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宫廷—贵族政体相互交织的特征

四　关于宫廷—贵族政体相互交织的特征

1.恰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导致一个不劳而获阶层的社会生存破产的窘境，其强迫性和无法回避性并不亚于导致一个劳动阶层破产的情形。这就是克若伊公爵的话里所表达的情况：“这些房屋让绝大多数大家族破产。”

培养一种这样的态度并使之保持下来的特殊（社会）形态，借助它，必然能隐隐约约地反映出来。但是，源于被编织到这样一种宫廷社会里的特殊态度本身，在进行这种研究时通过各种他治的价值评判的重复叠加，通过职业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掩盖，会让观察者看得更清楚一些。这种经济伦理并非某种不言而喻的东西。不管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只要他们仅仅是为了自己才能“理性地”或者“符合逻辑地”进行思维活动，那么他们就不会依照经济伦理的戒律行事。宫廷贵族对货币收支的态度，与职业资产阶级是不同的，这不能简单地通过假设某些个人缺陷或恶习弊端的偶然积累来解释；这里无关一个参与者个人的随心所欲或者缺乏高瞻远瞩、自我克制等弊端的传布。在这里，人们遇到各种准则和价值判断的另一种社会体系，只有当个人放弃在他们的社团内进行交往，放弃他们的社会群体的归属性之时，他们才能摆脱这个社会体系。由于很多个人的内心藏着秘密，这些准则是无法解释的；只有在与特殊（社会）形态的相互关联上，借助这种很多个人一起组成的（社会）形态，并借助一些特殊的、把他们捆绑在一起的相互依存、相互约束，它们才能得到解释。

2.一方面是职业资产阶级的社会伦理，它的各种准则让一个个家庭承担责任，必须量入为出，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把当前的消费维持在收入水平之下，因此希冀提高未来的收入，节省下来的收支余额就可以进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有了保障的家庭地位甚至社会方面的成就，获得了一种较高的地位和威望，都取决于个人的收支战略。另一方面，从长远看，为了未来的赢利，不能有太大的偏差，要让他的短期消费倾向服从“为未来而节约”的伦理。

用于维持名望的消费，其规范与这种职业资产阶级的行为举止规范是有区别的。在一些社会里，这种不同的伦理（即合法地位消费的伦理）占支配地位，纯粹是为了保障一个家庭的现有社会地位，而这样就已经要取决于人们把他的家庭预算开支、他的消费、他的整个花销首先与他的社会等级、他所拥有的或者努力争取的地位或威望完全匹配；更不要说，为了通过社会威望获取社会成就，更得如此。若谁的行为举止不能符合他的社会等级，就会失去他的社会对他的尊重，就会在不断争取社会地位和名望的过程中落后于他的竞争对手们，就会有危险、会破产、不得不靠边站，以致不得不退出他的社会等级和地位所属的群体。

与他的社会等级相适应，这种花销的义务要求他学会如何操控钱财，这种操控与职业资产阶级对钱财的操控是不同的。在泰纳〔1〕所展示的黎塞留公爵的一种行为里，人们会发现这种社会伦理的一种非常典型的表现：“他给他儿子一个鼓鼓的钱包，让他学会像大领主那样花钱，当这个年轻人把钱又带回家时，父亲当着儿子的面把钱包扔到窗外。这是社会传统意义上的一种社会化，给个人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他的社会等级强迫他必须履行慷慨大方、挥霍钱财的义务。在量入为出和为了节约而有计划地限制消费的意义上，“要经济、勤俭节约”这样的表述，直至进入18 世纪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才从宫廷人士的嘴里说出，而且还带有某种轻蔑的意味。这是小人物的社会美德的象征。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费伯伦在研究“社会威望消费”时，还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并没有批判性地运用资产阶级的价值评判态度作为其他各种社会的经济行为举止的标准，而把自己弄得头晕目眩、不知所措。这样一来，他就妨碍了自己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威望消费的途径，也看不清楚其背后的种种社会强制。

威望消费——即在某种社会地位和名望竞争的压力下消费——的各种类型，存在于很多社会。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北美洲西北海岸的几个部落里设有送礼节〔2〕，比如特林吉特部落（Tlingit）、海达部落（Haida）、科瓦基库特尔部落（Kwakiutl）等。在这种制度下，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社会等级和名望，时时刻刻都会一再受巨大开支所迫而采取大吃大喝、送大礼的形式，尤其是宴请和馈赠那些社会地位及名望上的竞争者，以采取另一种方式经受考验，如果可能的话，加以证明。

如同在法兰西一样，17、18 世纪的英国各种社会上层里也有强烈的社会地位和名望竞争时期，这种竞争同样（其中包括）表现在建筑豪华房屋［今天习惯称为“富丽堂皇的房屋”］上。诚然，在英国，国王和宫廷并不构成一种超越一切的权力中心。因此，英国的高层社会等级并不在相同的程度上像法国的高层社会等级那样具有宫廷的性质。在法兰西，路易十四加固了各种贵族最高阶层和资产阶级最高阶层之间的社会障碍，以此巩固他自己的权力，而且他总是将这放在心上，并精心监视、保持和维系；因此，在英国，这类障碍比较不那么尖锐，也比较能够容忍。尤其是英国的富有资产阶级的大地主们、绅士们，在某种永远无法消失的社会地位竞争的压力下，参与追逐名望、建筑豪宅，十分普遍地为争夺社会地位而消费，他们在这方面的激情并不亚于身居领导地位的贵族家庭，因而也有一系列家庭以这种方式沉沦、破产。

从远一点的视角看，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破产可能看起来是发生在个别家庭里的现象，是因为个人的无才无能。某种意义上，情况当然是如此。如果某人赛跑输了，那么这肯定意味着完完全全因为他自己不能像他的对手们跑得那么好、那么快。不过，竞赛是这样的：只要不是不分胜负、打成平手，就必然会有失败者。各种高等阶层都有社会地位的消费伦理以及某种程度上强烈的社会地位竞争，它们是这样安排的：它们当中总有一系列家庭会没落、破产。

3.在欧洲的发展过程中，孟德斯鸠提出了最早的社会学模式之一，以此解释他所观察到的贵族家庭破产的规律性。他把武士贵族家庭的这种沉沦看作是发生在各种等级之内，是在各种家庭的社会循环的阶段上的。同时，他从两个前提出发，它们对于他的社会的结构和他自己的社会属性是很独特的。他的出发点是：把他的社会里各种不同的社会精英隔开的障碍，无论是法律上的障碍，还是其他各种障碍，都仍然未被撼动。他认为，法兰西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各阶层骨干分子之间的各种区别也好，各等级之间的各种区别也好，都不能和不应被混淆。不过，他同时也看到，在这些等级及其精英分子的这种牢固框架内，各种家族、家庭的上升和沉沦在不间断地循环。

把法兰西社会的两种贵族——即武士贵族和官员贵族——与广大人民群众隔开的最重要障碍之一，是法律禁止他们参与任何商业经营。贵族若以这种方式增加收入就会被视为不光彩、不正派、不伦不类，其后果是丧失贵族头衔和等级。孟德斯鸠认为，这种禁令是专制主义君主政体的一种有益的、实际上完全不可或缺的机制。他评论道，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方式的社会奖赏、报酬会赋予最高等级群体中的任何一支。恰恰是这给它们以激励：

“收税人的宿命财富；财富本身就是报酬。显赫和荣誉是属于贵族的：他们除了显赫和荣誉而外，不懂得、看不见，也感觉不到还有什么真正的幸福。尊敬和景仰是属于朝臣和官吏的，他们兢兢业业，日以继夜，为帝国的幸福工作着。”〔3〕

从中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孟德斯鸠本人的立场。他属于最后提及的那个群体，即官员群体。在他的表述里，官员贵族和武士贵族之间的竞争一目了然。他很少会放弃谈论武士贵族，又不加入一些讽刺性的评论。然而，与两个贵族群体的代表们所作的那些评论相比，孟德斯鸠的评论还是很有节制、很温和的。很少有人能像他看得这么清楚，武士贵族家庭的没落破产的规律性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他们个人的软弱无能，而应是他们的社会处境，特别是他们的社会价值体系的一种后果。

他首先指出，想取消禁止贵族通过经商来发财致富的规定是多么不正确。如若真的这样做，就会夺走商人们所具有的想赚很多钱的主要动力：作为商人，他们越是精明，脱离商人等级和买到一个贵族称号的机会也就越大。如果他们借助他们的财富先上升至官员贵族，那么稍后可能还会升至武士贵族。倘若这种事情真的发生，那么他们很快就会被迫为符合其等级身份而大肆挥霍，资产也将减少。孟德斯鸠不无讽刺地说，因为武士贵族是一些总在想着如何搞到钱财的人，但他们同时也在想，只增加财富而没有立刻开始大肆挥霍，那也是一种奇耻大辱。这是这个民族的那一部分人，为了报效民族耗费着他们所拥有的财富的原始资本。倘若一个家庭因此破产，就会有另一个家庭取代它的地位，后者同样会很快开始将资产消耗殆尽。

因此，在孟德斯鸠的模式里有一个封闭的循环怪圈，它从那些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市民家庭开始，他们上升至贵族，取代那些日益贫穷的贵族家庭，后者最后也许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赚取一日三餐，这样，他们就被夺走了他们那个社会等级以及骄傲，重新进入市民阶层，沉沦到“普通百姓”当中。这种模式把客观事实简单化了，但与此同时，它又让人看到在等级金字塔结构里的各种社会等级和它们的精英分子之间牢固的障碍，这种障碍某种程度上与社会等级流动结合在一起，对于个别家庭而言，这种模式让某个等级和精英分子阶层的某个家庭有了上升、没落成另一种家庭的可能。

4.若不回顾一下孟德斯鸠的观察，看到社会分层的僵化与灵活是如何相互结合，构成法兰西专制主义统治机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无法理解这种僵化和灵活的结合。路易十四年轻时亲身感受到，如果等级精英们，尤其是武士贵族、高等法官和行政官员的精英们，克服彼此厌恶的倾向而共同对付国王，这会对国王的地位造成多大的危险。也许，他也从英国国王们的经验中得到了一些教训，后者把自己地位受到的威胁和削弱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贵族群体和市民群体的联合反抗。

无论如何，强化和巩固在各个等级——特别是精英分子——和在他们内部其社会地位、威望的等级金字塔上不同等级和层阶之间的现有区别、对立和竞争，是他的统治策略中坚定的准则之一。恰如以后还要更详细表明的那样，很显然，他的国家最有实力的精英群体之间的这些对立和嫉妒，是国王们掌握大权的基本条件之一，国王们的大权在握表现在一些概念里，比如，“不受限制的”或者“专制主义的”概念。〔4〕

路易十四的长期统治大大有助于下述情况的产生：社会等级地位的区别和其他方面的划分社会等级的不同，两者之间有着特别严格的区分，由于它们经常被用作国王的统治工具，在这些相关群体自身、在思想和感情上、在他们自己的信念里，这种区分的坚定和严格也能被感受到是一种根本性特征。由于在社会等级、社会地位和威望方面的激烈竞争深深扎根于被统治者的各种信念、各种价值评判态度、各种理想之中，因而一再制造出紧张的关系和嫉妒，在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等级，特别是在这种等级金字塔结构的社会里进行竞争的最高层的群体之间，这种紧张关系和嫉妒被提升和强化了，宛若一台空转的机器，总是一再让位给一种更容易被忽视的、较少始终如一的操纵，即便是在路易十四去世后，国王有意识地玩弄紧张关系的平衡和系统的操作，情况亦如此。如同在其他情况下，在这里，人的整个群体对于他们起初依附于其他人、受其他人统治而被强加或者因任何原因被强化的各种行为举止的习惯，大大有助于各种紧张关系和冲突的常态化。

在这里，在研究各等级的精英分子之间的区别和竞争时所出现的东西，同样适用于社会等级变化，尽管有种种社会等级竞争和等级差异，社会等级变化还是会从一个等级阶层走向另一个等级阶层。哪怕是各种家庭、家族的上升和没落也会产生在等级社会内，社会等级变化则首先是在社会环境方面确定的；也就是说，这些家庭、家族并非是由某个国王或者其他某个个体创造出来的。恰如社会分层的等级结构规定本身，这些家庭、家族的上升和没落首先是这种（社会）形态的内在固有动力的一些表现形式。然而，倘若各等级的代表和国王之间的一系列斗争之后，人的这种整个（社会）形态的权力平衡向着有利于国王的方面移动，就像17 世纪在法兰西经过很多次动荡摇摆之后出现的情况那样，那么，机会就会落到王位的拥有者身上，他就会顺应国王地位带给他的利益或者干脆是他本人的兴趣和观念来操控社会等级变化。路易十四非常有意识地这样做了。〔5〕在他死后，利用这种机会就变成了一种惯例，最后又落入宫廷的精英团队和其他精英团队的内部争斗上。

只要国王地位的权力回旋空间仍然足够大，那么无论如何，国王及其代表们就会通过把贵族称号授予那些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亲手操控一些家庭在社会的上升。因为这些家庭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社会地位消费伦理，受制于把他们的社会等级视为他们支出的最高准则的义务，也把贵族的特权视为符合等级要求的收入来源。

在这样一种（社会）形态的框架内能够从国王的地位出发，控制和驾驭（个人或家庭）在社会上的升迁，与此完全一样，在社会上的没落也是在某些范围之内的，也可以从这种地位出发来控制和驾驭。国王能够通过他个人的恩惠来缓解或者阻止一个贵族家庭走向贫穷或破产，他可以通过赐予这个家庭一个宫廷职务、一个军事职位或者一个外交职位来帮助他们；也可以让他们进入他所操控的神职人员队伍，给他们一个职务；或者干脆采取年金之类的形式给他们送去金钱。与此相适应的是，国王的恩惠属于武士贵族家庭所拥有的最重要的机会，能阻止他们耗尽家产、强装体面、应付交际应酬、钻进魔鬼怪圈。不言而喻，人们不愿由于自己的行为而令国王不悦，错失这种良机。恰如孟德斯鸠所指出的那样，国王会让他的臣民“像他想要的那样”进行思维。只要人们研究国王和他的臣民是如何卷入相互依存、相互斗争里的，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

5.宫廷建筑及其形态在其所属的社会（人员）眼中所具有的意义，如果从其所有者和他们的社交圈被编织到相互依存的特殊网络的相互关联上来理解，就会很明显。今天，要理解这种相互交织是困难的，因为在比较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想保住一种高等的社会地位和崇高的社会威望，不必经常通过与之相符的丰富多彩、代价昂贵的体面交际应酬，或通过衣着打扮、家庭财政、整个生活方式，来向公众证明。至少在今天这是可能的。需要为维系社会等级进行消费、为各种等级象征而有种种开支，进行争夺名望的竞争，这种社会压力肯定没有消失。这里所谈的有关宫廷社会的很多看法，让人敏锐地察觉到工业时代的民族社会里各种相应的现象，有助于更加敏锐地从概念上来理解结构的相似与区别。

有一种社会压力，是让人要通过利用因人而异的社会名望，通过为争取社会地位和名望的机会而进行斗争，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这些斗争，有一部分是要通过彼此竞争、付出比较昂贵的代价来彰显其社会地位和名望象征，引人注目，最终决定胜负；无疑，在工业社会的高层也能看到这类社会压力和竞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区别在于，工业社会的高层的名望消费和体面交际应酬的强制性，相较于宫廷专制主义社会而言，明显变成了私人性质的；它们与工业社会的中央权力斗争的结合则宽松很多。在这种社会里，它们不再直接嵌入统治机器，几乎不再作为统治工具来提供服务。比较起来，社会强制进行的名望消费和维护社会地位的体面交际应酬也相应少了很多；而且不再像在宫廷社会里的那样无法摆脱。

也就是说，从此前的各种社会景象来观察，工业社会界限分明的、相对较新和令人惊讶的特征之一是：在这里，即便是拥有最高收入的群体、最富裕的人都要厉行节约，用一部分收入去投资，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总是想要越来越富，哪怕投资是有风险的。宫廷社会的富人和有权力的人，一般都把他们的全部收入用在维护体面的交际应酬上。在较发达工业社会的最有权和最有钱的精英群体，缓解、降低维护体面的交际应酬的强制性，对于房屋形态、衣着装扮的发展以及十分普遍地对于艺术装饰品的发展来说，甚至已经变得具有决定性意义。此外，在这些民族社会里，有权有势的人不仅跟比较贫穷和没有权势的人没什么差别，甚至也像他们那样从事劳动。可以说在某些方面，今天的富人像从前的穷人那样生活，而穷人也像富人那样生活。

6.在工业化之前的各种社会，最显赫的财富是不劳而获的财富，即继承而来的财富，首先是从继承的土地财产获得的地租年金收入。可能是为了获得财富去劳动，而非劳动本身（一如劳动所获的财富本身），在工业化之前社会的宫廷阶层里、在其价值评判的方针上很不受重视。这种情况在17、18 世纪标准的宫廷社会，即法兰西的宫廷社会，特别明显。当孟德斯鸠指出很多武士贵族家庭依靠资本生活时，首先意味着他们可以出卖土地财产，然后也许是出卖珠宝和继承的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以偿还债务。他们的地租年金收入日益减少，而强制性的体面交际应酬并没有给他们真正的、可以缩减他们消费的可能性。他们不断举债，卖出更多的土地，收入却一再减少，但通过积极参与有利可图的商业企业经营来增加财富既为法律所禁止，也有辱个人人格。而限制家庭生活开支和体面的交际应酬也同样令人感到是奇耻大辱。

在这种社会里，为争取提高社会地位、名望以及类似权力的机会而进行竞争，其压力并不亚于在工业社会的商界，为争夺资本利润和类似的经济上的权力机会而进行的竞争。撇开继承遗产、与富有家族联姻以及国王或其他宫廷大人物的赏赐不谈，举债借钱是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的最易理解的手段，为的是能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短时间维系已经习惯的维护社会地位的消费。如若没有这种消费，在与社会地位的竞争者的不间断竞赛中，一个家庭就会落后于其他家庭，就会遭受丧失自尊和失去别人尊重的痛苦。如前所述，唯有国王的恩惠，才能拯救举债度日的贵族家庭免于彻底没落、破产。

并非宫廷社会所有的家庭都会陷入没落。但究竟百分比是多少，目前尚无定论。在这种相互关联上，重要的并非百分比的数字（尽管数字有其重要意义），而首先是各种相互依存的形态，这个社会里的人都处于这些相互依存的压力之下。即便某个家庭能有效驾驭它的帆船穿越狂风巨浪，也是能明显感受到没落的危险的。在宫廷、外交使团、军队、教会里，有大量职位基本上都是为武士贵族们保留的。隶属于宫廷社会，或者与宫廷人士有交往，或有靠山，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得到这类职位的条件。这类职位有收入保障，但同时也需要履行义务，即进行体面的交际应酬。最后，有个别的贵族家庭（尤其是那些社会地位和等级无疑极高的家庭）打破了不许参与大工业企业经营的禁忌，开始投身大型商业经营。如果参与较小的商业和企业的经营，则依然是有损名誉的，会令人声名狼籍。

这是一个精英团体，它在某些方面与工业社会那些比较熟悉的精英团体不同。这篇有关这个宫廷社会的人被编织到各种相互依存的网络里的简短论述，作为探讨这个精英团体的引言，对于论述这个团体已然足矣。它撇开某些一旦从其他方面观察便会引出需要更加详细地探讨的话题不谈。与此同时，它作为进入拉开较大距离的思维方式的引言也可能是有益的，如果人们试图让自己更近地理解另一种不同社会的结构和经验，就需要这种思维方式。

7.在这里，以研究住宅的结构作为研究社会方面相互依存的出发点，初看起来可能会显得很陌生、很奇特；特别是把贵族的房屋形态与专制主义的统治结构联系在一起，也许会令人意外。今天，以下这种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人们称为“社会”的东西和称为“国家”的东西在思想上有着严格的界限，但与此同时又没有把一种清楚的、有关（“社会”与“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想法与概念上的分隔结合在一起探讨。人们在思想上已经习惯于各种社会现象可以归纳到某些特定的概念里，而又不必去过问它们的关系。人们把这些现象大致分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艺术的以及其他类别，仿佛这是不言而喻的。人们已经习惯于不去检验这样分类是否适合可以观察到的各种事实，而且也不关心这些不同等级的关系是否有一个清楚的模式。人们想当然地把这种与工业时代民族社会里特定职业上的区别肯定有关的分级模式，挪用到处在分化的不同阶段上的各种社会，这种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会给理解造成困难。

倘若人们发现宫廷人士所处的社会环境，并指出这种（社会）形态与建筑物形态之间的相互关联，这既不会减少对宫廷建筑物的审美愉悦，也不会减少其在艺术上的意义。对于从统治结构到住房形态的一脉相承而言，《百科全书》的看法颇具特色，它说，任何宫殿的装饰都不许与国王宫殿的一样。恰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里又是在依照各种等级来进行阶级划分。人们希望一个不属于国王家族的高级宫廷贵族的府邸在布局上与一位正统王子的官邸保持距离，不可雷同。这同样适用于其他等级，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的适用标准，最低等级也不例外，而且适用标准都不相同。

在这当中，偏离标准有多远取决于权力分配，比如在已经发财致富的税收人员那里，在地位竞争的压力下，就可能甚而必须容忍他们偏离标准。在我们熟悉的各种社会里，整个社会的权力分配与我们列入“私人生活”的事的各种不同方面（包括住房的形态）的相互依存，相对而言是间接性的和中介性的。在宫廷社会里要直接得多，有关人员还会更为直接地感到，这就是当下的状况，直接地摆在人的眼前。因为在这种宫廷社会里，一个人的“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并不像在当前的工业社会里那么分明，因此工业社会里“公众的”和“私人的”生活领域之间的严格区分，如果想用到宫廷人士身上，就不那么合适了。

8.倘若人们深入其他社会观察人所生活的各种社会的相互关联，将会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生活的各种相互关联。如果人们仅仅想到那个独特的社会，那么对那个社会的独特的价值评判态度就会成为人们自己陷入其中的、各种相互依存的链条上的一环，研究宫廷社会就会比研究一般出现的情况更加清楚一些。哲学和社会学的各种理论，往往把人们称为“价值”或者“价值评判态度”的东西，作为某种不能进一步解释的东西，作为某种“最后的”和“绝对的”东西来探讨。于是，人想把怎样一些价值以及价值评判态度作为自己的价值和态度，似乎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人们很少过问，那些他们将其作为自己价值的东西究竟从何而来？恰如孩子们很少过问，圣诞老人送出的礼物是从什么地方而来？或者（仙鹤送子的童话里）仙鹤送出的孩子都是从何而来？由于人们所追随的各种价值、所持的各种价值评判态度而陷入的种种限制（包括种种强制），也很容易被忽视。

这里有关宫廷社会的论述，将有助于理解各种统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以及价值评判态度的相互关联。如果在人们生活的那个社会里，拥有贵族称号者比拥有财富者的等级更高；隶属于国王的宫廷或者享有特权便能接近国王个人，并因而能接近现有的权力结构，从而有幸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只要他自己的家庭地位和自我能力评估使之成为可能，他就很难摆脱强制，很难不在社会的既定价值和准则的意义上安排自己的目标以及参与争夺这类机会的竞争。人们认为可以长期争取的目标是有价值的，而且永远不会仅凭自己的满足和价值的增长来决定（在他自己的眼里，任何进步都会赋予一个人的目标某种价值），还会期待在他人眼里看到自己的价值，或者看到对自己的尊重的增加。

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在他自己的价值和他为之努力奋斗的各种价值形成的观念以及这种观念通过其他人的行为举止得没得到证实之间的关系上，不可能有绝对的零点。在一个社会里，很多个体的价值评判态度在结构上的相互依存，会让单独某个个体很难（如果不是说不可能的话）试图以某种方式去实现他的奋斗，如若这种奋斗的实现根本没有机会在当前或未来，或在其他人眼里，以承认、赞赏、爱、钦佩的方式，总之以确证或提高他价值的方式给他带来种种奖赏的话。换言之，价值上的相互依存降低了这种可能性：一个单一个体的成长，没有让社会上其他人的价值评判态度变成他自己的一部分。这种可然率极低：如果某个个体不在某种意义上参与同其他人争夺各种机会的竞争，这些机会在这个个体或其他人看来都是很有价值的；如果他没有以某种方式去试图实现他努力奋斗的目标（这种努力奋斗目标的实现，肯定会通过其他人的态度让他的价值经受某种检验），那么他就完全可能会靠边站，被排除在社会之外。

很多（即便不是全部）生存机会是宫廷社会中人穷尽一生精力在求取的；在此之中，这些生存机会已然丧失其光辉和意义。恰如人们可能曾经为了这类虚无缥缈的事激动不已一样，人们可能会去过问，或者甚至可能把他们的一生置于这类空洞无物的目标上吗？然而，尽管很多崇高价值的光辉随着赋予其意义的权力结构的式微而失去光泽，但是这个社会的人的情况以及与之相伴的对各种价值评判的相互依存的理解，在社会学研究中，对于另一种社会的人而言也会清楚而生机勃勃地再现出来。至于这些价值评判，它们要求有这类社会上认为有价值的目标，让这些价值评判在个人身上牢牢固定下来。人们并不需要赞同宫廷人士的各种价值评判态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它们属于他们社会的强制性东西，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很难（哪怕并非完全不可能）逃脱为争取各种社会认为有价值的机会的竞争。

在宫廷社会里，赐予一位公爵爵位，对于一位公爵很有意义，赐予一位伯爵爵位，对于一位伯爵很有意义，赐予一个人享有特权，对于任何享有宫廷特权的人都很有意义。一个家族的特权地位受到任何威胁，就如同整个等级特权体系受到任何威胁一样，都意味着这个社会的人在自己的眼里、在他们交往的人眼里以及他们感到在这些人的看法里很重要的东西，赋予其价值、意义和意涵的东西，都会受到威胁。任何损失都意味着某种思想意识正在变得空洞。因此，这些人当中的任何人都必须履行所有的代表性义务，所有的体面交际应酬的义务，这些义务与他的地位、他的种种特权是结合在一起的。与各种等级相适应，以及与在这个等级丰富多彩的社会里的地位相适应，曾经存在过极为不同的价值的截然对立。

整个体系充满了紧张。它贯穿着人的无数争斗，他们试图通过跟较低层的人划清界限来维护自己的地位，也许同时也在试图通过软化、降低跟较高层的人之间的界限来改善自己的地位。所有这些方面都争斗激烈、火光四射。虽然宫廷社会的各种知识分子群体开始质疑特权体系本身，但是就像稍后还将表明的那样，大量享有特权的人在他们的（社会）形态里死死抱住作为宫廷社会的特权体系不放。围绕着种种具体的特权，总是有无数的紧张和冲突。特权本身受到威胁，就意味着赋予他们的感情生活以意义和价值的东西普遍受到了威胁。在法兰西专制主义的社会恰如在其他社会一样，也有一些飞地（Enklaven），人们在避开各种核心价值机会的战场、避开对于这种机会的竞争时可以去寻找这些飞地。修道院和教会的某些职位就提供了这类回避和逃离的可能性。不过，它们大多也反过来打开了通往其他形式的社会地位和名望竞争的道路。

9.宫廷人士曾经认为值得争取和努力追求的很多东西，现在已经失去光彩，几乎显得毫无价值。但是，并非一切东西都如此。与丧失意义和光彩的等级森严的宫廷价值评判态度结合得最紧密的，是那些很少丧失其意义和光彩的价值评判态度。比如一系列艺术和文学作品，在宫廷社会，艺术和文学作品显然最能培养出良好的审美鉴赏能力。住宅建筑也包括在其中。如若人们能同时理解体面交际应酬和审美敏感的强制性，而这种强制性在与地位竞争的相互关联上是这个社会极富特征的东西，那么，人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形式的语言。这样一来，那些没有丧失其价值的现象在社会上就与那些已经丧失其价值的现象是息息相关的。正如在对这样一种（社会）形态的分析时所显示的那样，人与他们相互依存的种种强制所进行的斗争也许永远不会完全丧失其意义，哪怕这些固有的强制性来自其他方面。

源于一种旧的哲学传统，关于人类的价值和价值评判态度的各种观察往往被归纳到两个概念范畴里，后者一般被理解为是针锋相对的。于是，所有的价值评判态度似乎要么属于这个范畴，要么属于那个范畴：据此，人们只能在两种观念之间进行选择，即所有的人类价值都是“相对的”或者“绝对的”。然而，这种简单的逆命题几乎不符合可以观察到的各种事实。人们探询权力结构和社会价值坐标的各种结合，不再意味着人们探询各种能够可靠地显示出来的事实。这并不意味着，要让某种绝对的价值相对主义的观念拥有话语权。除此之外，这种看法并不意味着人们热衷于某种价值绝对主义。

如果人们努力谋求获得一些可以在研究各种事实本身的进程中加以检验，而且必须经受住检验的理论范畴，那么这些传统的哲学上的等级划分就会被证明是一些过分简单化的划分，而且未能使界限分明。社会学研究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要比这种简单的概念上的逆命题错综复杂得多。用生命去追求某些转瞬即逝的、然而当时却认为永恒的价值，这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随处可见。不过，在投身于各种转瞬即逝的价值的过程中，这些牺牲对人类各种事业的产生，或者对各种具有比较持久的价值的人类（社会）形态的产生，有时也做出了贡献。只有借助各种可以相互比较的，也能理解那些失去的价值的权力结构和价值坐标，才能有希望获得一种比较清晰的有关权力结构和价值坐标的观念；其中，这些权力结构和价值坐标具有某种比较持久和稳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