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惟有神自己才能反对神
本书所论一切,到目前为止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落差,一切线索都在一个隐秘的关键环节上交汇,说明在神话研究上所费心力可能并非无用之功。之所以说神话研究绝非无用之功,是因为它可以养育成一个生命的整体,可以为它描摹出自我理解、自我表述以及自我构型的轮廓——这一轮廓存在于一种可以理解和不难亲近的生命中,而没有我们主动要求的“仁慈秘境”(gnädigen Schlupfwinkel)。因为,按照尼采所言,歌德所精通的那种“华美沉默”,作为一种思维惯性(Dezenz),也几乎无助于他免于这样一种见识:“去伪存真”据说是毫不留情的,然而它却没有太大的作为(für>Entlarvungen<prätendierter Schonungslosigkeit nicht viel zu tun blieb)。
一个人完成了一切人的可能性,因而其他人也没有贬值。谁还会因为歌德而感到屈辱呢?如果再也无人知晓这位魏玛宫廷的小侍臣究竟为何方人士,如果所有的生活环境都显得一点也不令人惬意(不论是自然倾向还是世界经验),如果那些解构神话的学者无情地揭露了这位小国王的侍臣天性刻板、心胸狭窄的庙堂心态与自我中心,那么,我们的思绪为什么还要环绕这条历史的“断裂层”(Massiv)运转呢?
一方面,作为戏剧导演和事无巨细的收藏家,他的生活算不上典范,也不可能引导和护卫人们去发现或者创造存在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在这么一种多面相的现实与幻相的关系当中,有没有另外一种生活铺展在我们面前呢?这另类生活在自我收获和自我失落、自我创造和自我幻灭之中绵延不朽,不断构型,对于我们是否相对易于理解?同样也不是说:以一种粗犷凌厉的形式,或者说以一种近乎卢梭《忏悔录》的那种有意为之的粗犷凌厉形式去进行无情的揭露,以及在全部暗影当中从光明到黑暗地完成对现实的“研究”,从而让它转向〔真实的〕生活。
而这一部分另类的生活构成了他独特的感物方式,独特的形象同情能力,以及同他的生命历程相合的精确性。没有任何一种过分轻狂的自高自大不是我们在这种生命之中发现的,也没有任何一种严肃的自我退缩不是源自现实之中的收获。即便从整个历史上看,我们在此一定要自知无知,但我们还是要看看,究竟如何处置不可知者,尤其是处置可知性的幻相。
于是,这种特殊的生活,甚至这一种生活,再也不能激发我们像往常一样对于文化充满激越之情与赞美之意了。然而,把精力花在研究歌德的生命状态上,的确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种努力不仅通过占有、变更以及追寻诸种形象同神话研究联系起来,而且不作这样的努力的话,就无法使这种生活得以认知。同时,这种生活体验本身并不具有神话性——我们看到,它既无法成为悲剧,也无缘变为喜剧。令人拍案称奇的是,正是歌德的自我想像产生了与神话的关联:他自我神化为狂飙突进的发动者,他唤起了1789年的历史灾变,通过拿破仑而被提升到拿破仑的高度,他完成浮士德的世界使命。这是何等的悲苦,何等的幻觉!在旁观者眼里,二者之间的复杂联系又是何等的透明啊!
然而,理性置身何处?它置身于这么一种机能之中:理性仍然必须用这种理智组织的策略来强行制服反理性要素。1827年3月19日,歌德致书他的朋友策尔特(Karl Friedrich Zelter),谈到策尔特的独子格奥尔格(Georg)之死,说他深信灵魂不朽,因为灵魂是单子,单子又在生命活动中“变得坚韧挺拔”。他还说,世界精神引导着它从事新的生命活动,而这正是它在此岸世界必须担待的使命。因此,“在永恒世界,它绝不缺少一席地位”(in Ewigkeit nicht an Beschäftigung fehlen)。在为伤逝之情折磨的老友需要安慰的时刻,歌德几乎立即收回了这个微茫的暗示,其实这一暗示来源于他自己无从真正理解而只是出于对席勒的尊敬而潜心研读的康德哲学[1],但他秘密地转换了康德的命题,以便直接证实一个能慰藉伤痛的神话:“原谅我用了这些晦涩难懂的词句,可是人们常常迷失在这些领域之中,并努力通过这么一种言说方式交流,那是理性无法通达但仍然不想让非理性统治的处所。”没有第二个人如此精确地表达理性所认可的需要了:理性承认,虽然按照规范的律则无法满足这些需要,但这些需要自本自生,首先并不是为了秘密地获得被否决了的过度使用(versagten Überfluβ),而是为了不让非理性获得统治闲置空间(Macht übers Unbesetzte)的权力[2]。(https://www.daowen.com)
在遗作《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第20卷当中,歌德将这种“非理性”表达为“传记叙述之中详细见证”的可能事物的总和。他将其体验中不可消融的残余称为“魔力”。重要的不是这个名称及其所唤起的解释渴望,而是这种所谓的“残余”。这种“残余”是用否定的方式加以充分定义的:“这东西不属于神,因为它像是没有理智;也不属于人,因为它没有悟性;也不具有恶魔性,因为它是善意的;又不具有天使的性质,因为它往往使人觉得它幸灾乐祸。……它像是只喜欢‘不可能’,而抛弃‘可能’,不屑一顾。”歌德并没有玩弄这种亲密的交流,而是想方设法逃避这种“可怕的东西的威胁”,不过不是像苏格拉底那样以理智救赎的方式到“理性话语”之中寻找避难所,而是躲到“形象背后”去寻找避难所。两种方式都是避难,一个躲到概念之中,一个逃到形象背后,但恰恰因为歌德逃到形象背后去避难,所以他成不了哲学家。
在《诗与真》第15卷,即直接以个人的名义寄给出版商的全书最后一部分,歌德描述了他探索和选择形象来寻求避难的过程。他渐渐意识到自己身上具有自然的创造天赋,便希望“有意识地把自己整个一生都建筑在这种天赋之上”:“这个念头化成一种形象,古代神话中的人物普罗米修斯便惹起我的注目,据传普罗米修斯与众神绝缘,从他自己的作坊造出人类,让他们栖居在这个世界。”[3]
[1]康德哲学有三个公设:意志自律,灵魂不朽,上帝存在。这里涉及的是“灵魂不朽”。关于康德哲学以及布鲁门伯格的相关论述,参见本书第二部第四章“把神话带向终结”。
[2]“闲置空间”,作为一个隐喻,指代一个被占有和再度占有〔颠转〕的观念空间,布鲁门伯格在《现代的正当性》一书中对整个历史上观念空间的“颠转”过程有具体的分析。
[3]上一段和本段所引《诗与真》中的文字,参考了刘思慕先生的译文,略有改动。参见《歌德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835—836页,第6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