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劣势的特权阶层之伦理的救赎宗教
最后,经济上最为劣势的阶级,例如奴隶及自由的零工,从来就不是特殊类型宗教的担纲者。在早期基督教社团里,奴隶属于城市小市民阶级。希腊的奴隶,以及《罗马书》中提到的纳齐苏斯(Narcissus,据说是罗马皇帝喀劳狄斯的一个著名的被解放奴隶)的家人[40],要不是受到相当优遇及自主性的家臣,就是为大财主服务的人员。不过在多半的例子中,他们皆为独立的职工,定期交付献金给其主人,并希望能从收入中储存足以赎取人身自由的金钱,整个古代世界以及19世纪之俄国的情况大抵皆如此。在另外一些例子里,他们则为受到相当待遇的国家奴隶。
根据碑刻,密特拉崇拜的信徒里,也有许多是来自此一阶层的。德尔斐神庙的阿波罗(许多其他神祇也一样),由于其神圣的不可侵犯性,显然发挥了奴隶之储蓄金库的功能,奴隶用存在这里的钱向他们的主人赎取“自由”。照戴斯曼(A.Deismann)所提出的饶有趣味的说法,这是当保罗说到,由于救世主的血使得基督徒得以自律法与原罪的奴役状态解放出来时,脑海中浮现的景象[41]。果真如此(当然我们也得考虑到《旧约》里“赎取”一词,ga'al与pada,可能也是基督徒此一观念的来源之一)[42],则显示出最早基督教的布道活动是多么冀望于这些抱持着一种合理经济之生活态度、胸怀大志的不自由的小市民团体。另一方面,古代大农庄里的“能言财产”——最下层的奴隶——则非任何教团性宗教的担纲者,或者说,不适合任何类型的布道活动。
不管在哪个时代,手工艺职工学徒亦倾向特殊的小市民宗教,因为他们与小市民唯一区别之处仅在于他们必须等待一段见习期间才能开张自己的店铺。不过,他们还呈现出一种更强烈倾向各式各样非公认的、教派类型的宗教之趋势;这种宗教在城市下层职业阶级中找到特别适合发展的土壤,因为这些人每日面对穷困、面包价格的波动及职业的没有保障,而只能依赖“同胞的扶助”。再者,小职工及手工艺学徒通常都会加入为数众多的秘密(或半公开)的“贫民”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信奉具有革命性的、和平—共产主义式与伦理一理性之性格的教团性宗教。主要基于技术性缘故,流浪的手工艺学徒成为每个大众教团宗教最适当的布道者。基督教的急遽扩张——数十年内横跨了从近东到罗马的广大地区——充分说明了此一事实。
如果说近代的无产阶级有一特殊的宗教立场,其特色即为对宗教抱持一种漠不关心或者拒斥的态度,这跟近代广大的资产阶级的态度是一样的。因为对近代的无产阶级而言,依靠个人自身之成就的意识已转变为意识到这取决于纯社会性的因素、市场的状况与受法律所保障的权力关系。正如桑巴特已精彩论证过的[43],所有依存于宇宙—气候之自然现象,或依存于巫术(或神意)之影响的思想,已完全被铲除掉。以此,无产阶级的理性主义——就像已经完全占有经济力量的、高度资本主义之下的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无产阶级的理性主义其实只是此一理性主义的辅助现象)一样——就其本质而言,不易具有一种宗教的性格,更谈不上促发一个宗教了。因此,在无产阶级的理性主义领域内,宗教通常皆为其他观念的代用品所取代。(https://www.daowen.com)
经济上最不安定、最缺乏合理之思考态度的最下层的无产阶级,以及经常处于堕入无产阶级之威胁的、长期受困于贫穷状态的没落小市民阶层,却极易受到宗教布道事业的感召。但是在这种例子里的宗教布道具有一种特殊的巫术形式,要不然(如果真正的巫术已被铲除)即具有某种可取代巫术—狂迷式之恩宠授予的性格。实例可见之于由救世军所从军的、卫理教派类型的救赎论式的狂迷。一种宗教伦理的情绪性成分比起理性成分,无疑要远为容易深入此种环境。不过,不管怎么说,伦理性宗教终究还是极少以此一阶层为主而发展出来的。
只有在某种限制的意义下,才可能有一种属于劣势特权团体的特殊之“阶级”宗教的存在。由于任何宗教的社会及政治改革之实质的要求皆奠基于神意,当我们涉及伦理与“自然律”时,会再讨论此一问题。不过,仅就我们目前所关注的具有此种性格的宗教而言,显而易见的是,“救赎”(就此字最广泛之意义下)的需求是劣势特权阶级的一个焦点,但正如我们稍后会谈到的,既非唯一、亦非最主要的焦点。把目光转向“满足”及享有优势特权的阶层,如战士、官僚及财阀,则“救赎”的需求对他们而言是无关紧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