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宗教的阶级与身份的制约性
救赎宗教是极有可能源自社会的特权阶层。因为先知的卡理斯玛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阶级的成员;再者,这种卡理斯玛通常得结合至少是最低限度的知识教养。这两个说法的证据可明显见之于各种特殊的知性预言。不过,当救赎宗教传布到并非特别(或专业性的)关心知性主义之教养的一般信徒团体时,这种知识性格通常会有所转变;如果它传布到不管在经济上还是社会上都无从接近知性主义的劣势特权团体,则此种知识性格一定有所转变。这种转变可说是为了(不得不)配合大众之需求下的产物;至少会有下列的一般倾向,换言之,通常会诉之于一个(神性或人—神性)人格的救世主之出现,以及附带的结果——与此一人格性救世主的宗教性关系成为能得救与否的先决条件。
我们已经看到,宗教之顺应大众需求的一种方式是将祭典宗教转化为纯粹的巫术。第二种典型的顺应方式是转化为救世主宗教,这种过程自然是(由于无数的过渡阶段而)与上述向巫术的转化有所关联。社会阶层愈低,需要一个救世主的形态就愈极端——一旦这种需要出现的话。印度教的卡他巴札派(Kartabhajas,毗湿奴崇拜的一个教派)[44],即非常热心推动打破种姓禁忌,理论上这是它与其他许多救赎论教派的共同课题。这个教派的成员设法组成一个(不管祭典场合或私下皆)有所限制的共餐团体,不过由于上述缘故,本质上这还是一个下阶层人的教派。他们将对其世袭之“导师”的个人崇拜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其祭典带有极端排他性。类似现象亦可见之于其他信徒来自较低社会阶层——至少受到此一阶层之影响——的宗教。救赎教义向大众传播时,常导致救世主的出现,或至少是愈来愈强调救世主的观念。实例可见之于“成佛”的理想(模范式的知性之解脱而入涅槃)、之为“菩萨”的理想(已达涅槃境界的救世主为了普度众生而再入红尘)所取代。另一例子可见之于印度民间宗教——特别是毗湿奴信仰——所出现的、经由一个道成肉身之神的媒介的救赎恩宠,以及这种救赎论与其巫术的秘迹恩宠之击败佛教徒的高尚的无神论之解脱、击败结合于吠陀教养之祭典主义的胜利。此外,在各种宗教中尚有关于此一过程的其他例子,只是形式多少有所不同。
中下层市民阶层的宗教需求极少以英雄神话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多半是较感性的传说,具有内在教化的倾向。这一点正相应于中产阶级温顺的性格及其对内在与家庭生活的重视,而与统治阶层恰好相反。市民阶级之转化宗教为通俗的倾向可见之于所有印度祭典中、由菩萨像的形成与黑天崇拜所呈现出来的、圣灵充满之“信爱”的虔敬,以及由幼童酒神(Dionysus)[45]、俄赛里斯、幼童基督与其他无数类似例子所呈现出来的教化之神话的流行。市民阶级之成为一种在托钵僧团影响下、重新型塑宗教的力量,亦可见之于皮萨诺(Nicola Pisano)庄丽艺术风格之“圣母玛利亚像”[46],为其儿子所作的通俗的神圣家族的画像所取代,正如幼童黑天成为印度通俗艺术中的宠儿一样。
救赎论神话——其神祇以人的形态出现,或其救世主具有神性——就像巫术,是民间宗教的一个特殊观念,因此也相当自发性地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一个非人格、超越神性的伦理之宇宙秩序的观念,以及一种模范类型之救赎的理想,可说都是知识性的概念,与大众必然有所隔阂,而可能只适合曾受过伦理—理性之教育的一般信徒。对于绝对超越性神祇之观念的发展而言亦如此。除了犹太教与基督新教外,所有其他宗教及宗教伦理都得再引进圣徒的崇拜、英雄神或功能神,以顺应大众之需求。儒教也允许这些祭典以道教万神殿的形式与其并存。同样的,当大众化的佛教传播到各处时,它也允许当地形形色色的地方神存在于其祭典中,只是附属于佛陀之下。最后,伊斯兰教与天主教也被迫接受地方神、功能神以及职业神为其圣徒,对这些圣徒的崇拜构成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真正宗教。
劣势特权阶层之宗教的特色——与军事贵族高尚的祭典恰成对比——是倾向给予女性同等的权利。允许女性参与宗教事务的程度有极大的差异,不过,女性之或多或少,或积极或消极地参与(或者排除于)宗教祭典,不管在哪儿,都是与其团体(目前或过去)相对性的和平化或军事化的程度相呼应的。然而,女祭司的存在,女占卜者或女巫所拥有的威望,以及(或许)具有超自然能力与卡理斯玛的个别女性之最狂热的皈依,绝不意味着女性在祭典中享有同等的特权。相反的,与神的关系在原则上的性别平等——见诸基督教与犹太教,伊斯兰教与正统佛教也有,不过较不彻底——可能与男性之完全垄断祭司职权及积极参与教团事务之权利的现象并存;只有男性才能接受特殊的专业训练,或被认为具有必要的资格。这就是我们上面刚提到过的几个宗教的实际情况。
除了完全军事或政治取向的预言外,女性对任何宗教性预言的极大感受力,从所有先知——佛陀、基督与毕达哥拉斯——实际上对女性皆采取一种完全无偏见的态度,即可清楚看出。然而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这种态度才会延续到宗教教团形成期之后,因为在形成期间,灵的卡理斯玛之显现被视为特殊宗教性激奋的一种标识。而形成期之后,随着教团诸关系之日常化与规律化,出现了对女性特有的灵之显现的反动,认为这是不正常及病态的。基督教在保罗时就已有此看法[47]。
所有政治及军事类型的预言(如伊斯兰教)的确都是只诉诸男性的。好战的精灵祭典,经常是直接为组成某种团体的武士之家的男性居民而服务的,帮他们控制,或合法化他们劫掠女性之家计的行为。实例可见之于南太平洋群岛的“恐怖行列”(Duk-Duk)[48]以及其他地区许多类似的、英雄神之定期显现的祭典。不管何处,只要涉及英雄之“再生”的、禁欲的武士训练盛行(或曾经盛行)的话,女性即被视为缺乏一种较高的英雄魂,而被赋予次要的宗教身份。这是行之于最贵族化或特殊军事性祭典共同体的。
女性完全被排除于中国官方祭典之外,罗马与婆罗门的祭典也一样;佛教之知识性的宗教亦非男女平等的。实际上,一直到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s)时[49],基督教的宗教会议都还怀疑女性的灵魂是否与男性的具有同等的价值。另一方面,在东方,印度教的特殊的崇拜与中国某些佛道的宗派,以及西方(特别是)古代的基督教与稍后出现于东西欧的、讲究灵与和平主义的诸宗派,都从吸收女性教徒且给予她们平等之地位的措施上汲取了极大的布道力量。在希腊也一样,酒神崇拜在初起时也给予参与其狂迷祭典的女性特殊程度的、从习惯中解放的自由。这种自由渐次地定型化与规则化,不管是在艺术上还是仪式上;其范围也因此逐渐受限,特别是在许多祭典的程序与其他祭祀的场合上。最后,这种自由完全失去其实际的意义。(https://www.daowen.com)
当基督教在小市民阶层中进行传教事业时,其之所以能克服最强大的对手密特拉信仰而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是这个极端男性主义的密特拉祭典排除女性。结果是(当时正值罗马的太平岁月),密特拉信仰的教徒得为他们的女人在其他密仪宗教——例如奇碧莉信仰(Kybele)[50]——找个替代品,影响所及乃摧毁了(甚至在各个家庭内)宗教共同体的统一性与普遍性,这点恰与基督教形成对比。所有纯正的、知识性的宗教,例如诺斯替派、摩尼教以及其他类型的宗教,都可发现类似(密特拉信仰)的结果,虽然其原则并不相同。
当然这也绝非意味着,所有宣传“兄弟之爱与爱汝之敌”的宗教都是由于女性的影响,或者是具有尊重女性的性格才能发挥力量的;印度之“戒杀生”的宗教就绝非如此。女性的影响只不过是会强化宗教中情绪性或歇斯底里的层面,这也可见之于印度。不过,救赎宗教之倾向赞扬非军事,甚至是反军事的美德,也不能视为一项无关紧要的现象,因为这是极为符合劣势特权阶层与女性之利益的。
与享有优势特权的团体对比之下,救赎宗教对负担政治与经济之劣势特权的团体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或许还可以从一个更具普遍性意义的观点来探讨。当我们讨论到“身份”与“阶级”时,将会再仔细检讨那些一向要求拥有最高社会特权的、非祭司的阶级——特别是贵族——所特有的自尊心或“优越感”。这种感觉基于意识到他们生活样式之“完美”——他们之不假外求、终极的与品质卓越的“存在”之展现——而且也可以如此认为。另一方面,劣势特权团体的自尊心则奠基于一些对未来之(得到保证的)许诺,意味着他们要求承担某些“功能”、“使命”或“职业”。他们目前之所不能要求自己是的,他们代之以另一种价值:他们有一天会是,而且为了这个,他们将在此世或彼世的未来生命里受“召唤”;或者是代之以(经常是同时的)他们所意识到的,从神意的观念而言,他们在此世所“彰显的”与“成就的”。他们之渴望一个(基于他们与此世之现状而)无法享有的价值,产生出一种概念,并由此概念导致有关“神意”的理性观念——在神的法庭之前,一个具有不同于现世法庭之意义的价值序列。
当这种心理状态转而向外与其他社会阶层相较时,即产生某些特殊的矛盾,这是宗教必须要为各个社会阶层提供解释的。所有的救赎需求皆为某些“困穷”的表现。社会性或经济性的压迫是救赎信仰出现的一个有力泉源(虽非唯一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享有优势社会与经济特权的阶层极少会有救赎需求的。反之,他们赋予宗教的主要功能是“正当化”他们自己的生活态度及现世的处境。这种普遍的现象是植根于某些基本的心理模式。当某个幸福的人将自己的状况与另一个不幸福的人相比时,他并不会只满意于自己是幸福的此一事实,而要求更多,易言之,亦即他有享受此等幸福的“权利”,感觉到他“值得”此种幸运,正相对于那个不幸的人一定也有其“值得”遭受厄运之处。从我们的日常经验可知,就是有这么一种要正当化自己之幸福的、满足自己之心理的需求,不管此一幸福是指政治事业的成就、优越的经济地位、身体的健康、恋爱成功或任何其他的事项。享有优势特权之阶层所要求于宗教者,如果有的话,就是这种“正当性”。
当然,并非所有拥有优势特权的阶级皆有同等程度的此种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军事英雄尤其倾向认为神是个善于嫉妒的存在者。梭伦(Solon)与古代犹太智者皆相信高明逼神恶的道理。英雄不管神祇的意见——而且也不靠他们,实际上经常还违抗他们的意旨——去追求自己超越的地位。这种态度可见之于荷马史诗及某些印度的史诗,而与中国的官僚史记形成对比,那些史记中呈现出一种对幸福之“正当性”——神明来报偿某些令其喜悦的、有德性的行为——极为强烈的关怀。
另一方面,不幸则几乎普遍地被认为与恶魔或神祇的愤怒或妒忌有关。所有的民间宗教——包括古代犹太人的,以及尤其是近代中国的——实际上皆认为身体之孱弱是当事人或其祖先(犹太教的说法)犯了巫术祭典或伦理性罪过的征兆。在这样的传统里,一个遭遇不幸的人自然是被禁止参与政治团体的共同祭祀,因为他负载着神之怨怒,因此不得加入那些神所喜悦的、幸福的人的圈子。实际上,就见之于优势特权阶层与为此阶层服务的祭司之伦理性宗教而言,个人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社会际遇(优势特权或劣势特权),总是一种宗教上的自业自得。唯一有所变化的厥为幸福之正当化的形式。
劣势特权之负担者的状况自然正好相反。他们特有的要求是解脱苦难。他们并不一定得从宗教的形式中来体验这种救赎的需求,近代的无产阶级就是一个例子。再者,就算有宗教性的救赎,他们的需求也可能有种种不同的形式。最重要的是,它可能会与一种公道“报应”的要求相结合,这种要求可以有各种形式,不过大体上总是希望自己的善行能得报偿,他人的恶行能受惩罚。这种带有相当“精打细算”态度的、对公道报应的希望与期待,可说是除了巫术(当然是与之有关联的)之外,在这世上分布最为广泛的大众信仰的形态。就算是宗教性预言,虽然拒斥此种信仰中机械性的形式,然而在其大众化与日常化的过程中,经常也不免会再度落入这种期待报应的窠臼。这种对报应与救赎寄予冀望的类型与程度,是根据由宗教许诺所引发的期待而定,特别是当这种冀望是个人在此世的生命之向(超越其目前之存在的)未来彼世的一个投影。犹太教,就其俘囚期及在此之后的形态而言,为宗教许诺之内容的特殊意义,提供了一个极端重要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