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国史的资料

十一、关于法国史的资料

1111（105）　法国史。如果我写一部法国史（我曾经计划写一部路易十四史），那就要把最重要的巧妙答辩写进去，处处都要引用文献摘要，篇幅长短则要根据其有趣的程度。况且，我觉得我定能成功，而且不会比别人差，甚至比那些曾经亲身参与某些事件的人还要好些，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当事人。我觉得，先例数不胜数，在我看来，恺撒在谈及内战的原因时，与庞培的说法大相径庭。我会仔细审视。

1122（1613）　路易十四既不热爱和平，也不喜好征战。他主持公正，懂得政治，笃信宗教，精于政治的微妙，具有一位伟大国王的气概。他对下人和颜悦色，对臣工平易近人，对敌人忧心忡忡，对人民贪婪成性；面对有关良心的劝告，他像个孩子，面对其他劝告他态度强硬；在家他是独裁者，在宫廷他是国王，永远支配他人，永远被他人支配。凡是用来欺骗王公大臣、女人和虔诚信徒的伎俩，他没有不上当的。他生来没有情趣，大力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自己却完全是个门外汉。人家说光荣在哪里，他就到哪里去找。他在荣耀中遭遇不幸，在傻子中寻找爱情，他能容忍有才能的人，却害怕有头脑的人。他认真对待爱情，认真对待让人可怜的最后一点微弱的爱。在他的胜利中，看不到任何智慧的力量，在他的挫折中，看得到他的鲁莽，在他的死亡中，看得到他的勇气。他喜爱荣耀和宗教，可是有人偏偏不让他得到哪怕只是其中之一。他若受过更好的教养，才智稍微强那么一点点，所有那些瑕疵他就几乎一点都不会有。

1302（595）　我想写入法国史的一些片段。在克洛维斯率领下征服高卢的，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由一些从部族首领中遴选的志愿者组成，这些首领与其说在是指挥，莫如说是在引领。他们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驱赶希尔佩里克，当克洛维斯家族瓜分王国时，领主们随心所欲地自行决定打仗还是媾和。

布伦豪特[1]这位能干的女人，把王权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她的胆魄和罪孽令领主们胆战心惊。她的治理颇有成效，到处大兴土木，她的建树堪与罗马总督媲美。弗雷戴贡德[2]与布伦豪特在干坏事方面堪称伯仲，不过，弗雷戴贡德对王族的欺压甚于其他臣民。

一个世袭的政府在领主眼里无异于奴隶制的延续，所以当他们看到大权落入宫相手中，国王只是克洛维斯家族的一个名号时，个个都笑逐颜开。他们如此行事仅仅只是第一阶段，正如塔西佗所说，“在日耳曼人中，当国王凭出身，当首领凭本事。”国王是文官，首领是武将。不过，克洛维斯把这两项职责合二为一，尽管法兰西人觉得这两项权力应该分离。

所以，不能因为这些被称作“懒王”的国王手中无权，就认为他们没有头脑，除非你想说，波兰、瑞典和丹麦的国王，每当面对臣工的谋划或法律的重压时，也都没有头脑。

矮子丕平[3]打了几次胜仗后，决定把国王这个名号的两种性质结合起来，原先的国王名号并没有给他带来比以前更多的权力，这是一个经由选任产生的国王，就如同他自己那样；有两种可能，其一，他在某种程度上是经由选任登上王位的；其二，这个国王，只是经由选任产生的这个名号的陪衬而已。我认为，国王这个名号在丕平之前并不具有选任的性质，我这样说有三点理由：第一，王位始终是世袭的，所以王子幼年时就享有分割权；第二，国王名号的权力极其有限（任何一位国王都无法运用自己的权力被授予国王名号）；如果国王名号是选任得来的，那么，如果遵循有关出身的规定，似乎就难以理解；第三，塔西佗说得明明白白：“在日耳曼人中，当国王凭出身，当首领凭本事”。

第二王朝[4]

查理曼连战连捷，他的统治温和且公正，由此产生了一个新型君主国。他有效地防止了内部纷争，集聚起整个民族。百艺和科学再度兴起。简直可以说，法兰西人走上了摧毁野蛮的道路。

第二王朝下的领主，享有与第一王朝[5]下同样的权力。丕平本人兼领国王和首领的权力，而且传给他的继承人，但是，多种因素削弱乃至摧毁了这种两权合一的状态。

一、外省和城市中的高官逐渐变为世袭。

二、在第一王朝时期就大权在握的主教们，在第二王朝时期享有的权力更是炙手可热。这种权力的源头要追溯到基督教建立之初。塔西佗说过，这些民族的百姓若是不征询祭司，就什么事情也干不了。所以，皈依基督教的领主们凡事都要征询主教，犹如以前征询祭司一样。权力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扩展，其一，经由基督教传播，新的卫道士随着教徒日益增多而增多。其二，宗教集会日趋常规化，宗教团体分立现象增多，宗教界的利益渐趋一致。因而，宗教势力有能力单独发动民众起事，用前所未闻的赎罪或戒律等借口逼迫国王下台。

第三王朝[6]

第一王朝的历史是一个未开化民族的历史，第二王朝的历史是一个迷信民族的历史。第三王朝历史的开端，则是一个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民族的历史，治理相当拙劣，几乎不遵循任何规律。

领主们这次留给国王的依旧只是个名号。但是，与第一王朝末期整个国家为宫相所掌控不同，领主们这次把国家分得支离破碎，他们曾经在宫相手下共享的权力也随之被分解。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七拼八凑的躯体，相互既不协调，彼此也无联系，首领没有丝毫权威，成员之间没有任何联合，每个领主都沿用过去的老办法治理自己的领地，有主无权，尽管既没有目标也没有意图，却屡屡厮杀，而且敢打敢拼。

不过，重新确立王权的原因却最终毁灭了王权，此事在整个第三王朝期间不断出现，下文将会详述。

领主们各自组成了自己的小邦，可是他们都想把小邦弄成一个国家。然而，此时并不存在邦与邦的联盟，甚至连联盟的概念都还没有。他们心目中的联合就是几个邦共同接受一个邦的保护，而各自下面都还有受其保护的更小的邦。这就是那时欧洲的特性。法国的所有领主都处于国王的保护之下，也就是说都承认自己从属于国王。王冠变成了支配整个国家的采邑，依据采邑法，每个直接隶属于国王的采邑，都可以反过来成为国王的领主，这样做并不需要君主和领主付出交换条件，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封臣行使同样的权力，而且，这个条件与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后代没有关系。

可是，此类联合发展得很快，因为许多家族消失了，而于格·加佩[7]家族却一直延续下来，于是，国王把法兰西主要领主的权力接过手来，并将两种权力合二为一，掌控在自己手中。这或许是以最小损害攫取权力的方式。

况且，依仗这种秩序，国王最终必将吞噬一切，因为他对一切都握有实权，所有一切都将自行消失，犹如河流归入大海。

有些历史学家说，于格·加佩为了获得王位，给予领主们以特权。这种说法不可信，因为他所给予的只是领主们以前就享有，而他自己却并不享有的权利。他仅在自己的巴黎伯爵领地和法兰西公爵领地享有特权。自从法兰西有国家以来，每个领主曾经有过的一般权力全都来自他们的领地，只有极少数例外。

于格·加佩登上王位后，深感名号虽大却没有实权，他甚至不敢确定，他是否只能确保自身，而不一定能确保王朝。就此而言，他的地位还比不上其他领主。所以说，加佩王朝初期的历史，与其说是法国国王的历史，毋宁说是巴黎伯爵的历史。几位国王受到的侮辱，几乎到了难以言说的地步，他们甚至不得不忍辱攻打达玛丹的领主，即使在乡村里也无人尊重他们。

法国第二王朝时期的机制之拙劣前所未见。正如前面所说，这个朝代的机制是一个毫无章法的偶然产物。这是一个设在一个大采邑中的怪物，无人听命于它，里面有许许多多小邦，这些小邦有时俯首帖耳，有时拒不听命。公共利益仅在于行使某些权力，谁都说自己对别人拥有这种权力，实际上没有任何普遍被接受的看法。

国民大会只是一个搞阴谋和找借口欺压他人的场所，时而掠夺某个领主，时而把某个领主搞得身败名裂，人人都自找麻烦，谁也不设法自救。

大领主们没有丝毫政治概念，支持没收与他们一样的大领主的土地，因为他们自己也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样干。

假若当时的法律如同当今日耳曼人的法律一样明智，倘若贵族大会（贵族大会相当于选帝侯大会）能与领主大会以及城市代表大会结成一体，哥特政体大概能够幸存下来。

因为，自从国王的权力大肆扩张以来，城市联合已经使得……绝望，公益同盟逼得路易十一打算离国出走。

这个王朝初期的一件事略微增强了国王的权力，那就是疯狂的十字军。每个领主都有点厌恶自己的故土，因为，一则有望在远征中获得远比自己的采邑广阔得多的土地；再则有望在光荣的征程中获得拯救，这比通过苦行克己来获得拯救，具有大得多的诱惑。

然而，当时临朝的腓力一世[8]偏偏对这种想法无动于衷，他看上了伯爵夫人蓓特拉德[9]，而且真动了心。历史学家们说起这位伯爵夫人的花容月貌时，都说简直就是喀耳刻[10]再世。腓力一世若有完美的政策，臣工们本来是可以就他这个不理智之举提出建议的。

我们于是看到，法兰西宫廷第一次充满温馨，这是爱情在满足中唤起的那种温馨。无数英雄正在把战争推向世界尽头，国王却在享受慵懒和欢愉。

容貌能够赋予一个女人的权力，在蓓特拉德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她牢牢地控制着丈夫的心，也控制着情人的心。爱情能宽恕罪行，消除绝望，扼杀复仇，抱怨成了祈求，责备成了眼泪。她的丈夫富尔克却越受侮辱越温柔。

出于仇恨，不久之后法国人与英国人发生了争执。对于国王的权势日益扩展，法国人不但长期没有任何不满，甚至还急于要让国王抵抗英国人。

英国人被赶走之后，王位的基础得到提升。领主们眼看自己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过渡，就从随心所欲变成了俯首帖耳。我们不妨看看查理七世[11]和路易十一[12]，他们所统治的简直就不像是自己国家的人民。独断专行的权力瞬间上升并成形。到了这个王朝的末期，没有一个领主敢担保自己不被谋杀。

法兰西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干什么都极为容易，无论是遭受损失、感染疾病或是人口下降，都能很快得到弥补；各届政府的内部流弊，也都总能承受甚至克服。

原因或许就在于多样性，弊端犹如一棵树，树根无法变更，果实所带来的好处也就无法完全消除。

对于王权所承担的义务，比圣路易认识得更加清楚的王侯极少。如果说圣路易在宗教上过于虔诚，那是他那个时代的毛病，不能归咎于他个人，他发动并率领十字军出征，更是他那个时代的错误。应该从他一生中的每一个时刻来评论他的品德才是。

查理七世

在查理七世在位期间，英勇奋战的迪努瓦伯爵[13]，应该被视为国家的缔造者，这与把法拉蒙[14]和克洛维斯称为法国的缔造者同样合情合理。

路易十一

查理七世驾薨之日是法国自由终结之时。瞬间就出现了另一个国王，另一个民族，另一种政策，另一种毅力；从奴役到自由的过渡，对于一个自由的民族来说，是如此巨大，如此迅捷，手段如此怪异和可憎，以至于只能说，这个王国突然之间变得精神麻木了。何况，为了制服众多的君王和城市，他所调动的军队无一不是可怜兮兮的，他所使用的手段无一不是拙劣的，他抚慰对方的那只手，就是不久前击打对方的那只手。

父王生了他，好像只是为了让他往父王的战功上抹灰，改变国家繁荣的面貌。他获得准许前往多菲内[15]，奇怪的是，当时谁都不知道这块封地属于他个人所有。

路易十一登上王位后，法国的状况为加洛林王朝建立以来所仅见。我们的宿敌英国人已从我们的几个省被赶走，只剩下加莱省还在他们手中。他们的军队不是在向我们报复，倒是像在保护我们。英法这两个国家的命运就是如此，一家的好运似乎与另一家的倒霉始终密不可分，法国开始喘过气来时，英国发生动乱了。我们摆脱了担忧之后，连仇恨也随之丢弃了。德国只能作为我们的盟友或是勃艮第王庭的敌人插手我们的事务。勃艮第境内的各个小邦都有自己的法律，各不相同，彼此互不服气，不允许君王们把在内部施行的法律应用到境外去。所以，勃艮第的公爵们广受尊敬，其他的封臣都心怀恐惧。阿拉贡、斯蒂利亚、纳伐尔、格林纳达和葡萄牙的国王，都把他们的雄心放在西班牙大陆。意大利境内的小国更孱弱，更分散，更胆小。一些城市就在围墙之内打仗，一会儿是暴君执政，一会儿又变成自由国家。布列塔尼公爵[16]只求平平安安地度过晚年，这种愚蠢的想法终于断送了他的余年。萨瓦公爵是[17]国王的妹夫，他若是企图攻击我们，我们可以借助米兰人攻击他。尤为令人高兴的是，当我们国泰民安，好像无人能够捣乱时，我们的邻国一个个都麻烦不断，有的惊恐不安，有的怒气冲天，有的快要被战争拖垮。我们的财政状况非常好，我们的军队兵员充足，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富有作战经验，屡战屡胜。大领主们的小邦四周几乎全在国王势力的包围之中。大多数大型采邑已经合并，余下的也准备合并。国王的权限和服从国王的界限都清清楚楚，相互的权利已明确界定。所以，查理七世的继承人很轻松地就能把公正与权威结合起来，即使实施宽松的政策，下属们依然摆脱不掉恐惧。查理七世就这样成了欧洲最受臣民爱戴，最受外邦人尊敬的君主。

可是，他在位初期所看到的只是复仇的开端；他不再装模作样，干脆将他洋洋得意的模样显露无遗。

他带着公爵[18]及其儿子[19]从勃艮第出发，到兰斯去加冕。他骤然反其父之道而行之，折磨侍候他的臣工，保护曾经犯有罪行而且反对他的人，曾被指控企图毒死他的医生伏梅[20]，竟然得到他的宠信。增加赋税，取消城市的特权，迫使贵族忧心忡忡，撤除某些官职，减少官员的特权，好歹有个界限的报复和吝啬，都没能让他回心转意，最终促使他有所改变的是忧虑。

他撤销了查理七世的敕令[21]，也就是说，他撤销了天主教和自由的成就。他拒绝把合情合理的采邑给予王弟，让勃艮第公爵心神不宁，他还恢复了阿朗松[22]的公爵爵位。

他突然领兵出现在布列塔尼，向公爵提出了许多极其无理的要求，以此表明他对这位公爵的要求，不比对其他公爵的要求更严苛。公爵极度惊恐，屈辱地答应国王所提要求，他心想，答应的越多，越能骗得国王的信任。但是，国王此时向各地派遣特使，告诉各地领主，不要以为布列塔尼公爵是因为与他失和才被他羞辱；他之所以如此行事，唯一的原因是布列塔尼是他的封臣，所以就是敌人，他来到领地的边界，提出了前所未闻的要求。他是带着军队做这些事的，焦虑、活跃和隐蔽的精神状态，唯有恐惧能够克服，若问他是否主持正义，看看他如何对待弟弟[23]，如何攻击已故父王就一清二楚。他幼年时因调皮捣蛋而受到超过他年龄的惩罚，十一岁时他就成了一派的首领，当初与英国人打仗时，为遴选一位领主而争执不休，如今再也不必争执，除非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抑或俯首听命而做出选择。

谁也没有沙罗莱伯爵[24]更容易被说服。国王与这位亲王见了面，握手言欢。门第决定了他们两人地位高下不同，但是论实力却不分伯仲。储君沙罗莱伯爵在勃艮第独享安逸时，与国王积怨日深。国王公然派人到伯爵的父亲公爵府上羞辱亲王，亲王自然咽不下这口气。

伯爵急不可耐地抓住时机，派人传话给国王，定要让他在年底之前后悔莫及。伯爵接着加入了同盟[25]，共同的仇恨使这个同盟很快就结成。国王回头一看，四周都是敌人，勃艮第公爵、布列塔尼公爵、波旁公爵以及许许多多小领主。令国王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王弟居然逃离王宫，为敌对阵营送去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和对这个不太景气的阵营的同情，以及一位受迫害的法国王子的信任。

国王攻击波旁公爵时，沙罗莱伯爵进入法兰西，他率领的军队与国王的军队在蒙莱里相遇。国王担心因战败而失去一切，所以不想开战，沙罗莱伯爵正在等待布列塔尼公爵，因而也不想开战。可是尽管双方首领不想开战，仗还是打起来了，结果是两败俱伤，情状极惨。捡了命的双方残兵败将，到处散布令人沮丧的消息，这边说国王战死，那边说伯爵阵亡。国王这边商议是否应该后撤，伯爵那边已经拔腿开路。双方都对己方的实力没有信心。

国王打算退回巴黎，他打定主意，若被挡在巴黎城外，就向意大利方向撤退。种种迹象表明，他不会再回法兰西了，勃艮第公爵会在法兰西建立一个符合自己心意的政府。

国王的撤退让领主们以为他们取得了胜利，这个想法为他们带来声望，而声望本身就是力量，这种力量建立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上：有人满怀希望，有人心惊胆战。

布列塔尼的军队与王弟一起到达。王弟是一个名字，是受压迫的领主们的声音所组成的一个名字，他是公益同盟的领军人物，甚至就是公益同盟的名字。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名字变成了致命的软肋。

他与布列塔尼的军队一起到达，可是，他的到来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带来损害。国王抵达巴黎，受到接待，因为他巧施手腕，赢得了人心。

勃艮第公爵与英国人结盟已久，在那些战争中，法国人和巴黎人早已习惯于把勃艮第人视为仇敌。所以，他们不喜欢国王，但更不喜欢勃艮第人，因为他们没有忘记以往的痛苦。国王安抚巴黎人，随着他的好运到来，他的种种恶行似乎不复存在了。他对巴黎人说，他来到他们中间，就是把他们看作头等臣民，要把他们当作父亲对待。他还说，领主们结成同盟的目的，就是蹂躏大城市，消灭王国。就他自己而言，他说，他为没有达成和解而感到遗憾，若是有了和解，他就能为他们谋划最大的福祉。他还说，他从未反对给王弟采邑，但是这处采邑不能在诺曼底，不能让国家的实力从国王手中分散出去。

向留在国王领地中的外省增税，或是让法国重新回到刚刚摆脱的孱弱状态中去，二者必须选其一。他看到了城墙四周的勃艮第人，看到了长久以来与英国人在一起的勃艮第人。

法国领主们不会束手待毙，他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就是三级会议。可是，民众和教士一贯反对领主，因为他们害怕领主们的野心和内战，担心打内战的费用要由他们来承担。因此，在路易十一在位期间举行的三级会议上，在领主们的要求下共同商议，让王弟同意承担费用。

当君主们的势力不济时，唯有因外族入侵的威胁而产生的恐惧，才能让他们为增强势力而努力。民众只是在和平闲散期间对他们的特权有些妒忌，和平对于非绝对主义的君主来说是艰难的，而对于绝对主义的君主而言，和平闲散是有利的。

终于签订了和约[26]。有人可能会说，和约本身就分歧重重。国王付出了所有一切，留给他自己的只有复仇的希望、民众的眼泪和臣民的奴役。这些贵族只要能在半年之内不再彼此妒忌，不再互不信任，携手把事情办好，那就肯定能把国王治得服服帖帖，再无可能让他们心神不宁。倘若贵族们不要求获得新的土地，而是设法保住原有的土地，为定义不明的不忠罪设置界限，制止随心所欲的没收，他们定能保住现有体制，迫使国王吞下野心的苦果。

令人吃惊的是，国王正打算冒犯公爵时，却将自己置于公爵的掌控之下。不久他就发现此举充满危险。他获悉，列日人[27]对他十分友善，他却加倍安抚公爵的属下，可以肯定，他虽然需要人才，但更需要的却是亲信。

公爵领着国王对付叛乱的列日人，列日人只拥有普通民众的那点儿实力，也就是一刻钟的怒火。列日城被攻下，教堂和神庙因宗教信仰而免于损毁，可是，公民们却没有受到任何人道的对待。

圣鲍尔伯爵[28]精明过人，他试图让人上当，却找错了人。他想捉弄的人有三种，第一种是夸口能让所有人上当的人，第二种是世界上最不愿意被别人耍弄的人，这三种人[29]都比他强得太多。于是，三位大领主就再也没有任何兴趣保护他了。

令人极为惊愕的事发生了，勃艮第公爵决心除掉国王这个累赘，否则他一生不得安宁，他觉得法国的所有其他贵族都会向他效忠。

公爵进入法兰西王国，这位法兰西王国公益同盟往日的首领，所到之处血流成河，一片火海。

国王冷眼看着他的对手被战争消耗殆尽，胜也罢，败也罢，都得付出代价。国王原本可以伸手相助帮他早日完蛋，但他没有这么干。勃艮第公爵不懂得从好运和倒霉中汲取教训，精于破坏，却不知道改错，总是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与邻国纷争不断。

路易满心喜悦，这种喜悦是那些不厚道的人才有的，他们被恐惧所压抑的复仇机会骤然来到了。他准备与勃艮第公爵对决。他还想审判查理公爵的灵魂，查理公爵在世时，他从来不敢指控查理公爵有罪，如今公爵被他指控犯有不忠罪，没收了属于他的土地。他让监狱人满为患，发明种种酷刑，增加税收，增加朝圣次数，屡屡许愿，身上挂满圣物，设置新的圣人崇拜仪礼，等等。他似乎想与老天磋商，如何让他进行弥补。他之所以如此大胆行事，为的就是能有助于阻止别人绝望。

他因担忧、疑虑和健康不佳，前去布赖希-莱-图尔古堡居住，似乎他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最可怜的国王。他见到自己的儿子[30]甚至朋友时也会颤栗。别人感到安全的地方，他都觉得危险；他只能把自己的生死听由身边的扈从安排，就好像他不狠狠地对付好人就活不下去似的。

他对死亡的恐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他应该偿还的债却是他最不关心的事情。他根本不愿意有人为他的灵魂向上帝祷告。他下不了决心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为了抵制死亡的到来，他满身挂满圣物。想要起死回生显然不可能了，然而，他还要继续维护他的权威。

他很幸运，有一位历史学家[31]为他的罪孽歌功颂德，把他干的坏事说成谨慎、机智。他的心思主要是发现唯利是图的人，花钱把他们买过来为自己所用。他购买了一些军事要地，却丝毫无助于为他增添战功的荣耀。他非常清楚什么时候该放下架子，他精通交友与翻脸、结仇与和解的技巧。他只是因为厄运才有所节制，有些君王对臣下的奉承阿谀听而不闻，凭仗尊严维持王位，但是他做不到。他把自己的宗教虔诚当作施行暴政的最重要工具，他越是觉得自己虔诚，暴政就越是严酷。

克伦威尔胸襟开阔，路易满腹狡猾奸诈，做事有头无尾，没有明确目标。他听取过两个人的谏言，一个是劝他与勃艮第公爵撕破脸皮的斯弗札[32]，另一个是劝他听任勃艮第公爵随意行动的科米纳。

斯弗札没有犯大罪的胆魄，但是他的阴险毒辣却比得上任何一个罪犯。他的罪恶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而是来自于他一贯的思想和深思熟虑。路易只有在他身边才能找到安慰，命运之神把这两个人连在一起，真的称得上是珠联璧合。路易尊他为老师。

路易十二

我们来到了一个给善良的人们心中留下了甜蜜记忆的朝代，美德找到了自己的历史，人们陶醉在写作之中，为的是让同胞们记住，自己的国家也有幸福的年代，管束有其好处，自由有其缺陷。

…………

他就是在那时说了这句让人永不忘怀的话：“法国国王永远不会对奥尔良公爵的侮辱进行报复。”

…………

威尼斯共和国每天都在增加财富，同时也一天比一天更加傲慢。与东方进行贸易的国家，一个个先后拥有威尼斯那样的实力。

…………

然而，……战役成了威尼斯共和国最终的日子，恰如坎尼战役几乎葬送了罗马。

…………

路易十二。路易十二是他那个世纪乃至所有世纪的光彩。如果说管束是令人厌恶的，他却让人喜欢被管束。他成功地让专横的政权变得比自由更可以忍受。他有一个可心的大臣，治理国家如同管理家庭，像法律一样没有激情，像天空一样没有噪音。他所思所想始终是一个正直的人的所思所想，他只说一个伟大的国王应该说的话，他只做给英雄带来荣耀的事。总之，若是想要寻找罗马皇帝在位时的美好年代，诸如图拉真和安东尼，那就仔细看看路易十二在位时期就可以了。

当这位最坏的人（亚历山大六世[33]）攫取了世界第一把交椅时，教会被地狱的大门占了上风，而且从未如此。如果把这次可耻的选举看作密谋的结果，而不是上帝对信徒的秘密审判，我们定会更加愤怒。

弗朗索瓦一世

两位公爵夫人一直是宫廷里互不相让的对手，埃唐普公爵夫人[34]奢侈浮华，瓦伦蒂诺公爵夫人[35]野心勃勃，两人既贪婪又吝啬。两位夫人相互羡慕对方的快乐，甚至羡慕对方的恶习。她们两人都把丈夫的心拿捏在手中，都汲汲于彼此并不争夺的一种征服。

亨利二世

瓦伦蒂诺公爵夫人不但因容貌出众而拥有许多情人，而且善于玩弄花招，把这些情人留在身边。她与国王是直系亲属，这成了公众的灾难，她耍弄国王反对国王自己。她丝毫没有年轻人的羞涩，也没有那种谦逊的腼腆，谦逊是给人以劝告，而不是令人愠怒。

…………

查理五世隐退在修道院里，他总觉得过去被种种事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他要管理这些事务。可是过了不久，他这个曾经焦躁不安的头脑，却又心烦意乱起来，因为修道院太寂静，他闲得发慌，什么事情都不用他管。

查理九世

…………

亨利三世

荷兰人依仗他们的海上优势，动摇了西班牙人加在他们身上的桎梏，眼看自己竟然败给两个小小省份，腓力二世[36]怒不可遏。

奥地利的唐·胡安[37]死了，或许是被毒死，或许是忧郁过度而死。对于他的哥哥国王腓力二世而言，他有许多令人生厌的品格，他居然想要统治突尼斯，岂非卑鄙无耻，他还想通过迎娶玛丽·斯图加特[38]统治英国。

阿朗松公爵一生都在绝望中度过。他喜欢快乐，他胸有大志，但是，为他的宏图大志牵头的，却只有引领他寻找乐趣的人。他奉命前往荷兰，担任自由保护官，却并未赋予他专断的权力。他对此心怀不满，于是对主要城市采取行动。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并未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因而颇感沮丧。民众看到，有他无他都是一样的强制和束缚，于是，勃艮第家族统治时期对法兰西人的旧恨重新燃起。

…………

宗教裁判所如果真的宽恕了查理五世的亡灵，那么，唐·卡洛斯[39]就是宗教裁判所的最大受害者。那件事，腓力以其内心的嫉妒开始，以其内心的执迷终结。有人说，他试图获得父亲的怜悯而未能如愿后，就想结果那条性命，并始终视为自己的负担，最终果然把他置于血泊之中。

这位国王性格暴烈，而他的无能比他的暴躁更加无可救药，此后的几位国王也都软弱无能，这就使得卡洛斯之死对于国家来说是致命的损失。

英国命中注定，先后两次受到教皇的致命打击[40]。罗马对英国所施加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在与英国国王发生纠纷时，英国总是不那么好对付。是听命还是违令，英国掂量掂量之后，觉得无法实施对于主宰灵魂的教廷非常合适的措施。

亨利四世

十六区同盟[41]中的那些人手辣心狠，但不知道找谁为他们的厄运算账，于是抓了布里松、塔蒂弗和拉歇[42]，把他们送上绞刑架。民众在行刑时袖手旁观，十六区同盟始终没有就此向民众做任何交代。

…………

梅耶纳公爵[43]所属的这一派，其首领都讨厌国王这个名号，所以他不敢称王，但是他也没想过是否把这个名号留给王子。事实上，对于所有希望远离暴戾的法兰西人，对于可能心生憎恶的人，对于会以忠诚之名美化野心的人，对于会想起国家荣耀的人，最后，对于以听命于国王为荣，与人民分享强大为耻的贵族，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梅耶纳公爵变得神圣起来。

显而易见，宣布波旁红衣主教[44]为国王，是为了让老百姓习惯于继续尊重这个家族，并且唤醒他们往日对这个家族的忠诚。

梅耶纳公爵绞死十六区同盟的成员时，他遵循的是司法，而不是政治。他消除了当初把他捧上来的派性以及激励该派的热情。打了败仗可以重整旗鼓，派性一旦丧失就再难重生。不久之后，两派的严重思想对立不再是原来那样，尤其当西班牙国王暴露了他的意图，为他的女儿争取王位之后，联盟的所有成员都被视为叛徒。

可以肯定，如果腓力只给梅耶纳公爵家族带来利益，而且把梅耶纳扶上王座（他完全有能力这样做），那么，洛林家族和波旁家族就将永远成为敌手，并且会迫使国王保留原来的宗教信仰。可是，法兰西的命运没让他这样做，他的那个派别四分五裂了，洛林家族也分崩离析了。

当洛林家族养精蓄锐，并在王国中组建新的王朝时，从国王的重压下得到了一些舒缓的胡格诺派可能分裂，从而给敌方以可乘之机，此事若是发生在其他时候，胡格诺派必定无可挽回地一败涂地。

亨利[45]改宗，因为在他眼里，唯有王冠最神圣。

亨利四世惨遭暗杀[46]，西班牙人从重负下解脱出来。他们所摆脱的是一个胸怀大志、与受迫害的国王结盟、对欧洲抱有信心的国王。西班牙人肯定与拉伐雅克的谋杀行动脱不了干系，流放在那不勒斯和荷兰的联盟[47]成员从未停止过密谋，尤其因为西班牙获知国王打算攻击西班牙，因而觉得无计可施之后。对于耶稣会而言，尽管有各种传言，但种种迹象表明，耶稣会不但并未插手谋杀事件，甚至把国王之死视为他们的不幸，因为，国王之死令人想起尚未忘却的一系列坏事，进而对联盟整体特别是其头领们再度产生怀疑，使之处于危险境地。此外，对他们而言，国王过去的所作所为就是宗教信仰行为，因为国王给他们发钱；更加符合天主教教义的是，他们还引领着他的良心，经常指点他的事务。耶稣会在宫廷里有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这位不喜欢臣下攀附的国王对这些人很满意。国王与罗马的关系也相当不错，由于他改宗天主教，罗马教廷达到了它所期许的最好结果，在法兰西王国内保存天主教，让西班牙维护其独立。

王国内的领主们只有一两位受到怀疑，其他人都没有沾手谋杀国王事件。且不说这种行为与他们的精神和心肠不符，况且从他们身上看不出半点想把社会秩序搞乱的愿望，恰恰相反，他们对这桩大众为之悲痛的事件表现出了极度的恶感。

拉伐雅克被告知，只要如实招供，他就可得到宽恕，否则就将被打入地狱，但是，他最后依然一口咬定没有同谋。

可是，对于一些被怀疑为同谋者的追查敷衍草率，因而引起疑虑。不过，有人认为，终止追查是审慎之举，因为谁也没有在追查中获得好处，有些人还可能被谣言诬陷，不但如此，追查可能还有风险，那就是万一发现了一个敌手，而且暴露了他的密谋计划，他就可能成为不可和解的死敌。统治者只考虑眼前利益，于是不再提供信息，免得有人被指控为罪犯，有人被认为清白无辜。

路易十三

国王詹姆斯[48]继承的是伊丽莎白的国家，而不是权力。他有尊严，没权威；有名号，没权力，堪称全世界最悲惨的国王。伊丽莎白是英格兰的最后一位君主。

意大利放弃武力之后，把希望放在执行反西方的政策上，在权力平衡中寻找两个主子，而不是只依靠一个，它竭力试图分裂欧洲，恰如把本国搞得四分五裂那样。西班牙通过米兰分裂意大利，通过那不勒斯王国牵制意大利。教皇国境内的各个小国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联盟，谁也不愿意与那些愚不可及的君主结盟，这些君主让人指望的只是某年某日，届时包括谨慎在内的一切全都衰落，以往的经历留下的是诸多困难，而不是办法；是众多的狐疑，而不是决心。

西班牙人是瓦尔泰利纳[49]的主人，他们借助海洋和阿尔卑斯山把意大利封闭起来。他们可以从热那亚获得支援，热那亚是西班牙的附属国，所以西班牙控制着热那亚人，要让他们成为意大利的伦巴第人。

于是发生了瓦尔泰利纳之战。

…………

教皇[50]的实力全凭自我吹嘘，装出一副加强武装力量的样子，他心里其实很明白，绝不会冒险开战。最后，在没有萨瓦人和威尼斯人参与的情况下，两位国王握手言和。国王们耍弄小王，恰如命运之神耍弄这些国王。和约在参战者缺席的情况下缔结，盟友的鄙夷被称作尊严。

在大王公那里，捍卫就是臣服，即使在个人之间也是如此。

萨瓦公爵查理·埃玛纽埃尔[51]命运受困，屈居在一个小国，但是他却有恺撒的心胸。他怨恨命运只是为了让他听命于他人，才让他成为一个小国的元首，更加使他不得自由的原因是，他附属于他人的地位是与生俱来的。最令他伤心的是，他既不能支配他人，甚至不能听命于他人，这让他痛彻心扉。这位王公掂量了一番自己的威严和雄心，不顾整个欧洲的反对，毅然向曼托瓦公爵[52]开战，在西班牙人面前展示傲气。此时的法国与西班牙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法国人不去支援意大利算不得过分，不帮助西班牙去压迫意大利人就错了。可是，当时的政策只是用来保证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宠臣，此人名叫贡奇尼[53]，他早就觉得必须撤退。后来他被刺杀，就像是又一个吉斯公爵。

不久之后发生了针对威尼斯的密谋，其实，威尼斯没有做任何损害密谋者名誉的事情，因为，人们所憎恶的只是犯罪的坏人。密谋损害共和国，这与密谋杀害某个人并无区别。共和国一心防卫外来征服，而征服不可能很快成功，可是当此之时，密谋者却企图摧毁共和国，而这种行动只需一个夜晚便可得逞。当密谋的同伙被执行死刑时，贝德玛尔[54]大使的性格让人觉得他很可怕，人民威胁要把他撕成碎片。负责执行死刑的贝德玛尔不愿放下其身份带来的傲慢，但是他只能威胁，却无法破坏。

那不勒斯总督奥萨诺公爵[55]喜怒无常，他的这种性格也反映在他的计划中。他的策略是让别人怀疑他是否讲道理。他当个总督都让人觉得不称职，可是他却想当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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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姆条约[56]签订之后，法兰西在德国确立了奥地利王族的强势。天主教同盟在德国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新教徒王公们无不大感沮丧，但没有动武，甚至没有感到武力的存在。只有一些冒险家，既无财产和声望，也无地盘可丢失，他们把征服者搅得昼夜不宁，但并未有人去抓捕他们。唯有曼斯菲尔德[57]以善于弥补战斗失败而与众不同。国王詹姆斯在谈判中屡遭挫折，恰如他的女婿在战斗中屡战屡败一样，不但未能给予他任何支援，反而对他造成损害。詹姆斯让女婿不停地与对方谈判，却只给他一点小小的支援，甚至不让他迅捷做出决定，不让他失去希望。奥地利王室支配着一些小邦国，其中有些被视为“反叛”，因而设法把那些尚未反叛的小邦国尽快控制在手中。奥地利王室认为，它通过德国已经看到欧洲大一统王国将会实现，却没想到，法兰西突然决定搅乱这个仅仅支持路易十三的王国，到了路易十四在位时，这个王国就混在一大堆敌国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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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红衣主教黎塞留赋予即将陨灭的新教以新的生命，他在打击马德里和维也纳的同时，也打击了罗马。那时的几任教皇在教廷和皇帝之间显得颇为尴尬。这个走到哪里就把天主教带到哪里的王室[58]，即将成为意大利的主人。教会的利益与天主教的利益有了差异，国王与教皇意见相左。每位教皇都分别追随或是排斥前任的政策，依据就是看前任更有雄心还是更有热情。所以，乌尔班对于瓦尔泰利纳事件不像额我略[59]那样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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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国王相信，和平的时间若能持久一些，他就能让人民不再忧心忡忡。但是，人民对于他们害怕的国王，有时候会不太顺从，如此说来，对于他们瞧不起的国王更不可能听话。国王从来只有在荣耀加身、声强势盛的时候，才会得人民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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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波希米亚国王[60]作对的有奥地利王室和法兰西国王，原因在于他一贯支持新教徒，他的岳父所进行的谈判和他本人的犹豫不决，常常伴随着厄运，甚至比厄运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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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之神不断敲打斯图亚特王室，为的是让所有国王感到惊愕，他们的崇高伟大，只不过是承受不幸，忍受君主们前所未闻的羞辱，接受与神话里的那些不幸相似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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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公主与查理一世的婚姻，让西班牙人感到不安，而且无论对于法兰西和德国乃至两位当事人，都谈不上是好事。英国国王的宠臣白金汉[61]为寻找王后而进行的出访中，见到了年轻的法兰西王后，竟然大胆地一眼就看上了她；黎塞留同样胆量不小，对此事心怀嫉妒。英法两国的两位宠臣的彼此憎恨，传染给了两位国王。法国王后一直被黎塞留羞辱，而英国王后则被白金汉羞辱。法国王后所喜爱的身边侍从都被撤走，英国王后的宗教信仰被无端嘲弄。总之，两个王宫都不放过每一个机会进行小小的报复，报复的伎俩犹如产生报复的念头一样妙不可言。双方的报复有时能起到宽慰的作用，与一场公开的战争具有同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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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走运还是倒霉，受宠还是失宠，无论与上司、同辈还是下属在一起，埃佩尔农[62]始终傲气十足。他善于往上爬，但完全不知道会如何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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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太后[63]没有任何一点超出普通女人，不过也不比她们低。从来没有一个公主如她这般缺少意大利气质，带有偏见的她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她的乖戾和没完没了的牢骚，使她远离而不是接近丈夫和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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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64]没有才干，也没有能力，沉溺于一些无聊的琐事，对他的政府总是不放心。大臣们引诱他猜忌和忧愁，他总是中招，他还有自己的猜忌和忧愁，所有这些，他都默默地吞咽下去。他因对红衣主教[65]行使报复而被称为公正的国王。他只是表面上虔诚，内心未必，他的虔诚并非源自内心，而是孱弱使然。

国王的性格与王弟[66]没有什么差异，不过，王弟这个差事却不比国王好干。国王独来独往，克服任何困难总得依仗权力才行。

王弟无论做什么事，总是考虑最终如何抽身。他反对红衣主教黎塞留，可是他的做法只能徒劳地激起黎塞留的敌意。他不懂如何做个清白的人，也不知道如何做个罪人，他以为自己什么也没失去，其实他丢失了许多为他服务的人，但他对此无动于衷，冷漠的程度简直没有先例。他也有派系，可是他带给这些派系的除了恐惧，就是一种时而给人以深刻影响，时而没有任何影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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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塞留是个一心谋求私利的人，他的野心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君主都大。在他眼里，人民和国王都是他飞黄腾达的工具。他发动的战争与其说是打击敌人，莫如说是反对和平的阴谋。对于他而言，法兰西、西班牙、德国、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只不过是用来展示他的野心、仇恨或复仇的舞台。

他俨然是以主人身份在主政，而不是大臣。他这样做是光明正大的，既不靠阿谀奉承，也不靠忠心耿耿，全凭勃勃野心。他豢养一批奴才供自己使唤。他故意亏待国王的王公亲属，以此促使他们心怀不满，以便他从中获益。他甚至嫉妒自己的主子，窃取主子的权力，用以对付王公大臣。国王对他恩宠不薄，他却没有宠臣之心，竟然嫉妒那些平庸之辈，对他们不是行使职权而是炫耀职权。周围的人对他表面尊敬，内心并不以为然。他之所以能够长期不倒，主要是由于他的能力，当然也因为他办的都是大事。他竟然把国王变成法国的二号人物，欧洲的一号人物。他贬低国王，抬高王朝，夺走所有胜利的荣耀。

应该承认，他用来抓住国王头脑的手段，并非那些在充斥卑鄙人物的宫廷中屡试不爽的手段，他放弃最喜欢的位置，把国王放在安全、荣耀一边，从而使自己控制住一个同样多疑、嫉妒和有抱负的人，但是，他的抱负犹如一个普通人的吝啬，若说他是伟大的人物，那只能说他有成为伟大人物的愿望而已。

黎塞留成功地使国王的利益与他的利益脱钩，国王既然把所有大人物都得罪了，就只得把对外敌的胜利通通归于他的这位大臣。总而言之，国王除了是促成红衣主教黎塞留伟大的工具外，什么也不是。我曾经说过，黎塞留的奥秘在于让国王始终忙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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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亚克[67]一贯享有清白无辜的声誉，直到上断头台也未曾改变。蒙莫朗西元帅[68]被处死后，就连审判他的人都痛哭流涕，可是铁石心肠的红衣主教却对众人的怜悯之心怒不可遏，而且促使国王也坚定地支持这个判决，犹如他本人也与马利亚克有仇似的。于是，在众多的王公面前，仅仅一天就结下了多年的仇恨。(https://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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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马尔侯爵心胸开阔，气质高贵，广结友好，受宠之前就胸怀壮志。红衣主教向他奉上国王的恩宠，为的是有朝一日他知恩图报。红衣主教希望侯爵满足于陪伴国王，让国王开心。可是，这种差事绝非侯爵所指望的，他要做所有伟大人物能做的事，以此来展示自己，他要求指挥军队，插手各种事务。到后来，这两人彼此之间的敌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国王无法忍受其中的任何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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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格诺派在路易十三治下十分尴尬，派内的大人物抛弃了父辈的亡灵，孔代[69]是为了钱，拉福斯[70]是为了法国元帅的权杖，莱迪吉埃[71]是为了当陆军统帅。在无法继续获得外援的时刻，罗昂[72]让海军上将[73]成功地恢复权力。詹姆斯只是个傀儡，一切都掌控在威名显赫的英雄伊丽莎白手中，当其时，热情已趋于下降，和平令人意气消沉，将领与士兵都变成了公民，新教开始变得像旧教那样温和，宫廷以雄心替代了迷信，大臣们为人所知，不是由于他们对大众的说教，而是由于他们的吝啬和无能。隶属关系都没有了，每个市民都想成为头领，每个头领都想成为宠臣，没能摧毁王权的天主教派设法把王权围困起来。可是，一切都因激情、热忱和罗昂公爵的出现而重新活跃起来，他是政府大员，也是重要将领。蒙托邦[74]顽强抵抗，其坚韧与忍耐唯有在捍卫自己的宗教的人身上才能看到。天主教军队几乎被击溃，但依然不气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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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汉进攻雷岛[75]未获成功，把粮草给养囤到拉罗谢尔，便于随时取用。拉罗谢尔得以守住，是由于其地理位置、名声、宗教、全民皆兵的百姓和公民、外援以及汹涌的大海，当然最主要的是保卫独立的坚强决心。这块弹丸之地决定着整个欧洲的命运。黎塞留考虑如何把拉罗谢尔攻下来，他觉得，攻城的困难恰好能促成胜利，因为谁也不会想到要穿越过去。如果对此严加注意，最不合情理的计划往往是最能取得成功的计划。凡是能想到的让敌方胆怯的障碍，全都设置了。

拉罗谢尔的陷落改变了欧洲的面貌。法国从此增强了对付西班牙的实力。西班牙一再受到指控，说它唯一的宗教就是有利于它强盛、有利于它的政策，西班牙汲汲于洗清对它的这个指控。胡格诺派的失败以及摩尔人被驱逐，便是这个政策确凿无疑的明证，西班牙想要为自己辩护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奥利瓦莱兹伯爵-公爵[76]政府，是一个一刻不停地走向衰落的政府。

这场战争不是为了国王的荣耀，也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和宗教的福祉，而是因为两个大臣互争高下，他们耍弄自己的祖国，亵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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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历史上两个最坏的公民是黎塞留和卢弗瓦[77]。我本想再说一个，算了吧，他已经失宠了。

路易十四

红衣主教英佩利亚里[78]冒犯了国王，于是处处被这位伟大的国王怒目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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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媾和[79]时，法国得到了上阿尔萨斯和下阿尔萨斯，以及……多位法国大使不禁大呼小叫。弗斯卡里尼[80]说：“二十多万年以来，没有一个法国大使曾把三个省装在信封里寄给他的主人。”

十万土耳其军队突然出现在维也纳，令人沮丧和惊愕。退居林茨的皇帝四处求援，得到了响应，但他谢绝了法国的支援。索比耶斯基[81]率兵到达，他的支援格外令人兴奋，因为他完全不可能有二心，他几乎是不请自来，维也纳原本对他也几乎不抱希望，因为波兰自己的防务也吃紧。

我们参与维也纳事件仅限于帝国的军队希望我们参与的那些。帝国军队放出传言，说我们以基督教的名义引来了祸水，而且在土耳其大臣的珠宝匣里找到了证据，尽管这种说法只能引发仇恨，但或许是真的。

…………

路易的作为只能唤醒欧洲对他的猜忌。他的计划似乎是要让欧洲不得安宁，还不至于想要独吞欧洲。伟大的政治家在自己尚未强大之前不露声色，路易却在羽翼丰满之前就到处张扬。

路易的实力仿佛仅仅用于炫耀。所有一切都是自吹自擂，如果读一读埃斯特拉德伯爵[82]给马扎然红衣主教的信和给国王的呈文，不难看出，国王的自我夸耀严重得可怕，而马扎然红衣主教却几乎没有同感。

他的雄心壮志没有支撑，明知有些地方是不能去占领的，即使占领了也迟早一定会被迫归还，他一心想要成为一个历史上从无先例的英雄。

卢弗瓦这个前所未有的最坏的法国人，怂恿路易十四打仗，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他自己显得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的罪行中有些是唯有战争才可能使之变得合理的。王公们若是敬重国王，维护他的崇高和尊严，卢弗瓦就对他们蛮横无理，让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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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治[83]王子丝毫没有战将的才干，但具有伟大人物的手腕，总能把自己的失误归咎于运气不好。与习惯的做法不同，人们不是指控其他将领们的过错，而是把他的一连串败仗归咎于命运之神，借以颂扬他的光荣，或是诋毁我们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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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维尔[84]出身名门，先辈中颇多显贵，他是专横政权的一个工具，在一个大省内以独裁者的身份掌控军队和王家连队，以宗教裁判所法官身份处理宗教事务，以一丝不苟的司库身份管理公帑。他是扑灭日薄西山的旧教、煽动方兴未艾的新教热情的最适合的人选。他在法庭上让人流血，就像战场上的战士让敌人流血一样。他总是把民事力量与军事力量混在一起：比起平庸之辈，他显然更加危险，因为他夸大原则；他很关注治安，若能与他的偏见相容，他也不忽视善良。他勤勉、努力，善于击破敌人的谋划，援助内阁的事业。

1306（596）　迄今为止，命运之神似乎以腐蚀国王的心灵为乐事，不过已经厌倦了。在霍希施塔特战役[85]之前，法国登上了伟大的时代，人们以为这个时代不会发生变化，其实已经到了走向衰落的时刻。我们在霍希施塔特失去了以三十年的胜利而获得的自信……整营整营的士兵成为战俘，我们为他们幸存而懊恼，恰如倘若他们战死，我们会为他们惋惜一样。

上帝似乎本想为支配权设置一个界限，他让法国人胜也容易，败也容易，炽烈的热情无可阻挡，气馁使一切都退缩。

…………………………

曼特农夫人。岁月夺走了她的美貌，再也见不到往日的风韵。她那奉承讨好的性格为她所独有，令人为之动容的双眸依旧如故，却也枉然。她对自己的家族很节制，对财富并不眷恋。她只求真心实意，别的什么都在乎，在平庸中享受最好的命运。国王变得乖戾之后，她始终倾听他的愁苦，不是包容，而是设法使之减轻。说实话，国王的心灵比她高尚，所以，她的心灵就使国王的心灵日趋低下。

…………

为支撑那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国王开征令人难以容忍的高额赋税，于是人心尽失。事情通常都是这样：一场原本为光荣而挑起的战争，最后以救国而告终。

没有正当理由挑起的战争时常令人以为，此后发生的所有战争都属于此类无故寻衅，所以，当需要为拯救祖国而战时，人们依然认为是在为国王的激情而战。

他毫无节制地追求增强对臣民的统治力，我不知道是否应该与所有人一样，对此进行强烈谴责。

作为一位国王，他的才能与其说出众，莫如说平庸。高贵的面容，严肃的神情，平易近人，彬彬有礼，对友情忠贞不贰，不喜欢更换内阁和治国方式，只要不妨碍他的利益，无论愿意或是不愿意，他都会尊重法律和规章，他保护臣民相互之间的权利，对仆役很是宽容开明。总之，他很适合维持王国的外观。然而，他天资平庸，常常错把威严认假为真。他既不懂何时开战，也不知道何时该结束。在英雄气概已经没有可能的时代和地方，他笨拙地寻找英雄气概。他的行动往往被他的大臣们所左右，可是他并不懂得寻找和利用借口。上天给了他许多文官武将，却始终没有教他如何选用。他的忏悔师们总是用宗教虔诚为他开脱困境，让他相信，他签订放弃一切的条约，是因为宗教虔诚要求节制。每当他要开战时，他们就跟他讲大卫，每当他要媾和时，他们就跟他讲所罗门[86]。

大自然赐给他的那点小小的天赋，被他的那种虔诚剥夺殆尽。他的道德和宗教顾问会（Conseil de Conscience）跟他的政府一样强硬，致使他可恶又可笑。在整个欧洲的注视下，这个顾问会骗了他整整四十年，虽然被事实揭穿，但是被骗的人依然被骗。他的胆量和其他人的软弱都令人称奇，这里一切都是炽烈的火，其他所有地方，一切都是温水和沮丧。夏米亚尔[87]简直是白痴，他终于把政府搞垮，其实这并不难，因为政府成员之间根本互不通气。德·坎布雷[88]先生曾因虔诚而谋求首相之职。到了晚年，国王难以提起精神来，在自己身上找不到任何精神力量，不阅读，没有激情，因虔诚而悲伤，与一位老妪在一起，终日与年迈国王才有的忧愁相伴。他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听凭他人欺骗。在做出各种选择时，他一贯依仗内心而不是头脑。

摄政时代

奥尔良公爵拥有一个优秀绅士的一切品质。

迪波瓦[89]红衣主教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摄政王对他烦透了，他若是多活两个月，肯定就被赶走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提得好，因为看不到答案。他是世上最胆怯的人。英国的大臣们以散布假消息为乐，搅得迪波瓦教士夜不能寐。第二天还是这些人，却告诉迪波瓦，那些消息都是假的。奥尔良公爵有时对迪波瓦说：“教士，国家有什么事，你一点儿也不告诉我。”迪波瓦口述了一封信，送给奥尔良公爵。迪波瓦过世后，从他那里找到了一口袋三周之前的信，尚未启封；还有一些土耳其大臣的信，躺在那里已经一年多了。他关注的是，所有急报只能直接送交给他。他手下使用的大多是些稀里糊涂的人，好多事都报不到他那儿。奥尔良公爵嘱咐办件什么事，卢弗瓦就让手下这些人把困难一一写出来，并且把该办的事搁置下来，奥尔良公爵对他的才干极表满意。

一天，他对奥尔良公爵说，外国的大臣们对他很不信任，因为他从未单独与国王一起办公。奥尔良公爵答道：“迪……你这个混蛋，下次你要是再跟我说这种话，我要踢你屁股二十下。”

据说，奥尔良公爵想组建一个枢密院，成员有维勒鲁瓦元帅[90]、于克塞尔[91]、塔拉尔[92]和另外几位。这样一来，迪波瓦就当不成首相了，可是，维勒鲁瓦元帅却不愿屈就。

迪波瓦红衣主教是马扎然红衣主教[93]一个蹩脚的翻版。是谁卑鄙无耻，把罗切斯特主教的密谋同伙揭发了！他不是利用了王位觊觎者[94]才当上红衣主教的吗？他在英国不是说过，一旦当上红衣主教他就装傻吗？

看到这些之后，我绝没有把这位在任大臣所受到的颂扬不当一回事儿。我见到许多极有见解的人士，赞扬迪波瓦红衣主教如同赞扬黎塞留红衣主教一样。可是，他去世三天之后，这些人就改口说他是个自命不凡的学究，根本不配当大臣。

当初对他有多鄙视，后来就有多尊敬。这种瞬间的变化被看作天才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尽管对于变化为何如此之快并未进行研究。

此类声誉的缘由是这样的：有人希望自己被视为智者，有人希望自己被视为宫廷中的人。可是，很少有人能替广大公众定调，这些利益相关的少数人一旦不再吱声，公众立即就收回对他们的评价。

迪波瓦红衣主教过世了，身后没有留下一个能想得起他的人。奥尔良公爵知道，只有国王才应该有首相，而且第三号人物与第二号人物间距太小，于是他取迪波瓦而代之[95]。

1642（538）《法国史》小序言。萨拉曼卡大学[96]的一位博士经过精确的计算发现，自亨利四世去世直到签订比利牛斯条约[97]，各个同盟、贵族联谊会、议会辩论、历次征战、引起战争或导致媾和的条约，等等，全体法国人为这一切只思考了118分钟。再往前看，亨利三世、查理九世、弗朗索瓦二世，这些国王全都心不在焉，相互残杀，却不曾有过认真的思考。其中一位国王碰巧想了很多，看到眼前的这些国民都不会思考，于是就着手把他们制服，他获得了成功。恰如他自己所说，他成了史无记载的人。

1695（424）　于格·加佩。他的名字没在同样被人遗忘的岁月里，湮没在黑夜、沉默、黑暗和遗忘中。

1696（425）　于格·加佩。把我们所知的传说纳入从未中断的家谱之中，这是不知道如何恭维自己。于格·加佩不是加洛林家族的人，他是他自己家族的人。这种荣耀刚刚显现出来，他和他的父亲以及他的祖父就立即显现在荣耀之中。采地永久化刚刚有助于凸现家族的荣耀，家族荣耀就立即随着采地出现。家族的荣耀有一大好处，那就是它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强大，而且它只有一个渊源，那就是黑夜、黑暗和遗忘所主宰的那个时代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