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应该被还原为一门科学
很多人会质疑，在不同形式的政府之间是否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以及每种政府形式变得好或坏是否取决于其治理的好坏？如果我们认为所有的政府都是类似的，它们唯一的区别只是管理者的品格和行为的差别，那么所有的政治争论都会结束。那些讨论一种政府比另外一种政府好的热情可以被认为是愚蠢的。虽然我是一个温和的人，我也无法不去批评这样的想法，但我并不觉得人类社会只有在某些特定的人的温和品格和性情的统治下，才能获得稳定性。
确实很多人认为所有政府带来的益处就在于善于治理，这些人可能会引用历史上特定的案例来说明。在这些案例中，同样的政府在不同的管理者手中，突然从好的极端堕落为坏的极端。可以比较一下亨利三世（Henry Ⅲ）和亨利四世（Henry Ⅳ）统治下的法国政府。统治者的压迫、轻率以及欺诈，被统治者的分裂、暴动、不忠和背叛，这些是前一个悲惨时代的特征。但当继任者是一个爱国的王子，当他稳坐在王位上时，政府、人民以及每样事物似乎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似乎都来自两个统治者品性和行为的差异。这种类型的例子不胜枚举，古今内外都概莫能外。
这里我们可能需要作出一个区分。所有专制的政府都取决于治理者，这是这种政府形式的弊端。如果一个共和制的和自由的政府制定的特定管理办法，甚至都不能影响那些品性不端的人，为了公共善而行事，那么这一共和制和自由的政府就没有任何意义。这也是这些政府形式的目的及真正的作用；另外，它们也是所有动乱及最丑陋的罪恶的来源，因为在它们最初的制度和框架中缺少手段和诚信。
这里需要的是法律的力量及特定的政府形式，而不是依赖人的品格和性情，这样的结果就像数学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演绎一样，普遍而确定。
罗马共和制的制度把立法的权力给予了人民，没有给予贵族或官员任何否定的权力，这种毫无限制的权力是集体性的，而不是代议制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当群众的人数因继承或征战变得极大，而且分布在离首都很远的地方时，即使那些最卑微低下的人也会参与几乎每次投票。他们很容易受到流行观点的左右，因为他们享用普遍分配的粮食，因此几乎从每个候选人那里接受贿赂，过着非常懒散的生活。因此他们变得日益放荡，马梯斯广场（Campus Martius）一直是骚乱和鼓动暴乱的场所，必须有配备武器的奴隶维持当地的治安，最终整个地区堕落成无政府的状态。而罗马人最终能够向往的最大幸福就是恺撒的独裁。这些就是没有代议制的民主的结果。
贵族有两种形式，构成一个国家立法权力的整体或者部分。要么每个贵族分享部分的权力；要么整体分享部分的权力，每个部分有完全不同的权威。威尼斯的贵族制就是第一种形式的政府，波兰就是第二种形式的政府。在威尼斯政府中，整个贵族阶层占有所有权力，每个贵族的任何权威都来自整体；在波兰政府中，每一个贵族因为他的封地，对于他的领地具有世袭的权威，那么整体就没有权威，而是来自各个部分。这两种形式的政府运作上的差异，先天就是自明的。威尼斯的贵族制度要比波兰的制度好，即使不考虑管理者的品格和教育程度。一个贵族只要他占有公共权力，将试图维持和平与秩序，这种维持不仅仅是在他们之间，也是在他的臣民之间。没有任何单个的成员具有充分的权威，在任何时刻控制法律。这些贵族没有依靠专制或破坏私有财产来维持自己对于其臣民的权威，因为这些专制的政府促进的并不是整体的利益，只是部分人的利益。在贵族和普通民众之间有等级的差别，但这是国家中唯一的差别。所有的贵族会构成一个群体，所有的臣民会构成另外一个群体，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私人的抗争和仇恨，这些仇恨和抗争在其他地方是非常普遍的。在这些具体的方面，很容易看到波兰贵族制的缺点。
所以组成一个自由政府是可能的，就像一个人不管他是总督、王子或国王，会分享很大一部分权力一样，很容易和立法主体的其他成员之间达成恰当的平衡。政府的主要领导要么是选举的结果，要么是继承的结果。虽然前一种体制在表面上看来具有很大的优点，但是更仔细的考察会发现，它比后者具有更多的不方便之处，就像那些建立在永恒不变的原则之上的一样。在这样的政府中，当王位缺少继承人的时候，最大的社会弊病，即内战，毫无疑问会发生。这时，选出的王子要么是一个外国人，要么是一个本国人，前者可能对他即将管理的臣民了解不多，可能质疑自己的臣民，同时也被他们所质疑。他要把自己的信任完全给予那些陌生人，而这些陌生人除了想以最快的方式发财致富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关心的事情，而他们的新领袖的帮助和权威很容易实现他们的欲望。一个本土的王子会把自己原先的敌意和友情带到王位之中，那些之前认为他是平等成员的人会充满嫉妒。毫无疑问，即使仅仅从才能来考虑，王位也是一个太过分的奖励。这必然使那些候选人，使用武力、金钱、阴谋来获得选举人的投票。因此，这样的一个选举，并没有更好的机会选出具有更好才能的王子，国家还不如直接通过出身来决定继承人。
因此，这可以被理解成政治学中的普遍公理，即一个世袭的王子，一个没有封地的贵族，以及通过代议制选举的公民，构成了最好的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不过，为了更充分地证明政治学也存在普遍的真理，这种真理不需要取决于臣民或者统治者的品格和教育，考察这一科学的其他原则可能会有所帮助。
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虽然自由的政府对于那些享用到这种自由的臣民来说，是一种幸福的制度，但是对于自己的领地它们可能具有很大的摧毁性和压迫性。我认为这样的一种观察，可以看作符合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公理。当一个君主通过征战拓展自己的疆域，他可能很快地认为他的旧的和新的臣民处于相同的起跑线，因为对他而言，在现实中，他所有的臣民都是一样的，除了那些他个人熟悉的朋友和喜爱的人之外。因此，在一般的法律中，他并没有在他们之间作出任何区分，同时，他也非常小心，防止任何一方采取特定的压迫行为。但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肯定会作出区分，而且也必须作出区分，直到大家学会爱邻如爱己。在这样的政府中，征服的人即是立法者，肯定会通过贸易的限制，通过税收，从他们被征服的领地中获得私人的或公共的利益。在一个共和制中，这些领地的管理者们有更好的机会，通过贿赂或者阴谋逃避这种掠夺；这些征服者国度的公民们发现，由于宗主国的掠夺，他们自己的状况得到了改善，进而更容易去宽容这样的暴戾行为。更不用说在一个自由国度里，有必要不断地更换管理者，使这些临时的暴君更有效率，他们更加贪婪，很可能在自己让位给继承者之前，已经积聚了充足的财富。在罗马统治世界时期，他们的统治是多么残暴。事实上，在他们自己的宗主国里，有法律阻止压迫。但是西塞罗（Cicero）告诉我们，罗马人通过废止在殖民领地上的法律来保护殖民领地的利益。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塞罗谈到，我们的政府在自己完全没有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会进行大量的掠夺来满足自己的贪欲；同时他们必须满足自己国度的那些法官，而这些人是罗马的名人，他们的利益需要得到保护。谁能够在读到维勒斯（Verres）残忍地压榨的时候，不充满恐惧和震惊？在西塞罗详尽描述了这个罪犯的滔天罪行后，没有谁不感到愤怒；但是这个残忍的暴君安适地活到了晚年。在30年之后，他被马克安东尼（Mark Anthony）给放逐了。他的极度的财富让他和其他罗马所有德高望重的人一样，都堕落了。如塔西坨告诉我们的，在罗马帝国瓦解后，罗马对于其殖民地的束缚松解了。之后我们看到，许多暴君比如图密善（Domitian）非常谨慎地避免对殖民地的压迫。在提比略（Tiberius）时期，高卢地区被认为比意大利更富有。我也没有发现，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整个帝国要比他的殖民地贫穷或者人口匮乏。虽然它的游牧业和军事训练在不断衰落。正如我们在波利比阿（Polybius）那里了解到的，迦太基人对他们在非洲的殖民地的压迫和专制如此的凶狠，从殖民地的土地上掠夺过半的收获都不能满足他们，这事实上是很高的要求。他们事实上也对殖民地征收各种税收。如果我们从古代考察到近代，会发现这样的观察仍然是成立的。绝对君主专制的殖民地，总是要比自由国度的殖民地得到更好的对待。我们可以对法国的佩斯地区和爱尔兰之间作个比较，你就会确信这一真理。虽然后一个国度中的大部分人来自英格兰，但是他们具有许多权利和自由，这使得他们比一个被征服的殖民地更难获得较好的对待。从说明这个目的来看，科西嘉岛（Corsica）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关于亚历山大（Alexander）大帝的征服，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有过考察，我认为可能是永恒的政治真理中的一个，时间和事件都无法改变它的真理性。这个政治学家谈到，很奇怪的是，亚历山大大帝这些突然的征服，应当在他的继任者中和平地保留。同样很奇怪的是，当希腊人处于混乱和内战时，波斯人没有尝试重新获得自己之前独立的政府。为了让我们弄清楚这一重要事件的原因，我们可以考虑，一个君主专制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管理自己的臣民，要么遵从东方国度的原则，拓展自己的权威，以至于在臣民中不区分明确的等级，除了那些和他亲近的人以外，没有任何天生的优势，没有继承的荣誉和财产。换句话说，除了自己的收入所得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报酬。要么一个专制制度可以使用一种温和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力，就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保留除了自己的喜好以外其他荣誉的来源：出身、头衔、财产、勇敢、正直、知识，或者其他伟大的成就。在前一种政府形式中，征战之后，束缚是不可能摆脱的。因为在人民中，没有人具有如此的个人能力和权威来重建这样的帝国。但是在后一种政府形式中，即使是最小的灾难，或者是胜利者之间的争吵，也会鼓舞那些被征服的人们武装起来，这些人已经有自己的领袖，带领他们进行所有的工作。
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推理，看起来非常有道理。虽然我希望，他在陈述君主们根据东方的政策来管理的时候，不要把事实和虚假的信息混淆在一起。虽然这些人臣服于征服者，臣服之后很容易管理，但是征服本身是非常困难的。既然他们不能够保留任何有权威的被殖民者，这些被殖民者的不满可能帮助敌对的国家。另外，这样一个独断的政府，也削弱了其臣民的勇气，让他们对自己国度的命运显得冷漠。我认为除此之外，从经验中我们会发现，那些将军和政府的权力是非常短暂的和由君主授予的。在这样的政府中，他们就像君主本人一样，一直是绝对的权威。在未开化的部落中，人们习惯于盲目的服从，这容易产生最危险和致命的革命。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说，我们更希望一个温和的政府，它给予了整个国度和臣民最大限度的安全。(https://www.daowen.com)
因此，立法者不应该把一个国家未来的政府留给命运来决定，而应该提供一整套法律体系，来规范公共事务的管理，以便获得更好的繁荣。结果总是会对应原因的，在任何国度中，睿智的法令是能够留给后世最有价值的遗产。即使在很小的法庭或者政府机构中，那些商业贸易必须遵守既定方式和方法，对于人类天生的恶的品性是一个很好的制衡。那么，为什么在公共事务中，我们不这样做？我们能够把威尼斯政府在后世很多年里的稳固和智慧，运用到除政府形式以外的其他事情上去吗？难道最初制度安排中的缺陷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这些缺陷导致了雅典和罗马政府的混乱，最后以这两个著名的共和制国度的灭亡为终结。实际上，这与特定的人群的品性和教育没有任何关系。同样一个共和制度中的某些地区，可能管理的很好，另一部分，在同样的人的管理之下却非常糟糕。这完全取决于这些管理的体制和机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热那亚（St.George）的情况就是这样。虽然这个国度混乱和无序，但是在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圣乔治银行多年以来具有极高的诚信和睿智的管理。
具有最伟大的公共精神的时代，并不总是私人品德杰出的时代。好的法律可能会在政府中产生秩序和节制，但是风俗和习惯并没有在人们的品性中输入任何人性和正义的观念，从一个政治学的眼光来看，罗马历史上最清晰的时代，就是在第一次布匿（Punic）战争开始到最后一次布匿战争结束期间。贵族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平衡，取决于治理者之间的斗争，并没有随着征战的扩大而消失掉。但是在这期间，恐怖的下毒活动，非常常见，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一个执政官因为这个罪名，在意大利的某个地区毒死了三千多人，被判砍头。而且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在帝国的早期，有一些类似或者更糟的例子。这些民众的私生活非常堕落。但是在他们的历史上，我们曾经非常羡慕他们的私生活。我并不认为，在两个三人执政期间，他们比其他时期更有品德。那个时候，他们正在分裂自己的国度，到处充满了屠杀，而这些仅仅是为了选择一个暴君。
那么这里需要充分坚持的是，在每一个自由的国度中，体制和机构需要得到充分的尊重，这是自由得以保障的手段，是公共的善得以提升的手段，也是特定的个体的恶性受到限制和惩罚的手段。没有什么比让这一体制得到尊重，给人性带来更大的荣誉，也没有什么比看到人们缺少这种情感，给一个人带来的伤害更大。一个只爱自己的人，完全无视友情和责任，需要受到最严厉的指责，一个人只拥有友情，而没有任何公共的精神，或者对于社区缺少公共的精神的话，则不具有这一品质最重要的部分。
这一问题现在无需进一步讨论。现在各方都有足够多这样狂热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同党充满了感情，在伪装对公共的善追求的情况下，追求他们特定党派的利益，实现各自的目的。在我看来，我更希望培养温和的情感，而不是狂热的情感。虽然也许在每一个团体中，培养温和的情感最确定的方式是提升我们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如果可能的话，让我们尝试从前述的理论中，吸取关于团体和党派的、涉及温和的经验和教训，把这种经验和教训运用到我们目前分裂的国家中。同时，我们并不是希望用这种温和的情感降低我们的效率和热情。正是这种效率和热情，才使得每个个体把服务于他的国家作为自己的追求。
那些要么攻击或者捍卫，诸如我们这样的政府的官员，他们具有极大的自由，也容易走向极端，这样就突破了他们在公共事务方面的才能。如果是这样，他的政敌们肯定会非常激烈地批评他，因为他在国内和国际事务的管理上都是有问题的。在他们看来，他有能力进行任何一种破坏行为。各种各样的管理失误都会强加在他的身上，比如没有必要的战争，负面的条约，对公共财富的损害，具有压迫性的重税，等等。他们为了变本加厉地对他进行指责，会认为他的这些有害的行为，甚至会对他的继任者产生很恶劣的影响，因为他的行为破坏了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体制，扰乱了非常明智的法律体系、制度和习俗安排，而这些是我们的祖先在许多年里非常成功地创造和管理出来的。所以，他不仅仅自己是一个奸臣，他还剔除了防范未来出现奸臣的所有安全举措。
此外，这个官员的同党们对他赞美有加，表彰他的智慧、坚韧以及管理上的恰当举措。在他们看来，海外对本国所持的荣誉和利益的支持，国内对政府的信任，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这些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这个官员。同时，他把他的所有才能归功于对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热爱上，他完整地保留了这个制度，同时把这个制度完全留给了后人。
当每个政党的成员们看到这种指责和赞扬时，毫无疑问，双方之间会产生极大的争议，同时，整个国家充满了强烈的敌意。但是，我会劝说这些政党的狂热成员们，在这种赞美和指责中，显而易见存在矛盾，如果不是因为这种矛盾，矛盾双方都不可能充满这样的激情。如果我们的国家体制真的那么完美，是不列颠的自豪，是数个世纪以来努力的结果，千百次付出错误的代价修正之后的结果，是充满血泪的历史造就的产物，那么我认为，如果我们的国家体制在任何程度上值得这样赞美，它根本就不允许一个懦弱而奸诈的官员，能够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成功地管理我们的国家；尤其是当这个国家中许多最伟大的天才式的人物，运用最大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在国会中以及在公众场合中激烈地反对他。但是，如果这个官员真的如别人坚持认为的那样奸诈和懦弱，我们的国家体制在它原初的原则上，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他不可能被指责，破坏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形式。一个体制之所以是好的，正是因为它能够提供对抗管理不善的策略。我们大不列颠公民在其气势最盛的时候，受到革命（Revolution）和登基（Accession）两个事件的影响，我们古代的皇室被牺牲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宪法体制在具有如此多的优势的情况下，事实上没有提供任何治理的办法，我们可能更愿意看到，任何一个摧毁这个体制的官员，为我们提供机会来制定一个更好的体制。
我会使用同样的办法，来劝说那些用极大的热情辩护这个官员的人，我们国家体制真的这样好吗？如果是，官员的更替根本就不值得害怕，因为对于这样的体制来说，在每一个部门中，防止权力的滥用与防止管理上的混乱是非常基本的。我们的体制真的很坏吗？如果是这样，变化带来的过度赞赏则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并不比一个总是需要防范自己容易出轨的妻子的人更加焦虑。在这样的政府中，不管是谁管理它，公共事务肯定会一片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爱国者们的热情与哲学家的冷静和服从相比，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古罗马的政客加图（Cato）和布鲁图斯（Brutus）的品德和善良的意图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他们的热情最终实现了什么样的目的？只是加速了罗马政府的灭亡，使它的毁灭更加暴戾和痛苦。
这里我并不是想说公共事务不值得任何关注。只有当人们持有温和的并且融贯的情感，我们才能承认他们的论断。至少我们才会去考察他们的论断，民权党们会认为我们的宪法体制虽然是非常优秀的，也会存在某种程度的管理混乱。因此，如果某个官员腐败了，使用恰当的激情反对他，这是合适的。此外，我们也可以认为，如果一个官员是优秀的，一些热情的宫廷党辩护他的治理，也是恰当的。我只是劝说人们不要争斗，不要使用暴力和冲突像卫教保家一样把一个好的体制变成一个不好的体制。
在目前的争论中，我并没有考虑个人的东西。在最好的国家体制中，最严格的法律对每个人的行为都进行了限定，在这种情况下，非常容易发现一个官员善良或者邪恶的意图，进而判断他的个人品格是否值得热爱或者痛恨。但是这样的问题对公众来说，没有什么重要性；同样的，对于那些用自己的笔杆对公众进行宣传的人，对于批评和赞美进行恰当的质疑，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