城市贵族,从上述临时性质的经营中聚集财富。其他原为商人出身者,在取得土地资产后也希望能爬上贵族的阶层。随着公共行政上经济货币的需要日益发展,我们在商业贵族的类型中还得加上政治资本家,他们的主要企业——一种可见之于所有历史时代的事业——在于提供政府财政需要(例如粮食承办商)、承担国库债券,此外还有提供殖民资本主义所需资金的金融家。所有这些阶层里,没有一个是伦理或救赎宗教的主要担纲者。总之,商人阶级愈是拥有特权社会地位,就愈少倾向开展一个彼世取向的宗教。

腓尼基商业城市贵族金权政治阶级流行的宗教是纯然此世取向的,而且就我们所知,是纯然非预言型的。然而他们的宗教情绪与对神的恐惧——他们的神祇被设想为具有一种非常阴沉的性格——的强烈程度,颇令人惊讶。另一方面,古希腊好战的海上贵族(他们可说是半商半盗的),在《奥德赛》(Odyssey)里留下了一些符合他们兴趣的宗教记录,显示出他们极端缺乏对神的敬意。广为中国商人所尊礼的道教财神,缺乏丝毫的伦理特质,而且有纯巫术的性格。同样的,希腊财神普路托(Pluto,掌管农作收成的)的祭典也构成谷神信仰的一部分,除了仪礼的净洁与排除杀人犯的规定外,此一信仰别无任何伦理要求。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在一个相当具有特色的政治策略下,曾想以“奥古斯都崇拜团”(Augustales)[28]的荣誉来吸引那些拥有强大资本力量的被解放奴隶阶层成为皇帝崇拜的特别担纲者,只是这个阶层却显得缺乏任何突出的宗教性倾向。(https://www.daowen.com)

在印度,信奉印度宗教的商人阶层,特别是来自国家资本主义金融家与大商人的金融团体,绝大多数属于伐腊毗派(Vallabhâchârîs),他们是经过伐腊毗导师(Vallabha Svamî)改革后之哥古拉萨法师(Gokulastha Gosain)的毗湿奴(Vishnu)信仰之祭司阶级的信徒[29]。他们遵奉一种带有性爱色彩之形态的黑天(Krishna)与罗陀(Radha)信仰[30];在这种信仰中,赞仰他们救世主的祭典餐饮被转化为一高雅的飨宴。在中世纪欧洲,教皇派(Guelph)[31]城市的大商人阶层,例如卡理玛拉的商人行会[32],在政治立场上虽然支持教皇,实际上却常使用一些经常引人嘲笑的、相当下流的手法来回避教会对高利贷的禁令。在新教荷兰,上层社会的大商人,由于在宗教上属于阿明尼乌斯教派(Arminian)[33],因此倾向现实权力政治,而成为加尔文伦理严格主义者的死敌。

总之,不管何处,对宗教抱持怀疑或漠不关心是(而且也一向是),广泛流传于大商人与金融家之间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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