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市民阶层之非典型化的宗教态度,职工的宗教
当我们将注意力自那些具有高度社会及经济特权的阶层转开时,即会碰到显著增加的宗教态度之分化。
在小市民阶层,特别是职工之间,并存着最大的矛盾。在印度,有种姓禁忌与巫术或秘法传授的宗教(秘迹与狂迷型的都有),中国的泛灵论,伊斯兰教的修道士宗教以及早期基督教——特别流行于罗马帝国东部——灵之狂热的教团性宗教。此外还有古希腊的酒神狂欢式崇拜与敬畏神祇,古代城市犹太教之法利赛式的律法忠诚,中世纪之本质上为偶像崇拜的基督教、与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以及近古时期各种的清教信仰。上述这些形形色色的现象彼此间明显地呈现出最大可能性的差异。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个独具特色的职工的宗教。它的救世主耶稣是个小镇职工,而他的使徒则是流浪的职工,其中最伟大的保罗是个帐篷制造匠,他对农业事务是如此不熟悉,以至于在其书简中错误地应用了一个有关接枝过程的比喻[38]。原初基督教的最早教团,就我们所知,通贯整个古代皆具有强烈城市性,它们的信徒主要来自职工,奴隶与自由人都有。再者,中世纪的小市民一直是社会上最虔诚——如果不能说是最正统的话——的阶层。不过,在基督教(其他宗教也一样),小市民却可以同时热烈接受极端不同的思潮。例如中世纪仍有驱逐恶魔的古老的灵之预言(绝对正统的——制度化教会的——信仰),以及托钵修道团。此外,还有某种类型的中古宗派信仰,例如一直被怀疑为异端的谦卑派(Humiliaten)[39],各种类型的洗礼派,以及各式各样改革教会——包括路德派在内——的虔敬。
这可真是变化多端,不过至少可以证明职工阶级从来就没有过一个一致性的、由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宗教。与农民阶级相较之下,职工阶级显然更倾向教团宗教、救赎宗教以及(最终)理性伦理的宗教。不过这种对比绝非意味任何一致性的决定论。一致性的决定论之阙如可见之于下述事实:荷兰北部弗里斯兰(Friesland)的低地农村地带,是洗礼派教团宗教最早大为流行的地区,而明斯特城(Münster)则是展现出此一教团之社会革命形态的主要地区。
特别是在西方,教团类型的宗教与城市中产阶级——上层与下层皆包含在内——有密切的关系。这是由于西方城市里血缘团体(特别是氏族团体)的重要性相对衰退的自然结果。城市居民用来取代血缘团体的事物则有下列两项:(1)职业团体,这种团体不管在西方或其他各处,皆具有祭典性的意义,虽然已不再有禁忌的意义;(2)自由形成的宗教共同体关系。然而这种宗教关系并非纯然仅取决于城市生活中独特的经济模式,其间的因果关系,正如清楚显示的,似乎正好相反。例如,在中国,祖先崇拜的排他性以及族外婚制,导致城市居民仍密切与其氏族及其家乡联系在一起。在印度,宗教种姓禁忌使得半城市的聚落以及乡村,都很难出现救赎论的教团性宗教,至少其重要性是颇受限制的。不管在印度还是中国,我们发现这些宗教性的因素对于城市之形成为一个“教团”的妨碍,远超过其对村落的妨碍。(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在理论上,由于其独特的生活模式,小市民阶层的确是较易倾向一个理性伦理的宗教,只要存在着有利于此种宗教之出现的条件。我们只要比较小市民(特别是城市职工或小商人)与农民的生活,就会清楚发现前者受自然的拘束要少得多。因此,依赖巫术以影响自然的非理性力量,其重要性对城市居民与农民而言,显然是大为不同的。同时,城市居民生活的经济基础显然具有远为强烈的理性特征,亦即可估量性及目的理性的运作能力。再者,职工(以及在某些特殊条件下的商人)所过的经济生活,会影响他们抱持下列观念: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勤奋工作与尽忠职守会得到“报偿”,而且也“值得”其所接受的正当报偿。由于这些缘故,小商人与职工易于接受带有报应伦理之意味的一个理性世界观。我们马上可以发现这是见之于所有非特权阶层的一般的思考倾向。另一方面,农民与这种“伦理的”报应观念要疏离得多,而且一直要到他们所热衷的巫术被其他力量根绝后,才可能接受那样的观念。反过来说,职工则通常总是很积极努力地去根除巫术。同样的,伦理报应的信仰对战士及大实业家而言,更为疏离,因为他们在战争及政治势力发展中有经济利益可图。这些团体与任何宗教里的伦理与理性的要素最为无缘。
职工在职业分化的早期阶段亦深陷于巫术的牵绊。每一种特殊的“技术”,只要是非日常性而又流传不广的,即会被视为一种巫术性卡理斯玛,其获得及保持——有时是个人,不过通常都是世袭的——是借着巫术性手段而得保证的。拥有这种卡理斯玛的人,由于禁忌(有时是图腾性质的)而与一般人(农民)的共同社会有所隔离,他们通常也不能拥有土地;这些人在拥有自然原料的古老团体中,先是以“闯入者”(Störer)的身份提供技术,稍后则以定居在此一共同体内之个别异乡人的身份提供其技术。相信每种特别的技术皆具有巫术性质的这种信仰,使得这种技术团体沦为贱民种姓,他们的行业与技术则被予以巫术定型化。
不过,只要这种巫术的思考架构一旦被突破(最常见之于新形成的城市),其影响厥为:职工与小商人会开始以一种远较农民更为理性的方式,来分别思索他们的职业内涵与经营利益。尤其是职工会有时间和机会在工作时反省,特别是当他们在工作主要是(在我们气候的情况下)在室内之时,例如纺织工业。这是为何此一工业会强烈地与教派的宗教结合在一起的缘故。在某个程度内,这种说法都还适用于拥有机械化设备的近代纺织厂的工人,不过对于过去的职工而言,显然要更为真确。
不管哪儿,只要与纯粹巫术或祭典之观念的联系为先知或改革者所打破,职工、小市民等即会倾向一种(经常是原始性的)理性的、伦理与宗教的生活观。再者,他们职业的专门化,也使得他们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统一的“生活态度”的担纲者。然而,职工及小市民团体的生活上的一般性条件里,显然并不能导出一种有关宗教的一致性决定论。例如中国的小商人虽然极端“精打细算”,却绝非一个理性宗教的担纲者;中国的职工,就我们所知也不是。顶多在巫术的观念外,他们还信奉佛教的因果报应说(Karma)罢了。关键乃在于他们缺乏一种伦理理性化的宗教,这点实际上也导致了他们技术中理性主义的局限性。这个事实不断提醒我们,单只职工与小市民团体的存在,绝不足以产生出一种伦理的宗教性,就算是最普通类型的也不能。这种例子可见之于印度,那儿的种姓禁忌与轮回信仰,影响并定型化了职工阶级的伦理。只有一个教团性宗教,特别是理性及伦理类型的教团宗教,才有可能容易地获得信徒(特别是从城市小市民阶层里),然后,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对这些团体的生活态度发挥持久的影响力。这就是实际上所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