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爱之无等差主义与政治之暴力性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五 宗教爱之无等差主义与政治之暴力性

任何一种奠基于宗教之无等差主义的爱,以及实际上任何的伦理性宗教,在大致相同的处境与原因下,都曾与政治行为的世界出现过紧张的关系。一旦宗教发展成与政治团体具有平等地位的事物时,紧张即随之而来。

的确,古代地方性的政治神,即使他已是个伦理性且强大的神,基本上也只是为了保护其信徒的团体的政治利益而存在。即使基督徒的上帝,就像古代城邦的地方神一样,还是被称为“战神”及“父祖之神”。我们得注意到,有好几百年,北海沿岸的基督教牧师还祈祷:“赐福海岸”(为了无数的海难)。另一方面,祭司阶级一般而言,或直接或间接的,都依附于政治团体。在今天一些接受国家支持的教会里,这种依附性更为强烈。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祭司是统治者的宫廷或家产制官吏,或是拥有土地的贵族:换言之,即印度的宫廷婆罗门(purohita)或自君士坦丁大帝以来拜占庭的宫廷主教。当祭司本身是拥有采邑且掌握俗世权力的封建领主(例如西方中古的教士),或者是贵族祭司家族的后裔时,也会出现同样的依附性。在中国、印度以及古以色列,圣颂——不管哪儿,这些作品实际上都已编入圣典——都歌咏英雄式的死亡。根据婆罗门的圣典,对于刹帝利种姓成员而言,在到达“看到儿子之子”的年纪时,能有一个英雄式的死亡,乃是一种理想的种姓义务,也就像婆罗门成员在到达同样年龄时,即遁世隐入森林中冥思一样。当然,巫术性宗教并没有“宗教战争”的观念。不过,对巫术性宗教(甚至对古代耶和华宗教)而言,政治的胜利——特别是对敌人的复仇——是神所赐予的真正报偿。

祭司阶级愈是企图将自身组织起来成为独立于政治权威之外的一个力量,而且当其伦理愈趋理性化时,上述的情况就变得愈厉害。存在于祭司教诲之间、存在于教内兄弟的同胞爱与颂扬对外战争之间的矛盾,通常并未给武德与英雄的地位带来决定性的作用。之所以如此,是“义战”与“不义之战”可以清楚区分开来。只是,这种区别是法利赛主义的产物,而未见之于古老纯正的战士伦理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在祭司控制之下且政治上被剥夺权力的民族——例如犹太人——之中,教团宗教的出现;以及一些庞大且日渐重要的阶层(虽然这些人相对来说并不好战)的出现(当祭司阶级发展为一独立的组织时,其权力地位之维持即日益依赖这些阶层)。祭司阶级毫不迟疑地拥抱这些阶层人民的固有德性:淳朴、耐心地忍受困穷、卑屈地顺服于既存权威以及在面对不公道时的宽大为怀与不抵抗,尤其是因为这些德性对于确立一个伦理之神的权威以及祭司自己的权威极有用处。这些德性同时也有补于权势者的基本宗教德性,亦即宽大慈悲(caritas),因为这些家父长式的救难者要求接受他们保护的人具有忍受与卑屈顺服的美德。

一个宗教愈是“教团性”的,政治环境就愈有助于被支配者之伦理的宗教性转型。以此,犹太人的预言,在承认现实外在的政治情境下,即教示其人民忍受强权的支配,视之为上帝所安排的命运。外来统治者则将驯服大众的任务交付给祭司,波斯人是最早有系统推动此事的,稍后本土的统治者亦遵循此一方式。随着宗教的日益大众化,这种驯服为被统治者(基本上是妾妇之道)的美德之赋予宗教性价值,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再者,大众本身的行为特性是非战斗性的,至于妇女(不论何处)对宗教性的刺激都特别敏感。不管怎么说,在道德领域内这种“奴隶的反叛”——由祭司所组织的——并非安定的唯一内在力量。除此之外,所有从传统解放的、个人之禁欲的救赎追求(特别是所有神秘主义的),皆依其固有的法则性而采取此一方向。某些典型的外在情境亦有助于此一发展。虽然,在与普遍主义的宗教与(相对而言)统一的社会文化(如印度)相形之下,小规模且短暂的政治体的兴亡似乎是没什么意义的,然而,它与刚好相反的历史过程——世界帝国兴起所带来的大一统及所有权力斗争的终止,以及特别是所有政治领域的官僚化(如罗马帝国)——皆有助于同样的发展。

由于政治及社会利害关系所引发的武装权力斗争以及社会阶级冲突,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顿时失其所据,由此激发一种反政治的现世拒斥,而有利于一种反暴力的、同胞爱之宗教伦理的发展。脱离政治的基督宗教之爱的力量,并非来自对“社会改革”的兴趣,亦非来自如“无产阶级的本能”一类的事物,而是由于它完全缺乏此类世俗的关怀。这也是所有的救赎宗教与教团性宗教自罗马帝国时代(一二世纪)开始日趋重要的缘故。此一反政治的救赎宗教之担纲者,并非只由——他们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带有道德主义之奴隶反抗色彩的被支配阶层来担任,而是由有教养的阶层来担任,他们由于失去影响力或厌烦,而对政治再也没有兴趣。

一般经验显示,暴力孳生暴力,社会或经济的权力利益有可能与最理想化的改革运动或甚至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利用暴力来对付某些特定不义之事,最终的结果不但不会导向更多的正义,反而会导致更大的暴力或狡猾;这点至少对于缺乏政治兴趣的知识分子而言,是相当清楚的。这种认知则激发了最彻底的同胞爱伦理的要求:不该以武力抵抗邪恶,这是佛教与耶稣共同的一个教诲。不过,同胞爱的伦理要求也是神秘主义宗教固有的特质,因为它们独特的救赎追求培育出一种谦卑与自我放弃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是此种救赎追求将现世的活动缩减到最小幅度并坚持隐姓埋名的必要——因为这乃是唯一确证救赎的方法。实际上,从纯粹心理学的观点而言,神秘主义宗教——由于其特有的无时空区分、无对象差别的爱——势必会得出此一结论。所有的纯粹知识主义,本质上皆有这样一种神秘主义之转化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现世的禁欲主义也可与既存的政治权力秩序达成妥协,亦即,视之为推动现世内理性化的伦理变革与抑制罪恶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如何,这种共存关系并非容易达成的,至少不是不如涉及经济性营利兴趣时那么容易。政治活动的取向是一般人的人类资质,是妥协、谋略,是去利用其他在伦理上值得怀疑的手段与人,以此而导致所有目的的相对化,因此,较之于私人营利行为而言,政治活动会导致严格伦理要求的更多的让步。准此,令人惊讶的是,就在马加比王朝(Maccabees)盛世,当解放战争的最初狂热已成明日黄花之时,从最虔诚的犹太人之间兴起了一个党派,他们倾向支持一个外力支配下的本族王朝。这个例子倒是有点类似一些清教徒的做法,某些清教教派较倾向由不信教者来支配教会,他们认为宗教的纯正性只能在这样的教会中得到确证。上述这些情况其实主要是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是认为纯正的宗教认同仅能从殉教中得到确证;其次则是一种原则性的考量,他们认定纯正的宗教德性,不管是毫无妥协余地的理性伦理,还是无等差主义的同胞爱,皆不可能来自政治的权力机构之内。这是现世的禁欲主义与主张国家控制应缩减至最小程度的意见——“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放任学说可视为代表[13]——两者之间,具有亲和性的泉源之一。(https://www.daowen.com)

禁欲伦理(包括神秘主义的同胞爱)与支配机构(这是任何政治制度的基础)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变化最为多端的紧张性与妥协。的确,宗教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儒教里可减低到最小的程度,因为在儒教,宗教可说是一种精灵信仰,或者说根本就是巫术信仰,而伦理则只不过是有教养的士人的一种精明的现世顺应。宗教与政治之间也可以没有任何冲突,例如早期的伊斯兰教,宗教将强力弘布真正的预言视为义务,而且有意地放弃普世改宗的要求,并将归顺的异教徒纳入一个有力的修道团的支配下,此一修道团专心致意于宗教战争,因为这是它信仰的基本义务,至于归顺者的救赎问题则不在他们考虑之列。因此这显然不是普世的救赎宗教。压制的方式并不构成问题,神似乎蛮欣赏信仰者对渎神者的强力支配,而渎神者一旦顺服,即可被容忍。

现世内的禁欲主义,例如激进的加尔文教,对于宗教与政治之关系此一课题,也有类似的解决之策。它代表了神意来支配此一罪恶世界,其目的乃在由属于“纯粹”教会的宗教达人来控制。这是新英格兰神权政治的基本观念,如果没有明确说出,至少实际上是如此的,虽然免不了要多方妥协。另一个宗教与政治间完全没有任何冲突的例子可见之于印度的知识主义救赎论,例如佛教与耆那教所抱持的,它们切断了所有与此世及此世之行动的关系,采取暴力以及抵抗暴力都是绝对禁止的,而且也是空虚无意义的。具体的国家要求与具体的宗教诫命之间,只有在下述情况时会出现事实的、个别的冲突:当此一宗教是一个被剥夺政治平等权利(然而仍相信其宗教预言所许诺的、神将恢复其种姓地位)之团体的贱民宗教。这是犹太教的情况,他们从未——至少理论上——排斥过国家及其权力,相反的,他们还期待着弥赛亚——他们自己的政治统治者——的到来,此一期待至少一直持续到耶路撒冷的神殿为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117—138)所摧毁为止。

一旦教团性的宗教拒斥所有暴力的行使,视之为神所憎恶之事,并设法要求其成员远离暴力,但是在此同时却又无法首尾一贯地归结出彻底地逃离现世时,宗教与政治间的冲突即会导向殉教,或强力支配下一种消极反政治的忍受态度。历史经验显示,宗教的无政府主义一向都只是个短暂的现象,因为只有在个人(因此也是短暂的)卡理斯玛的领导下所出现的强烈信仰,才可能足以支撑宗教的无政府主义。不过,仍有些独立的政治组织存在,它们并非奠基于一种纯粹的无政府主义之上,而是一种首尾一贯的和平主义。最重要的例子厥为美国宾州的教友派社群;与邻近所有其他的殖民地形成对比的是,此一社群历两个世代之久成功地与印第安人比肩共处,而且欣欣向荣,其间并无须诉诸任何武力。此一情况一直持续到殖民地诸强权间的冲突使得和平主义成为具文为止。最终则为美国独立战争,此一战争以奉行教友派的基本原则为名(虽然正统的教友派教徒由于不抵抗主义的原则并未参与),而从根本上严重损害了此一原则。再者,由于采取宽容的政策准许宗教异议分子移至宾州,带来了“选区分划制度”(gerrymander),使得当地的教友派教徒更感痛苦,最后则导致他们退出管理政府的共同职责。全面而被动地疏离政治领域的典型(尽管动机各自不同),可见之于纯正的孟诺教派、大部分的洗礼教派以及存在于各地(特别是俄国)的许多其他教派。绝对弃绝使用武力使得这些团体与政治权威产生尖锐冲突,只要是个人被要求履行军事义务的话。

的确,即使是各宗教教派也没有教导绝对疏离政治的态度,因此,对于战争的态度在个别的情况中亦有所不同,要看这个战争是否为了保护信仰免受政治权力之压迫的自由而战,还是纯粹为政治目的而战。对于这两种类型的战争,出现两个极端相反的主张。一方面是一种对外来暴力的全然被动的忍受以及避免任何个人的参与暴力之行使,最后则以殉教收场。这显然是(在绝对疏离现世之态度下的)神秘主义式疏离政治的立场,同样也是抱持和平主义之原则的各种现世禁欲主义的立场。不过,就算是一个纯粹个人的宗教信仰,只要它不相信会有任何为神所喜的合理的外在世界之秩序以及神所指望的合理的现世支配,也经常会导致政治的疏离与殉教。准此,马丁路德完全否定宗教革命与宗教战争。

另外一个可能的立场是武力抗争,至少在宗教遭受到武力压迫时。宗教革命的观念与支配现世的禁欲理性主义——认为神意所喜的神圣秩序是存在于此世的——可说是最为一致的了。在基督教之中,加尔文教即持此一观点,它认为以武力来保护信仰免受暴政压迫是一种宗教义务。当然,我们得说明,加尔文认为这种抵抗只有在正确的权威机构——相应于其制度化教会的特质——的发动下才能进行。发动宣教战争的诸宗教,以及它们所衍生的教派——例如救世主信徒(Mahdist)及其他伊斯兰教支派[14]、锡克教徒(sikh,印度教支派,原先是和平主义者,受伊斯兰教影响而转变为折中派)——自然会将有助于信仰的革命宣扬为一种义务。

上述两种相对立的观点的代表者,在面对与宗教毫无关系的纯政治战争时,有时会采取实质上正好相反的立场。将伦理的、理性化之要求施之于政治领域的宗教,比起那些将现世之秩序视为“既定”而接受,且相对上较不关心价值问题的宗教而言,对于纯粹政治性的战争会采取基本上更为消极的态度。号称无敌的克伦威尔之军队要求国会废止强制征兵,理由是,基督徒应该只参加那些经过自己良心确认为正义的战争。就此观点而言,佣兵制毋宁可视为一个(相对上)较道德的制度,只要佣兵在决定选择此一职业之前,能先跟上帝及自己的良心打个商量。国家之行使武力,也只有在此武力是用来控制罪恶、荣耀上帝与对抗宗教性罪恶——简言之,只有在为了宗教性目的——的情况下,才能得到道德上的认可。另一方面,马丁路德(他是绝对否定宗教战争与宗教革命,以及任何积极主动的反抗)则认为,只有俗世的权威才有责任决定一个政治战争的正当性,而此俗世权威的领域是不包括在宗教合理的要求事项内。因此,作为国家的一个成员,没有道理只因为积极地服从俗世政治权威(从事战争以及所有其他任务)——这些并不会破坏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得让自己良心背负起这个责任。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