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宫廷社会的形成和演变作为整个社会权力转移的功能

七　法兰西宫廷社会的形成和演变作为整个社会权力转移的功能

1.任何统治形式都是一种社会斗争的沉淀，是与斗争的出发点相适应的权力分配的固化。同时，这种固化的时间点，在政权制度诞生时这种社会发展的状态，对于这种政治制度的特殊形态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命运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便出现了如下情况：比如，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比法兰西的专制制度晚得多才形成固定形态，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最终把封建贵族纳入其统治结构，也远比法兰西的专制制度晚得多，在这种固化和并轨过程中能够创造出一个机构的结构，而在法兰西专制制度诞生时，不仅在法兰西，甚而在整个西方，都还缺乏这种机构的结构存在的前提。

在这两种专制的统治结构产生之前，国王和封建贵族之间进行过种种斗争。二者之中，贵族失去了其较为重要的独立自主性，然而17 世纪的法兰西国王可能想借助新获得的和新得到保障的权力开始创建的东西，与18 世纪的普鲁士国王可能和希冀开始创建的东西是有所不同的。在后者那里，显示出一种在历史上经常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它反映出一个在某方面发展得较迟的国家，在把握各种机构的问题时接受和形成一些比较成熟的形式后，将比一个此前一直领先的国家更加成熟。腓特烈二世在他的国家能够发展起来的很多东西，比如，他开始实行官僚体制和行政管理的方式，在法国大革命时才出现过类似情况，之后通过拿破仑才得以保留下来。这些官僚体制和行政管理的方式在法国解决了某些问题，相反，普鲁士和随后的德国在很久之后才着手解决这类问题。

何时——同时也总是包括如何——提出和解决在西方大国里反复出现的社会问题，对于每个个体的命运以及各国人民的“天命”具有极大意义。国王们绝非处于这种发展的命运之外。发展的天命把种种问题和任务强加于他们，把他们的天性驱赶到这个或那个方向上，在这里，命运所承担的任务让天性窒息，在那里，却使之蓬勃发展。他们也像任何其他人那样，受到根植于人的相互交织的现象的强制。

2.必然有很多东西会误导人们，使他们把自己看作处于社会命运和社会网络之外的人，因为他们似乎并非直接属于各国的阶层中的某一个。人们至少乐于把他们的行为与他们功绩的动机和方针，基本上仅仅从他们个人、从他们的天赋来理解。无疑，在较早时期，在社会领域中，他们的地位、他们实现个人特性的各种机会，总之他们被编织到社会整体里的方式，往往是很独特的。然而，他们也以特殊的方式被编织到人的争斗之中。一位国王或者一系列的国王，都各自处在某种特定的社会传统里。他们曾经可能很伟大或者很渺小，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的各种动机和目标的类型，都分别由某种特殊的社会生涯、由他们与某些特定社会阶层和世代的种种关系塑造而成，在这当中，他们中的某些人，诸如拿破仑一世、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作为一种社会变革或国家转型的执行者，因而也是突破某种传统的统治者，他们的动机方式和他们的行为类型是具有多种含义的，其他那些人则是可以明确归类的。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的国王就属于这种可以明确归类的统治者，根据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的各种动机、他们的社会伦理的类型，他们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宫廷贵族，即一个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所以，人们不得不负面地、无能为力地称呼这个阶层为没有劳动收入的阶层，一个不劳而获的阶层，因为我们时代的市民语言对那些正面的特征，喜欢无端加以谴责。

法兰西国王觉得自己是高贵的人，是“第一贵人”“首席贵族”〔1〕，而且张口便说他是在贵族的文明教养和思想意识里成长起来的，他的行为和思维是这种思想意识塑造的，如果不曾探究法兰西国王政体的渊源以及从早期一直贯穿至中世纪的发展，就不能完全理解这样一种现象。在这种语境下，不可能做这样的探讨。在这里，重要的只是要理解，在这个国家里，恰恰是因为贵族在文明教养上牢固的、多姿多彩的传统贯穿整个中世纪，直到近代，从没有真正被打断过，还在不断地持续着——与德意志地区的很多州正好相反。国王作为这种传统的一个环节，为了履行传统的义务，就需要与志同道合的人进行交际和来往，国王受到这种传统的约束，其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国王。在后者的国家里，要么中世纪和近代之间存在一道深深的切口，要么贵族思想意识的形成并不像法兰西那样丰富多彩，那样具有独特性。

3.与以上情况息息相关的第二种情况，其重要性较之并不逊色，却容易被忽视。无疑，法兰西的国王们经历了几个世纪，从亨利四世到路易十四，都处在一种尚未决出胜负的斗争中，虽然并非与整个贵族对抗——因为总是有一些贵族站在他们这边作战——但至少要与高等贵族及其随从争权夺利。在这种斗争中，胜利越是向国王这边倾斜，贵族的文明教养就越想从一个地方（即巴黎）和一个社会机构（即国王的宫廷）里找到其规范化的中心，贵族的文明教养的整个形态就必然会发生改变。然而，为贵族的文明教养的这种转变做出贡献的国王们，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却受到了转变的最猛烈冲击。他们永远不像后来的市民阶层那样站在贵族之外。关于市民阶层，在某种程度上有理由这样说：这种阶层逐步脱离贵族的文明教养，不把贵族作为榜样，最终也就不再能够理解贵族的行为，即将其作为一种自己固有的、非贵族的行为举止，从外在超越贵族。不过，随着不受限制的、专制的国王体制的建立，随着16 和17 世纪在法兰西，国王们驯服了大大小小的贵族，这无异于在某些方面、在同一社会阶层中逐步发生了重点转移。

从分散在全国的贵族当中产生出以国王为中心的宫廷贵族，作为中央政府和发号施令的权力。如同大多数骑士变成封建领主和大封建领主贵族一样，国王们在同样的意义上也发生了转变。弗兰茨一世还是一位骑士国王〔2〕。他喜欢骑士的马上比武，喜欢打猎；对他而言，战争是一种辉煌的骑士赛马游戏。在游戏中，他作为骑士，投入他的生命；因为这既是骑士贵族的习惯、规则，也是他的荣誉，他感觉到他作为国王，像其他所有的骑士一样受到骑士行为的这一条律则的约束。

亨利四世的情况也类似。有一次他还作为胡格诺教派的领袖和法兰西国王的大封建领主，在接到对手的战争武装军备的消息之后，自告奋勇要与对手的领导者决一雌雄，即他自己要与吉斯兹公爵决斗〔3〕：“等级不同，不应妨碍我这样做。”他们想用武器决斗，一对一，二对二，十对十，二十对二十；骑士之间在关乎名誉的事情上以决斗分胜负，向来习以为常。他也曾经这样说过。在大权在握之后，他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从晚期的国王骑士类型向着不同的宫廷贵族类型的过渡，后者随后在路易十四身上有了第一个完美的体现。那种类型不再像亨利四世那样，以骑士的方式率领他的贵族走上战场，而是越来越多地让将军们率领雇佣军去打仗，即使他偶尔也披挂上阵，但总的来说还是不习惯御驾亲征，亲自走上战场，投入战斗。后来，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骑士的马上比武也失去个人决斗的性质，不再是一对一地决斗。决斗变成一种宫廷的赛马游戏。如果人们想举个例子，看看现在国王在其行为举止上是如何变成一个宫廷贵族的，而在宫廷社会内一种特殊的分量又是如何加诸他身上的，这种特殊的重要性又是以何种方式重新把他与其他贵族拉开距离的，那么，可以看看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1662年举办的一场骑士游戏的画面：

“有5 个骑士方队，每个方队穿着不同颜色的衣裳，每个方队代表一个民族，罗马人，波斯人，土耳其人，黑人，俄罗斯人；每个方队都在一个最高领袖的率领下。国王统领着第一支扮演罗马人的方队：他的格言是：‘太阳驱散云彩！’他的骑士方队中的第一个人手持一面镜子，镜子反射着太阳的光芒，另一个人拿着一根月桂树枝，因为对于太阳而言，月桂树是神圣的，第三个人领着一位贵族，贵族的目光注视着太阳。……”〔4〕

兰克说道：“如若不是一种游戏，那就近乎偶像崇拜。第一方队的所有格言，在同一意义上近乎偶像崇拜；其余方队的格言则勾勒出这种意义。仿佛它们都否认自己的存在；就此而言，只有当它们处于与国王的某种关系时，它们才是某种自然而然存在的东西。”

这场骑士游戏是一种象征。如果不仅从游戏本身来观察，而且似乎从权力机会的发展来观察，并且把路易十四的行为举止与亨利四世要求两人进行决斗的态度作比较的话，就会清楚地感觉到，为什么说亨利四世在某种程度上是最后一位骑士国王，而路易十四则是一位宫廷贵族的国王。二者在其整个文明教养和思想意识上，在其行为举止的各种形式和动机上，都属于他们的贵族社会。这种社会和社交作为某种不言而喻的无法摈弃的东西，属于他们的生存。然而，这两位国王在他们的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性，分量却各不相同。在贵族面前，亨利四世作为国王的权力地位虽然比此前的任何一位国王都要尊崇，但还是比不上路易十四。他未能像后者那样鹤立鸡群，因而也未在这种程度上与贵族拉开距离。

4.路易十四虽然生活在宫廷社会之中，但同时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宫廷社会的唯一中心，这是他的任何前任都望尘莫及的。国王和他所属的贵族社会之间的力量平衡点，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移。现在，在他与其他贵族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但尽管如此，这也只是在他那个社会阶层内的某种距离。在这出骑士赛马游戏当中反映出的具有示范性的东西，适用于路易十四在宫廷贵族中的地位，也适用于他对整个贵族的态度。这种贵族构成了他的社会。他属于贵族，他也需要作为社会的贵族，但同时他在同样的程度上拉开与贵族的距离，恰如他的权力地位使他高出其他贵族一样。

在路易十四对待宫廷贵族的态度上，以下两种倾向总是相互影响，它们决定着贵族在这种统治机制里的地位，它们在一些机构里十分牢固，又不断从这些机构里产生一些倾向并强加于人，直至这种制度终结，这些倾向对他的后继者来说都是富有典型特征的。当时，面对大大小小的贵族的所有权力要求，首先是倾向于通过形形色色的机构建立和保障国王不受限制的个人统治权；其次是倾向于保留贵族，使之既依附于国王、为国王效劳，又凭借其特殊的文明教养、不同于其余社会阶层的地位来作为唯一与国王相适应的且必要的社会。

国王对贵族的这种矛盾态度，从此时起，对于贵族的形态产生了决定性意义，这种矛盾的心态并不是个别统治者随意专断的表现，而是形势所迫。由于在16 世纪慢慢形成的特殊的发展形势，贵族大部分的经济机会都被剥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在社会方面拉开距离的基础也因此而被剥夺；同时，鉴于国王们一生下来便注定拥有的统治权及其职能，处在这种形势下的贵族便把各种大的、新的机会拱手让给了国王们。基于出身和文明教养，国王们与贵族结成同盟；由于法兰西社会的发展，他们从同侪之首、出类拔萃的地位逐渐登上至尊权力的宝座，这样的权力地位把在他们的王国里所有贵族的地位都远远甩在了身后。宫廷的形成，解决了既出自同一阶层又要彼此拉开距离所产生的各种冲突。

5.长期以来，法兰西一直存在贵族和国王政体之间的斗争。直至17 世纪，此类斗争的各种原因仍然似雾里看花，始终没有得到澄清。不过无论如何，到了17 世纪，这场斗争终于变得有利于君主政体。此外，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各种远在法兰西各位国王个人意志之外、他们的精明强干之外乃至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外的状况，某种程度上也明显有利于君主政体。宗教战争之后，王权正好落在亨利四世身上，这可能归因于个人天赋和一些比较偶然的情势。然而，相对于贵族，国王的权力地位此时终于非同寻常地朝着越来越有利于国王的形势推移，而且此后，显然还在这个方向上扩大，这基本上是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社会的这些发展变化处于国王的权力范围之外，或者某个人的权力范围之外，甚至某一具体人群的权力领域之外，这些发展变化把各种至关重要的机会拱手送到国王手中。当然，在具体情况下，根据各位国王的聪明才智，他们也许能利用这些机会，也许不能；然而这些发展变化却动摇着贵族的生存基础。

6.16 世纪进程中，在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里所实现的种种演变，其重要意义几乎不亚于18 世纪末才明显出现的种种演变的重要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诚然，从海外国家流入各种贵金属以及流通手段的相应增加并非16 世纪种种演变的唯一原因（流通手段的增加在西方所有国家里或早或迟都会发挥影响，当然，影响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是，总之可以这样说：贵金属的流入作为催化剂在发挥作用。“如同大雨般的黄金和白银”让播种在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中的很多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若没有这场大雨，它们的发育成长也许会慢得多，也许有一部分还会枯萎凋谢。而另一方面，倘若欧洲各种社会的发展本身尚未达到一个需要贵金属和能够利用贵金属的阶段，贵金属的这种蜂拥而至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法兰西来说，货币手段的增加和这个时代社会阶层分化的方向之间的相互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是显而易见的。〔5〕

货币增加的第一个后果是货币的异常贬值。根据当时的估计〔6〕，货币购买力下降了四分之一。而物价相应上涨，流动性的财富增加。哪怕土地仍然始终是一切财富的基础，家里保存大量现金的习惯却逐渐根深蒂固。不过，这种货币贬值对于人民大众中的不同阶层有着各异的后果。对于其中的相互关联，没有什么表述能比下面这几句话更简明扼要、更清楚：大约从1540年起，“里弗尔〔7〕一直在贬值，而物价悄然上涨。这些现象在弗兰茨一世时代已经造成一些后果，比如土地租金和土地买卖价格上涨。与此相反，货币收入却在下降，比如地租下降……不过，这对于农民、生产者以及商人来说，并非都是负面的，他们发现商品的价格是按比例上涨的。仅对地主和工人来说，各种后果都是负面的。……地主和贵族在宫廷或者政府里寻求职务以便让自己发挥作用；资产阶级人士则接任政府的行政管理职位和官员职位。有些人簇拥在国王周围，另一些人分布到各种职位上。这样一来就加速走向专制主义制度，加速走向中央集权化，加速走向贵族政体和官僚体制”〔8〕。

撇开这些事件的发生对于与此相关的其他阶层的意义不讲，无论如何，对于大部分法兰西贵族而言，货币贬值就算不意味着破坏他们经济上的生存根基，也意味着一种极大的震撼。贵族从他们的土地收取固定的年金，因为物价持续上涨，他们凭借相应的各种契约所得到的年金就或多或少地入不敷出，以至于生存难以为继。绝大部分的贵族在宗教战争结束后都负债累累。在多数情况下，债权人掌控着他们的土地。绝大部分的地产在这个时候变更业主。至少一部分贵族离开他们的土地，走进宫廷，想在那里找到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人们看到，在这里，社会的命运在多么强烈地挤压着整整一个阶层的各种机会，因而也挤压着他们的权力机会、社会名望，缩短他们与其他阶层的距离。

7.倘若想把国王直接算作贵族的话，那么，他可以说是这个国家唯一一个经济基础、权力地位、社会距离都没有受到这些事件挤压的贵族，而且完全相反，这些方面都被扩大了。

起初，与对于所有贵族一样，对于国王来说，他的土地财富的收益是主要的收入来源。然而，这种情况早已发生改变。在国王的收入之中，赋税和其他类似收入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收入在某种程度上是从他的臣民的货币收入当中索取的。因此，拥有土地和对土地进行分配的国王就逐渐变成拥有货币和对货币进行分配的国王。

16 世纪晚期的骑士国王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型国王。与此相反，17 和18 世纪的君主政体，从经济学角度看，是一种建立在货币收入基础之上的君主政体。也就是说，16 世纪行将结束和17 世纪开始之际的贵族，基本上是依靠其土地收入生活的，几乎没有参与当时的各种贸易活动，所以几乎不会因货币贬值而变穷。而国王不仅由于货币贬值能使其通过很多渠道——首先是通过赋税或者卖官鬻爵——来提高自己的收入，除此之外，他还由于某些特定的有纳税义务的阶层的财富日益增加，大大增加了自己的收入。随着日益城市化和商业化，基于他们在整个国家社会形态里的地位的独特性，不断增长的种种收入就涌到了国王那里，这些不断增长的收入构成了他们在权力上相应增长的最具有决定性的条件之一。他们通过在为他们的统治效劳时所支出的货币，创建了他们的统治机构。

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对于国王们来说，这种收入不同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收入。国王们的收入并不是真正从其与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获得的劳动收入，不是从事某一职业的劳动获得，而是通过领取薪俸的骨干官员队伍的工作，从各职业阶层的劳动收入中涌到了国王那里。国王的职能之一就是统驭这些骨干官员，安排协调他们的工作，并在国家社会的最高协调等级上做出种种决策。由此来看，如果说，国王们是贵族阶层独一无二的一些成员，这种（社会）形态变化就把有所提高的各种机会拱手让给了这些成员。因为国王们能够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规模上保留他们的封建领主性质，他们不需要从事任何职业劳动，却可以通过他们国家的蒸蒸日上的财富来增加他们的收入。

国王的权势在上升，其他贵族的却在下降，这就是上面所谈到的平衡的重心转移。路易十四所保持的他本人与其余贵族之间的距离（比如在礼仪礼节上，他最刻意地拓展这种距离）并非单纯是由他本人“创造”的，而是由整个社会的发展“造就”的，社会的发展用种种巨大的机会来装点国王的社会职能，却削减了其余贵族的各种机会。

在同一时期，战争的领导权发生的改变，对于贵族的命运并非无关宏旨。在与王公贵族的中央统治者的紧张关系的平衡中，中世纪的贵族占有较大的分量，尤其是因为在所有的战争行动中，中央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贵族。贵族领主们必须自己承担他们本人和随从人员的军事装备、盔甲、马匹及武器的绝大部分费用，以他们的地产收入的剩余来支付，或者干脆自己披挂上阵，缴获战利品，以支付自己的军事开支。恰如偶尔发生的那样，他们没有奉上级领主的征召出战，在规定时间内擅自离开军队，返回他们的庄园、城堡和庭院，最后只能让他们去参加惩罚性的远征。不过，倘若中央统治者拥有足够的军队，气势逼人，让他们去远征或者威胁要送他们去远征，仅仅是期待（他们）将功补过。而能否拥有这样的军队，反过来又取决于中央统治者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赖一部分他的军人贵族，如果没有信任，就不可能自己拥有军队。

在16 世纪的进程中，战争领导权发生的种种变化越来越明显，长期以来，已经在为这类变化做准备。同样，这类变化也部分与货币的流通过程日益完善息息相关。以下引文即反映出了过渡时期的某些明显特征在结构上的固有特性：

“在16 世纪的法兰西军队里，若干不同性质的要素混杂在一起。在某些紧急情况以及随后不太常用到军队的情况下，还有一些不幸的情况下，人们呼吁贵族的领主封地要建立武装军团。旧的采邑军队已经逐渐消失。有武装能力的贵族，更确切地说是编入重骑兵的连队里，编入到传令兵的连队里。人们把这些连队归入所谓的‘卫队’之下：卫队提供马匹和贵重的装备；没什么钱的人作为骑兵射手编入这些连队。……在作为骑士发起英勇的攻击时，当然也包括个人提供人员帮助方面，军人是很光荣的，而且是训练有素、极有教养的，对于将军们来说，军人也是无可替代的。然而，这个兵种却不再有什么前途可言。轻骑兵与重骑兵严格地区分开，在级别上远低于他们。但是，轻骑兵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建立在现代射击武器的作战上。……军队的整个形成和发展建立在军饷之上。”〔9〕

在大多数军人贵族和王公的中央统治者之间紧张关系的平衡中，战争领导权日益转移到了有利于后者的方面。货币日益流入他们的金库里，允许他们雇佣军队作战。指挥军队的人同时也是企业家，他们装备从下层征召来的军队。在社会发展的较早期以及较少货币化和商业化的阶段，出让土地、分封采邑是支付军人酬劳的手段，现在用货币来支付，军饷越来越多地成为支付军人报酬的主要形式。王公们租用雇佣兵或士兵。在这两个词里面，回响着回忆这个发展阶段的余音。这样一来，他们对他们的封地贵族的依附就大大减少了，他们对货币来源的依附随着更为广泛的错综复杂的交往而变得越来越大。

此外，由于射击武器的进一步发展，在战时有利于征兵重点从在各高层征召转向大部分从下层征召。比较古老的射击武器，如弓弩，是农民和其他非贵族军队的传统武器。在骑兵部队的战斗中，射击武器对军队起着辅助作用，其中原因之一是骑士和马匹的装备限制了射击效果。由于射击武器的发展（难以保障人和牲口的装备不受伤害），征兵对象的重点发生转移，过去是从各贵族中征召，现在是从下层征召。各国的整体发展使得王公们有可能花钱租用雇佣军，这有利于步兵的火器的发展，而火器的发展又有利于国家的整个发展。

将来，借助某些更准确、更包罗万象的模式（比这种框架下可能和必要的模式更准确和更包罗广泛）系统地研究各种相互依存和重心转移，将可以对这种方式的（社会）形态的演变进行概括总结。在这里，仅仅指出下述情况就足矣：中央统治者的社会地位使他们越来越多地拥有了众多获得货币的机会，同时，这减少了乡村骑士贵族在传统上获得货币的机会，靠装备着火器的雇佣兵开打的战争，日益受重视，日益重要，在传统的骑士战争遭受贬低的同时，也减少了对贵族的依赖，而贵族对中央统治者的依赖却在扩大。在贵族和国王的相互关系上，权力平衡转移的概念不能这样来理解，即仿佛这种转移始于社会发展的某个个别领域。贸易的扩大，如果没有日益增长的国家对商贸通道的保护，没有国家为商人提供法律保障，是无法理解的；没有前者，后者也是无法理解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军队，国王就不能期待有可靠的赋税收入；如果没有后者，也不能期待可以支配前者。

8.一种权力分量的分配转向另一种权力分量的分配，一种紧张关系的平衡转变成另一种紧张关系的平衡，在此过渡期间的种种问题是形形色色的。另外补充几点，或许能有助于让这种（转移的）画面变得更丰满一些。国王在自然经济领域赐封土地，以及在货币经济领域赏赐货币年金，分别反映出了极为不同的关系形式。前者使获得采邑者在地域空间上远离国王，只要信用交际还是缓慢和不发达，使他们长期远离自己的土地就永远都不是件易事。即使在各种征战讨伐以及引领亨利四世走向胜利的战斗中，如果胜利不是指日可待，如果不能如愿以偿地缴获战利品，贵族很快就会离开军队，返回家乡，退守故土〔10〕。

而国王发放货币（即赏赐年金），往往有可能让人留在国王的附近，而且往往被迫要留在国王的附近。如果说实物年金意义上的土地财富对籍贯或多或少地施加了压力，那么，源自土地财富的货币年金则有可能远离地产财富。货币年金——比如，甚而直接从国王的口袋里得到的养老金或礼品——可能因恩宠的源源不断而增加，也可能因失宠而被剥夺，货币年金对人造成极大的压力，其目的是使人长久地停留在国王那里，迫使他们始终提供新的、个人的效劳以不断变换花样换取国王的眷顾。

因此，依附的方式有所不同，既有赏赐实物年金的，也有赏赐薪酬、养老金和金钱礼物的。相比后者，前者给予了一种较大的独立自主。因为贵族在其采邑封地可以自行其是，为所欲为，实际上如同一个小国王。而采邑一旦赐封和接受，受封者就相当有把握，无论如何不会被轻率地剥夺封地，因而不需要为了长期保留这个馈赠而一再去争取国王的恩赐。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必须一再从国王的宝库里得到货币馈赠。与土地财富、实物年金相比，货币年金、养老金则更快、更容易被剥夺，土地财产和实物在国家的某个地方，远离国王的所在地，远离国都。在这个意义上，那些依赖国王的货币年金的人远比那些接受采邑封地的人生活得不安稳。

作为货币年金出现的国王的恩惠，对于依赖这种年金的人而言，蕴藏着一种更大的风险，造成了社会等级的一种更快速的升降，因而也说明这些人比较能随机应变，并以分化有别的态度和外形容貌来表现自己，从而有别于享受实物年金恩惠的人。与后者相比，在这里，前者的不独立自主以及对国王的依附会更显而易见。

恩赐货币或货币年金的宫廷社会的国王，作为个人，包括他的所有情绪、行为和感受都直接和长久地被希望获得他恩宠的人关注；相比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国王，前者支配的人更多。他的钱财让很多人聚集在他身边，围着他转。

如果人们把恩赐土地的国王和恩赐货币的国王相对照，那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因为一种类型的国王，是直接或逐渐地从另一种类型的国王中脱颖而出的，其行为举止却从它继续发展而来。

换言之，如果没有把恩赐货币机会的法兰西国王对待其贵族的态度，视为从最高等级的采邑领主对待其领主封臣和采邑领主的一贯态度上发展起来的，那就无法理解宫廷社会的国王们的行为举止。当国王自称“第一贵人”“首席贵族”时，当贵族感到自己是“祖国的鲜活的生命力，是祖国的活生生的躯体”〔11〕之时，大体上反映出了国王与贵族过去是如何结合的，国王的传统义务是保留、维护贵族，贵族的义务是为国王效劳；这些义务并没有消失。倘若留意一下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的年金、养老金经济，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即在这种经济形态下，年金、养老金在宫廷里发生了变化，被取消了，而旧的封地采邑关系却依然无处不在。宫廷国王与宫廷贵族之间的这种态度的基本要素还包括一点——这种态度是从身为骑士的国王和身为骑士的领主封臣及其扈从的种种旧的、封建的相互依存关系中成长起来的。

不过，封建采邑封地义务的伦理，起初是建立在合作双方某种较为平衡的相互依附之上的；在这种相互依附一向十分微弱的地方，比如在大的领主封臣那里，这种伦理和义务责任也很容易被打破。采邑领主需要王公领主；王公是进行协调的、和衷共济的发号施令者，是争夺来的土地的拥有者和分配者，是他的扈从和采邑的世袭领主。而这两者作为军人和下级领导者负责保卫及扩大他的财富，为他东征西战。

此外，国王也需要其他贵族，抛开他本人亦出身贵族不讲，他的狩猎和巡视需要陪伴者，他的社交娱乐需要伙伴，他发动的战争需要军人。原先因为他只能从这些贵族中任命出谋划策的顾问——即使采取神职人员的形式，也只能从他们当中选拔。起初是出自他的军人群体中的一些人或多或少独立自主地为国王管理国家，征收赋税和颁布法律。尽管如此依赖贵族，尽管贵族的种种利益和国王的种种利益如此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但国王和其他贵族之间的距离尚未达到后来那么大的范围。

时移世易，一个层级或另一个层级的处于核心地位的统治者越来越多地从大多数贵族中脱颖而出；他们能够部分地扩大自己的权力，牺牲其他贵族的权力，办法是：把那个可以慢慢用于这类目的的等级，即资产阶级的人拉拢过来，去行使迄今一直保留给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的职能。在法兰西，他们实际上成功地把贵族从几乎所有这些职能中排挤了出去，并通过那些从平民中崛起的人取代了贵族的位置。16 世纪末，司法、行政管理甚至大臣职位的绝大部分已经掌握在这些后起之秀手中。

9.那么，国王觉得贵族必须存在的原因还有哪些呢？恰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因为即使已经演变的封地采邑的关系在国王与贵族的宫廷社会关系方面依然保留着，从他们之间旧的责任义务、旧的社会伦理以及落在国王和贵族身上的不平等的机会和国王微不足道地依附贵族等方面看，无疑只有贫困潦倒的贵族为维系自己的生存而需要国王，但就任何意义而言，国王都不再需要（作为一个特殊的不可替代的等级的）贵族。而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国王现在还需要贵族作什么呢？

不过，这个问题的提出，随即会触及一个涉及面更广的问题：任何一种机构都是在一些相互依存的人类群体的紧张关系平衡中，某种特定的、对权力进行瓜分的产物。它不仅从这种状态中一次成型地产生出来，而且作为一种比很多人的生命更加持久的（社会）形态，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再重新从中产生出来。也就是说，只有这个与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有关的宫廷社会所产生的和再次产生的权力分配问题，才会让来去匆匆的人的这种（社会）形态变得清晰明朗起来。

前面提出的问题，即贵族对国王的依赖和国王对贵族的依赖——这种相互依赖在宫廷之中得到了充分表现——的方式和程度的问题，无非是对如何在社会方面产生宫廷和再产生宫廷的问题的一种略有差异的理解。只要人们没有从产生工厂的社会领域的结构来理解，就不能理解在工厂这样一种社会机构中，在何种意义上，人们过去和现在都依赖于充作工人以受雇于企业家的方式来生存，而后者又在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依赖于前者；只要人们没有指出需求的公式，也就是说没有指出各种相互依存的方式和规模，而这些相互依存把不同的人和人群与宫廷联系起来，团结在宫廷之中，那么就不能准确理解宫廷里的这种社会机制。

只有这样，宫廷才会以其真实面目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即不再把它作为一种随心所欲的或者偶然出现在历史上的群体集聚，即不能也不必去追问“为什么”会有可能和必要去创造这种群体集聚，而是把它作为某些特定阶层的人的一种（社会）形态，因为这种（社会）形态给以这种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人提供了各种机会，满足其不同的、一再在这些阶层培养出来的各种社会需求和依靠。

从卡佩王朝的宫廷——首先是“神圣的路易”（1226—1270）的宫廷——到弗兰茨一世的驻跸宫廷，乃至后来路易十四及其他继任者的宫廷，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发展。从13 世纪到18 世纪，尽管偶尔有种种极为深刻的社会结构的演变在法兰西宫廷的传统中不断发生，而且生机勃勃地延续着，但这是法兰西宫廷的文明教养传统的最重要前提之一，此外，这从根本上讲也是打上特殊的“法兰西”传统烙印的最重要前提之一。

在这种发展范围内，15 和16 世纪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此前，除国王外，大的领主封臣也在逐渐失去他们自己的宫廷〔12〕，因此，法兰西国王的宫廷只是第一个宫廷，但并非一直是最豪华、最辉煌的标准宫廷，在这两个世纪里，随着国王权力的日益上升，他的宫廷才越来越多地成为国家的中心，一枝独秀的高高在上的中央。从贵族方面看，这种发展意味着贵族从自然经济的封建主义性质转变为宫廷贵族。倘若想更准确地找出可以看到这种转变的时代并一窥究竟，首先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弗兰茨一世的政体。

10.如上所述，在骑士君主制度类型转变为宫廷君主制度类型的道路上，弗兰茨一世的统治是一种过渡型统治，与其说它更趋向于前者，倒不如说更趋向于后者。

正因为在他身上涉及一种过渡类型，因此很难（而且在这种语境下也不可能进一步细致准确地）阐明他的宫廷的结构。不过，倒是可以简明扼要地提一提16 世纪的过渡性宫廷的若干结构要素，以便以此为起点，描述因国王们支配着种种获得货币的机会而具有典型特征的宫廷，阐明其成熟的表现。

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说过：“16 世纪，法兰西产生了某种新东西：贵族政体的社会。贵族政体最终取代封建制度，不啻为革命。”〔13〕

这实际上就是一场革命。在涉及有关贵族的方面，它并非一般性改革，而几乎是形成了一种新的结构。

无疑，在弗兰茨一世的统治下，还有若干大的世袭采邑封地；然而，他不再容忍它们的独立自治，他的“执行官”“大法官”以及由平民组成的各种法院、议会，日益排挤封建的行政管理和司法的权力。

同时，除了旧的地主贵族——他们的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采邑的等级制度——之外，从王子到法兰西勋贵，弗兰茨一世设置了一种简单的、享有贵族称号的贵族。国王授予的这些贵族称号，虽然仍与一定数量的土地财产和土地年金相结合，但是其等级不再或不再仅仅取决于在传统上与某种特定的土地结合在一起的等级，而是作为一种由国王授予的荣誉称号，其统治的职能越来越少地与这种荣誉称号相结合，国王也不再一贯坚持那种与土地结合在一起的传统，而是会随心所欲地打破传统〔14〕。在这当中，尤其是国王授予的军功，给予的奖赏。

在这里，对于那些“新贵”，即对于军人来说，有极好的升迁机会。部分是在旧的贵族等级金字塔的旁边与之平起平坐；部分是在旧的贵族等级金字塔之内形成一个新的贵族等级金字塔。在新的贵族等级金字塔之内，由国王授予的称号以及与称号挂钩的享受货币年金的荣耀，远远超过由传统授予的称号。对贵族结构所产生的种种影响，很快就表现了出来。在16 世纪下半叶，几乎所有的贵族称号都是新的。

也就是说，贵族一如既往地是一个由军人构成的等级。在所有其他等级面前，国王尤其需要这个军人等级。然而，基于他所支配的各种日益增长的机会，他着手自己的事业——后世称为“理性化”、启蒙改革的事业：他打破传统，并且开始基于他的统治目的来改造贵族的结构。

供他支配的种种机会的增加，从下述情况就能看出来：与他的前任的财政支出相比，这位国王用于各种礼物、年金、养老金和薪俸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也就是说，他业已实行对于后来法兰西的历任国王来说十分典型的债务经济。征来作为军事物资的各种储备太过迅速地消耗殆尽，人们试图通过年金支出、提高赋税、卖官鬻爵等重新打开一些新的货币收入来源。不过，这一切仅仅表明，在他的社会领域的发展变化以及在这个领域之中他的特殊地位的发展变化中，越来越多的权力机会呈现在国王面前。

与此相应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宫廷。对于这个过渡型时代来说，这是一种典型特征。在这个时代，人们开始掌握一些在这种国家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孕育出来的新形式，因此，至少在弗兰茨一世执政的前半段，根本没有什么建筑拥有足够大足够好的房屋，足以容纳不断发展壮大的宫廷。于是，现在必须大兴土木，不断新建和扩建房屋，以备日益增长的货币经济的宫廷之需，直至最终兴建了凡尔赛宫，它足以作为进一步发展的高峰，同时也是经济不景气的标志，对于国王宫廷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之间的一致性而言，这是很独特的。在国家社会的整个发展阶段上，国王的宫廷是国家社会最高的一体化中心。在国家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与职能分化的加剧相适应，一体化的各种任务也会或迟或早地日益增加。因此，从国王宫廷的发展上——在保留这种发展与王朝的国家社会里特殊的权力分配相适应的看法的前提下——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国家社会里劳动分工也在日益增长。

除此之外，对于过渡时期的宫廷而言，一个显著特征是，聚集在这里的人的生活虽然比从前更直接地依赖国王，但他们基本上还是骑士和军人，不像后来首先是宫廷人士聚集在这里，宫廷人士偶尔才会去参军作战。时代充满着征战和讨伐，在这当中，人的命运变幻莫测。只要想一想弗兰茨一世被俘就足矣。因此，宫廷本身也有点像一座军营。

还有一种情况也具有重要意义：宫廷越大，就越是难以持久地从一个地方给它提供粮食补给。

众所周知，有人曾试图以王公们或者国王们的宫廷周围聚集着大量的消费群体来解释早期资本主义的大城市的产生〔15〕。恰恰是这些相互关联表明，在阐释一种社会发展过程时，为什么以单独一种原因来解释某一特定事实往往是片面的。在这里，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不足以作为解释的范例。在这里，解释的任务在于指出各种相互依存，通过它们，一种单一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被纳入整个社会功能的循环之中。

宫廷消费阶层的成长和随之而来的早期资本主义城市的发展，不是作为原因的相互关联存在的，而是整个（社会）形态结构里的某种演变的功能。只有在与货币交换和商品流通的发展有关时，只有在与商品贸易的扩大和社会领域的商业化有关时，才有可能让大量的人群长时间驻留在一个地方——不难理解，其周围地区显然是单靠自己并不能养活更广大人群的地方。除此之外，土地拥有者的收入也必须或直接或间接地具有货币年金的特征，货币流通本身获得某些特定的可靠的形式，这样一来，一部分土地拥有者就有可能离开土地，作为消费者群体使自己的住所长久地远离故土，即把住所安排在城市里。换言之，宫廷消费阶层的形成是一个更广泛的运动的局部。

行政管理越是统一，管理区域越是遥远，国王获得收入的区域就越大；随着日益扩大的商业化以及在民事方面、军事方面国家行政管理的日益加强，国王的这些收入就越多，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国王的收入和财富来维系生活及收益的消费者社会就能变得越大；从整个王国里收缴来的、汇成国王总收入的财富流入哪个城市，哪个城市所得的好处也就越大。对于那个过渡时期的宫廷的形态，必须在与此相关的语境下理解。直至进入17 世纪，宫廷仍没有十分固定地与某个地方绑在一起。巴黎虽是国王的首都，但其他一些城市也在与首都竞争，以争夺重要性。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化，一种唯一的贵族政体社会的形成，因而也是一种特定的人即作为唯一榜样和标准的人的类型的形成和锻造，才刚刚开始。国王的宫廷还往往设置在旅途当中〔16〕，他从一个城堡前往另一个城堡。国王、高级领主以及贵妇、侍从们骑着马和骡子，四处周游。手推车、马车、形形色色的仆役，甚至还有宫廷家具、地毯、器物和餐具，都在这个长长的宫廷朝圣队伍之列。

起初，以这种方式捆绑的地方生活与宫廷生活、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之间的联系，尚未像后来这么紧，即便这种捆绑过程已经逐渐显而易见地让相当大的一部分贵族经常居住在宫廷里，或多或少地远离他们自己的土地。在这里，（国王与贵族、贵族之间、贵族与其他阶层相互之间）拉开距离的过程正在实现。然而，宫廷的经常性流动不定也让拉开的距离尚未固定下来。

宫廷各部门的结构和各种职位，其基本框架已经完全与后来路易十四统治时相同，尽管所有的规模都比较小。一个府邸大总管，监管着国王家族的所有职位。他与马厩大总管、卧室大总管、掌酒大总管和拥有较高宫廷职位者一样，不仅在宫廷里是手握大权的人物，在王国里也是有权的大人物。在这当中，贵族如何崛起并进入国王的日常起居，从下面的情况可以尤为清楚地看出：在弗兰茨一世的统治下，一些较低的职位如卧室侍从，在国王和正统王子那里出现了由贵族来担任的习惯〔17〕。然而在这个时代，一切关系都或多或少地处于动荡之中，宫廷人士的等级制度还不稳定，职位世袭比较少。因此，宫廷的流动性和战争生活并没有给一种牢固的、无法摆脱的礼仪礼节留下多大的回旋余地。

然而，一种对于其后果有着重要意义的倾向，早在弗兰茨一世统治时期就已经十分明显地显露出来。在属于宫廷的人和不属于宫廷的人之间产生的距离，在社会领域获得了一种越来越大的分量，在社会上越来越重要。迄今以来，表明和保持贵族与其他阶层之间距离的封建领主、领主封臣和骑士的各种传统功能越是丧失其意义，那么拥有“隶属于宫廷的资格”作为能拉开距离和提高威望的功能在社会价值上就越具有重要意义〔18〕。以这种方式在人与群体之间形成的分割线也贯穿贵族阶层本身。一部分旧贵族进入一个新的、在或属于或不属于宫廷的基础上形成的贵族政体；另一部分旧贵族则没有进入这个新的、对外隔绝的群体。同时，一系列资产阶级人士也有幸进入这个群体，而且在这个群体中迅速崛起，飞黄腾达。因此，在这个时代，在不同于此前那种拉开距离和有序持续的原则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新的贵族结构。

拉开距离，一种是建立在世袭等级功能和封建领主制度功能或者职业功能之上，一种是建立在属于宫廷或者接近宫廷的基础之上。后者先是表现在宫廷贵族与非宫廷贵族的存在上；后来也表现在接近宫廷贵族及宫廷社会和模仿它们的等级资产阶级与非宫廷的职业资产阶级的存在上。这两种拉开距离的方式既并立又互相渗透，对于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的社会结构具有极大意义。

“法兰西的领主起初不仅是顾问参谋，他们是立法者。”〔19〕与贵族相比，法兰西国王们的整个权力大约从腓力四世（Philippe IV）起——尽管有些摇摆不定——就在逐步持续地增长。因此，在我们一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在弗兰茨一世以及随后在17 世纪亨利四世的治理下，只不过是实现了长期以来慢慢酝酿的东西，它们存在于中世纪封建制度里，在宫廷制度里已被取消和改变，但是，仍有很多东西保留下来，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原因之一。贵族的各种统治权、三级会议对于参与决定的各种权利要求都受到了国王的挤压，但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也不是短时间的，而是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20〕。比如，人们对比弗兰茨一世所处的情势和查理五世所处的情势，就会发现在这当中，“臣民们通过独立存在的各种等级会议来自由支配货币，起着怎样的决定性作用”〔21〕，弗兰茨一世并不依赖于等级会议的赞同批准，并不受他们的约束，而查理五世在这方面却受到了很多束缚，也困难得多。

之后在16 世纪，出现了某种挫折。又开始经常性地召开等级代表会议。在王国里，它们和国王们为权力分配而展开了种种斗争〔22〕，并再度激烈起来。诚然，如果没有进行非常深入的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目前尚很缺乏），对于法兰西的宗教战争的社会背景就难以彻底看清，首要原因是在宗教战争里，抛开各种群体真正的宗教信仰上的分歧不讲，各大家族为了争夺王冠而进行的争斗，以及因货币经济的后果而日益变穷、变松散的贵族为争取某种新的支持而进行的种种争斗，同时还有在部分贵族那里，尤其是在城市各阶层里，各种强大的为保持或重建各种等级权利和自由的倾向，以极为不同的形式相互交织在一起〔23〕。

不过，无论如何，倘若人们谈到，宗教战争以亨利四世的胜利告终，就是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度战胜所有对立的社会阶层的胜利，也就是说，也包括战胜贵族，那么，永远不能忽视，通过这种表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正确地再现这些斗争的结果，但是，在这些斗争中的各个阵线，或者哪怕仅仅是斗争者们的意图，在这种意义上，绝非是一清二楚的。如同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在这里，人们往往也会这样说，仿佛事后变成的东西，与之前各种个人和人的群体实际上想要的东西是一致的；人们把各种单一的个人视为事物的策划者、创造者和专利所有者，实际上，这种事物只能从人们和他们的意愿在社会上的整个交织来理解，从作为整体的社会领域的状况和从整体给予各个群体与各种单个人的种种机会来理解，单个人并非这种事物的策划者、创造者和专利所有者。

11.亨利四世原本是法兰西国王的一位大领主封臣，地方诸侯，处在他这个位置，不太可能特别喜欢排斥大领主封臣的头衔，以助长法兰西国王们的专制权，这种概率很低。后来他成了国王。起初并没有掌握实权，尤其是国王应该掌握的货币权；只不过典型地处于旧式骑士贵族军队〔24〕的巅峰期。他率领骑士军队对抗雇佣军，后者一部分是西班牙国王派来的，一部分是教皇派来的。实际上，他根本不可能凭借自己之力来支付首批相当强大的雇佣军费用，因此，随后这位国王是在其实际权力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才取得了胜利；恰如他最终为专制的国王权力开辟道路一样，他借助贵族，统率贵族军队，最终获得了胜利。当然，他也得到了外部势力的支持，后者送给他金钱和军队；此外环境也有利于他，比如格雷戈里十四世〔25〕逝世，他的对手们情绪低落等。

人们有理由说，随着宗教战争的结束，王室和贵族之间的纷争已经得到解决，通往专制君主政体的道路已经畅行无阻。不过，完全抛开上面提到的各种社会运动——这些运动有利于一个国王施展其权力，它们把各种权力手段交到国王手上，保障和扩大他的统治——不谈，最后的这些宗教战争恰恰表明，战争期间，天主教的保皇派贵族与所有阶层的新教教派肩并肩地投身亨利四世的阵营，对抗与天主教城市、天主教教士、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结盟的天主教贵族，这是社会状态更广泛的一面，让国王的职能逐步超越了其他所有职能的代表，具有了占压倒性优势的重要意义。

在很多情况下，同时代人看问题很简单，认为亨利四世站在贵族的前列参加战斗，与他对抗的，除了一些相互竞争的贵族家族外，首先是城市的各种团体和部分天主教教士。无疑，各个阵营并非十分明确，因为有些新教教派的城市也支持亨利四世。同样无疑的是，亦有天主教的保皇派贵族站在他那边，站在新教教派那边。一部分温和的天主教贵族与跟他们针锋相对的严苛的天主教群体势不两立；杀害国王的凶手，杀害亨利三世的凶手，就来自后面这个阵营，而且在这个阵营里备受推崇，甚而被美化、神化。

恰如其他这类案例一样，在这里，各个等级的大部分贵族也聚集在一起。因而至少可以指出的一点是，造成大多数贵族与天主教神职人员对立的最明显的动机之一，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观察。

弗兰茨一世与罗马教廷签订了一份条约，以确保自己能获得法兰西神职人员的大部分薪酬的支配权。当国王们的封建领地的土地财富某种程度上被消耗殆尽时，他却因此掌握一个金库，可以源源不断地向于他有功的贵族分发最丰厚的薪酬。因此，很大一部分贵族变成了教会财产的受益者，其情形与英吉利海峡对面完全一样——在那里，亨利八世也以类似的办法，剥夺英格兰贵族的部分教会财产并占为己有。也就是说，在这两个例子里，国王的所作所为使得并非无足轻重的一部分贵族与神职人员对立了起来。倘若探究一下这类交织在一起的相互关系，也是颇有兴味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英格兰，这种相互关系把首都的相当多的市民带入了敌视旧教会的反对派阵营里；而在法兰西，首都（巴黎）恰恰是举办“一场难得一见的弥撒”的好地方。不过在这里，如果仅就贵族的一些问题而言，这样提一提已然足矣。

弗兰茨一世掠夺教会神职人员的薪酬，作为那些为国王效劳的男人们的薪俸，由此形成了一种局面，而贵族和神职人员之间的长期利益冲突便在其中孕育滋长起来。

布朗托姆直观形象地描绘了这种局面和这些利益冲突，因此，在这里值得不加任何评论地把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论述再次详尽地奉献给读者：

“促使弗兰茨国王决定与教皇签订条约，废除一切教区主管、修道院和修道院院长的选举而改为任命的原因，首先，部分是因为在选举时出现了大量的滥用权利和腐化，部分是因为国王期望开辟新的资源途径，以支付他手下贵族的薪酬，而王室的领地财富和赋税已经被庞大的战争开支消耗殆尽，难以支付给贵族的报酬。他认为，用有利可图的教会财产来支付为他效过犬马之劳的人的薪酬，无论如何都比把这些财富留给那些腐朽懒惰的修道士们要好。他说，这些家伙什么也不会，一事无成，只能吃喝玩乐，顶多就是玩玩羊肠弦做的琴，做做捕鼠器和捉捉鸟。

“不过在这里，我不得不提醒一下，有些时候，尤其是自建立天主教同盟以来，出现了一些有良知的人或者狡猾的溜须拍马之徒，他们怒斥那些占据教会财产的贵族，说这些财产不属于贵族而属于神职人员，说这么做是大错特错、违背天理和世俗惯例的，是的，还有悖于国王的良知。

“倘若贵族们完全占有这类教会财产，理所当然地当作自己的财富，那么还会让他们听到这种声音。只不过，那也会损害这些领主的财产所有权……如果在国王获得对修道院院长、修道士、穷人救济、什一税和其他赋税的管辖权之后，贵族只能享受剩余部分的话；这些小恩小惠，就像国王主子的桌子上掉下来的面包渣，是国王施舍给贵族的，以便让他们更好地为他效劳。”〔26〕

布朗托姆在另一个地方说：

“我听到几位有远见卓识的人对此表示惊讶，在法兰西，有大批贵族想站到天主教同盟一边，因为倘若后者掌握优势，那么毋庸置疑，神职人员会夺走他们在教会方面的财富。”〔27〕

也就是说，在这里，人们赤裸裸地表达了大部分贵族反对“神圣同盟”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除了天主教教士外，占大多数的首先是各种城市，而巴黎首当其冲，在16 世纪迅速发展，从此时起，巴黎凭借种种不同的资产阶级团体开始在法兰西历史上扮演一种特殊的角色。这个阵营里也有贵族，尤其是来自大家族的那些男人，作为王位继承者，他们处在循规蹈矩的天主教的最高地位上。然而，法兰西的“大公们”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几乎不参加任何一个阵营。这些相互竞争的家族组成小集团，首先是正统王子和因此而追随他们、依附他们的贵族，这些人根据各自的需要与国家中其他的大的社会势力结盟，以便在其中抛头露面，突显自己。在这里，对这些争斗的基本的社会结构做个简单的勾勒就足矣。因为这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对于理解以下这个独特的事实并非无足轻重：在这两个世纪里，尽管有种种潮流、反抗和斗争，法兰西的社会制度、社会领域总是一再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向着专制的君主政体的方向倾斜，直至最终达到平衡。

我们在16 和17 世纪的纷争中发现的东西，一般而言，一方面是“各种资产阶级团体”，他们已经变得足够富裕，人数也众多，因而十分强大，而且具有自我意识，足以对贵族的各种统治和权力要求进行最顽强的反抗；然而，他们既没有能力，也不够强大，无法为自己取得统治权。另一方面，人们发现的是一种贵族，他们足够强大，能对抗咄咄逼人的资产阶级，在面对后者时足以自卫，但他们又极为软弱，首先是经济上太过脆弱，面对这类资产阶级，无法建立自己的统治。对于这种状态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贵族已经失去行政管理和司法的职能，而在这种职能的基础之上，富裕并因而强大的各种资产阶级团体，首先是议会，仿佛已经在资产阶级的上层形成。于是，贵族由于日益丧失其财政根基，就需要国王们施以援手，从而在面对这些资产阶级及其蒸蒸日上的财富压力时得以自保；而面对这些威胁，这些狂妄自负、盛气凌人，以及半骑士身份的贵族的片面特权化，资产阶级团体也需要国王作为其保护者和监护人。

由此形成了一种能够维持这种紧张关系的平衡的（社会）形态，在此，两个等级所形成的群体或多或少地保持着平衡，无论如何，主要的群体中没有哪个能够长时间地拥有压倒另一群体的决定性优势。而这种（社会）形态首先给合法的、似乎与所有具体的群体保持着同样距离的国王以机会，让他以和平缔造者的面目出现，给斗得筋疲力尽的双方带去大家渴望的和平与安宁。实际上，亨利四世就极大地发挥了这种职能的作用，对他的胜利，它也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只要一个阶层或团体受到其他群体和团体威胁，而又不能制服它们的话，这位国王就总是一再以这个阶层或者团体的盟友或支持者的形象出现。

12.以上对专制的国王的核心群体、他发挥作用的主要空间即宫廷所作的论述，若稍加修改，也适用于国王统治的更广阔领域：他之所以能够实行统治，因为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各种大的社会群体，尽管存在激烈的竞争，但在它们的权力机会方面保持平衡，并且只要能保持这种平衡，他的统治就能够进行下去。而人们将不得不检验一下，看看是否能因此找到从根本上适用于宫廷专制主义的社会学结构的规律性。若情况果真如此，那将（概括地说）意味着证明了以下看法：在划分等级结构的社会领域，此时王公们的机会在增长，而且因为实际的社会权力——与向前推进的货币经济息息相关——所具有的各种社会功能一方面落到了资产阶级的各个群体身上，另一方面也落到贵族的各个群体身上，所以造就了这样一种状态：在相互竞争、为获得压倒性优势而对抗的各阶层或群体中，不会再有哪个阶层或群体能够长久地拥有压倒性优势。

但是，王公能实行统治，而且是不受约束地统治，是因为这些争斗不休的阶层中的任何一个在反对另一个时都需要他，因为他能够操纵游戏，让它们斗个你死我活。在这当中，按照身世，他属于斗争双方的一方，即贵族，而这对于宫廷的结构和其他某些方面具有明显的意义。不过，正是因为他在某个特定方面能够依靠各种资产阶级群体，他便越来越不再是（贵族的）同侪之首，而与贵族保持距离；同样，因为他在其他方面能够依靠各种贵族群体，他也与资产阶级保持距离。作为与各方都保持距离的统治者，他通过精心巧妙地监督和维持他的统治领域内各等级和群体之间紧张关系的平衡来保护自己，如同前面所提到的他在宫廷里保护自己一样。

这意味着，不管这种结构在其他国家能从多大程度上得到证明，都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对于法兰西而言，这种结构并不难证明。它揭示了国王们的社会领域的状况给他们提供的一切机会，而他们可能要利用或者必须利用这些机会，才能建立他们的统治。这种统治并不会贬低这些国王的尊贵和他们的丰功伟绩；如果揭示出的意义不被误解为对一个个体的人格价值的一再贬低甚至否定的话，这几乎是不必赘言的。而且正好相反，只有观察一个人的行为和思维是如何存在于并且如何卷入各种相互交织、相互纠缠的关系之中，才能真正理解他的伟大之处。在一个充斥着各种社会紧张关系的领域，如果考虑到国王对紧张关系进行平衡的职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立即就能理解法兰西高等阶层对待国王的方式具有一种独特性，即对待国王的矛盾心理，国王们越是独立支配国家的所有收入，这种矛盾心理就越是明显。

这些阶层中的任何一个，不管是资产阶级的顶层（即议会）也好，还是贵族的顶层（即宫廷贵族）也好，从它们的立场出发，原本都是乐意限制国王的权力的。而他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各种尝试，至少是有关的被压抑的倾向，贯穿了整个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哪怕在路易十四统治下，也很少出现。不过，这些阶层中的任何一个，在相互关联日益增长的那些时代，在遭遇其他群体的威胁和损害时，也需要合法的国王以武力和权力来保护他们的地位。因此，偶尔也出现过很多贵族群体与议会结盟，反对国王权力的代表们，比如在投石党运动时期。但是，它们总是仅仅同行一小段路，随后就分道扬镳，因为他们很快就会担心起他们眼下的盟友的权力增长，甚至超过了对国王权力的担心，所以又采取这种或那种方式，重新与国王或王室的代表结盟。

也就是说，这种矛盾心理以及由此形成的冲突局势，可能会让不同的处于领导地位的群体之间短期结盟，对抗国王的权力。资产阶级市民在这期间，乃至大革命爆发时，几乎总是扮演一种或多或少有些消极的角色，作为实现某一精英群体的企图的工具。但是，在短期携手同行之后，这个或者那个群体总是离开与其他群体的结盟，重新向国王所在的群体靠近。尽管有种种变化和社会力量的重心转移，从宗教战争之日直至大革命之前，在各种社会形态汹涌澎湃的这个阶段，这只是其中一波浪潮。

13.此外，资产阶级阶层也好，贵族也好，本身并不是团结一致的；更不用说天主教教士阶层了，这个阶层在力量角逐中的态度须留待以后专门分析。比如，17 世纪时的各种议会还是平民阶层的顶端群体，18 世纪时已经成了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中间阶层——长袍贵族。而这些议会的议员们只要认为对自己的各种目的有益，就常常利用人民群众来维护各种传统的权利，尤其是利用各种城市的同业公会。不过，与很多城市相反，他们对古老的等级制度，尤其是召开各高贵等级的会议，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因为他们要求自己有权代表民族承担使命，以民族的名誉反对由国王提出一些似乎不合法律的规定、观念和反对意见。在有些情况下，他们也可能拒绝批准这类规定（它们必须由议会批准才能生效），同时引经据典，自认为来自国王的参事院，理应位列这些高等贵族之上。而与此同时，由于他们所拥有的特权，他们的职位（尽管是他们花钱买来的，体现了他们的财富）又最密切地与国王的统治结合在一起。当其他阶层——首先是贵族——表现出一些企图，想废除买卖官职的制度并因此毁掉他们的生存基础时，他们需得仰仗国王的帮助；同样，如果人民大众中间出现骚动甚至揭竿而起——在投石党运动期间，他们自己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超过一定规模，而且威胁他们的财产安全时，他们也要仰赖国王的权力。

“议会的议员们有时会吵吵嚷嚷，甚至推倒他们的座椅，但他们并不想马上去死，也不想丧命于野蛮人之手。祖国的父亲们在最后的时刻总是提醒他们记住，他们也是家庭里的父亲，而一种良好的健康的资产阶级传统要求：你留给孩子们的资本，永远不能比你从先辈们那里继承的少。因此，国王和贵族官员之间的冲突调子总是十分尖锐、激烈，这种冲突和争吵有时会把人送进监狱，不过在钱袋子面前，争吵会戛然而止。”〔28〕

恰恰是因为高阶官职的威望和钱袋子，恰恰是因为拨发的职位薪酬与传统的国王统治最为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才形成了上面所谈到的那种议会和贵族官员对待国王的矛盾心理。他们乐意参与统治，也乐意限制国王的权力；然而，他们也需要国王的统治，因为他们的生存、他们的职位是建立在这种统治的基础之上的。相应地，只要王室的权力地位大大超出其他所有阶层的权力地位，他们与国王的各种冲突就会出现一种典型的过程：“议会会议做出决定，参事院和国王公告取消议会决议，议会抗议，王子们愤怒，造反派痛苦不堪，大家都审时度势，最后言听计从。”〔29〕17 世纪便是这样的。后来，相对于社会领域的其他群体，国王们的权力地位逐渐弱化，他们从前对各种群体的紧张关系和权益要求的约束，此时也有所缓和，他们自己现在也是棋盘上的棋子，因而需要与其他群体结盟。也就是说，在18 世纪，这些典型的冲突有了另一种过程，即冲突越来越多地以议会的胜利告终。

不过，整体上看，这是一个富裕的中等阶层面对若干条战线的典型态度：对抗贵族，对抗天主教教士，有时还要对抗人民大众，为此他们需要强大的国王的权力；而对抗国王，他们往往也要利用人民大众，有时还要与贵族尤其是高等贵族结盟。这个阶层与高等贵族的共同之处在于：高等贵族并非直接在广大贵族的意义上拥有等级的利益。只要天主教教士也出自议会和贵族官员的圈子，后者对待教士尤其是基督教徒的态度就是完全不可调和的。

这也许是一个例子，以此说明宫廷武士贵族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行政管理职能和一切较高的司法权力这种情况，与什么样的竞争者——一个从资产阶级中崛起的竞争者——息息相关。同时，可以清楚看出，为什么骑士贵族需要国王以及有多需要国王；也可以理解，国王们如何在这些相互关系保持着近乎平衡的状态的群体的基础上建立和维系他们的统治，直至他们自己越来越多地直接被裹挟进这些群体的紧张关系和权力游戏之中。

14.如同第三等级一样，贵族本身也分裂为不同的群体，因而让形势变得十分错综复杂，冒出了很多阵线，也增加了结盟的可能性。在这里，可以抛开地方贵族和乡村贵族不论，从宗教战争直至（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两种贵族几乎没有起过权力精英的作用。而至关重要的是，面对这种形势，高等贵族有着不同的处境，比如王子贵族和大公爵贵族、所谓的“大封建领主”〔30〕，还有大部分宫廷都处在这种形势下。因为，一方面这些大封建领主在贵族等级金字塔之内，离国王特别近，国王的亲戚们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等级金字塔的中心；在面对其他阶层时，他们无意葬送国王的权威，破坏国王的大权在握，也无意毁掉他们自己在国家的地位。此外，他们的名望与国王的威望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不过，另一方面，恰恰是因为这些大封建领主特别接近国王，所以特别嫉妒国王的大权在握，特别喜欢抱怨，认为他们是被迫服从他，被迫作为臣民。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其他阶层是处于同一地位的，是平等的。

在马蒙特尔（Marmontel）就“大封建领主”的论题为《百科全书》所写的文章中，尽管在思想方面颇为含蓄委婉，遮遮掩掩，但十分清楚地阐明“大封建领主”处于腹背受敌的独特地位。首先，他借助18 世纪常用的证明这种分析的国家观念，把国家视为一种只有通过其各个零件的某种严格配合才能保持运转的机器，随后他对“大封建领主”的处境作了如下的描述：

“倘若国家陷入专制政体，作为第一流臣民的他们将会变成奴隶；如若国家成为共和政体，他们将沦为人民大众。因此，他们成为王侯，乃是由于他们高人民一等；而他们属于人民大众，则是由于他们依附于王侯……大封建领主受到君主政体宪法的约束，是基于各种利益和责任感这两种难以摆脱的束缚。”〔31〕

同时，对于国王而言，这些大封建领主恰恰是极富危险性的。因为只有这个圈子里——而且只能从这个圈子里——才会产生他的各种竞争对手。实际上，在路易十六时期，这个圈子还策划过迫使国王逊位的行动，想让他的一个亲戚取而代之。也就是说，如果说在18 世纪，国王们又从中小贵族中任命大臣，那么这属于路易十四以来不言而喻的施政传统，这种传统很少被打断，只要在某种程度上切实可行，就会排除这些“大封建领主”参与统治，包括任何非正式的统治。这也是贵族内部充斥着紧张对立的一个例子。

《百科全书》曾经说过：“‘大封建领主’的雄心抱负似乎在沿着某种贵族政体的方向前进；即使‘人民群众’会被引向这个方向，一般贵族也会反抗，至少如果无法保证他们能分享这种权威时，他们就会奋起反抗。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大封建领主’方面至少要一个主子让出2 万个职位，因此他们永远不会赞同这种解决办法。因为单单是统治的野心就会引发种种革命，在只有一个人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苦难无疑会比较少，至少比大多数人平等的情况下少。”〔32〕

对于这些非此即彼的表述，从“大封建领主”的立场上来看，它既出色地再现了这种紧张局势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出色地再现了各种心理问题。国王“独具的优势”，就是让他们与比自己低的等级保持距离的保障。任何反对国王优势的斗争，都会迫使他们在同盟者斗争中去寻找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在这当中，他们的骄傲会使他们深受其害，因为他们不得不把自己同等级地位更低的人放在一起。拉开距离，拥有优越性，保持他们高高在上的存在感，这些要求使他们陷入一种——向上也好，向下也好——既充满排斥也充满吸引力的内心矛盾重重的境地。想摆脱这种困境则会处处碰壁，没有任何出路可言。

此外，还有一些东西也让“大封建领主”所处的形势变得十分错综复杂：这个圈子很小，又与国王的统治密切结合在一起，因此它的成员们并不真正代表等级的利益，即作为整体的贵族的利益。即使他们有时处在各种等级利益的顶端，或者为了争取盟友，首先至少必须做出一些与等级有关的让步，如同摄政者所作的那样，但并不能代表等级的利益。不过，在这个圈子里，几乎人人都直接把其他人看作竞争对手，人人都在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而行动，也就是说，为他的“家族”利益而行动。大封建领主的群体实际上总是分裂为一些相互敌对、相互竞争的家族或派别。这些家族或派别中的任何一个，至少直到路易十四时期，想的都是如果不是由自己来统治，至少也要参与统治，随后他们的欲望温和了许多，而且更多是在幕后操作。在路易十四的继任者们的统治下，大领主封臣们又夙愿重生，还想进行统治，或至少分享统治权。

不过，如若“大封建领主”当中的某个人想在这个方向上继续推进，就会极为清楚地出现这种方式，即这个社会领域如何一再向着合法的国王方向倾斜，直到趋于平衡。同时，各种因素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基本的结构会一再突显出来，即这个具有很多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社会领域的独特的、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会不断重新出现，在这些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中，没有哪个具备有着明显优势的实力基础，在面对其他群体和国王时，他们的实力都不够强大，不足以稳定自己的统治。

与此相适应的是，在很多社会群体和社会阵线中，任何一个篡权者都会陷入相同的困境，他越强大，其他群体的统一战线也会越强大。但是，与他相比，合法的国王或者合法的王位继承人拥有更大的机会，那就是合法性。因为这种合法性在所有群体和阶层的思想意识中，不仅会或多或少地把合法的国王或继承人与自己的群体拉开距离，同时也会把他与所有其他群体和阶层拉开距离，这注定会让他在社会领域通常不太稳定的平衡中，作为维护平衡与稳定者发挥其作用。

这种情况的典型特征就是这个阶层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大孔代”的命运。当马扎林主教裁定路易十四尚未成年时，各种群体再次聚集，这是绝对王权最终稳定前，他们最后一次试图一致反对以这位大臣为代表的王权的专制统治。议会、永久贵族、城市团体、高级贵族都试图抓住王权的软弱时刻，利用太后摄政——由红衣主教（马扎林）实际掌权——的机会，实现一己之利。然而，投石党的那次起义恰恰反映出了上文描绘的典型画面：各个群体团结起来反对这位大臣，反对国王的代理人。部分结盟者与这位大臣谈判后，离开同盟，调转枪头反对昔日的盟友；部分则重回盟友中间。这些群体中的任何一个都想削弱国王的权力，但同时又担心别的群体趁机壮大。

孔代亲王路易二世是这盘棋中最重要的棋子之一。他想要的，首先是独立于投石党运动，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他希望分享国家垄断的权力机会。1649年10月，他要求“在没有预先告知他和得到他建议的情况下，不许任命任何较高的职位，无论是宫廷职位，还是战时军中职位，无论是国内事务，还是外交事务，都需经他批准才能任命高职官员。在出现职位空缺时，要考虑他的手下和朋友，没有他的授权，不许在重要事务上做出任何决定。”〔33〕马扎林首先向他承诺答应他的要求，然后，这位红衣主教加入孔代对手的阵营，与他们结成了同盟。马扎林似乎还在1650年1月16日给这位亲王写了封信，庄严地保证永远不会背叛他，并请求得到他的保护。而两天后，即1月18日，马扎林就下令逮捕了亲王。

但这种情况很快就急转直下。对马扎林的恐惧在各方面占了上风。一些大封建领主担心他们有可能遭遇孔代那样的命运，巴黎的议会、等级代表会议都坚决要求释放孔代亲王路易二世。2月18日，他返回巴黎。兰克在描述个人情况时总是无比清楚，对于归来的亲王的处境，他是这样描述的〔34〕：

“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对于孔代本人而言，似乎至关重要的是，占据那个一年前他曾谋求的职位——成为国家的第一人。……然而，要施展一种大的权威，人们必须仅仅依靠自己。孔代被千头万绪的思虑束缚着。他向最正派的投石党党员承诺的友谊，宛若一个沉重的责任压在他身上。〔35〕……如若没有议会的保证，也没有大臣首领奥尔良公爵的保证；没有贵族的同意，也没有天主教教士阶层的同意，他还能做出些什么伟大事业呢？”

如果对他和他所属的派别置身其中的状况加以仔细考察，也能发现投石党的其他群体和派别里的一种类似的显著状况。此时的整个局势极具结盟的可能性，每个人都在小心琢磨其他人，以免哪一个太过强大，对此，兰克引用［据奥伯利（Aubery）引证］的一段话颇为典型，其中说道：“王子自己有所保留，‘根据有关人士对他的态度，既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敌人……’”

人们可能会读到兰克的著作，他对他们的基本特征做了令人钦佩的描述，几乎没有被最近的法国研究所超越。例如，亲王是如何通过内部的各种同盟而同时与西班牙结盟，赢得了几乎所有阶层的支持，共同对抗马扎林。他再次占据上风，因为他在战争中勇敢以及受到了战争运气的眷顾，在圣安托万市郊击败了国王的军队，巴黎市民心甘情愿地打开城门，热情洋溢地欢迎他。在他想建立自己的统治那一刻，在他给他的朋友和追随者以领导岗位的那一刻〔36〕，巴黎市民的担心占了上风，他们害怕这位亲王的权力太大。对于削弱因马扎林之故而变得令人憎恶的国王权力的要求，在亲王的权力日益增长时，由于其害怕会对迄今由合法王权保证的地位造成威胁，并担心现有制度发生变化，便将这种要求搁置了。直至最后，资产阶级市民才失去了盟友。然后，在合法国王有保障的统治下，国家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的平衡才逐步恢复。

从上面提到的意义上说，这些斗争和形态的构建，即它们所代表的震荡，从某个角度来看，是显而易见的：各个群体和派别正在结盟，但是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害怕他人可能获得太多的权力。他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他人力量的威胁，法兰西的这种分裂层层叠叠，从社会基础来看，他们当中没有哪个能明显获得压倒其他阶层和群体的优势。这种分裂或多或少地让他们只能仰仗国王，仰仗其作为和平的缔造者，作为平息对手的威胁和相对安宁的唯一保证。如果说，近乎同样强大的社会群体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带给法兰西君主巨大的机会，那么他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也越来越多，让他可以借助这笔收入来支付报酬从而指挥军队；与此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使得他获得了社会大部分的经常性收入，并利用这种紧张关系的平衡确保其广泛的统治。

15.“路易十四，”兰克说，“有幸回归，像亨利四世一样，作为一个压迫所有人，很少满足或者根本不满足的非法力量的解放者。”

这不仅仅是运气，而是与其他什么有关。在这个社会领域内，一个篡权者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拥有机会：要么在社会力量对比中已经有了势不可挡的权力转移，而作为一个魅力型统治者掌握了新的强大阶层的领导权；要么他在金钱和实力方面都优于国王，不仅可以果断地击败国王的军队，还可以挫败所有对现有平衡状态感兴趣的群体的抵抗。倘若既非前一种情况，亦非后一种情况，那么很有可能迄今发展起来的形态，大体上会一再顺应此前已经达到的平衡状态，新崛起的统治者必然会被视为非法：对于合法的国王来说，即使他被一些声名狼籍的代表抹黑，后者最终也只有微不足道的篡权机会。

从某种角度看，一位国王的合法性或正统性的社会学意义就表现在人的这种形态上。众所周知，国王父子相继这种继位顺序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选择统治者的原则并非要求效率，而只是要求出身。从社会学角度看，在古老的深受传统束缚的法兰西，这种选举统治者的方式当然具有特定的功能。在这个领域，由于其上层和政治上活跃的阶层有着不稳定的平衡，这种选举方式给有意维持现有秩序的国王提供了某种保障，此外，它也保证各领导层都不会单方面与对立团体的利益联系起来。因为他与篡权者不同，他拥有控制权，不必先去寻找同盟，投身各个社会群体的斗争中。国王的合法出身，让他们与这个国家的所有社会群体保持着同样的距离。

情况是否确实如此，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国王强调了他出身的合法性，在各个不同阶层的思想意识和他自己的思想意识中，把国王从那些陷入紧张关系的群体中突显了出来。在这样一个各阶层和群体几乎接近平衡的领域，没有哪个群体能容忍其他群体中的人作为统治者。但与此同时，如果他们是上层阶级〔37〕，既不想推翻现有制度，也不想社会长时间地陷入骚乱，最后，这些群体中的任何一个都会认为国王出身的“合法性”就是保障，在一次性权利的基础上上台的统治者没有义务告知其他群体，他不会单方面地与他们的利益纠缠在一起。人们可能会用这类观点来分析亨利四世或路易十四的情况，然后，作为一种对立面，分析摄政〔38〕处在合法性边界的地位，每个人都会从这种形态特定的多极平衡中发现事情的隐含后果。这种合法性越不确定，新的统治者与其前任的亲属关系就越远，统治者通过与个别群体结盟来确保其统治的压力就越大，对该领域其他群体和现有紧张关系的平衡的威胁也就越大。

然而与此同时，一旦国王获得了统治权，就会在各个群体期望的方向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不会过多支持其中任何一个群体，并且不会把权力拱手让给任何一个群体。因为他的统治是建立在这些相互控制的群体之间的不稳定平衡之上的，他们相互施压，相互制衡，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群体的权力增长都会危及他自己的统治，以及其他群体的地位；从而影响这些群体的整体现存形态。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国王最感兴趣的是如何保持现有的不稳定和不断震荡的紧张关系的平衡。他们的出身和教养，可能会使他们特别依赖贵族。如果资产阶级不想破坏他们自己的权力回旋余地，他们就不会把一种威胁国家社会权力平衡的地位让给贵族。为了王国的平衡，他们必须保留贵族，但同时也必须与贵族保持距离。在这里达到了一个点，它对于理解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关系，回答国王为什么保留贵族以及贵族在这个王国里具有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

16.社会领域的各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关系通常是个清晰的概念，似乎很简单，它们之间的对立占主导地位，这样一来，他们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如果仔细考察，这种观念虽然并不是不正确的，但也许是片面的。在一个国家的各种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关系中，时而相互依赖时而相互反对是尤为常见的，在这种复杂的形态中，大多数群体都有多个战线，远远超过迄今为止所展现出来的。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充满了这种矛盾的关系，如果不引入此类或者其他类似的范畴，就无法理解它。贵族对国王的态度，政治上活跃的资产阶级以及长袍贵族对国王的态度，同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一样矛盾。这是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中最有趣的问题之一，就像这种旧制度的特殊转变一样。资产阶级对贵族的矛盾态度，最终在某种情况下变成了资产阶级某一部分对贵族、国王、资产阶级的其他部分的明显敌对态度。

正因为贵族在社会方面特别接近国王，比人民大众的所有阶层都更接近，正因为国王总是出身贵族，所以，国王要拉开与贵族之间的距离会特别困难，但又特别重要；与此同时，国王也会觉得贵族特别危险，特别有威胁。在贵族的等级体系内，某一群体越接近国王，它对国王的威胁就越大，危险性也越大。上文已经指出，大领主封臣、勋贵尤其是正统王子们，不仅跟贵族的部分等级、跟资产阶级等级体系的精英一样，从他们自身的境况出发表现出一种要限制国王权力的倾向，而且在他们自己，即在从前的大领主封臣们和从前的国王们之间，恰恰存在着某种不稳定的竞争情况。一方面，如果国王属于贵族，他们有感于自己是贵族并以贵族角色行事时，又需要贵族作为该规则的整合元素；另一方面，贵族的存在同时也是对他们统治的潜在威胁，他们不得不时常避开这种威胁。因此，国王与贵族的这种矛盾关系，构成了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下宫廷贵族所具有的特殊形态的基础，同时也是理解这种形态的关键，正如我所说，地方贵族在这里不再是一个政治因素。

17.国王需要贵族作何用处，有人说：主观上，他需要贵族，要按照传统把贵族圈作为他的社会，同时为他所用。贵族也为国王提供最个性化的服务，使国王远离他王国里的其他所有人。毕竟，贵族的军事职能和外交职能不过是这类宫廷职能的衍生物。客观上，国王需要贵族，是将其作为他王国里其他各阶层的一种制衡力量。如果消灭贵族，取消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差距，让贵族资产阶级化，那么，这种形态的重点转移意味着资产阶级各阶层的权力增长以及对国王的依赖。国王也许并不总是十分清楚，在其王国里的这种平衡对于他自己的社会地位意味着什么。尽管如此，只要他们需要，就会保留社会等级的区别，从而慎重考虑把贵族作为一个单独的、与其他阶层不同的阶层。

但是，如果国王需要贵族并因此而接受他们，那么他们也必须同时以某种方式接受这件事，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贵族对国王统治的危险性。一个漫长而渐进的发展为这项任务准备了最终解决方案。首先，借助资产阶级性质的官员制度，国王才把几乎所有较高司法职位和行政职位上的贵族赶下台。由此出现了强大的长袍阶层官员，他们能在实际权力方面（尽管不是在社会名望方面）与贵族势均力敌。在此过程中，国王们一直保持其倾向，而且反复显现出来，即他们喜欢自己治下的所有职位都任用不沾亲带故、没有形形色色关系、只依赖于国王本人的人。因此，16 世纪的大部分贵族都被国王抛弃，重回骑士和土地所有者的职能，不再担任官职。

随着货币经济缓慢蔓延，首先是货币价值和军队的基础受到严重动摇。最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冲击将贵族中的很大一部分推向了宫廷，并以一种新的形式将其与国王联系在一起。而国王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此背景下，“王权胜过贵族”这个公式就有了自己的含义。从有限的结果看，人们有理由说，王权和贵族之间的斗争取决于宗教战争的结果，而通往“无限权力的”君主制的道路基本上畅通无阻。有人说，贵族和王权之间的斗争，并非清清楚楚地表现为由参与其中的各派领导之间的斗争，这在上文已经有所谈及。

不过，亨利四世以贵族军队为先导开辟了通往专制君主政体的道路，这对于理解贵族和国王在这种君主制中的关系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且不说贵族依附国王和国王在新制度下依赖贵族，国王和贵族之间的依赖传统以及这种关系的精神，虽然在没有依赖的情况下无法维系，但作为传统，它也有自己的分量，在法兰西旧制度下从未完全消失。通过亨利四世的整个统治时期，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逐渐由封建制度的形态转变为宫廷形态。从宗教战争之后形成的新的权力关系的意义上，实现相互依附又相互疏远这两种功能的社会机构就是宫廷，它最终是在路易十四统治下形成的。由此，通过宫廷和从宫廷出发，贵族中的很大一部分被剥夺了独立性，却保留了对国王的依附，接受其关照和供养。

宫廷的这种两面性，作为国王的贵族统治和照顾贵族的工具，完全符合贵族和国王在这里相互联系的关系的矛盾性。但宫廷的这种双重功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并非基于哪一位国王的奇思妙想。宫廷在这个方向上慢慢发展，与贵族和国王的实际权力地位的种种变化有关，直至路易十四最终抓住了到手的机会，有意识地在供养和控制贵族的双重意义上把宫廷建成了他的统治工具。至少在一些大的特征上，这也许足以表明宫廷是如何在这个意义上形成的。

18.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的统治下亦是如此，宫廷的各种职位就像大多数军阶、军衔那样，具有封建领主专制制度的职位的典型特征：它们是可以购买的，因而也是职位拥有者的财产。这甚至适用于总督和国家各地区军事指挥官的职位。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只有经国王批准，职位拥有者才能行使职权；在其他情况下，职位干脆由国王恩赐，这是不言而喻的。花钱买官和通过国王的青睐来得到职位，这两种方法相互混合，交替并用。但是，前者慢慢占有优势，由于大部分贵族在金钱方面不能与资产阶级较量，第三等级异军突起，至少那些出身资产阶级、不久前才成为贵族的家庭，也慢慢地但很明显地奔向这些职位。只有乡村地区的一些大贵族，部分是由于拥有庞大的土地财富，部分是由于有国王发给的年金，因而还有足够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在这种制度里维系其生存。〔39〕在这当中，亨利四世也好，路易十三也好，黎塞留也好，乐于帮助贵族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他们都想而且不得不让贵族远离政治权力范围，作为社会因素保留下来。

在他的前任遇刺身亡后，起初亨利四世完全依赖贵族，在这种情况下，他首先想到——也是应他的追随者的要求——立一个国王的誓言，一份书面协议，其中写道：“我们保证为国王效劳，服从国王，根据他对我们的书面承诺，在两个月之内，陛下将召集王公、公爵和勋贵、王室卫队的军官们以及已故国王的忠诚仆人参加会议，以便所有人都可以为这个王国的事务提出广泛的建议并作出决定，直至最高等级……作出决定，恰如在已提及的陛下已经告知的各种许诺里所包含的内容一样。”〔40〕人们必须听到，亨利四世在他宣誓登基之后，还要求在他的王国开始一场新的征服，他呼吁他家乡的佩里戈特贵族的首领们“集合起来，离开他们的家，来到他身边，在将来可能发生的某些事情上为他效劳”〔41〕；恰如他呼唤弗兰兹、比奥兹和布理等贵族忠于他一样，恰如他在皮卡第地区授权城市守卫者把“可靠和忠实的仆人”带到他那里来一样。〔42〕然而，这正是他在这个方向上的最后的关键步骤，在此过程中，国王和贵族依赖于旧的宗法式的结合方式，即领主和领主封臣或忠诚追随者的结合方式，演变为国王和宫廷人士的宫廷—专制主义的结合方式，这种结合方式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达到完美状态，即在他那里，国王和这个政治制度下的国王代理人对待贵族的矛盾心理，很快将变得一清二楚。

在亨利四世时代，与贵族的结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他生活在一个贵族社会〔43〕。他对于那种让高贵而古老的家族受到破产威胁的情况颇多怨言，而他试图通过法律来帮助他们摆脱债台高筑的困境〔44〕。他竭力与当年帮助他的人和解，由于这些事情而发生的变化以及通过这种变化，这位当年的新教贵族领袖，现在变成皈依天主教的国王。然而作为国王，他的处境所固有的特征又迫使他不得不镇压那些日益式微且往往感到被抛弃的贵族在愤怒中引发的一切暴乱。面对这些反叛行为，起初他是温和和富有人性的，他感怀过往他们一起经历的各种斗争，似乎承认他有义务不忘过去。除了要求反叛者公开认罪，他别无他求，如果他们忏悔，他就给他们恩典，与他们和解，宽宏大量地接受他们，不会进一步让他们在过失中惴惴不安，终日悔恨愧疚。

但他必须毫不留情地要求他们屈服，认罪，他必须这样要求。国王在私下里的面对面交谈时，起初大致是要求策划暴动的比隆公爵公开承认他的反叛计划，如果他承认并且悔悟，就考虑原谅他。然而，尽管这位公爵一再提醒国王，要求记住他为国王的种种效劳，但还是被毫不留情地诉诸法律，由法院审判。公爵拒绝认罪，最终被处以死刑。

不过，如果说，国王要在他与贵族的联合以及他的王权统治的必然要求之间的冲突中找到一种解决办法，采取虽然坚定，但基本上总是温和的和解的态度，那么，南特敕令就是这种解决办法的表现，他仿佛通过落到他手中的支配各种机会的权力，在他的统治过程中越来越强烈地被引领到专制主义的王权道路上。他对召开高等贵族大会的承诺，从来没有兑现。一位官员在谈及他的时候说道：“在处置国家的各种事务方面，他想要绝对的服从，想要比他的前任们得到更多的服从。”〔45〕

19.如果亨利四世继续在一切事务上对贵族有所帮助，只要国王所承担的任务允许，那么，在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上，即使国王乐意为之，他也很难在他所处的经济形势下帮助贵族。

新的货币手段潮水般涌来以及社会领域的日益商业化，对于贵族的影响，上文已经论述过。〔46〕这一发展对于大部分贵族来说，意味着经济上的破产。当宗教战争对于正在没落的贵族，如同各种内战对于正在没落的各个阶层，具有相同的作用时，破产就会更加严重，范围就会更大；只不过宗教战争把贵族在劫难逃的命运掩盖了起来。混乱，在战斗中经历考验，大胜仗的可能性和战利品，这些都在贵族中激发了希望和信念，使他们相信他们能保住早已受到威胁的社会地位，能进行自救，免于骤然一落千丈和贫困。他们在经济动荡的漩涡中跌跌撞撞，而受影响的当事人对经济变革却一无所知。他们仍在从他们迄今的经历的角度，对他们遇到的各种新现象加以解释，也就是说，用各种陈旧的思维手段来解释新现象。

在这个意义上，贵族的困境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只要听一听有关当事人之一如何解释贵金属的意外涌入及其对贵族的意义就知道了：

“与其说这次（国内）战争让法国变穷了，不如说战争让法国发了财；地球上的诸多宝藏和各个教会里的那么多宝贝，因战争而被发现，被开发，见了阳光，此前它们毫无用处。现在它们全部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铸造成大量的硬币，因此，人们发现法国有数百万的金币在流通。从前只有数百万的古钱币或银币，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新的、漂亮的、制作精良的退斯通（teston）银币，它们是用漂亮的、潜藏的宝贝铸造的，而从前还不到十来枚……

“但这并不是全部情况：富有的商人、货币债主、银行家和所有的高利贷者，乃至牧师，他们都把他们的银币藏起来，锁在库房里，既非为了自己享用，也非拿去放贷获得双倍收益，而是把钱拿出去放高利贷，牟取非法暴利，或者购买价格低廉的土地、各种财产和房屋；这样一来，与外国敌人作战的贵族变穷了，负债累累，甚至变卖了财产，很快走向穷途末路，并且不知道冬天用什么柴火来取暖，因为这些无良的高利贷暴发户把一切都据为己有。不过，这场内战使他们恢复了力量。我亲眼见到一个有良知的贵族，从前带着两匹马和一个小奴仆穿行在农村地区，正在好好休养生息，后来人们看见他在内战期间和战后，带着六七匹骏马穿过农村地区……在此，法兰西勇敢的贵族要感谢内战，确切地说，要感谢这次内战带来的‘油水’使他们因此重获力量。”〔47〕

实际上，大多数法国贵族从这场“好”内战返回后（内战的“油水”让他们相信自己会东山再起），发现自己或多或少被债务所困，再次陷入破产。生活费用十分高昂〔48〕。债权人，除了富商、高利贷者和银行家外，特别是着长袍者，都不遗余力地排挤贵族，尽可能地剥夺贵族的财产，还经常剥夺他们的头衔。

而那些还保有财产的贵族则突然发现，他们的收入已不再能支付高昂的生活费用：

“领主把他们的土地租给农民，收取货币地租，得到的仍是同样的租金，但这种租金的价值已大不如前。从前值5 苏的东西，亨利三世时代值20 苏〔49〕。贵族就这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陷入了贫困。”〔50〕

与以前一样，在一个高等阶层走向没落之时，不仅是货币手段被剥夺，一贫如洗，更是与社会权益和其他社会需求相关的资金越来越少：

“那些失去收入并难以置信地负债累累的贵族，如果想要勤俭节约和精致地生活，即便不能完全恢复他们的状态，但至少可以部分地恢复。也就是说，倘若他们想在他们的庄园里生活，也能在那里找到他们的花销，能应付过去，从某种程度上讲，不必把手放到钱包上。实际上，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在那里都不会找不到柴火取暖，找不到田地收获庄稼和葡萄，找不到硕果累累的果园，找不到郁郁葱葱的、美丽的林荫大道散步，找不到处处都是家兔和野兔乱蹦乱跳的兔苑，找不到狩猎的平原、鸽群栖息的鸽舍、鸡鸭成群的后院，等等。”〔51〕

换句话说，如果贵族们决心依靠实物收入来生活，放弃货币，放弃一切用货币才能买到的东西，如果他们满足于变成生活比较富裕的农民，那么，我们所援引的报告的作者威尼斯大使都欧多（Duodo）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很好地生活。

但是，正因为很多贵族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正因为他们努力维持自己作为贵族的生存，所以他们涌向宫廷，千方百计想挤进去直接依附于国王。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决定了在某些方面他们有理由称之为王权和贵族之间的斗争。把贵族捆绑在一起的链条在各个环节上是相互关联的：贵族在贫困化，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根据某种特定的等级传统和相应的社会舆论，为了保持他们的社会生存和威望必须过着一种依靠年金的生活，不能从事职业工作；与此相适应的是，在货币贬值的过程中，他们无法跟上那些通过职业谋生的资产阶级各阶层的生活态度相应的各种要求；他们——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面临着选择，要么过一种类似于农民的生活，至少是一种非常贫寒的生活，这种生活与他们作为贵族所应有的要求毫无关系；要么进入宫廷，成为宫廷的俘虏、国王的囚徒，从而在一种新的基础上维持他们的社会威望。

有一部分人成功地实现这种诉求，另一部分人则未能如愿。贵族的重组，在与宫廷（旧贵族和其他群体）拉开距离的基础上着手实现（君主政体的）宪法化，这在弗兰茨一世时代已经明显处于中心地位，但它并不是一下子实现的；在亨利四世的统治下也未能完成。因为非宫廷的贵族，即各省和乡村的贵族中这种涌向宫廷的潮流尚未完全消失，而且在法兰西王政时期，想从受鄙视的乡村贵族升入宫廷社会的圈子的企图从不曾完全消失，仅仅是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此，货币经济的宫廷某种程度上成为某些特定的社会潮流的蓄水池，因为旧的自然经济的宫廷在形式上的改变才刚刚开始。这个蓄水池填得越满，在这股潮流中，从乡村—地方贵族（包括资产阶级）的阵营进入蓄水池的人就越少。因此，在这里形成的社会循环中排名最靠前的机构是宫廷，而且经过多次反复，各种压力关系逐渐发生变化，直至最后整个系统被其内在的种种紧张关系撕裂。

20.让大大小小的贵族主要期望得到国王的恩宠，就尽可能要求他们常住宫廷，起初可能还不是国王有意识的政策之一。亨利四世也许还没有足够的手段来支付宫廷这部巨大机器的财政费用，无法像在后来路易十四那样的规模上支付宫廷的各个职位的薪酬、各种恩赐和年金。他甚至没有像后者那样，热衷于把宫廷变成一个贵族阵型，就像贵族的供应基地。这种形态仍然生动。贵族家族正在没落，资产阶级家族则蒸蒸日上。存在着各种等级，但是它们之间的波动很大，把它们分隔开的坚壁漏洞百出，以致会相互渗透。在这个时代，个人的精明能干或者低效无能，个人的幸福或者不幸，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家族的种种机会，如同它们与一个或者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原始联系一样。

随后，从外面即从并不属于宫廷的各阶层进入宫廷社会的通道变得越来越狭窄。国王的宫廷和宫廷社会慢慢演变为一种社会群体，他们的礼仪礼节、风俗习惯，乃至说话、穿着以及行走和谈话时的体态动作，都明显有别于其他非宫廷的人群，并令后者相形见绌。对于那些没有在“宫廷氛围”中长大的或者没有很早就进入宫廷社交圈的人来说，较之从前更难在自己身上培养出某些性格特征，这些性格特征可以区别出宫廷贵族与非宫廷贵族以及非宫廷的资产阶级，也能让他们相互识别出对方。

随着法兰西国王的宫廷日益发展成为一种界限清晰的社会精英团体，一种日益增长的社会的独特附属，一种宫廷社会的特殊文化，也在同时发展。行为举止、言谈、爱和审美——仅仅提及这几个方面就足矣——作为这种宫廷精英文化的前期形式，不仅在各种国王宫廷里存在过，也往往在地方领主的庭院里存在过，特别是在后者那里，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存在。若是刻意探究的话，有可能准确地窥见人们称之为“宫廷文化”的东西，了解它作为宫廷社会——一个在整个社会领域里明显超越其他人的精英团队——发展的一个方面是如何逐步成长起来的。在人们今天所称的“文化”上，仿佛存在一种独立于人的在空中自由飘荡的现象；这样一种研究可能大大有助于把我们今天经常用到的文化概念，重新与人的各种结合在社会上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实际上，唯有在这种社会发展框架内才能研究和解释各种文化现象，或者换言之，研究和解释各种社会传统。

16 和17 世纪里，在很多国家，宫廷文化变成了一种典型的标准文化，因为宫廷社会——尤其是在法兰西——在国家结构日益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规范化的社会精英团体。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从宫廷社会脱离、与之分道扬镳的过程。在他执政期间，对于资产阶级也好，地方贵族也好，进入宫廷社会的通道正变得越来越窄，但并没有完全关闭。

宫廷作为某种贵族供应机构的性质缓慢而逐步地形成了，同时，其作为国王对贵族的统治工具的性质也突显出来。在很多公开的和隐蔽的冲突中，相关的参与群体让它们的相互依附和其他的权力机会变得相对强大，并一再经受考验，之后就发生了上述情况。路易十四凭借其强大的权力地位，最后也不过是抓住了这个领域赋予他的各种机会——无疑，他抓住机会要运用巨大的力量，下很大的决心。如果读一读1627年2月10日贵族呈给路易十四的前任的一份请愿书，也许会更有利于理解这些机会。这份请愿书的标题是《关于恢复贵族的要求和条款》。

其中开门见山地写道，贵族借助上帝的庇佑和亨利四世的利剑保住了这顶桂冠，他们生活在一个其他阶层的大多数人可能会愤然揭竿而起的时代，尽管如此，“他们（贵族）仍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令人怨声载道的情况下……贫穷压迫着他们……无所事事让他们腐化堕落……严峻的形势让他们显得毫无希望”〔52〕。

随后，在列举的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中，着重表述了怀疑和不信任问题，由于这个等级的某些人的狂妄骄横和野心勃勃传到了国王那里，终于让国王们认为，必须通过提高第三等级的地位，必须排除这些滥用权力的人，不能让这些人来担任职位和享受尊严，并以此削减他们的权力。因此，从那以后，贵族们就被剥夺了行政官员和法官的职务，被逐出了国王的各种参事议事会议。

玩弄这种让一个等级对抗另一个等级，以平衡各个等级的紧张关系的把戏，在这份请愿书里，也完全被理解为国王们的传统策略。

后来，贵族甚至在22 条条款里提出了如下要求：除了王国各总督府的军事指挥官职位外，国王的家族首先应该停止售卖民事和军事方面的官职（即后来让宫廷变成贵族的某种后勤机构的实际架构），而将这些职位完全留给贵族。也就是说，这种方式在这里首先是作为贵族的要求出现的，后来路易十四实现了这种供给，但同时也驯服了贵族，让他们顺从。他把宫廷的官阶和军阶保留给贵族，由他个人来分配这些职位，当然，如果这些职位的薪酬支付必须从一个家庭转移到另一个家庭，他会按照自己的恩惠来施与，因为与其他任何职位一样，这些职位也是一笔财富。

然而，贵族在这22 条当中还要求某些别的东西。贵族想对天主教修道院院长的行政管理权加以调整，要求允许一些贵族进入议会，至少让他们可以投咨询票，不支薪俸也行。贵族还要求财务咨询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三分之一成员以及王权下的其他机构要从贵族当中吸取人才。贵族的这些要求当中，抛开一些微不足道的要求不讲，基本上只有前面那一条〔53〕后来得到了满足。所有其他的要求，只要其最终目的是让贵族参与统治或者参加行政管理，哪怕是表面上的，直至路易十四去世都没有得到满足。

21.在这里，我们再次清楚地了解了力量平衡的转变，这种转变导致了法兰西以宫廷的方式对一些贵族予以保护。德国人可能想到的与此相反的一种不言而喻且恰当的东西，是普鲁士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泰纳说：“当他让人解释礼仪礼节之时，腓特烈二世提醒他，如果他是法兰西国王，他的第一道命令将是让另一个人来做国王，代替他主持宫廷；的确，那些向国王致敬的瞎子，也需要一个接受他们问候的瞎子，那些向国王致敬的丧失理智的人，也需要一个接受他们致敬的丧失理智的人。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减轻国王的负担，那就是瓦解贵族，按照普鲁士人的模式，把法兰西贵族重新塑造成一个勤劳有用的公务员团队。”〔54〕把贵族变成一支勤劳的行政管理骨干队伍，而这实际上恰恰是法兰西贵族的反面形象，法兰西国王一向采取的态度对保持这种贵族形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提出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普鲁士从这个方向发展，而法兰西却沿着那个方向发展，意味着提出了整个国家发展的多样性问题。人们可以证明对于普鲁士的规划而言，在第一位普鲁士国王的统治下必须首先或多或少地依照外国模式创建现代宫廷的重要性，在过去几个世纪非常缓慢地增长，而在法国，某些传统只是成型，从没有真正被“创造”。

人们还可以看出，缺乏在文明的基础上对宫廷礼仪和传统礼仪的共同塑造，对于普鲁士的贵族和王室的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城市资产阶级相对较低的发展使普鲁士的国家社会的紧张局势变得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简单提及这两种形态之间发展差异所引起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因为它与法国宫廷的形成问题直接相关：在德国，从宗教改革时起，贵族的各个阶层显然就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学习法律和追求仕途的倾向〔55〕。相比之下，在法国，依照传统，贵族是一个不劳作的武士阶级，其成员通常只有在打算成为神职人员时才去上大学。至少在法国近代史上，几乎没有一位法学家是传统贵族出身，即佩剑贵族（noblesse d'épée）出身。〔56〕

这里只能暗示，德国知识分子和法国知识分子在形成和招募方式上的差异与这一事实密切相关。在德国，大学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工具；在法国，法兰西王政时期的大学与实际创造教育的社会，即宫廷社会，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在德国，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是学术型的，或者至少是上过大学的人；在法国则相反，选择知识分子的机构并非大学，而是宫廷社会，是更狭义或者更广义上的高等贵族“大世界”。尽管在知识分子当中存在着所有的社会关系，但在德国，人与人之间书本即便并非首要的交流方式，也是一种特别重要的交流工具；而在法国，尽管人们非常喜欢把书本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方式，但首要的却是对话。这些只是诸多现象中的几种，这些现象与德国大学的特殊地位、与法国大学与宫廷社会的分离，是直接相关的。

22.不仅贵族的形态在法国不同于在德国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同于在普鲁士的贵族的形态，官员职位制度本身就是另一种形态。这两种事实密切相关，缺少了任何一个，都不能理解另一个。此外，为了形成作为贵族供应之地的宫廷，这种关联并非毫无意义。它可以做出简明扼要的解释。购买官职是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下的官员制度的典型特征。无论这种买官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它在16 世纪变得越来越发达，除了伴有一定波动外，而在亨利四世时代，如果不是出现整个社会关系的巨大变革，几乎不可能消除它。通过这整个结构，法兰西王政时期的王权与这种制度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于购买官职的制度，用我们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后来的发展阶段评判它究竟是“好”是“坏”，不仅无关紧要，而且是错误的。因为当前占支配地位的官员伦理的各种价值观，犹如官僚体制本身的现有形态，源自早期形式，其中包括与购买官职相关的各种价值观。亨利四世曾实行的购买官职制度的合法化，具有非常明确的经济原因。出售官职是国王的一种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除此之外，公开采取这种合法化，也是为了最终剥夺贵族对职位任命的任何影响力，并使任何方式的封建职位保护都无法进行。因此，这种制度在某些方面也是国王与贵族（首先是大贵族）对抗的武器。

把贵族逼进这种制度是毫无意义的，并且与贵族政治的所有要求相悖，这个制度最终是在亨利四世统治下才合法化，并且是借助国王与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建立起来的。而且，把贵族逼进这种制度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取消官职的买卖——实际上，贵族经常为此斗争——即改造整个制度，才能使大多数贵族（他们只有很少财产）重新进入行政管理、税收和司法系统。这样一种改变要么代价高昂，因为对于国王来说，除非强行没收财产，否则将不得不偿还数量巨大的、已支付的购买官职的钱款；要么富裕的资产阶级——他们的财产就是官职——将以最具决定性的方式瘫痪。而且，国王自己对这样一种措施根本不感兴趣。且不论官职买卖已经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一种收入来源，废除这种制度的同时将会对其国家的社会平衡造成决定性的干扰。

事实上，在整个法兰西旧制度期间，任何企图废除官职购买制度的尝试，部分是出于经济原因，部分是遭遇有产者的激烈抵抗，最后都以失败告终。顺便说一句，人们可能会说，在重建法兰西贵族的决定性时刻，没有人认真考虑过通过贵族的官员化来解决贵族的问题。它超出了在这个社会领域里有意义和可能的范围，超出了不同利益者——长袍贵族、佩剑贵族和王室——所期望的范围之外。上面提到的1627年的贵族请愿书的要求，考虑了提供和维持贵族的一切可能途径，但根本没有提及上面这种可能性。如上所述，贵族只是要求让一定数目的贵族进入高等法院和议会，仅仅参与咨询，而且无需付薪，也就是说，并非在供给（贵族）的意义上，而是在（让贵族）占据权力位置的意义上，进入高等法院和议会。

23.留作贵族供应基地的东西，除了封为领主、国王给予的年金和礼物，主要是宫廷里的职位、外交和军事方面的职位。贵族们要求把这类官职和军职保留给贵族，但只有少数人真正成功得到官职。这种情况只在路易十三和黎塞留的统治下发生，在他们的时代，贵族的上述诉求废除了，但主要群体之间的平衡远未达到最佳状态，尚未变得对国王的地位有利。王国的大封建领主——部分是投石党运动的首脑——对于无限制的国王统治来说仍是一种危险。

倘若人们尝试就黎塞留时代宫廷的形态和宫廷在其中慢慢形成的种种紧张关系，以及王权及其代表与被第三等级排挤的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做个总结，那么，人们就会看到下述情况：

贵族的等级代表即这个等级的大多数人，作为政治因素，在反对王权的斗争中还不具有某种独立意义。1614年，高等贵族第一次清楚表明，第三等级在此期间已经变得多么强大，其要求变得多么强烈，以及等级贵族是如何被迫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战线上采取行动，王权作为支柱和裁判者需要集合太多东西才能对抗资产阶级的这些权益要求。

与此相反，法兰西贵族中最接近国王的群体，即大贵族，首先是正统王子、大公爵和勋贵，作为王权的对手还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基础及源泉是相当清楚的：它主要是建立在他们作为各省的总督和永久的地方军事统帅的职能之上。在贵族逐渐被迫离开政府的其他一切统治机器后，这是大贵族最后的独立的权力地位。

此外，国王和黎塞留对于王室成员，尤其是国王的母亲和他的兄弟，起初是比较宽容的。显然需要不断地重新体验来自国王近亲的威胁，国王及王权对他的近亲干预和参与政府事务都要有所准备，与此同时，必须挫败所有这些冲动，才能在这个方向上让路易十四从一开始就采取有意识的和严格的政策，排除他的近亲，并且有意识、有目的地把一切决定权都集中到他自己手中，在国家形成王朝阶段〔57〕的发展中，这是重要的一步。在路易十三和黎塞留的统治下，贵族的一切反抗王权的行动，起初都在大贵族的男人和女人相对不间断的军事力量上找到了其中心点和基础。基于这种权力地位，宫廷里的各派系首先还找到了一种不可小视的势力，这些派别一直存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中心点，必然或多或少只是毫无意义的派系，至少不可能意味着对国王造成威胁。

非常典型的是，路易十三的兄弟加斯通，即奥尔良公爵，就像与先王们敌对的兄弟一样，当他决定接受与红衣主教黎塞留为敌的派别的领导权，并对红衣主教明确表示友好之后，他马上离开巴黎，前往奥尔良，以便从这个牢固的军事基地出发，开始与黎塞留和国王作战。

此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围绕着亨利四世的私生子、国王的亲兄弟旺多姆公爵已经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当时，他的大本营在布列塔尼半岛。公爵是此地的总督，他相信自己能通过联姻拥有这个半岛的世袭统治权。

在这种情况下，在路易十三统治期间，高等贵族中那些大的王室领主封臣的旧的统治权要求还继续存在和活跃着。各省的地方分裂主义与相当广泛的军事分权相结合，与各省军事统治者相对较大的自主权相结合，形成了这类权力诉求的现实基础。随着国王的代表黎塞留和高等贵族之间出现紧张局势和斗争，同样的结构也出现了。抵抗力量时而来自普罗旺斯的总督，时而来自朗格多克的总督蒙莫伦西公爵。参加投石党运动的贵族的反叛也是基于类似的权力地位。由于地方军队尚未最终集中起来，各省总督可以把他们购买的且已付了款的职位视为自己的财产，即使要塞指挥官和有固定职位的首领仍有相当高的独立性，高等贵族至少还保留着最后的权力地位，这使他们有可能再次反抗专制的国王统治。

黎塞留依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官员贵族、议会和高等法院成员组成的显贵会议，在1627年提出如下要求绝非偶然：首先要求一切城堡都不再落入“大封建领主”的手中，一切不是出于国防的直接需要的城堡都应被夷为平地，而且没有王室的许可，任何人都不得拥有或者铸造大炮。大会经过几轮讨价还价之后，就招募军队的方式、各省承担军费的份额、先招募2 万名男子组成一支常备军的费用取得了一致，无人反对；这支军队除抵御外敌之外，还应为国王效劳，确保民众的安宁，巩固国王的声望。

从这个意义上讲，黎塞留领导了反对大贵族的权力地位的最后的斗争。反抗者被征服后难逃一死，他们部分死在监狱，部分死于战场，部分死在流亡期间；黎塞留甚至让国王的母亲也客死异乡。大贵族的实力还有反抗王权的可能；但是一个坚定的人格已经把王权的各种任务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永远在相互竞争的大封建领主的实力已不足以打败国王。如果说黎塞留没有执行他的计划，每三年更换一次各省的军事统治者，即总督，那么，至少他保留了在他们当中保持严格纪律的权力〔58〕，能够随意解除他们的职责，这对他们来说足以构成奇耻大辱。

在他的回忆录里，他明确表示：

“如果有人认为他可以在王国里制造不和并免受惩罚，仅仅因为他是国王的儿子或兄弟，或是有王室血统的王侯，那他一定会失望。保障王国和王权的安危，远比依仗这些身份逍遥法外要明智得多。”〔59〕

由此，他使得贵族的“特质”必须服从国王统治。贵族和王室之间权力分配的这种状态，对于在路易十三统治下的宫廷所接受的形态来说，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失去根基的贵族涌入宫廷，宫廷变得强大起来。就像在亨利四世时代那样，宫廷想进一步成为一个大熔炉，在其中上升的资产阶级——首先是由于官职的可以购买而崛起的——新贵们，特别是从官员和法官阵营脱颖而出的新贵，他们与旧贵族的成员的接触，有一部分是通过联姻混合在一起的。〔60〕宫廷尚未变成乡村大封建领主的长期居住地，因而也尚未变成法国唯一的社交中心。不过，乡村土地财富使贵族拥有自由的骑士生活、稳固的婚姻和流动的军营，至少对于大封建领主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4.从现在开始，对于一部分贵族而言，不仅物质基础变得岌岌可危，而且活动空间和生活视野也同时变窄了。收入或多或少变得短缺，土地的财富收入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通过在战争中驻扎军营和改变驻地来弥补收入不足的情况，至少部分已不复存在。其他阶层首先是通过声望得到发展，增加收入，从现在开始只有宫廷能给予这种发展，但宫廷的大门仍然对他们紧闭着。

另一些阶层在国王的宫廷里，即在巴黎城里，或在一个乡村大领主的庭院里找到一处新的或最初不稳定的家园。然而对他们来说，就像对于国王一样，他们的乡村住所只是他们位于首都某个区域的府邸和宫廷之外的一处临时住处。此外，他们——只要没被驱逐或未失宠——还会偶尔住在国王的宫廷里，哪怕宫廷尚未成为他们的永久性住所。路易十三统治下的社会已经是一个宫廷社会，其特征是通过女性们的重要性突显出来的，在这些女性面前，被剥夺了骑士职能的男性现在较少具有社会优先权；但它仍是一种相对分散的宫廷社会。骑士的生活态度和他们的具体精神尚未完全消失，这种态度和精神曾经是符合客观现实的，是军事贵族一切荣誉和成就的源泉，但是在这种变化了的形势下，逐渐地变得不现实了，具有这种态度和精神的人注定要失败。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种剥夺骑士的作用造成的悲剧，即某种传统的态度束缚过一些人的生存和自我意识，而这种态度曾引领他们的父辈甚至可能让年轻时的他们取得过成就，现在在一个由于某些令人不解的原因而改变的世界里，这些人是注定要失败和没落的。兰克描绘的一个场面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了遵循这种骑士传统的最后一位贵族代表的命运：蒙莫伦西公爵，一位为亨利四世的胜利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之子，他具有骑士公爵的天性，慷慨而聪明，勇敢而雄心勃勃。他也曾效命于国王，但他不明白，或者更准确地说，本应属于国王的权力和统治权却被（摄政的）黎塞留所拥有，所以他反抗。国王的军事统帅绍姆贝格（Schomberg）所处的位置对他不利，但兰克是这样说的：

“这是蒙莫伦西很少关注的优点；当他看到一群敌对的家伙时，他向他的朋友建议毫不迟疑地向这一群人逼近。因为他看到了战争，尤其是在一场精彩的骑马活动中。一位经验丰富的同伴里克斯伯爵（Graf Rieux）请求他，还是等待为好，等待他们用刚刚运来的几门大炮来动摇敌人的战斗秩序。但蒙莫伦西已经被狂热的好战欲蒙蔽了。他认为机不可失，而军事顾问即使预感到可能遭遇的不幸，也不敢违背骑士领袖的坚定意志。‘先生，’他喊道，‘我愿意死在您的脚下。’蒙莫伦西骑着一匹装饰着华丽的羽毛——有红色、蓝色、褐色——的强壮的战马，很容易辨认；只有一小队同伴与他一起跨沟越壑，驰骋疆场；他们铲除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他们奋勇向前，直达敌人的阵前。但迎接他们的是一阵近乎迅雷不及掩耳的滑膛枪扫射：伤的伤，死的死；里克斯伯爵和大多数人都倒下了；蒙莫伦西公爵中枪负伤，从他同样中枪的马匹上摔下来被俘。”〔61〕

黎塞留让他接受审判，他对判决并无异议，不久之后，蒙莫伦西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就在图卢兹城他家的院子里被斩首。

这仅仅是一次并不引人瞩目的、对于所谓的伟大历史过程而言非常无关紧要的事件。但它具有一种典型事件的意义，即一种象征性意义。旧贵族通常并不是败在枪械武器上，而主要是败在难以摆脱那些行为方式上，对于旧贵族来说，整体的自尊以及快乐和喜悦与这些行为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在这里，人们看到了为什么在逐步变化的人的形态里——即一方面是各种机会的减少，另一方面是各种机会的增加——一种当年符合现实的行为举止，最终可能变得脱离现实。与此同时，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到了王权为什么会胜利，以及一种骑士贵族如何变成一种相对平和的宫廷贵族。

当路易十四成年并开始执政时，贵族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在这个领域里，落到王权上的各种机会与落到贵族身上的各种机会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使得国王的代表的能量和重要性在这些机会的基础上得到施展，最终把贵族逐出一切独立的权力地位。

25.尽管贵族的地位遭到如此削弱，但对于路易十四来说，还是能感受到贵族的威胁，而且其中恰恰就包括他最亲近的高等贵族的威胁，这种感觉源自他青年时代的经验，非常根深蒂固。对贵族经常保持警惕——如同对所有其他臣民的警惕一样——始终是他占支配地位的性格特征之一。在经济问题上，他和所有宫廷人士一样，都保持着明显的泰然自若，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这方面的压力并不会触及他们的社会生存的根基，而一旦涉及统治、等级、威望和个人优势的问题时，他和所有宫廷人士的这种泰然自若就烟消云散了，平和的心态也消失殆尽。在这方面，说路易十四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说他冷静沉着。事实上，他异常紧张，绝不宽容，极为冷酷无情。

在这当中，让贵族没落也不在他考虑和期待的范围。不仅是他的统治在外表上的辉煌和威望，以及他作为贵族的声望，使他需要优雅高贵的社会和社交，归根结底，不仅他的家世阻止他有这种想法，而且他的统治机器本身的紧张关系的结构也不许他有这种想法。保留贵族，还是让贵族没落，根本不是他的自由意志和决心所能决定的。恰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他在很多方面需要贵族。如果在圣－西门离开军队时，他曾经说过“又有一个人要离开我们了”，那么这不过是这方面的众多例子之一。

也就是说，他在他的前任们的准备工作和各种经验的基础上，但在一种比他的前任们有利的形势下，有的放矢地建构他的宫廷，即在我们在这里经常提到的矛盾关系的意义上，既把宫廷作为贵族的供给机构，又在宫廷对其加以束缚。

他想“直接将那些人全部集合在一起，置于他的注视和监督之下。那些人可能是一次暴乱的领导者，他们的城堡可能被用作军队集合的地点……”。〔62〕

从另一方面看，即从贵族自己的角度看，宫廷的结构在多大程度以及何种意义上能被视为有意识地约束政策的表现，可以通过圣－西门的描述来理解：

“就连宫廷生活也成了服务于专制政治的工具。我已经向大家展示了，在他的帮助下，最高贵的人是如何降尊纡贵、颜面扫地，与大众混杂在一起，就像其他所有的大臣，甚至被赋予了影响力和权力的正统王子一样……一些情况增强了国王的决心，要把宫廷从巴黎迁出去，长期在乡村地区居住。在他未成年时，发生在巴黎的动乱令他感到城市很不舒服。他还认为，住在那里很危险；他相信，如果他移动宫廷，会给耍阴谋诡计的人造成困难。他把经济放在首要位置，并且担心在广大民众中造成太大的冲击，这对于他（搬出巴黎）的决心也有不小的影响。再加上对他的安全的担忧……此外，在他的内心里，对建筑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兴趣；而且他认为自己如果不每天露面的话，会比大众崇高很多。”〔63〕

恰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凡尔赛宫的最终建成是诸多原因的共同作用。而这些原因彼此也密切相关，都围绕着统治和威望的维持与扩展。

实际上，凡尔赛宫的建筑与路易十四的种种纠缠不清的倾向是完全相适应的。在凡尔赛宫的礼仪礼节架构里，所有等级的人都直接处在他的视野范围内：

“国王不仅坚持要在他的宫廷里看到高等贵族，而且也对小贵族提出了这种要求。在他的起床仪式和就寝仪式上，在他就餐时，在驾临他位于凡尔赛宫的各个御花园时，他总是环顾周围的每一个人。那些出身高贵的人若不能较长时间住在宫廷里，他就会厌恶他们；其他人如若很少到宫廷里来，也同样会使他厌恶。对于那些从没露面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在宫廷露面的人，他会彻头彻尾地嫌弃。但是，倘若这些人当中有人有什么愿望，国王又会高傲地说‘我不认识他’，这样的判断是不可撤回、不容改变的。如果有人喜欢在乡下流连，他并不厌恶，但逗留时间必须有度，如若时间较长，那就会违反他制定的各种细致的规则。我年轻时有一次到鲁昂办事，国王让大臣给我写信，他要知道我出行的缘由。”〔64〕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路易十四的一只眼睛在特别警惕地注视着那些在等级上最接近他的人。王国的那些独特性压倒了所有人的个性，比如，王室人员中的代表人物，甚至直接的王位继承人，往往都会在与王侯或明或暗的某种对立中表现出个性，这种情况在这里也会有所表现。路易十四尤其不乐意让他的长子离开他，在默东（Meudon）另立门户，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王储这是在“分裂宫廷”。当这位王储去世时，他匆忙把城堡里的家具都卖掉，因为他担心默东的宫廷会落到他的某个孙子手中，而后者可能会利用这个城堡“再次分裂宫廷”。〔65〕

恰如圣－西门所言，这种不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国王的孙子当中没有任何人敢让国王不悦。但是，如果事情与维护他的威望和他个人的统治有关，那么出于严格遵守他的程序，他的亲属和其他贵族会被一视同仁，不会有任何区别。

还有一些可怕的例子，但它们恰恰让国王与贵族之间的排斥和吸引、结合和拉开距离的这种纠葛变得完全可以理解。

国王习惯于从他在马尔利的宫殿到凡尔赛宫去。整个宫廷，当然，尤其是他的全部亲戚都要跟着他去。贝利公爵夫人，即他的孙媳首次怀孕，大约3 个月以来首次感到身体很不适，发烧。国王和王室的御医法贡（Fagon）发现从马尔利出发的这趟旅行，对于这位少妇来说是非常艰难和无法承受的。不管是她，还是她父亲奥尔良公爵，都不敢冒昧地与国王谈及此事。她丈夫小心翼翼地将有关情况告诉了国王，但并未被国王接受。大家试图通过曼特农夫人〔66〕来劝说国王，虽然她也敢于这样做，并最终与医生一起向国王提及此事，但她也没有成功。她和医生并没有退缩，这次争执持续三四天。最后，国王非常生气，但在某种意义上他投降了，表示公爵夫人在这次旅行中可以不乘坐王室专用马车，而是乘船。为此，公爵和公爵夫人必须提前一天从马尔利出发，在王室宫殿里过夜，第二天继续上路。公爵虽然得到许可，陪伴他的妻子，但是国王禁止他离开王宫到别处去，公爵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虽然他可以直接从国王的行宫到（他岳父）奥尔良公爵的居住地。

“圣－西门说，如果在这次旅行中，这种偶然遇到的小事能更准确地反映出国王的性格的话，那我宁愿把它压下去，置之不理。”〔67〕

如果国王对于这样一些只是直接关乎他的声望和权威，而不触及他的统治本身的事情，在小圈子里是以这种方式行事，那么，如果碰到直接关乎其统治权的事情的话，他的毫不宽容也绝不会减少半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容忍他的亲属当中的任何人取得一个会妨碍他发挥自己的影响的地位。他永远不会忘记，比如在他父亲的统治下，总督的封地作为反对国王的基地，具有怎样的重要性。他的叔父——奥尔良公爵加斯通给国王制造了种种麻烦，他一直牢记。因此，当他的兄弟请求得到一个总督的头衔和一个固定职位时，他是这样回答的：“对于法兰西的儿子而言，最好的和最可靠的职位就是国王的心。”这个回答所反映出的态度非常典型，简直与他的行为如出一辙。

26.贵族被驯服了。然而，这种驯化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屈辱。在贵族被剥夺任何公开进行反抗的可能性之后，现在，他们又如何表达内心的叛逆呢？贵族受制于国王，依赖于国王，这直接表现在宫廷的外在生活上。贵族的内心已经崩溃，并且变得温驯了吗？或者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贵族与国王的矛盾关系，有时会被平和的外在事物所突破吗？

对于受制于宫廷的贵族来说，有很多可能性，在这些机构给予他们的回旋空间内，在他们面对国王时，他们或许可以控制住冲突带给他们的矛盾心理，因而也能够塑造他们的生活及他们自己：

他们在为国王效劳时所必须忍受的麻烦和羞辱，能够通过在宫廷里发挥影响以及提供给他们的各种获取金钱、提高威望的机会来弥补，因此，至少在他们的意识里，他们对国王的厌恶、对摆脱压力的渴望会大大减少；至于与其他人的关系，通过迂回的方式，他们找到了出人头地的机会。这种态度形成了宫廷贵族活动的各种可能性的一极，我们发现，拉罗什富科公爵在这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他是《箴言集》的作者的儿子，国王服装总管。

另一方面，宫廷贵族可能对于这种矛盾关系的各种消极方面特别优先考虑，耿耿于怀。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允许自己——也许在亲密的圈子里——对国王的统治进行尖锐的批评，并且偷偷地制订应对国王死后的各种计划，在贵族，特别是高等贵族的帮助下以这些计划来对付国王和他的资产阶级出身的大臣，贵族可能会重新夺回他们的权力。路易十四在世时，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远离宫廷——这等同于放弃任何获得声望的机会——从根本上讲，只有一种现实的行动可以让贵族表达其立场：与可能的王位继承人联络，并赢得王位继承人对这些想法的赞同。在路易十四统治下，公开的反抗是完全没有希望的。认为有这种可能性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圣－西门公爵，他也描述了与他相反的类型，一个顺从的贵族，即拉罗什富科公爵：

“如果说拉罗什富科先生一生明显是在恩惠中度过的，那么，若他仅有最微不足道的对自由的迫切要求的话，人们不得不说，这种恩惠让他付出了太高昂的代价。永远不会有哪个宫廷侍从会比他表现出更多的忠诚恭顺，人们只会称此为奴隶精神。很难找到第二个人像他一样，已经过了40年这种生活。在国王起床和就寝时，在国王为了去打猎和散步而举行的两种更衣仪式上，他从没缺席过，有时甚至连续10年从未缺席。他从没休过假，没有在凡尔赛宫之外的地方过过夜（这40年中，在巴黎过夜不到20 次），而且哪怕只为在宫外吃饭，只为了不陪国王散步，他也从未请过假。他从来不生病，只在生命即将结束时得过几次短时间的痛风。”〔68〕

倘若追溯这个人的职业生涯，就会看到下述情况：他父亲在投石党的起义中表现出色；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进入宫廷；因为国王始终不能原谅他父亲的反叛。

儿子是在没有任何机会的情况下出现在宫廷里的。“没有人害怕他。”圣－西门说。他既无职位，亦无尊严。他几乎不能期望有可观的遗产；绝大部分家产已在动乱中消耗殆尽。此外，他的外表也不引人注目，甚至相当平凡。他通过某种途径得到了国王的青睐，开始在宫廷的等级秩序中崛起。他得到了“国王游猎总管”和“国王服装总管”的职务。他与国王的情妇蒙特斯潘夫人有着友好的关系。在这位夫人离开宫廷之后，除了国王，他在宫廷里没有任何依靠。而这恰恰是国王所需要的。人们可以看到这种依赖关系的交织。因为拉罗什富科与蒙特斯潘夫人交好，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失去了取代她位置的另一位情妇曼特农夫人的眷顾。他与大臣们也很难相处。除了蒙特斯潘夫人的旧圈子，宫廷里的其他人几乎很少与他交往。然而，国王3 次替他偿还债务，平常也给他很多东西，尽管不是他所要求的全部；而他想要很多东西。他可以自由地与国王交谈，而不顾忌别人，国王在意他，因此其他人都害怕他。不仅是他的决定，他的选择意味着他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用来服务国王，而且他的社会生活完全掌握在国王手中。拉罗什富科作为贫穷的公爵，一个反叛者之子，在宫廷社会里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引人注目的外表，他一无所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仗。是国王提拔了他，使他脱离了这种一无所有。

这条发展曲线上有很多典型的东西。这些反叛者的儿子，如果国王不再施以恩典、接受他们，他们就会一无所有；现在他们变成了最忠诚的宫廷臣仆：

“拉罗什富科的故事与孔代亲王的故事类似。亲王也成了宫廷人士；他的儿子不会离开国王的家；他的孙子娶了国王的一个私生女。拉罗什富科的家人和孔代的家人都是从反叛者变成了宫廷侍从。”〔69〕

在圣－西门身上，为其重要影响而奋斗的侧重点恰恰相反。他父亲被路易十三提拔到要职，享有极高的威严。他是国王的亲信，在所有的动乱中，包括在国王逝世后，都矢志效忠王室，虽然敌对的贵族试图拉拢他，有时候诱惑相当大。也就是说，圣－西门是凭借可靠的声望和可观的财富走进宫廷的，他是《回忆录》的作者。无疑，他也依附国王，因为国王的嫌弃——他偶尔曾说过——也意味着他的社会存在的毁灭。然而，他的存在并不像拉罗什富科那么依赖国王的恩惠。与后者相比，他在很大程度上是职位的继承人，也拥有这个职位应有的尊严。国王有责任支持他，即支持一位对王室有功之人的儿子；在这个意义上，他坚持自食其力。他早就证明了自己的这种独立性，当时他的等级下降（比他父亲的等级低），他就放弃了规则，不予遵守。他有时希望国王会委以他某种外交职务，但毫无结果；他生活在宫廷里，却没有担任任何宫廷官职，只能履行作为公爵和法兰西勋爵的责任，服从国王对所有高等贵族的要求。

在王位的第一继承人和第二继承人去世后，人人都把奥尔良公爵视为未来的摄政王。有段时间，他几乎是唯一与这位公爵有交往的人。虽然路易十四与这位公爵有过接触，但对此交往不悦。人们把路易十四的孙子的死归咎于这位公爵，因此公爵在宫廷里被孤立了。如果人们可以相信他自己所说的话，那么在宫廷的各种活动中，圣－西门就是唯一站在他身边的人。圣－西门与他一起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闲游，直至国王以不满来威胁他，说如果他不想永远被逐出宫廷的话，最好离开宫廷一段时间。于是，圣－西门顺从了。在这种框架内，只能有独立的态度，不能有实际的行动。

不过，这种独立性在他与王位的第二继承人——路易十四的孙子——的关系中已经很明显了。对这两人的对话里所表现出的这些关系和思想世界的描述特别重要，因为从中可以直接窥见那些秘密反对国王的贵族的内心活动。

在这种宫廷里，两个人彼此尚不十分了解，敞开心扉交谈之前需要非常小心谨慎。圣－西门讲道：

“首先我认为，在王储新的辉煌到来的最初日子里，对他稍作试探是正确的。……同时，我也不失时机地提一提有关我们尊严的事情。……我对他说，他是多么正确，没有忽视他的合法权利中哪怕最微不足道的部分。而且，我抓紧时间告诉他，不管他的权势有多大，他的等级有多安全，他都有理由保持警惕，保护自己的等级，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小人物了，我们更需要保持警惕，重视保住我们的等级，人们往往对我们的等级有争议，有时甚至予以剥夺，而我们也不敢对此有所抱怨。

“最后谈到国王时，王储是以最温柔的口气和感激的心情表述的；我立即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仅仅是喜欢和感激，不应成为一种带有危险性的钦佩。对此，我补充了几句话，说国王对很多事情并不知晓，可惜他处在一个他不太了解的位置上，如果他知道那些事，他肯定不会对他的善意不敏感。

“这根弦轻轻一拨，立即发出了巨大的回响。王子承认我所说的是事实，是真理，而且毫不迟疑地转而将矛头直指大臣们，细说他们是如何经由国王篡夺无上的权威，如何危险地滥用这种权威，如果有什么东西要送达国王或国王下达什么指令，他们不可能不插手干预。他并未提及任何人，但他让人明白这种政府形式有违他的喜好和准则。

“随后，话题又回到国王身上，感叹他曾经受到的不良教育，先后落入几个道德败坏的人之手。于是，在政治和权威的借口下，一切权力和一切好处都只为大臣们存在，尽管他的心本质上是善良的和公正的，却不断被引到正确的道路之外，而他却浑然不觉。

“我借此机会指出大臣们对公爵甚至更高级别的人的狂妄傲慢。他激动异常，怒斥道：他们拒绝称呼我们为‘阁下’，却要求除长袍贵族之外的所有没有头衔的人都称他们为‘阁下’。

“我几乎无法复述大臣们的这种无礼让他多么震惊，而且这种奖掖将使资产阶级相比最高贵族会十分有利。”〔70〕

在最后这几句话里，核心问题再次出现。在专制制度的掩盖下，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继续有增无减。尽管把高等贵族、圣－西门与个别大臣联系起来的友谊并未受到损害，并不妨碍大臣的女儿们与高等贵族联姻，但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这种至关重要的紧张关系却继续存在着，即便在宫廷的核心群体里它已被消除或者有所改变。圣－西门曾不无得意地引用法国元帅维勒鲁瓦公爵“令人惊叹的”格言〔71〕：“宁与贵族出身的首席大臣为敌，不与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为友。”〔72〕与此同时，贵族与国王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在这次谈话中得到了明确体现；就在一个呼吸的瞬间，表现出了宫廷贵族与国王、宫廷贵族与已经崛起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这并非巧合。这是贵族受到威胁的两条战线。如果读一读圣－西门在王储死后，在他的回忆录里表述的王储的那些思维过程，那么，这个事实就会变得更加清晰，这些思维过程至少把圣－西门的思路，以及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形势、暗中反对的宫廷贵族的计划清楚地表达出来。

圣－西门谈到王储时说：

“贬低贵族，让他感到厌恶，而且他不能忍受在他的（贵族）行列里的平等。这种最后的革新不再提供任何有尊严的东西，把（高等）贵族与（乡村）贵族相提并论，把乡村贵族与领主显贵等同起来，他感到这样做极端不公。缺乏内部的等级划分，很快将成为导致一个王国破产和毁灭的原因，王国是完全建立在军事基础之上的。他回忆道，君主政体在最危险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完全是贵族的归劳。无论是在瓦卢瓦伯爵腓力〔73〕的统治下，还是在查理五世、查理七世、路易十二，抑或弗兰茨一世及其子孙或亨利四世的统治下，都只归功于贵族，这些贵族知道自己与国王之间界限分明；贵族拥有意志和手段，能在紧急时支援国家；他们根据不同的群体和省份相互分开，既没有障碍，也不会相互混杂，因为谁也不会离开他的等级，谁也不会拒绝服从地位比较高的人的权威。相反，现在他看到这种为国效劳的态度正在消失；不要求与所有其他人平等的人不会再有了，再也没有什么组织、命令和顺从可言。

“至于手段，这触及了他的内心深处，他牵挂的是贵族的毁灭，所采用的并且一直在采用的是压迫贵族的办法，诸如苦难和一些不符合等级要求的联姻，为一日三餐所迫的、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这将导致与不高贵的血缘的混杂，接踵而至的将是丧失勇气、果敢、美德和各种情感。看到著名的、杰出的法国贵族减少，他深受打击，贵族几乎与平民百姓没有什么区别，或者充其量只能存在以下区别，即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工作，经商甚至从事武器方面的手工业，而贵族已成为一种别无选择的人，只有死亡和破产，一无所有，别无他择，因此而变成无用的废物，他们感到自己是负担，受到蔑视。他们顶多还能死于战争，战死疆场，并且还要受到国务秘书办事员的侮辱。高等贵族由于他们的身世和他们的尊严高于其他人，如果没有让他们从这个等级中突显出来，他们也难逃这种一无所有的命运，行政管理的高官们如果在军队服役的话，也难逃文人墨客的厌恶……

“在出现赋税征收者之前，人们可能从整体出发来治理国家，而不是分割为一些局部，分而治之，这种做法王子无法适应，并且这个国家的管理权掌握在各省政府的年轻高官手中，每个省都有充分和完全的自由裁量权，一切都取决于他们和他们的决定权，这样一来，他们手中握有的权力，就比从前各省总督的权力大很多，他们的权威也比从前的总督更广泛、更充分。”〔74〕

在这种批评和反对宫廷的圈子的程序里，这项研究所围绕的整个问题在上下文中再次清晰可见起来。

上文已经证明了国王所提拔的那些群体和个人与那些基于他们自己继承的贵族头衔而形成的群体和人员之间的特殊的紧张关系，在宫廷内是如何存在的。国王操纵这种紧张关系的平衡，并在此基础上掌控他的宫廷。此外，上文还进一步指出，在更广阔的统治领域里，特定的紧张关系的平衡同样属于国王的统治条件，给国王的代表提供机会，使之可以在极大程度上施展权力。专制的王权就是要实现这种绝对的权力。无论是在宫廷，还是在较广阔的统治领域，这些紧张关系及其平衡都是作为整体的法国国家社会在一个相同发展阶段上的结构特征。

鉴于资产阶级各阶层不断增长的权力地位，国王日益疏远其他贵族，而与此相反：国王同时也推动了资产阶级生存的发展；他既为他们开辟了经济上、官职上以及提高声望方面的各种不同的机会，同时又让他们受到制约。资产阶级和国王相互提升，同一时间，贵族却在日渐没落。但是，当资产阶级形成时，如果高级法院和高级政府机构的人——圣－西门以“司法官”和“高级官员”来称呼的那些人——走得太远，超出了国王所喜欢的程度，那么他同样会无情地限制他们，恰如他限制贵族们一样。

因为国王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贵族的衰落。同时，如果让贵族无限制地没落下去，那么国王自己也会与贵族一样，丧失维持其存在的可能性，也丧失其存在的意义；正是为了反对贵族和向贵族进逼，资产阶级各阶层才需要国王。因此，贵族虽然在这个社会领域里丧失了其迄今一直执行的很多职能，逐渐让步于资产阶级各团体；他们丧失了行政管理、司法的职能，甚至部分军事职能也让给了资产阶级的成员；就连总督职能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掌握在一些资产阶级人士手中。

27.不过，贵族一方面失去了许多传统职能，另一方面也得到了一种新的职能，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贵族身上，另一种职能脱颖而出，即他们为国王而承担的职能。

人们习惯于把法兰西王政时期的贵族称为“无职能”阶层。如果人们想到某种统治功能的循环，其中有关社会领域的每个阶层或群体都要满足每个其他阶层或群体的需求，也就是说，想到有时会在职业资产阶级国家里发现的一种功能循环，这是合理的。法兰西王政时期的贵族并不具有效力于“民族”的职能。

然而，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相互依存的功能循环，即各种相互依存的机制与其权力结构相适应，在很多方面与具有公民意识的“国家”不同。法国贵族在没有社会功能的情况下还能保存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这种贵族对“国家”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对于这个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官员，即国王及其代表的意识而言，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或“民族”其本身就是目的。上面已经指出，在路易十四的意义上，整个社会领域是如何在国王身上达到实现其真正自我的极致的，以及对于他的意识而言，国王统治的所有其他要素是如何成为仅仅为了这个目的，为了神化国王和保护国王的手段的。

在这种情况下，并且从这个意义上讲，便可以理解这种贵族虽然也许对“民族”没有任何作用，但很可能对国王是有用的。这预示着贵族的存在是抗衡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一种力量，这是国王统治的前提，而另一方面，国王的统治也需要资产阶级各阶层的存在，以此来制衡贵族。对国王的统治而言，这种功能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赋予宫廷贵族的特色。

从一个相对独立的贵族到一个宫廷贵族的这种转变，改变了贵族等级制度的整体意义和结构，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最后引用的圣－西门的那些想法表明，还在路易十四时代，贵族就如此强烈地反对改造传统的或者至少是承袭下来的贵族制度，打破这种制度，对于一种符合国王需求、由国王强加的新制度是有利的，而且贵族是如此渴望复辟那种古老的、独立的贵族状态。贵族并没有忽视其处境，也不可能忽视。他们或多或少听任国王安排、处置。而国王看到了在比较广阔的统治领域里资产阶级和贵族保持着相互之间的平衡，所以在宫廷内，他的政策也旨在通过资产阶级市民——就算并非总是资产阶级市民，但是通过那些上升的资产阶级——把一切仅仅归功于他，而不是归功于继承了等级的上升的贵族，以此使贵族始终处在压力之中。

这正是圣－西门所感叹的政策，正是人身上的那些特征得到特别发展的情况，在这里，被称为“宫廷人士”的特征。

28.上面已经提到，正如我们眼前所看到的那样，宫廷作为一种经历数代人的机构，一再产生的社会状况。这就是答案：贵族需要国王，因为只有在国王的宫廷里，在这个社会领域中，生活才能为贵族提供这样的经济机会和提高威望的机会，才有可能让他们像贵族一样生活。

国王需要贵族，除了在这项研究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很多具体的依赖，除了那种传统的从领主和扈从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的依赖，除了国王在他自己所属的社会圈子里进行的社交以及他所共享的社会文明，除了他需要通过在级别和威望上高于其他所有人的那个等级，即贵族的效劳来拉开与人民的距离——也就是说，抛开这一切不讲，在他所掌控的各阶层的紧张关系的平衡里，他尤其需要贵族作为不可或缺的抗衡力量。

只把国王视为贵族的压迫者或保护者，都是错误的。在他身上，二者兼而有之。此外，仅仅强调贵族对国王的依赖也是错误的。国王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贵族——是的，正如每个君主也有赖于被统治者，尤其是被统治者的领导群体。然而，虽然国王在维护和保持其社会地位的大的权力机会方面，很大程度上依靠一个遥远而独立的贵族等级的存在，但每个贵族对国王的依附大大高于国王对每个单独的贵族的依附。若国王对某个贵族不满，仍有一支贵族“后备军”在，他可以从中随意挑一个贵族到他身边。

正是这种相互依赖的平衡，这种对依赖权量的分配，除了来自资产阶级和官僚贵族的大臣以及其他官员之外，还赋予我们所谓的“宫廷”机构以特殊性质。后者虽然也属于宫廷，但对于宫廷—贵族社会而言，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往往只是强大的配角。在这种紧张关系的平衡中，他们像拳击手那样紧紧抱住对方：谁也不敢改变自己的位置，因为担心对手会伤害他；站在圈外的裁判员也没有谁能解决这个问题。所有这些相互依存的关系都以这类方式平衡着和矛盾着，因此相互敌对和相互依赖或多或少地保持着平衡。

29.前面已经看到，即使在这种制度的最后阶段，即使是地位最高的人，即国王和王后、王室成员、宫廷贵妇和宫廷男士，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他们自己的仪式和礼节的囚徒。他们遵循的戒律虽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负担，但正是因为任何处理方式、任何步骤都代表了某些人或家庭在与他人关系上的一种特权，而一个有利于他人的传统特权的任何改变都会引起不快，并在很大程度上引起其他享有特权的家庭和群体的积极抵制。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一种特权被触动，最终其他的特权，包括他们自己的特权，都会被波及。在这里，在宫廷各阶层的礼仪和仪式的案例中所能观察到的东西，对于整个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的精英群体而言，具有一种象征意义。

无论是某些官职和收入来源的垄断特权，还是某些等级和威望的特权，所有这些不同级别的复杂特权都不仅是王室和宫廷人士所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武士贵族和官僚贵族的特权或者赋税承包人和财政人员的特权，尽管有很多横向联系，但总的来说，作为有着不同特权的特殊群体仍然是可辨的。这些特权作为财富，任何群体、任何家庭都会以极大的警惕性来维护，使之不受任何威胁，甚至往往要保护其不受其他人的特权增加而造成的威胁。

路易十四仍有足够的权力在一定范围内提升或削减特权，并根据国王地位的需要来掌控这种多极平衡机制。路易十六与王室的分支王朝已经成为这种相互依赖的紧张关系的囚徒。不是他掌控它，而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操控他。像一台幽灵般的永动机一样，这台装置迫使所有身在其中的人在永无止境的竞争中保卫自己生存的特权基础，同时尽可能远离斗争现场。任何试图通过那些出身享有特权的等级精英队伍的人来对统治机制进行的某种激烈变革，都必败无疑，因为相互依存的双方在社会关系中的“扭抱”让每个群体都担心权力平衡的转移会对站在这个位置的自己造成种种不利。当然，肯定不乏种种改革尝试，并且这种或那种改革想法，俯拾皆是。但这些想法很少建立在对这些特权的配置进行现实主义的分析之上。

与此同时，非特权群体对特权精英造成的压力越大，就越需要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是，我们必须更好地了解局势，在像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那样的形态下，虽然身边就是自己的仆从，很接近，但是人们不应忘记，享有特权的精英群体和他们自己称之为“老百姓”的人即非特权群体的人之间的社会距离究竟有多大。绝大多数享有特权的人仍然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里——他们的等级越高，就越固步自封。

一个人可以让自己的国家发达起来，从而提高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准，这个想法对于大多数人仍是陌生的。他们的价值观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对他们来说，保持他们自己的享受特权的社会生存，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在大多数老百姓当中发生的事，远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大部分享有特权的人对此并不关心。因此，他们几乎不会知道谁在那里聚众闹事，闹什么事。人们无法扭转上层阶层之间的冰冷的社会紧张关系，然后它最终被冰层下的洪流所打破。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下的特权精英僵持在一种“扭抱”中，在紧张关系的平衡里尽管有种种明显的弊端，但谁也无法以和平方式来化解；无疑，这种僵化是导致一次革命运动的诸多原因之一。基于这些原因，这种革命运动采取暴力方式，把旧的统治机制的法律框架和机构框架扔进垃圾堆，直至经历诸多摇摆动荡之后，用另一种权力分配和另一种紧张关系的平衡来建立一种统治机制。在上文中，尽管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它意味着“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上升阶层的概念和贵族作为在革命中失败的阶层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实际情况。被革命抛到一边的特权者，也包括优越的资产阶级或者出身资产阶级的阶层。也许人们可以再做些努力，更好地把等级制度中的资产阶级——最终是官僚贵族——与职业资产阶级区分开来。

30.人以何种方式以及为什么要相互结合在一起，并因此形成特定的动态形象，是社会学的关键问题之一，甚至可能是社会学主要的关键问题。人们只能通过确定人的相互依赖性来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缺乏模型，无法系统地研究这种相互依存。不仅缺乏深入探讨个案的经验模型，而且缺乏对传统思维工具，传统概念和类别的系统审视。这些传统思维工具很多在阐明非常明确的课题时还缺乏认识，特别是在对“自然”领域的探索中，因此未必适合于发掘其他的研究课题。例如，对于我们命名为“社会”的领域，不管正确与否，都有别于“自然”的领域。

人们并不总是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任务，往往导致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思考时的某种特有的混乱。由自然科学的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思想和概念，经常被大众使用所淡化，显然并不太适合阐明社会学问题。单线因果关系的经典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社会学家往往冒昧地、或多或少随心所欲地发明一些概念，却又不总是检查手工实证的细节，看看它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作为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工具。

在这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已经尝试重新审视在社会学的细节工作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框架，以检验其在实证工作中是否适用。这样一来，人们就会远离社会学的那些仍然广泛流行的唯名论，其代表尽管口头上承认要研究人类社会，但最后仅仅是从一些孤立的、相互排斥的个体开始，把他们作为真实的和实际存在的，因此他们所谈论的关于社会的一切东西出现在最后的分析中，仅仅是一些从独立的个人身上抽象出来的特征，通常作为独立的体系或者形而上学的实体。

与社会学的这种唯名论研究方向相反，将社会结构作为相互依存的个体形态来研究导致了一种现实的社会学。因为人并不是孤立的、相互隔绝的个体，而是作为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个体，共同组成不同的形态，这个事实可以通过一些个别研究进行观察和证明。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个别研究里有可能确定具体社会状态的产生和发展，此处是一个具有高度确定性的宫廷和宫廷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尽管当然只是在这条路上前进了一步。在这里，人们可以通过这种特定方式确定人的相互依赖的条件；反过来，这些依赖关系的变化方式也与整体配置的部分内生、部分外生的变化有关。

相互依存的变化的几个方面，最终导致了16 和17 世纪法国国王和其他贵族之间脆弱的平衡的转移，变得有利于法国国王在其整个统治时期的权力和地位。在这里，只有某些精英的相互关系的平衡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一时期整个法国社会发展的广阔领域里，许多联系仍然存在于背景中或者仍然模糊不清。

然而，即使作为一种有局限的模式，宫廷社会也非常适合一些可能在今天看似奇怪的概念，比如“形态”“相互依存”“紧张关系的平衡”“社会发展”或者“（社会）形态的发展”等，适合对这些概念加以检验，同时澄清其含义和重要性。

31.一些社会学家可能会问，是否值得这样深入探讨公爵、王子和国王的权力分配及各种依赖关系的细节，因为现在这种类型的社会地位已经失去价值，早已成为更发达的社会的边缘现象。然而，这类问题出自对社会学任务的某种误解。社会学的任务最终是要让所有组织的人更加了解自己和相互了解。当人们研究在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阶段上，人以何种方式相互约束、相互依附时，如果人们试图阐明在这个阶段人的相互依赖的运作机制究竟基于什么原因只接受这种形态，那么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导致他们固有的相互交织的形态的发展，同时也可以感受到那些在比较陌生的形态里相互结合在一起，因此被视为单一个体的人，作为个人起初看起来是奇怪的和难以理解的。因而在那些人身上寻找踪迹，发现一些关键的位置，从而进入他们的境地，在这样的境地里，人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即不同社会的人在此打上不同的社会烙印。

当人们发现这些把人编织在一起的相互依存，换言之，人们就可能重建人与人的那些最终的同一化，而不必在人与人的任何交往上，包括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活人与死人的任何相互关系上，念念不忘人类发展的比较野蛮的早期时代的一种特征。在野蛮时代，不同社会的人往往仅仅只是古怪的陌生人，有时甚至根本不把对方视为人类。人们有机会渗透到这些社会现象的背后，它们只是简单地表现为不同社会或“文化”链条上的一环，因此，有理由得出这样的想法：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不同的社会，必然包含某种现实主义的基本立场，落实到不同的层面，在那个层面上，其他的社会和共同组成社会的人的差异就失去了独特性、陌生感；在那个层面上，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社会的人，作为人是可以认识和理解的。

在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一种主要为描述性的方法中，人们仍然在那条路上努力谋求对人的认识，从那里出发，人们只能把作为第三者的人视为“他”或者“他们”。只有当研究者继续前行，直至他能够感受到被研究者像他本人一样，也是人，唯有如此，他才能够企及被研究者本身固有的经验、被研究者的“自我”和“我们”的视角，从而更接近某种现实主义的理解。

相互依赖性的分析有助于推进到这个层面。比如，对于路易十四时代国王地位的相互依存的斗争的一部分的确定，一方面显示了“从‘他’的视角看待的”国王；但同时也找到了途径，可以相当准确地重构他自身的体验。他属于建构这种相互依存的机制的个人，如果不界定这种相互依存的机制，就不可能设身处地考虑他的境地，也不可能理解在进行统治时，他实际上拥有一些怎样的选择，以及根据他的发展和地位，他本人又如何去感受这些选择。只有当人们看到他的行为，特别是他的各种决定与这些选择息息相关，与他所处的相互依存的机制内他自己的经验和决策的回旋余地息息相关，人们才能对他有一种相当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能开始把他看作一个人，一个像你我一样试图解决自己具体问题的人。只有当人们理解他是如何面对他所遇到的问题，究竟是亲自处置还是临阵脱逃时，才能确定他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确定他是否伟大，有多伟大。

因为一个人的价值并不是以他似乎是什么样的人来衡量的，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单独的个体，与他人毫无关系的话，那么只有当人们看到他作为他们中的一个，解决与其他人一起生活带给他的各种任务时，才能认同他对自己的界定。因此，偶尔有人会说，路易十四虽然是一个不重要的人，但他是一位重要的国王，这种说法虽然可以理解，但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以这种方式，人们也许只是试图表示：他虽然以最佳方式体现在他的国王生涯中的种种可能性，但也许在不同的社会生涯中，比如作为一名哲学家、历史学家、知识分子，甚至没有任何经历，作为“自在和自为的人”（Menschen an und für sich），可能不会有那么好的成就。然而，关于“自在和自为的人”并不存在可证实的陈述。只要一个人忽视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存的职业、地位以及对其他人的意义，就不可能确定一个人的价值。

当前，人们经常以这种方式行事。甚至在评价其他时代或者其他社会的人时，人们也往往从自己所处时代的各种现实的价值体系出发，而且从大量的事实中首先选出那些对人的评价至关重要的，在这类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下展现人的价值。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就会堵住自己理解人类固有的相互关联的道路。人们把他们作为个体与他们实际上和其他人一起组成的相互关联中剥离开来，并且异质地把他们置于他们不属于的各种相互关联中。这些相互关联的观念是由研究者的当代价值评判态度决定的。相比之下，只有当人们把他们自己的某种比较重要的自主性赋予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里与其他人形成的相互关联以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他们才能真正被理解为人。

形态分析只是一种程序，面对往往相当短暂、转瞬即逝的价值观，它能确保人们有可以探索的更大空间和自主权，确保研究者参与到他们自己所在时代的大派别中，而那些价值观就源自这些派别。只有为研究者寻求更大的自主权，以此作为关键的价值评判标准，引领研究者的眼睛和手，才有机会在研究人的时候控制研究者的那些异质理念的渗入。如果在研究中，自主的价值评判态度在更大程度上取代了那些异质的价值评判态度，那么，此时就可能有希望更为接近被研究者的种种涉及实际的相互关联、涉及相互依存的实际机制，发展那些不会迅速与同时代的各种派别和榜样的理念相混淆的模式，以后几代人也可以利用这些模式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并能够通过这种方式确保对人类的研究能持续几代人。

如上所述，在此项研究里出现的宫廷社会的形象，在较小的范围内代表了这一类型的一种模式。人们已经看出组成这个社会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的相互约束——他们组成了一些不同形态——有别于工业社会的人。与此相适应，他们在很多方面的发展和表现也不同于形成工业社会的人。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在对（社会）形态进行研究时，不同社会的人的这种“迥然有别”既不能从现实主义角度视为怪异离奇，也不能绝对地将其归结为“永恒的人类事物”。恰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对各种相互依存进行界定有可能让不同社会的人完全保持他们的独特性和多样性，然而同时又把他们作为人来认识，人们可以换位思考进入他们的状态和经历，认识到他们所处的状态和经历，把他们视为与自己一样的人，通过最终的身份识别把自己与作为人的他们联系在一起。

这不仅适用于国王——国王的社会地位太容易让人想象他是完全独立的，有着自主的个性，也适用于宫廷人士，如果把他们作为从大量贵族中脱颖而出并从中获益的人的话。它适用于蒙莫伦西公爵。他的没落，在这里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揭示他个人的某些特征；同时也凸显在贵族地位的代表和国王地位的代表之间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中，社会动荡的轴心的转移有利于后者。如果人们意识到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宫廷贵族政体允许的回旋余地内，他们是如何倾向于对立的两级的，以同样的方式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圣－西门公爵或拉罗什富科公爵。各种社会学研究把单一的人作为一些个人案例并扁平化，这个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只要人们在作研究时利用社会学的各种理论和程序，这些理论和程序不是把个人的形态作为社会现象，而是作为存在于个人之外和超越个人的现象来对待。如果人们感到单一的人是他与其他人组成的（社会）形态里的人，那将使其对单一个体的个性的认识更准确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