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理性主义与宗教—伦理的理性主义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六 经济的理性主义与宗教—伦理的理性主义

然而,相对于上述这些容易理解的现象,获取新资本,或者更正确地说,持续且合理地将资本投入一个生产性经营——特别是工业,这是近代使用资本的特色——以获取利润,在过去却经常是(且以一种引人注意的方式)与存在于上述阶层间的理性的、伦理性教团联结在一起。

在印度的商业上,甚至还有袄教徒与耆那教徒的(地理上的)区分[34]。信奉琐罗亚斯德的袄教徒,仍抱持一种伦理严格主义,特别是其有关真理的无条件诫命,就算是现代化过程已导致重新诠释祭典之要求净洁的诫命为卫生之规定后,依然如此。袄教徒的经济道德原先只承认农业是为神所喜的,而避忌任何市民的营利。另一方面,耆那教派(印度宗教里最讲究禁欲的),则与上述的伐腊毗派代表了一种构成教团性宗教的救赎论,虽然其祭典具有反理性的性格。我们很难证明伊斯兰教的商人通常是修道士宗教的信徒,但这也不无可能的。至于犹太人的伦理的、合理的教团性宗教(犹太教),早在古代世界基本上就已经是一个商人与金融家的宗教。

在一个范围较窄但也仍值得注意的程度上,中世纪基督教教团——特别是宗教或异端之类的——如果不能说是个商人宗教,至少可算是“市民的”宗教,而且与其伦理的理性主义成正比。伦理性宗教与理性经济发展之间最密切的结合——特别是资本主义——是受到所有见之于东西欧的禁欲型清教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影响,包括了茨温利派、加尔文派、洗礼派、孟诺派、教友派、卫理公会及虔敬派(不管是改革派的还是——较不强烈的——路德派的分支)[35],俄国的分离派、异端主义者以及理性的虔敬主义诸宗派——特别是时祷派(Shtundist)与去势派(Skoptsy)[36]——也有影响,虽然形态大为不同。实际上,一般说来,一个人要是离那些基本上为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自汉穆拉比(Hammurabi)时代以来[37],只要有包税制、有利可图的供应国家政治所需物资的事业、战争、海上掠夺、大规模的高利贷与殖民事业,政治资本主义即有存在余地——之担纲者的阶层愈远,加入一个伦理的、理性的教团宗教的倾向即愈强烈。换言之,一个人要是愈接近那些近代理性经济经营之担纲者的阶层——即具有市民经济之阶级性格的阶层(其意义稍后再论)——就愈接近那些近代理性经济经营之担纲者的阶层——即具有市民经济之阶级性格的阶层(其意义稍后再论)——就愈容易倾向一个伦理的、理性的教团宗教。(https://www.daowen.com)

显然,单只是某种“资本主义”的存在绝不足以产生一个统一的伦理,更谈不上一个伦理性教团宗教了。实际上,它本身根本就不会自动产生任何统一性的结果。就目前而言,我们还不打算进一步分析存在于一个理性的宗教伦理与一种特殊类型的商业理性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过,这种结合确实存在。目前我们只想确定,在经济理性主义与某种形态的严格主义伦理性宗教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亲和性,稍后会谈到。这种亲和性仅偶尔见于西方以外,而西方又为经济理性主义独特发展的地区。在西方,这种现象是十分清楚的,而且当我们愈是接近经济理性主义之典型的担纲者时,其表现就愈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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