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谈论伏尔泰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十、谈论伏尔泰

641(924) 查理十二传[1]。有一篇值得称赞,写得相当生动,那就是舒伦伯格[2]的撤退。作者有时写得不大合乎情理,比如他说,帕库尔[3]在战斗中骁勇无比,但是听说要将他以车刑处死时,他却大惊失色,就好像死和如何死不是一回事儿似的。

709(922) 《同盟》[4]这首诗表面上像《埃涅阿斯纪》[5],实际上却差得很远,而且是越像差得越远。

896(925) 我说:“伏尔泰并不美,只是艳。伏尔泰若是法兰西学院院士,那是法兰西学院的羞耻。他若不曾当过院士,有朝一日他定会感到羞耻。”

1363(926) 我就伏尔泰被追捧的现象说过:“就算是要造声势,这也太过分了。”

1380(927) 伏尔泰好像相信吸引力,因为这是非同寻常的现象,犹如奇迹一样。在他的著作中,他竭尽全力让我们看到不可思议的奇迹,可见他是在推销江湖郎中的药。

1382(928) 伏尔泰的作品就像是眼歪嘴斜的一张脸,闪耀着青春的光芒。

1393(1371) 莫佩尔蒂[6]说,伏尔泰是他所知的某个时段中最有才华的人。我说,公爵夫人[7]是我所知的某个时段中最会撒谎的法国人。

1446(929) 伏尔泰永远写不好一部历史,他就像是一位修道士,写书不是为了他所论述的对象,而是为了他所属修会的荣誉。伏尔泰写书也是为了他的修道院。

1460(930) 我说过:“伏尔泰在花园里散步,克雷比永[8]在高山上行进。”

1589(931) 我就某人[9]说过:“这是个问题,有人给了他十万条称赞,有人打了他一百棍,究竟谁对?”

1962(594) 读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政治遗嘱时,我把它视为这类著作中最佳的一部,相信此书为作者争了光,我觉得这位红衣主教的整个灵魂都写在里面了。就像你说某幅画的作者是拉斐尔,那是因为你在画中发现了这位伟大画家的画笔。我认定政治遗嘱出自红衣主教黎塞留之手,同样是因为我在其中看到了红衣主教黎塞留的精神,而且我觉得,他所想的就像他过去做的那样。一位罗马作家说过,有些人很幸运,上天赋予他们两件赠品,一是干了一番难以忘却的事,二是把这些事都写下来了。我觉得,红衣主教就像是这些人中的一位,他的这部政治遗嘱是一部与众不同的著作,受到公众的称赞。就像通常那样,公众的赞赏导致出现了多种拙劣的仿作,出版商先后搞出了卢弗瓦遗嘱和柯尔贝遗嘱[10],一眼看去就知道是假的。

考虑到这种情况,我在撰写《论法的精神》过程中,在两三处引用这部遗嘱时,都写上红衣主教的名字。但我后来碰巧听说,伏尔泰先生不认为此书是红衣主教黎塞留所作,于是我把引文都删掉了。可是,我征询了对这些事实非常熟悉的迪波教士先生,他说,这部遗嘱确实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是布尔泽先生和另一位先生(他将名字告诉我了),依据红衣主教先生的指令,在他本人的关注下,依照他的想法撰写的。于是,我把删掉的引文重新写入书中。

今天,1749年11月,伏尔泰先生的一部著作刚刚问世,他在书中做了解释,为什么认为红衣主教黎塞留的遗嘱并非他的著作。

在我看来,他说的那些理由经不起推敲,所以未予采信。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两条:第一,这部著作是主教过世三十年后出版的;第二,红衣主教在书中说当时是和平时期,但事实是那时处于战争状态。

1.就其性质而言,此书不宜在完稿后立即出版,况且,出版并非撰写此书的目的。此书是为国王撰写的,是为红衣主教本人和他的观点撰写的。所以,这部著作不是应该出版,而是非常不应该出版。这是一个密件,只有在不再要求保密的情况下才可以出版。

2.我没有见到红衣主教所使用的词语。有迹象表明,他想说的是,在他撰写此书时,法国处于和平状态,因为此时并无内战,而那个时期所发生的战争通常都是内战。在某段时间中,红衣主教黎塞留进行过对外战争,但不如怂恿别国进行的战争多,有时我们仅仅是配角,而不是主角。此外,正如布尔泽就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回忆录所说,这部著作没有确切的日期,说不清究竟写于何年。红衣主教有了想法就随时记录下来,没法说清这是何年何月何日的想法,只有编辑的日期。留下这份遗嘱的人,若是不知道在红衣主教主政期间,何时处于和平状态,何时处于战争状态,岂非咄咄怪事。何况,作者显然对于红衣主教主政期间的欧洲非常熟悉,不可能不知道何时和平,何时战争。

伏尔泰先生的另一个异议是与现金相关的事务。他说:“红衣主教岂非贬低自己吗?”我的回答是,他在遗嘱中为自己说好话的地方多得很,怎么能怀疑他把自己忘掉了呢?红衣主教不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大臣,他是国王,他不可能把自己混同内阁里扮演别的角色的人。

伏尔泰先生的其他异议都与此书的作者有关,他对作者究竟是谁心中无数。他说,书中有些段落尚需进一步推敲,比如,红衣主教在书中把一位曾经是大使夫人的妇人叫作拉伐吉[11]。其实,在我们眼中她是大使夫人,而在红衣主教眼中,我想,她不过就是个贴身女仆而已。况且还需要弄清楚,在红衣主教撰写这部书的年代,把她叫作拉伐吉,是否就意味着对她不够尊重。所以我认为,说此书不是红衣主教的著作是错误的推论。拉伐吉这个称呼可能很低俗,也可能很高贵,它所反映的可能是一种傲气,也可能像当今这样,是缺乏教养的结果。何况,显现在全书中的表述和思想都丝毫也不低俗,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此书是红衣主教的著作。

为何称王后而不称太后,确实,王后曾担任摄政王,所以严格地说,称她为王后是不合适的。不过,倘若说这是一个错误,黎塞留似乎比别人更容易出现这种疏忽,换一个人写,或许就不会犯他的这个错误了。

全书的文笔为红衣主教增光不少,热情满腔,生动传神,语句中有激情,笔调自然,不准确之处颇多。总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总想写却从未写过的一支笔,与其说是一位作家,莫如说是一个普通人。我确信,草拟此书的那些人只拟定了纲目,事实写得并不多。

伏尔泰先生说,这部遗嘱的风格不像红衣主教的其他著作,此话不大对。我们知道,红衣主教写的那些神学著作,就与主教们写的教谕一样。能以他从未使用过的风格,来评论他以前的风格吗?

有人说,遗嘱中处处都可见到国王的特权,因为王冠是圆的。这绝非红衣主教的想法,他有时提到国王的特权,但我觉得只是作为一位法学家的想法而已。

因此,我要说的是,政治遗嘱就是红衣主教的著作,因为我在其中看到了他的性格、才华、激情、兴趣、观点,乃至他的地位和职业所带来的偏见。

难道是布尔泽先生这位坚定的冉森派,想把上诉作为流弊而取消?难道是这位布尔泽先生胡思乱想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用以阻止一位大臣调离原职,永不承认施政不佳吗?书中对马赛港、地中海的形势,以及对西班牙和法国的利弊,进行了许多艰难、细致且有见地的研究,这些难道都是布尔泽先生让人做的吗?显而易见,这些都是红衣主教本人亲身经验和教训的结晶。

伏尔泰先生说,书中有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在一处说,战争的后五年花费了六千万利弗尔,在另一处说,储备局的岁入只有三千五百万利弗尔。我请伏尔泰先生读一下戴马莱先生写于摄政时代初期的那部著作[12],他肯定会发现另一种收支不平衡。路易十四临终时负债将近二十亿,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开始临朝时,财政几近枯竭,无论是在他未成年时期,或是在埃默里[13]时期和富凯[14]时期。

伏尔泰先生觉得奇怪,为何手稿不是在红衣主教家里或其他地方发现的。事实是书已印成,手稿不复存在。大家都知道大多数手稿在成书之后的命运。我们见到古旧版本时总是感到好奇,因为这些古旧版本可以顶替手稿,供书商上再版之用,而手稿往往早已被书商丢失或损坏。

伏尔泰先生觉得,书中一些隐喻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说法显得幼稚。这表明,红衣主教黎塞留显然并未研究过笛卡尔哲学!这一点更能证明这部著作出自红衣主教之手,而不是在他过世五十多年后出版的那个人的著作。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那时已经受到贬斥了。据伏尔泰先生所说,此书的编者是一位教书的学究。可是,谁也无法肯定这部书是一位教书的学究编成的。

他对于一位大臣公然反对国王特权[15]甚感讶异,可是,这位大臣不但是神职人员,而且是红衣主教啊!红衣主教巴侣[16]当年也是大臣,但他反对国事诏书[17],这份诏书除了值得尊重之外,当然还有其他重要性,不过对于国王特权并无丝毫损害,况且后果甚微,迄今的历代国王都不曾从中获益。

让伏尔泰先生大感惊讶的另一件事是,红衣主教给予在位三十年的这位国王,竟然仅仅进了一些无关宏旨的谏言,例如国王应该富有怜悯心之类。可是,伏尔泰先生难道不知道,臣工给国王所进谏言应该有助于国王正在做的事吗?黎塞留红衣主教劝导国王要虔诚,因为国王确实很虔诚,红衣主教劝导国王不要有外遇,因为国王确实没有情妇,或许因为红衣主教本人也没有情妇。红衣主教向国王建言,应该成立一个咨议机构,伏尔泰先生觉得红衣主教此举有些幼稚。红衣主教能有更好的建议吗?他绝不会忘记与桑马尔[18]先生的争吵,难道会忘记他不得不在国王面前说,不能把国家大事交给小孩子去办吗?他一生之中一再对国王苦苦进谏,劝他把事情交给大臣去办,不要交给宠臣去办。这些话,是需要认真查对的资料,并非写就的著作。

政治遗嘱写道,现金应该不超过六百万黄金,伏尔泰先生认为这很荒谬。他问道,六百万黄金是六百万金马克还是六百万金路易。这很容易回答,是六百万金利弗尔。之所以说六百万黄金,是因为皇家金库支付时,始终是以国王的现存黄金支付的。在马扎然红衣主教任上,现金惊人地多达四千万。现金始终是必需的;另一方面,议会中需要以现金计算,以便国王为自己表白。再则,法院若提出陈述,对于现金必须规定限额,因为某些秘密开支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黎塞留红衣主教想要让现金有一个足够的存量,但是为了让管理机构按规矩办事,存量其实并不太多。他筹备的现金,大约与现在的大致相当,也就是一千五百万左右。

2083(923) 伏尔泰先生的一首诗有两节:

我歌唱这位伟大的国王,骁勇而宽厚,(https://www.daowen.com)

他强令法国人变得幸福。

第二句有点造作,有点装模作样,还有一点自命不凡。第二版就改成这样:

我歌唱这位伟大的国王,

他凭借战功和出身统治着法兰西。

也不怎么样。好像是一位公证人念念有词。看我怎么改:

我歌唱这位伟大的国王,审慎而宽厚,

他征服了他的王国,并让它变得幸福。

2175(932) 每当有人议论伏尔泰的种种毛病时,总有人反驳:“他才智过人。”有人听了觉得不耐烦,于是补充一句:“太对了,这是他的又一个毛病。”

2233(933) 我说过,伏尔泰是一位将军,麾下全是粗汉。

2234(934)。拉贡[19]常常说些无的放矢的话攻击伏尔泰,伏尔泰则常常说些类似的话攻击其他人。

2235(935) 伏尔泰的想象力具有某种剽窃性,若是无人向他显示某件东西的一个侧面,他就永远也看不见这件东西。

2243(936) 谈及伏尔泰时,我说:“小心别成为你的那些轶事的殉难者,也别成为你的那些诗的忏悔师。”

[1]《查理十二传》(Histoire de Charless Ⅻ),伏尔泰的著作。查理十二是瑞典国王(1682—1718,1697—1718在位)。——译者

[2]舒伦伯格(Werner Schulenburg,1679—1755),瑞典伯爵。——译者

[3]帕库尔(Johanna Patkul,1660—1707),利沃尼亚总督,被查理十二折磨而死。——译者

[4]伏尔泰的《亨利亚德》(Henriade)1723年初版时题为《同盟或亨利大王》(La Ligue ou Henri le Grand)。——译者

[5]《埃涅阿斯纪》(Eneide),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著作——译者

[6]莫佩尔蒂(Pierre-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1698—1759),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译者

[7]据说,手稿中公爵夫人的名字被孟德斯鸠涂掉。——译者

[8]克雷比永(Prosper Crébillon,1674—1762),法国剧作家。——译者

[9]据说,提及的是伏尔泰,但被孟德斯鸠删去。——译者

[10]这两部遗嘱都是伪作。——译者

[11]拉伐吉(La Fargy),本名Madeleine de Silly-Rochepot,其丈夫是法吉·珰热纳公爵(Duc Fargis d'Angenne)。——译者

[12]《戴马莱关于1708年2月20日至1715年9月1日的财政管理回忆录》(〈Mémoires de M.Desmarets sur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depuis le 20 février de l'année 1708 jusqu'au 1ersemptembre 1715〉)。——译者

[13]埃默里(Michel d'Emery,约1595—1650),1643—1647任法国财政总监。——译者

[14]富凯(Nicolas Fouquet,1615—1680),法国政治家,曾任财政总监。——译者

[15]此项国王特权是:在主教空缺期间,国王可以征收主教区的收入。——译者

[16]巴侣(Jean La Balue,约1421—1491),红衣主教。——译者

[17]国事诏书(Pragmatique-Sanction),此处指查理七世于1438年引入法国的1431年天主教巴塞尔大公会议文书,其内容与教皇的主张对立。——译者

[18]桑马尔(Cinq-Mars,1620—1642),路易十三的宠臣,黎塞留的政敌。——译者

[19]据考证,Laeon这个名字在手稿中并未完整写出。——译者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