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品位的标准
世界上人们的观念各种各样，人的品位也各种各样。这种情况如此明显，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一点。缺少知识的人，也能够在狭小的朋友圈中注意到不同的品位。即使这些人是在同一个政府下接受的教育，早期接受的是同样的偏见。如果那些具有更宽广视野的人，能够思考遥远的民族和古老年代智慧的人，更会惊讶人类的品位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我们倾向于把与我们自己的品位和理解差异很大的人称为野蛮，但我们会很快发现，同样的指责也会用在我们身上。最终当看到各方都很自信的时候，大家都会惊讶这种极大的傲慢和自负，之后才对自己的品位有所顾虑。
如果仔细考察品位的多样性，即使对那些最粗心的观察者来说也是明显的。这种差异性比在现实的表现中更大。通常人们对于美和丑怀有不同的情感，虽然他们的一般讨论是相似的。在所有的语言中都有一些表示批评或表扬的词语。使用同样语言的人们在使用这些术语时是一致的。所有人都会用各种词语赞美文字作品的优雅、恰当和简洁，批评其夸夸其谈、矫揉造作、乏味和故作聪明。但是，当评论家评论具体的作品时，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性就不复存在。人们会发现他们的措词含义非常不同。而在观念和科学问题上，情形恰恰相反，人们的分歧表现在一般的原则上而不是具体事物中，更多的是在表象上而不在实质中。厘清特定术语的涵义就能结束相互争论，他们会惊讶地发现，虽然一直在争吵，他们的判断却是一致的。
那些把道德建立在情感而不是理性基础上的人，更倾向于用情感的观察理解伦理规范。他们认为，在关于行为和行为方式的所有问题上，人们的分歧要比表面上大得多。所以非常明显的是，所有国家民族和时代的作家们都赞扬正义、仁爱、宽容、睿智、谨慎和诚实，也批评相反的品质。即使诗人和其他作家的创作主要是通过想象获得快乐，从荷马到费奈隆（Fenelon），都主张同样的道德观念，赞扬同样的品德，批评同样的恶行。这种相似的一致性通常被归因于日常理性的影响。而在所有的情形中理性让人们保持相似的情感，制止那些涉及抽象科学的有争议的东西。如果这种一致性存在，这种理论就是令人满意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允许，在道德中，表面上的某些一致性也可以通过语言的本性得以解释。品德一词与每种语言中类似的词一样，意味着赞扬，恶行这个词意味着批评。没有人能够把一个通常被定义为积极意义的词语改造成批判意义的词语，而不会给人带来不恰当的感觉。同样，如果一个词语是消极意义的，也不会被赋予赞美之意。荷马提出的一般性道法训令不会引起争议，不过非常明显的是，当荷马在描绘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时，比如在阿喀琉斯身上表现出英雄主义、在尤利西斯身上表现出睿智时，他在前者的英勇中混合了很多残忍，在后者的睿智中混杂了很多狡猾和欺诈，而费奈隆就不接受这些。荷马这位希腊诗人眼中的圣人尤利西斯，似乎喜欢撒谎和虚构故事，通常在没有任何必要性和好处的情况下去使用。不过，在法国的史诗作家那里，尤利西斯尤为严谨的儿子即使自己面临更多的危险，也不会偏离真理和诚实的界限。
《古兰经》的信徒们坚持认为书中这些规范是杰出的。不过，他们认为，阿拉伯语中对应英语中的单词公正、正义、节制、温顺和慈善，在日常使用中都是积极的含义。我们通常认为，如果不带有任何赞美来使用这些词语，这是出于对道德的无知，而不是语言的无知。但是我们是否知道，那些所谓的先知是否真的获得了恰当的道德情感？让我们考察他的描述，很快会发现，先知把赞美运用到欺诈、残忍、凶恶、报复和偏执的情形中，这些与文明社会完全不相容。在他的叙述中，似乎不存在稳固的正义规则。一种行为受到批评或赞扬的唯一标准，完全取决于这个行为是有利还是有害于真正的信徒。
遵循伦理道德真实普遍的原则几乎没有价值。不管谁提出的道德规范，不过是在说明规范本身的含义。发明慈善这个词的人都在好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同时虚伪的立法者或者先知也更加清晰和有效地用这个词，要去做好事。因为这些人只是把这样的原则添加到自己的写作中。在所有的表达中，那些带有一定批评或谴责含义的词，最不易被滥用。
我们很自然地希望寻找品位的标准。通过这样的规则，融合人的各种情感，或者至少它提供的一个结论能够支持一种情感，谴责另一种情感。
有一类哲学拒绝了这种尝试有可能成功的一切希望，认为不可能获得品位的标准。他们认为判断和情感的差异巨大，所有的情感都是对的，因为情感并没有指称自身以外的对象，只要一个人意识到它，它就是真的。而理智的所有决定因素不都是正确的，因为它们都指向自身以外的真实的东西，即它们并不总是符合某个标准。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可能提出上千个不同的观点，而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唯一的困难是确定和指出这一个。相反，一千种不同的情感可能是同一个对象引发的，但它们都是对的。因为没有哪种情感能够代表对象中最真实的存在。它只表明了对象与心灵或官能的某种一致式关系。如果这种对应关系并不真实存在，那么这种情感可能不会产生。美并不是事物自身的性质，它只存在于那些观察它的心灵中，而每个心灵观察到的美都是不一样的。甚至一个人看来是丑的，另一个人看来可能是美的。每个人应该认同自己的情感，不要妄想去规范别人的情感。寻找真正的美或真正的丑是徒劳的，就像去寻找真正的甜或真正的苦一样。从感受器官的差异来看，同一个对象可能既是甜的也是苦的。有句格言说的对，品位的争论是徒劳的。把这个原则运用到精神品位和身体品位中，既是自然的也是相当必要的。人们发现，通常常识和哲学尤其是怀疑论不同，但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即使具有怀疑精神的哲学也符合常识的判断。
不过这条原则，成为一句格言，似乎得到了常识的认可。但是确实存在另一类常识，反对这条原则，或至少会修改和限制它。不管是谁，如果认为奥格比（Ogilby）和弥尔顿、班扬（Bunyain）和爱迪生的天才和优雅方面是一样的，这肯定被认为是极度夸张，如同把鼹鼠打洞的窝说成特内里弗山峰（Fenerife）那样高，或者把小池塘说成大海那样宽。虽然有些人更喜欢奥格比和班扬，但没有人注意到这种品位的差异。我们会肯定地认为，这些自负的评论家是荒诞和极端的，这时关于品位天然平等的原则就被遗忘了。有时有些对象看起来是相似的，我们就承认这条原则，但是当那些对象完全不相似，却被拿来比较时，这条原则就自相矛盾，显得很荒诞。
非常明显的是，写作的任何规则都不是理性先天决定的，也不是理智抽象的结论，它是来自对各种永恒不变的观念的比较。写作的基础和所有实践科学的基础一样，都是经验。写作的规则是通过观察和思考所有国家和时代人们喜欢的作品，得出的一般概括。许多诗歌以及论辩的美和优雅都是建立在虚幻的、建立在夸张和隐喻或对于词语的本来意义的转化基础之上。抑制每一个想象，把每一种表达都还原成几何学真理和精确标准，这违背了文学评论的规则，因为在所有人看来这样产生的作品，都是枯燥和乏味的。虽然诗歌永远不能服从最严格的真理，但是它必须受到艺术规则的限制。这些规则是由那些天才或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的作家发现的。如果一些粗心大意或者不拘小节的作家写出了令人愉悦的作品，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因为突破了规则或秩序，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具有其他的美，而这种美合乎其他的评论规则。
这些美的力量能够突破一般的批评，给予心灵的满足能够大于其缺点所带来的损失。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作品令人愉悦，这并不是因为他的稀奇古怪的虚构，或者把严肃和喜剧的风格混合，或者故事缺乏连贯性，或者他叙述的间断性。他的作品魅力是来自他表达的有力，创作的情节多种多样，以及他对各种情感的自然描述，尤其对快乐和爱情的描述，虽然他的作品的缺点会削减我们的满足感，但并不能完全消灭它。即使我们阅读它的快乐确实来自诗歌中那些缺点的部分，也不会反驳一般评论规则，只是反驳那些特定的评论规则。这些特定的评论规则认为这样的创作肯定是有问题的。如果这些诗歌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就不可能是完全有问题的。不管这种快乐是多么的令人惊讶和难以解释。
虽然艺术的所有一般规则都是建立在经验和人性的一般情感的观察之上，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人的情感在每一个场合都应符合这些规则。人的情绪是非常微妙的，只有在许多特定的场景中才能按照那些一般和明确的原则准确地表达。如同机器人上细小的发条，一丁点儿外部阻碍或内部混乱，都会干扰它的运转，进而导致整个运转的混乱。当我们做这种实验，尝试任何美和丑的力量时，必须谨慎地选择恰当的时间和地点，为想象力创造合适的场景和倾向。心灵要极度宁静，思想要专注、注意力集中于某一对象，缺失其中任何一种因素，我们的实验结果都是不可靠的，也难以对普遍的美作出判断。自然在形式和情感之间建立的关系是非常模糊的，需要极大的准确性才能区分它们。如果要搞清楚这种关系的影响，不能只一句特定的美的作用，应通过长期观察那些历经大浪淘沙依然流传下来的作品，所引发的持久的赞美之情。
两千年前给雅典和罗马带来快乐的荷马，在现代的巴黎和伦敦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气候、政府、宗教和语言的变化，并不能抵消它的荣耀。权威或偏见可能让一位拙劣的诗人或演说家流行一时，但他的声誉不会持久或普遍。当他的作品被后世或外国人考察时，这种魅力就消失了，他的缺点暴露无遗。相反，一个真正的天才，他的作品传世越久传播得就会越广，人们对他的喜爱也越真诚。嫉妒在封闭的圈子里才有位置，对天才熟悉的人可能把不恰当的赞扬给予他喜欢的作品，当清除了这些转移注意力的东西时，那些很自然地让人愉悦的情感就会直接地表现出它的力量。只要这个世界持续存在，这些美就会主导人们的心灵。
在各种各样的品位中，似乎存在某些赞许或批评的一般原则。谨慎的观察者可以在人类心灵所有的活动中追寻到这个原则的影响。人类内部组织的原初结构中，某些特定的形式或属性会给人带来愉悦的感觉，另一些会令人不快。如果这些特定的形式或属性没有产生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身体器官有了缺陷。一个发烧的人不会认为他的味觉能够区分各种滋味，那些感染了黄疸症的人不会尝试辨别各种颜色。在每一个生物中都存有健康和不健康两种状态，只有在健康的状态中，我们才能具有品味情感和判断的正确标准。而在器官的健康状态中，人们之间的情感与感受具有很大或相当程度的一致性，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完美的观念。同样地，白天看到一个物体呈现在健康的眼睛的颜色，就是他真实的颜色，即便这种颜色只是一种幻觉。
人类的感官常有许多缺陷，这就限制或弱化了这些普遍原则的影响，而我们对于美或丑的情感依赖这些普遍的原则。虽然有些对象根据心灵的结构会自然地引发人的快乐，但并不能期望每个个体都会同等地感受这种快乐。特定的情形也会发生，要么使对象产生虚假的一面，要么会阻碍人们看到真正的对象后产生正常的想象和感知。
许多人认为缺失美的情感，一个明显的原因是缺少想象力，它是传递那些精细的情感所必需的。每个人都自认为有这种精细的想象力，每个人都谈论它，也会认为各种品位和情感符合这个标准。这篇论文的目的是要从理智的角度分析情感，因此，需要对这种精细性作出更准确的定义。我们无须从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中抽象出我们的哲学，只需考察《堂吉诃德》中一个著名的故事。
桑丘对那个大鼻子的侍从说，“我有很好的理由自称会品酒，这个理由就是我的家族有这种遗传因素。一次，我的两个家族成员被邀请来品评一大桶酒，据说这桶酒非常好，酿造年代久远。其中一个人尝了一口，想了一会儿，深思熟虑之后宣称这个酒非常好，但他在酒中尝到了皮革的味道。另外一个人经过同样的品尝，也认为这个酒很好，但他可以清晰地尝出铁的味道。你无法想象，别人是如何嘲笑他们的判断。但是，谁笑到了最后呢？把酒桶倒干之后，人们在桶底发现了一把旧钥匙，一根皮绳拴在上面。”
身体的品味和心灵的品味有极大的相似性，很容易让我们理解这个道理，虽然非常确定的是，美与丑，不是对象的属性，它们完全属于内在和外在的情感，与甘与苦不尽相同。但我们必须承认，对象中也存在一些属性，肯定引起某些特定的感觉。这些属性可能不明显，也可能相互混合在一起。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品位不会受到如此微弱属性的影响，也无法在呈现出混合味道中分辨出各种味道。不过，当人的器官非常精细时，可以感受到每一种元素，可以清楚地辨别所有的成分，我们就称为品位精细，不管是在字面上还是在隐喻的层面上使用这些词。在这里，美的一般原则得以运用，这些原则从既定的范本，从观察令人快乐或不快乐的事物中得出，它们是单独出现的，且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果同样的属性，以很小的程度在复杂的对象中出现，没有以明显的方式影响我们的感官，我们就不认同这个人自封的精细的品位，得出这些普遍规则或创作模式，就像是发现用皮绳栓着的钥匙，证明了桑丘的亲戚的判断，令那些嘲笑他们的评判者困惑。即使这个酒桶从来没被清空，他们的品位一样是精细的，而嘲笑者的品位是粗糙的。不过在那种情况下，说服每个旁观者证明前者的高明是很困难的。类似地，创作的美从来没有给予特定的方法，或者归纳成一般的原则。虽然我们从没有承认哪些作品是典范，不同程度的品位仍然存在，某些人的评判比另一些人的评判更有价值，平息那些拙劣的评论家的意见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些评论家会坚持自己特定的情感，拒绝同意对立者的意见。不过，当我们给他展示一个公开的艺术原则时，当我们让他们自己通过特定的例子理解这个原则时，他也会认同这个原则。当我们证明同样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当前的案例中，他之前并没有感受到这个原则的影响，他就必须承认，整体来说错误在他身上。他缺少这种必要的精细的品位去感知任何创作或演说中的美和瑕疵。
众所周知，每一种感官或爱能够达到完美，都能感受到最细小的对象，没有什么能逃脱它的注意和观察。肉眼可见的对象越细小，感官就越精细，感官的构造也更加精致。良好的味觉，不是需要重口味测试，而是通过一些细小的原料组合在一起，但仍然能够品尝出每种成份。尽管每种成份非常细小，并与其他成份相混淆。类似地，对于美和丑的敏锐感知，要求我们心灵品位的完美。如果一个人认为作品中的优点或缺陷能够逃过他的眼睛，那么这个人就不可能自我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完美和感官的完美是一致的。在许多情况下，精细的味觉可能给自己和他的朋友带来非常大的不便。不过，对智慧和美的精细品位肯定是值得渴望的品质，因为这是人性所能有的最美好、最纯粹的快乐之源。所有人都同意这一观点。不管在哪里获得了一种精细的品位，都需要别人的认同。获得这种认同的最佳方式是求助于那些典范和原则，这种典范和原则建立在各个民族和时代普遍的认同和经验基础上。
虽然人与人之间，在精细方面，存在天然的差别。但是提升这种才能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特定的艺术实践，经常学习或思考一种特定类型的美。不管何种类型的对象，最初出现于眼前和想象时，与之相随的感受都是模糊零乱的。心灵在很大程度上也无法判断它的优缺点。品位还未能感知这种表现的优越性，更不能区分每个优越性各自的特征，确定其品质和程度。如果就对象的整体是美或丑的作一个判断，仅此而已；即使那些缺少实践的人在作出这个判断时，也会犹豫并有所保留。但如果允许他在这些对象中获得经验，他的感觉会越来越清晰准确，不仅能够感受到每个部分的美和丑，而且还能指出每一种品质的种类判断标准，进而作出恰当的赞美和批评。在对这些对象的整体考察中，他感觉更加清晰和明朗，进而准确把握每个部分自然适用的赞美和批评的程度与类型。之前笼罩这个对象的迷雾就消散了，感官在其观察中获得了极大的完美。在没有任何错误危险的可能下，这个感官能够判断每个表象的优劣。简而言之，通过同样的方式，才能在创作的实践中熟能生巧。(https://www.daowen.com)
实践对于美的区分，非常有益，在我们判断任何重要作品之前，都必须不止一次地考察每个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与方式来关注和思考它。对任何作品的初次考察都会比较匆忙，这容易混淆真正的美的情感。读者没有弄清作品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区分风格的真正特征。各种优劣被混在一起，模糊地出现在想象中。更不用说，还有一种表面华丽的美，最初看来是动人的，后来发现与理性和情感的恰当表达不相容，最终令人厌烦和蔑视，认为价值低下。
在对任何美的秩序的沉思中，不得不对各种美的类型和程度进行比较，评估彼此的差距。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机会比较任何类型的美，他就没有资格对眼前的对象发表评论。通过比较我们才能确认到底是赞扬还是批评，并且学会恰当的赞扬和批评。最粗劣的绘画也包含了一些艳丽的色彩的模仿。虽然这些东西并不是真正的美，但仍会打动一个农民或印第安人的心灵，让他们非常羡慕。那最粗俗的歌谣并不完全缺乏和谐与自然，只有熟悉更高雅的美的人才能够指出它的旋律是非常刺耳的，歌词是非常无趣的。低俗的美会给享受过高雅美的人带来痛苦。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被认为是丑的。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最完美的作品，很自然地被认为达到了美的顶点，进而赢得最高程度的赞美。如果一个人习惯于观察、评估不同时代和民族所欣赏的作品，他不能评价眼前新的作品的价值，赋予它在天才作品中合适的地位。
如果一个评论家更充分地实践这项活动，就必须摒除任何偏见的影响，除了所考察的对象之外，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考虑。我们可以看到，每个艺术作品，为了在心灵中产生应有的作用，必须得到各种视角的考察。有些人的视角受制于那些真实的或想象的境况，不能充分评价作品的意义。一个演说家在特定的观众面前演讲，必须照顾到这些观众特定的才能、兴趣、观念、情感和偏见。否则，他难以引导他们，点燃他们的激情。观众可能对演讲者持有一些偏见，不管这些偏见是多么不合理，他也不能忽视这个问题。不过在他进入演讲的主题之前，肯定需要努力安抚观众的情绪，赢得他们的喜爱。不同时代和民族的评论者，研究他的演讲时，必须考虑所有这些情况，也必须把自己置于观众的同样场景中，这样才能形成正确的判断。类似地，当任何作品面向公众的时候，我可能与作者是朋友或敌人，搁置这种关系，我必须把自己当成一个一般的人，尽可能地忘记我的个人情况和特定的处境。一个受到偏见影响的人，并不考虑这样的条件，他会坚持自己本能的立场，没有把自己置于这种考察所要求的公正的视角之下。如果一部作品要呈现给不同时代和民族的观众，这部作品的作者没有为观众的特定视角和偏见留出空间，相反，只是充满了他的时代和地域的视角，非常武断地谴责对方眼中好的东西；如果一部作品展现给公众但其作者没有拓展自己的眼界，或者忘记他作为友人或敌人的身份，或者作为对立者或评论者的身份，那么他的情感会被滥用，他就会破坏自己的想象。至此他的品位很明显地远离了真正的标准，结果失去了所有的信誉和权威。
众所周知，在理智所考察的各种问题中，偏见会破坏一个正确的判断，摧毁理智官能的所有操作，也违背了我们的良好品位，破坏了我们美好的情感。一个有理智的人应该在这两方面克服偏见的影响。在这个方面正如其他许多方面，理性如果不是品位的基本部分，至少也是品位这种官能的运作所必要的。在所有天才型的高贵作品中，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和对应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不能理解所有的部分，对它们相互比较，进而获得整体的融贯性和一致性，这个人就不会感受到对象的美和丑。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有特定的目的，根据其达到目的的程度，我们可以考察它完美的程度。论辩的目的是为了说服，作品的历史目的是为了指导人们，诗歌的目的是通过激情和想象来愉悦人。当我们在阅读任何作品时，都必须一直思考这些目的，判断所使用的手段是否在相应的程度上实现了相应的目的。除此之外，每一种创作，即使那些最富有诗意的作品，也只是一系列的命题和推理。虽然它们并不总是最准确的，但通常是可信的，不管想象的成分有多大。悲剧和史诗作品中的主人公，肯定是具有推理、思考和行为能力的人，这些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和环境。如果没有判断能力、品位和虚构能力，一个诗人不可能有希望进行如此精细的工作。更不用指出，那些有益于理性能力提升的优秀官能，诸如概念明晰、区分准确、思想生动，都是对真正品位的运作所必要的。一个有品位的人，如果他对于某种艺术有经验却不能判断那类艺术作品的美，那是很少见的。一个有良好品位的人却没有良好的理解能力，也是很少见的。
因此，虽然品位的原则是普遍的，但是每个人的品位原则并不完全一样。虽然很少有人有资格评判艺术作品，或把自己的感觉设立为美的标准。内在感官不可能如此完美，以至于允许这些一般的原则完全起作用，以及产生对应这些原则的情感。它们要么受到某种局限，要么面临一些障碍，因此可能产生错误的感觉。如果一个评论家没有精细的品位，他的判断空泛没有区分，只会看到对象中比较粗略和突出的品质。没有注意那些精细的品质，如果他没有太多审美实践，他的判断就会混乱模糊。如果不进行任何比较，他欣赏的是只能被称作丑，是那些轻浮的美。如果他受到偏见的影响，他所有的自然感受都会颠倒过来。因为缺少良好的判断力，他没有资格品味高雅设计和推理之美，而这些美才是最高程度的美，人们都有一些不完美的因素，因此，即使在那些最具有文明的时代中，对于艺术的真正评判也只属于很少的人。只有具有良好的感官能力，精细的感觉，通过实践的提升和比较来完善并且剔除所有的偏见，才能使一个评论家具有如此宝贵的品质。这类评论家不管出现在哪里，他们的判断才是品位和美的真正标准。
我们在哪里发现这样的评论家呢？他们为人所知的标志是什么呢？如何把他们和骗子区别开来呢？这些问题令人尴尬，又把我们扔回到最初的不确定中，而这种不确定恰恰是这篇论文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我们正确考察这个问题，它与事实相关而与情感无关。一个人是否具有良好的品位和精细的想象，是否没有任何偏见，这样的人通常是争议的焦点，引起许多人的讨论和考察。但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品格是有价值的和值得尊敬的。当产生这些怀疑时，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一样，人们能做的事情就是他们必须提出最好的论证，他们必须承认有一个真正的判定标准，它是真实存在的；在求助这个标准时，必须接受不同的意见。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所有个体的品位基础都不同，一般来说，有些人因人类的普遍感受上，其品位比其他人更受欢迎，不管证明这一点多么困难，这对证明本文的观点足矣。
但是在现实中，找到品位的一般或特定的标准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困难。虽然在想象中，我们可能认为科学中存有标准，而情感中没有，但是在实践中，在科学中确定标准比在情感中更加困难。抽象的哲学理论和复杂的神学体系曾经在一个时代中流行，但在接下来的时期，这些理论又被普遍推翻了，人们揭示了其荒诞性，其他的理论和体系取代了前者的位置。之后，另外的理论和体系又取代了这个位置；这些科学结论更容易遭受偶然的和时尚性的变革。不过，论辩和诗歌的美却不是这样。对激情和自然的最好表达，在获得公众的欣赏之后会源远流长。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伊壁鸠鲁和笛卡尔可能相继臣服，但泰伦提乌斯（Terentius）和维吉尔会在人类的心灵中占据普遍的、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西塞罗的抽象哲学失去了其光彩，但他的激情的演讲仍然是我们欣赏的对象。
虽然具有精致品位的人非常少，但是他们超乎常人的健全理智和才华在社会中非常容易被区别出来。他们所获得的优势对天才之作的赞美让他们流行，在大众中产生广泛影响。许多人如果只靠自己欣赏，对美的感受是模糊不清的。一旦经过指点也能欣赏精细的艺术创作，转而真正的诗人和演说家的崇拜都会导致新的潮流出现。虽然有些偏见可能会盛行，但它没有办法联合起来抵制真正的天才，最终臣服于自然和美好情感的力量。因此，虽然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很可能在选择自己很欣赏的哲学家时出错，但很可能在选择喜爱的史诗作家和悲剧作家时长期犯错。
尽管我们作出了巨大努力寻找品位的标准，弥合人们不一致的理解，但仍然存在两种变化的根源。虽然这两种根源不足以混淆美与丑的界限，但通常让我们在赞美和批评的程度上产生差异。一个根源是，不同人具有不同的气质，另一个根源是时代和国家特有的行为方式和观念。品位的一般原则在人性中是一致的。当人们的判断有差异的时候，有些是因为他们的官能方面有缺陷，有些是因为偏见，或者缺少实践或不精细，总是存在合理的理由赞赏或批评一种品位。不过，当内在精神或外部环境多样而有差异时，这两方面又不应受到责备，也没有空间让我们肯定哪一方。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判断的多样性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尝试寻找一种标准来弥合对应的情感，是徒劳的。
与年长者相比，富有激情的年轻人更容易为爱情和美好形象所触动，年长者更喜欢对生活行为和克制情感进行哲学的反思。一个人20岁时，可能更喜欢奥维德，40岁时可能更喜欢贺拉斯，50岁时更喜欢塔西陀。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试图克制自己自然的倾向进入到别人的情感中则是徒劳的。选择我们最喜欢的作家就像选择朋友一样，要根据我们的喜好与性情。欢乐还是冲动，忧郁还是反思，不管哪个主导了我们的脾气，都使我们对与我们类似的作家产生特别的认同。
一个人可能更喜欢崇高，另一个人可能偏爱温柔，第三个人喜欢幽默。如果一个人对缺陷极其敏感，他可能喜欢矫正缺陷。一个人对于美的东西具有更强烈的情感，他可能会为其中一个壮丽的美忍受20个荒诞或缺陷。这个人的耳朵只听进简洁有力的词句，另一个人只对华丽和谐的词句感兴趣。有些人喜欢简洁，有些人喜欢过多的装饰。喜剧、悲剧、讽刺作品和颂歌都有自己的读者，都偏爱其中的某种文体。如果评论家只赞美一种类型或一种风格的写作，而批评其他所有类型和风格，这肯定是一个错误。但是不偏爱适合我们品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种偏爱既无错也不可避免，不能成为争论的对象，因为没有标准评判偏好的是或非。
出于类似的理由，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更喜欢那些类似我们自己时代和国家的图画和人物，而不是那些描述不同传统的图画和人物。我们要努力适应古代行为方式的简朴。欣赏公主们从瀑布边提水，国王和英雄们要自己做饭。我们可能认为对这些行为方式的表述并不是作者的问题，也不是作品本身的缺陷，但通常我们不会被这些作品打动。基于这样的理由，喜剧肯定很不容易从一个时代和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时代和民族。法国人或英国人不会乐于读泰伦斯的《安德罗斯女子》或马基雅维利的《克里提亚》。在这两部作品中，剧中人为那位优雅的女士，从不在观众面前现身，总是放在幕后，这符合古代希腊人或近代意大利人的幽默方式。一个知识渊博、善于反思的人可以接受这些特别的行为方式，但普通的观众不会远离自己通常的观点和情感，以至于喜欢与自己的生活完全不同的场景。
不过这引发了一种反思，可能对考察古代和现代文明的著名争议有益。在那场争论中，我们通常发现争论的一方可以为古代文明中某些看起来荒诞的行为找到理由，而另外一方则拒绝承认这样的理由，或至少认为这只能为作者辩护，而不能为作品辩护。在我看来，争论双方所讨论的主题有适当的范围。前面提到的那些特定的行为方式，都要肯定承认；对这些行为方式感到震惊很明显证明了他的品位与高雅的虚假性。诗人的纪念碑肯定比黄铜更持久。如果人们不允许生活方式和习俗的变革，不承认适合当下流行以外的任何东西，那么诗人的纪念碑就像普通的砖瓦一样摔碎在地上。就因为我们祖先的环状破颅、鲸骨衬裙和我们不一样，就应该把他们的图片扔掉吗？不过，道德和正直正当的观念随着时代发生变化，有些作品所描述的恶的行为没有表示出批评，这会破坏诗歌中的美而成为真正的缺憾，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接受这样的情感。虽然我可以因为诗人所处时代的风俗而原谅这样的诗人，但我决不赞美这种作品。好几个古代诗人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如此明显地缺乏仁爱和正直，甚至在荷马和古希腊悲剧中也存在，这相当程度地降低了出色作品的价值，让近代作家占了一定的先机。我们对于这些草莽英雄的运气和情感并不那么感兴趣，我们不乐于见到恶行和品德混淆的限度。不管我们对于作者的偏见给予多大的纵容，我们都不允许自己进入他的情感中。或者对主人公产生情感，因为我们就是认为这些主人公应该受到谴责。
不过道德原则不同于任何一种抽象观念。抽象观念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变革中，儿子接受的理论体系可能与父亲的不同。没有人能够在这方面自夸自己接受的理论始终如一不变。在任何时代和国家的艺术作品中发现的任何理论错误，都会降低这些作品的价值。我们需要扭转思考方式，去理解流行的各种观念，进而欣赏从中得出的情感或结论。不过，我们更需要极大的努力来改变我们对行为方式的判断，因为这些行为方式，与我们所习惯的方式差别很大。我们的这种努力是为了激发出与心灵长期习惯的方式不同的赞美与批评、爱与恨的情感。当一个人自信自己的道德标准是正直的，他就会真心拥护它，不会为照顾某个作家而违背心中的情感。
在所有理论错误中，最可以原谅的是天才的作品中关于宗教理论的错误。我们不应该通过评价他们的神学原则的粗陋或精细，来判断任何民族或者个人的文明或智慧。在宗教问题上，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指导人们的善良情感没有得到倾听，因为宗教问题被认为在人类理性认知之上。根据这种理论，神学上异教徒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评论家希望对古代的诗歌形成恰当的观念的话就应当忽视。我们的后人也应该用这样的态度宽容他们的前人。我们不应该把任何宗教原则归罪于一个诗人的错误，这些宗教原则只是一些原则，并没有完全主导诗人的心灵，以至于让他承担偏执或迷信的罪名。一旦发生了这些，他们就会混淆道德情感，改变美德和恶行的自然界限。根据前面提到的原则，这些因素是作品永久的缺陷，时代的偏见和错误观念不足以为它们辩护。
对罗马天主教来说，激起对其他宗教的仇恨是必要的，同时认为所有的异教徒、伊斯兰教徒和持异端者都是神愤怒和仇恨的对象。虽然这种情绪在现实中应该受到谴责，被那些狂热的信仰者当作一种美德，进而在他们的悲剧和史诗作品中表现为一种神圣的英雄主义。这种偏执破坏了法国舞台艺术的优秀悲剧《波利厄克特》（Polyeucte）和《亚塔利亚》（Athelia），在其中对特定的信仰方式具有过多的热情，同时也是剧中英雄人物的主要特征。神圣的乔德（Joad）发现莎巴与巴力的祭祀马塔说话时质问：“你在干什么？大卫的女儿会跟这个叛徒说话吗？难道你不担心大地会裂开，向你们两个喷射出火焰吗？难道你不担心这些神圣的墙壁会坍塌，压死你们吗？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要来到这里，这个神的敌人污染我们呼吸的空气？”这样的情绪在巴黎的舞台上受到极大的欢迎；但是在伦敦，观众们倒是乐于听到阿喀琉斯告诉阿伽门农，他的面目是一只狗，他的心是一头鹿；或者喜欢听到朱庇特威胁朱诺，如果她不安静下来，他就会把她痛打一顿。
当宗教原则成为一种迷信，渗透到每一种情感中，不管这种情感与宗教的关系多么遥远，它在任何高雅的创作中都是一个污点。诗人们没有理由说，他的国家的习俗存在了过多的宗教仪式，没有什么能够逃脱这种负担。如果彼德拉克把自己的情妇劳拉和耶稣基督比较，这是非常荒诞的。同样荒诞的是，自由不羁的薄伽丘非常严肃地感谢上帝和自己的情妇们，感谢他们帮助自己打败他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