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的社会发生
在前工业化的国家社会，相比较发达的工业民族国家，其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非常大。宫廷社会就是前工业社会精英垄断的一个例子。其他事项除外，权力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更大，这反映在绝大多数法国民众对宫廷贵族感兴趣，仅仅在作为他们的仆从时。在日益现代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中，在推进城市化和集权化的过程中，传统垄断精英和非精英阶层的国家民众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依附的重心逐渐转向了后者。指出下述情况或许会有用：重心朝着这个方向转移，最初并不是发生在推进工业化的背景下明显的民主化时期，而是作为一种在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中已经开始萌芽的潜在的民主化，尤其与工业化之前的商业化有关。
有时，人们试图解释社会权力分配的爆炸性变化，例如法国大革命，仅仅是短时间内在革命时期之前或者期间发生的事件。但通常情况下，只有观察有关社会中权力重心的长期变化，人们才能了解这类暴力革命。这种权力转移在一个漫长的时代以较小的步伐缓慢进行，因此，有关参与者及其后代在回顾时，通常只感受到个别征兆，却察觉不到权力分配的长期变化。问题是：为什么在社会权力机会的分配潜在的、半地下的和渐进的变化，从一个时代进入另一个时代，其中权力关系的变化加速、权力斗争的加剧，乃至执政者实行的暴力垄断，受到迄今一直被排除在国家权力垄断之外的非精英阶层以有形的暴力进行的反抗，在迄今一直被排除在外的各阶层的参与下，这种权力垄断或被扩大或被彻底摧毁。
在后一种情况下，以有形的暴力来反抗迄今实行权力垄断的人，并不会破坏中央国家对有形的暴力和税收的垄断，尽管这种破坏暂时可能是造反者的目标。发生的情况通常是这样的：那些迄今被排除在对中央国家垄断控制之外的群体，要么获准参与这种控制，要么以他们自己的代表取代迄今实施权力垄断的精英。在对法兰西王政时期的宫廷社会的研究行将结束之际，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国家社会框架下的长期权力转移会导致人们对有形暴力的前垄断者实施有形的暴力？
有关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的宫廷精英的研究，提供了阐明这个问题的一些线索。它表明，在法国，通过迄今被排除在对暴力的垄断控制之外的那些阶层来宣称过渡到采取有形的暴力，仅仅作为资产阶级对贵族作为统治阶层的一种反抗，这种想法充其量是对客观事实的简化。这种简化的根源是对社会等级和社会权力的混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在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里，贵族显然是最高社会等级，但它绝不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阶层。在法国王宫里，虽然在某些特定时间曾经有过一种固定的贵族等级制度，而且依照这种制度高级宫廷贵族的成员们，首先是王室成员，占据了最高社会等级。但是，社会等级和社会权力已不再匹配。
在法国整体社会发展的框架下，国王的宝座为登上这个宝座的人及其代表提供支持，以巩固其地位或满足个人喜好，限制等级较高的群体和个人获得有效的权力机会。圣－西门曾经抱怨说，路易十四本人把法国勋贵压低到了臣民的等级。他很少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最终导致一种平等主义。实际上，国王非常渴望维护甚至强调各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别，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让即使等级最高的人也明白他们是他——即国王——的臣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贬低或抬高一些人，并让他的资产阶级顾问和助手以及他的宫廷贵族成员互相攻击。
像科尔贝特（Colbert）这样一位大臣，谁也不会忘记他的资产阶级出身，甚至他本人也不会忘记，有时他拥有大多数高级宫廷贵族无法匹敌的更大的权力机会。国王的情妇，往往比包括王后在内的高级宫廷贵妇们更大权在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社会等级和社会权力分道扬镳的情况下，统治阶级这一概念就很值得怀疑，如果像有时候发生的那样只将其局限于专制政权的贵族，却忘了问：在贵族作为看似统一的享有特权的等级凌驾于司法之上时，在法兰西王政时期的国家社会里，权力实际上是如何分配的。
除此之外，前面的研究已经指出了分析这种复杂的紧张关系的结构所需的特定类型的概念。人们看到的是一种具有多极紧张关系平衡的形态。它有一个紧张关系的主轴，许多其他的——更小和更大的——紧张关系都围绕着这个主轴排布。一方面是直接或间接出身资产阶级的在最高政府机关和行政机构任职的人，即官员贵族，另一方面是大多数属于武士贵族的宫廷贵族成员，他们在宫廷里、军事部门和外交部门拥有部分职位，这两方面构成了这种紧张关系主轴的两极。
在他们周围，其他的紧张关系的苗头无处不在，其中部分是永久性的和结构性的，部分是暂时的和个人性质的。因此，在较高等级的贵族群体和较低等级的贵族群体之间，经常出现紧张关系；在路易十四的宫廷里，正统王子与国王的某个情妇所生的非婚生子之间就存在紧张关系。在观察宫廷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精英群体。这个复合体以国王为首，其结构表现为资产阶级出身的官员群体和武士贵族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微妙平衡。
路易十四的宫廷精英的这种紧张关系的平衡，是在上层、非宫廷的阵营里的一种紧张关系的平衡的延续。宫廷的武士贵族构成贵族等级的顶端，而贵族等级中的较低等级可以在陆军和海军的军官队伍或者遍布全国领土的乡村贵族中找到。在宫廷最高政府机关和行政管理机关担任最高职位者，与在这个国家的高级和低级司法及行政机构任职者都有联系，从官员贵族的大家族到担任低级职位者的家庭以及行会代表也都有联系。18 世纪的官员贵族构成了世袭公务员职位者的资产阶级等级金字塔的顶端，而这种资产阶级等级金字塔，在大多数社会里，也与构成贵族的等级金字塔形成对立。即使在更广泛的社会中，就像在宫廷的精英社会里一样，也有无数其他的围绕着紧张关系主轴分布的紧张关系对立。神职人员、赋税承包人和很多其他特殊骨干在这当中发挥了某种作用。
如果把社会等级制度视为与权力制度是一致的，那么前面所说的在此可能足以表明，为什么对于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的结构变化的理解会误导人们。在等级制度的意义上，人们也许可以把贵族作为统治阶层。如果看一下权力分配，人们就会发现，即使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群体和贵族出身的社会群体也在争夺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这些群体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未能打败对方，或者哪怕最终取得压倒性优势。
作为一种固有的独立的权力中心，国王地位的崛起与国王日益增长的以下可能性密切相关：如何让资产阶级群体与出身贵族的群体之间日益拉开彼此的距离，如何精心谋划维持它们之间紧张关系的平衡，从而提高国王自己的权力机会——这些问题前面已经论述过，在这里无需赘述。
然而，也许值得再次总结一些更为尖锐的东西，这可能有助于研究这种宫廷形态，以便理解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的结束，理解过渡到通过各种群体和阶层采取暴力反抗会有什么样的贡献，此前这些群体和阶层完全被排除在暴力垄断的控制以及这种控制本身带来的权力机会之外。如果只考虑对于较低阶层的、最终揭竿而起的阶层的强制，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暴力革命的爆发；只有当人们考虑到精英、上层阶层也屈服于直接引发暴力革命的种种强制时，才能理解暴力革命的爆发。如果人们在寻求对革命的结构的合理解释时无视革命者的声明，就会妨碍对这些强制的理解，也就无法理解革命。
事实上，在许多革命者的眼里，以国王为首的贵族政体是造成他们反抗的主要原因。从革命群众的观点看，国王或其代表之间、官员贵族和武士贵族之间的差异和紧张关系波动的平衡，并没有多大意义。即使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往往被这些垄断精英之间的竞争的原始意义所迷惑，因为在官员贵族后代的上升形式里，与武士贵族的横向联系，或者两大核心群体之间的联姻这种交叉结合，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在这两个群体的人眼里，这种交叉联系绝不会模糊这些垄断精英在结构、传统和利益上的差异。“长袍官员”，包括其贵族顶端群体垄断了世袭的以及大部分出售的公务员职位；而军事贵族，除了一种封建领主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之外，垄断了最高的和一些中等的军事、外交和宫廷的职位。直至法兰西王政时期的最后几十年里，他们的代表——尽管进行了所有的改革尝试——仍然顽固地维护着他们的垄断及其相关的特权，并且占据最高政府机构的职位，部分是为了反对国王的代表，部分是为了彼此对抗。
这场革命结束了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的某一阶层的生命；不仅消灭了部分世袭贵族，也许还摧毁了更为激进的、决心消灭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出身资产阶级的官员贵族——尽管有种种交叉联系和临时结盟，在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下，官员贵族仍然是国王和某个军事贵族群体或其他一些军事贵族群体的对手。随着贵族的消失，议会、赋税承包人和财务官员、行业协会人员和这个古老资产阶级的其他表现形式也同时在消失。现在已经消失的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下的很多机构，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很长时间就已经不再能对在旧制度下形成的民族国家社会发挥任何作用，尽管对国王和现有政权来说并非毫无用处。
不乏各种改革建议。改革尝试无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的垄断精英本身并不团结一致，而是四分五裂的，因此他们构成了一个由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顶端群体组成的复合体。在路易十四时代，资产阶级出身的和贵族出身的两大主要精英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仍是富有活力的。国王本人由于拉开与所有群体的距离并灵活运用政治权术，可以维持这种紧张关系的结构，并在一定限度内纠正某些弊端。
如若把路易十四时代与路易十六时代精英的紧张关系形态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某种变化，或许最好的表达方式是这样的：如果说，紧张关系的形态仍是相同的，但它被冻结在一种形式里，这种形式让三大权力中心——国王、议会和军事贵族——当中任何一个都不会占绝对优势。阴谋诡计、大臣更迭、各主要群体和次要群体之间权力平衡的波动，比路易十四时代更经常发生，因为国王拥有较少的权力，因为他本人更多地卷入到各派别的纷争游戏里，而不像路易十四那样，作为权威的裁判，能够从外部引导紧张冲突的反复，玩弄这类冲突。在这里，人们遇到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现象。在这里，人们遇到被困在紧张关系中的统治精英，好像落入陷阱一样。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目标，都是以对手为取向的，因此每一步、每一个动作——不管是他们自己采取的还是对方采取的——都是根据它们可以带给自己或对方多少好处和危害来看待的。
尽管在法兰西王国最后几十年里，特别是在宫廷的各种权力斗争中，这些权力骨干群体之一的代表试图限制特权，从而限制另一方的权力，但基本上权力是均衡分配的，而且共同利益太大，面对非特权阶层不断增长的压力，这些权力骨干群体在保持传统特权时不能允许一方获得超越另一方的决定性权力。在垄断精英之间权力的均衡分配，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变成自动调节，路易十四还有意识地试图保持权力分配的均衡，作为加强他自己权力地位的条件。每一方都像百眼巨人阿格斯那样瞪大眼睛，保持高度警惕，他们自己的特权、权力机会不可有任何减少。因为就与其他精英的关系而言，政权的任何改革都会威胁一部分精英的现有特权和权力机会，所以，不可能进行任何改革。享有特权的垄断精英，被冻结在被路易十四巩固的紧张关系平衡里。
所以，在这里，人们遇到更大规模上相同的形态，后者可以在较小规模上证明宫廷仪式的发展在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的最后阶段的特殊性。正如我们所看到，即使是最高统治阶层，甚至王后和公主，也总是被路易十四时代仍然接受的传统礼仪无情地束缚着。在这些礼仪中，任何一个步骤的任何变化都会威胁或破坏个别家族或个人的某些传统特权。只是因为这里所有的人在等级、特权和威望方面都处在一种强大的竞争压力下，任何一个人都以最大的注意力警惕地看着，不让他自己的等级、特权和威望被其他人损害。因为在这个最后阶段里，没有任何一方——包括国王本人——能够让自己与这种紧张关系斗争拉开距离，能够根据他自己的权力地位突破在这种形态内相互依存的人们施加的种种强制，如果有必要以牺牲一个或另一个的权力地位为代价进行改革，那么这种形态会变得僵硬。
除了那些由于他们的高级地位和较低阶层强加于他们的更广泛的强制外，人们身上的各种强制是他们相互之间以及他们给自己施加的。但是，既然没有人能调整或纠正它们，因而它们就具有了某种怪异的生命力。人们服从它们，甚至在批判它们时也是服从它们的，因为它们符合传统，因为这种传统保证了自己的特权地位，而且和人们与之一起成长的理想和价值观相适应。路易十四在某种程度上塑造和主导了宫廷传统习俗，但是传统习俗现在主宰着人们，没有人能根据法国社会正在缓慢发生的变化来改造或者发展它。
从王室家族的各个级别的宫廷贵族来看都是如此，这也适用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两个特权阶层。就像拳击手扭抱时那样，各种特权群体中没有哪个敢冒险，哪怕只是稍稍改变其基本立场，因为每一方都担心自己会失去优势、利益，而让另一方从中获益。与拳击比赛不同的是，这里没有裁判可以干预并把死死扭抱在一起的拳击手拉开。
倘若在一个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各阶层和群体的社会力量发生变化，那些较弱群体迄今一直被排除在控制中央国家权力垄断的途径之外，尤其是排除在对有形暴力、赋税征收和赋税分配的控制之外，他们相比迄今一直享有特权的阶层，在社会力量方面变得更强大了，那么基本上只有三种办法可能解决由于权力平衡的这种变化而导致的问题。第一种是制度上的调整，允许在社会力量上更强大的群体的代表获得权力和决策机会，调节对国家权力垄断的控制，让他们作为现有垄断精英的合作伙伴。第二种是尝试通过让步，尤其是经济上的让步，把正在变得强大的群体固定在他们迄今的从属地位上，而不让他们进入中央垄断的层面。第三种基于享有特权的精英的无能，在社会条件的制约下，他们无法认识到社会关系以及权力平衡的变化。
在法国，后来在俄罗斯和中国，旧制度下前工业社会的垄断精英走的就是第三条路。在工业化带来的权力转移意义上的让步，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社会的逐步转变使所有面向社会的公共职位具有了有偿职业的特征，使作为世袭的现任官员和贵族享有特权的各种职位失去了功能，就像国王的职位去功能化一样。如果能想象出这种情况，那就意味着能想象出他们当下存在的彻底去功能化和贬值。此外，他们的注意力被非暴力冲突和为了对社会产生的种种机会进行分配而引发的大小争端所吸引。而且，代表两个或更多特权阶层的近乎势均力敌的、苦苦挣扎的垄断精英，被“僵持住的扭抱”阻碍了适应整个社会发展的能力，正是这些发展导致那些迄今没有享有特权的阶层的权力机会和社会力量的增加。
此外，在这种背景下，享有特权的对手们尽管相互敌对，但也有共同利益，要排除那些非特权群体参与中央国家权力垄断的控制及其提供的权力机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迄今一直处在局外人位置、现在在社会方面变得强大的群体，很可能通过使用有形的暴力，即革命的方式，冲破阻碍，获得对国家权力垄断和其他通过有形暴力实现的国家垄断的控制。与此同时，在这种斗争过程中，传统特权和现在已变得毫无作用的社会群体将被摧毁；已经在这种斗争的掩护下形成的另一社会阶层会在这些斗争中崛起，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无论如何，如果允许总结的话，这就是导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形态。在法国国家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社会骨干队伍的潜在社会力量发生了变化。在这些骨干队伍之间的权力机会进行现实的分配，以某种方式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旧制度僵硬的制度外壳中权力砝码的明确分配。政权的顶端群体、制度的垄断精英已变成这些机构的囚徒；他们相互固定在已经享有特权的权力位置上，彼此牢牢抱着不放。垄断精英的僵持不下的“扭抱”和无法面对自己正在丧失功能的事实，再加上他们收入来源的僵化，比如通过自愿限制赋税特权使得经济上的让步变得更加困难，这一切加在一起阻碍了机构在权力变化方面的非暴力转型。相应地，暴力转型的机会却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