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论商业
世上绝大部分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远不能获得真理的思想肤浅者，另一类是智慧非凡的思想深邃者。后者非常罕见，但是我认为他们贡献最大最有价值。这类思想深邃者提出的一些想法至少开启了一些难题的大门，也许他们需要一些技术来探求这些难题，当这些难题得到那些有更好思考方式的人的帮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发现。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类人所说的东西很不寻常也很难理解，但是一个人会很高兴能听到新的东西。如果一个作家只能告诉我们从咖啡馆都能学到的东西，这个作家就没有什么价值。
思想肤浅者往往会反对思想深刻者，比如，智慧的思想家，形而上学者等。思想肤浅者不会接受那些超越自己薄弱理解力的想法。我承认，在有些情况下，即使非常美好的想法也可能预设了谬误。在这里，任何推理都不值得信任，我们只能依靠自然和简单的思维。当一个人在具体的情境中，思考生活中的政治、贸易、经济和商业行为时，他并不需要构建精细的论证，也不需要搭建很长的因果链条。肯定会发生一些事情打乱他的思考，最后导致与预期不同的事情发生。但是当我们思考一般对象时，只能认为，我们的思考永远不可能非常细致完善。而常人和天才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们所持原则的深浅程度。一般的思考之所以看起来错综复杂仅仅是因为它们过于抽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区分开很多特定个体和从特定的情境中抽象出纯粹的、一般的情境都是非常困难的。对于他们来说，每个判断和结论都是特定的。他们无法把自己的视野拓宽到更普遍的判断，而这判断由无限的个体组成，单一的原则蕴含了整个科学。这种更广泛的思考让他们在眼花缭乱中得出结论，即使这些结论是清晰表达出来的，也会显得错综复杂、难以理解。不过不管它们如何错综复杂，只要这些一般原则是正确的，它们肯定会流行于普遍的事物中。虽然它们可能不适用于某些特例，但是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去思考普遍事物的一般进程。但是我要指出，这也是政治家的主要任务，尤其是在国家的内部工作中，公共的善也应该是这些政治家的思考对象，它取决于各种因素。这和国际政治不一样，国际政治取决于偶然性的东西，以及一些人反复无常的欲望。这就导致了特定的思考和一般的思考之间的区分，使得精细的思考更适合后者，而不是前者。
我认为在讨论商业、货币、利益和贸易平衡等问题之前，以上的导言是必要的。在这些讨论中，可能会涉及一些特别的原则，它们对一些无知的人来说显得过于精致和复杂。如果这些原则是假的，我们可以反对它们；但是不能因为这些原则很特别，我们就对它们持有偏见。
通常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以及子民的幸福，尽管在某些方面是独立的，但是它们与商业都是不可分离的。因为私人在进行贸易获得财富时，从公共的力量中获得极大的安全感，公共力量也因为个人的广泛贸易而同样变得强大。以上原则一般来说是真的，不过我也认为，这个原则可能也存在特例。虽然我们不加限制地接受这个原则，但在一些情况下，个人的贸易和财富以及奢侈不会增加公共的力量，只会去削弱它的军事力量，降低它在邻国中的权威。人是非常善变的，容易受到许多不同的观念、原则和行为规则的影响。他此时接受的某种行为方式对他来说可能是对的，但当他接受另一套相对的行为方式和规则后，他之前接受的行为方式在他看来可能就是错的。
每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口可以分为农夫和制造者。前者在土地上耕作，后者将前者提供的原料加工生产成人类社会的必需品或装饰品。一旦人们脱离野蛮状态，不再以狩猎和打鱼为生，他们肯定会分化为这两种阶层。虽然农业艺术最初在这个社会中是主流的部分。随着时间和经验的增加，土地可以维持更多人的生存，他们的数量可能超越了那些制造者的数量。
如果多出来的人从事更加精细的技术，这些技术通常被称为奢侈生产技艺，这些从事精细技术的人增加了这个国家的幸福，因为他们提供了更多获得快乐的机会。不然就没人有机会获得这些快乐。但是，这些多余的劳动力为什么不能从事另一种活动呢？为什么国家没有让他们成为海军或陆军士兵，去开拓海外殖民地，把自己的声名传播到遥远的国度？毫无疑问，土地的所有者与耕种者的欲望和想法越少，他们需要雇佣的人就越少。因此，土地的过剩可能不会去养活商人和制造者，相反可能会去支持海军和陆军，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大量的艺术作品来满足特定的人的奢侈欲望。因此，国家的扩张和臣民的幸福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对立。当所有剩余劳动力都为公共社会服务就是这个国家最庞大的时候，而个体公民的闲适和便利要求这些劳动力为他们服务。一个人的满足肯定是以牺牲别人的满足为代价的，一个国家的野心如果侵害了个体公民的奢侈享受，那么个体公民的奢侈享受肯定会减少国家的力量，进而遏制国家的野心。
以上的推理并不奇怪，而且它是建立在历史和经验的基础上的。斯巴达共和国肯定要比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拥有同样人口的国家都要强大，但他们缺少商业和奢侈品，农奴们（伊洛底人Helotes）是劳动力，斯巴达人（Sparta）是战士或绅士。显然，如果这些斯巴达人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让社会中有大量的贸易和制造业的工作需求，那么农奴们的劳动无法养活如此多的斯巴达人。类似的政策在罗马帝国中也存在。事实上，在整个古代历史中，最小的共和国建立并养活的军队，要比如今那些居民数是他们三倍的国家养活得还要多。有人计算过，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战士和居民的比例没有超过一比一百。但是我们可以读到，罗马城虽然土地面积很小，但在早期却建立并维持了十个对抗拉丁人的罗马军团。雅典的统治面积并没有约克郡（Yorkshire）大，但是却派出了将近四万人征战西西里（Sicily）。据说，老狄奥尼索斯（Dionysius）拥有十万步兵，一万骑兵，还有四百只船的舰队。虽然他的领土还超不过叙拉古（Syracuse）的大小，大概是西西里岛的三分之一，以及意大利和伊利里亚（Illyricum）海岸线上的一些海边港口。事实上，古代的军队在战争中依赖掠夺，但是敌人不会掠夺吗？掠夺比任何其他的方式对征税都具有更大的摧毁性。简而言之，与现代国家相比，古代国家力量强大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缺少商业和奢侈品。农民的劳动所养活的艺术家越少，就可以养活越多的士兵。罗马历史学家李维（Livy）曾经说过，在那个时代，罗马很难征召到和它早期一样庞大的军队来征战高卢人（Gauls）和拉丁人（Latins）。在卡米卢斯时代（Camillus），这些士兵为了自由和帝国而战，而到了奥古斯都时代（Augustus），这些时代的人们为了音乐家、画家、厨师和裁缝们而战。如果土地在两个时代都同样肥沃，它就肯定可以养活同样数量的军队。在奥古斯都时代，人们并没有添加任何生活必需品。
在这个时候，人们很自然地要问，这些国家是否不会回到古代的原则，思考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自己臣民的利益？我的答案是，在我看来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古代的政策是粗暴的，违背了自然和日常的规则。众所周知，斯巴达人的管理法律十分特别，这个共和国也受到每个人的尊敬。人性在任何民族和时代中都是一样的。如果历史的证据不是这么确定，这样的政府只会被认为是哲学的虚构，永远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尽管罗马比其他古代的共和国所支持的原则更自然一些，但是仍然有一些极端偶然的情况使这些国家走向急剧的灭亡。这些国家是自由的，面积不大，但那个时代崇尚武力，邻国持续地扩大武装。自由的风气很自然地会影响公众的精神，尤其是在小的国家中。当民众一直面临威胁时，公众的精神肯定会提升。人们有义务每时每刻去捍卫自己，抵抗最大的威胁。持续的战争让每个公民都成为了一个战士，他们轮流去战场，在战争中他们完全依靠自己，这类似于很重的赋税，但是那些沉迷于战争中的人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这些人更多地是为了荣誉和仇恨而不是为收入而战，他们并不了解赚钱方式，也不知道勤奋工作，对快乐也一无所知。更不用提及，这些古代共和国的居民们在财富方面具有极大的平等，属于不同占有者的每一块土地都能够维持一个家庭，即使在没有贸易和制造业的情况下，也能够养活相当数量的人口。
虽然自由和尚武的民族缺少商业和制造业，但这有时会让公众更有力。而毫无疑问的是，在人类的日常行为中，人们的倾向会非常不一样。国家必须真实地面对自己的臣民，不能伪造剧烈的变化去改变臣民的原则和思考方式。剧烈的变革和人类生活的多元化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和各种机缘巧合才能形成。支撑特定社会的原则越不自然，立法者在提出和发展它们的时候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立法者的最好策略就是去遵从人类的一般特征，提出易于接受的改进方式。现在根据事物最自然的状况，工业、艺术和贸易可以增加国家的力量，也可以增加普通民众的幸福。如果引入非常暴虐的政策，就会威胁到公众的力量，也会导致个人的贫穷。只需进行简单的思考就会了解到这些懒惰和残暴将要导致的后果。
在制造业和机械技艺没有得到发展的地方，人们会致力于农业。如果他们的技艺和工业得到发展，他们的生产力就会远远超出所需要的。如果他们不能用盈余的产品换得给他们带来快乐和虚荣的东西，他们就没有动力来提高自己的技艺和工业，那么好逸恶劳的习惯自然就会流行。大片土地被抛荒，而那些被开发的土地因为农民缺少技术，并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在任何时候发生公共紧急事件，都需要大量民众投身于公共事务。这时农民的劳动就不能提供过剩的产品用于支持这些投身公共事务中的人。这些劳动者的技术和劳动力并不能突然提升，那些被抛荒的土地也不能在短暂的时间里变成耕地。但是与此同时，军队要么突袭、暴力征战，要么因缺乏军需品而解散。因此这样的民族不会有规律地攻击或防卫，而他们的士兵肯定和他们的农民与制造业者一样对技艺一无所知。
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通过劳动来购买，而我们的激情是劳动的唯一原因。在一个制造业和机械技艺都很发达的国家，地主和那些农民就会把农业当成一门科学，他们的生产力和注意力也会增加。劳动生产出的过剩的产品并没有浪费，而是用来与制造业者进行交换，获得新的产品，进而满足人的奢侈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不仅仅养活了种地的农民，也为其他很多人提供了生活必需品。在和平安宁的时代，这些过剩的产品到了制造业者和人文艺术推动者手中，但是把这些制造者转换为士兵，用那些过剩的产品来维持他们，都是很容易的，而这些过剩的产品是来自于农民的劳动。相应地，我们发现，所有的文明国家都是这样。当一个国家组建一支军队时，后果是什么？它会征税，而这种税收强迫所有人去缩减生活必需品。那些依靠这些必需品劳作的人要么参加军队，要么从事农业劳动。因此，这就强迫一些手工劳动者因为缺少生意加入到军队中。概括来说，制造业者增加了国家的力量，因为他们储存了如此多的劳动力。只有政府有权力使用这些劳动力而不会剥夺任何人的生活必需品。因此，超出必要的劳动力越多，国家的力量就越大，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人很容易投入到公共服务中。在一个没有制造业的国家，即使人口一样多，但是可能劳动力的数量和类型都不一样。所有的劳动力都要投入到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中，丝毫不能减少。(https://www.daowen.com)
因此一个国家的强大和民众的快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和制造业。强迫农民进行艰苦的劳作，以便从土地中获取维持他自己及其家庭的资源，这是一种非常粗暴的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为农民提供制造业和商品，他们将会主动工作。之后你会发现，获取农民多余的收获，投入到社会公共服务但不给他们惯常的回报，将会非常容易。一旦习惯这种辛勤劳作，他们会认为，与国家强迫他在没有任何回报的情况下增加劳动相比，这种做法不会让他们那么痛苦。这个国家中的其他成员所面临的境况也是如此。各种剩余的劳动越多，从这些多余的劳动中可以获取的产品数量越大，而且也不需要对它作出太多明显的改变。
公共的粮仓、储衣库和弹药库的充足保证了国家的财富和力量。商业和工业储存的劳动力，在和平年代只是用于满足个人的快乐。在国家处于紧急的状态时部分地服务于公共的福祉。我们可以把一个城市变成某种军事训练营，可以把每个人培养成军事上的天才。只要他们对公共的福祉具有极大的热情，就会让他们愿意经历苦难，以便服务大众。这些情感在现在或在古代都足以推动工业发展以及支持社区。所以，在军事训练营中，有必要废止所有的艺术和奢侈品。限制装备和家具让整个供给和草料维持的时间更久，而不是让这个军队配备多余的仆人。虽然这些原则看起来非常困难，但是有必要通过其他的情感来统领他们，激发他们的贪婪和勤劳，唤起他们对艺术和奢侈品的向往。在这种情况下，军事训练营如果增加了更多的随从，军需品就会增加，整体的和谐仍然得以维持，心灵的自然倾向也得到了尊重，个人以及集体也会遵从这些原则。
这种推理的方法也让我们看到国际贸易的优点：增强国家力量，增加公民财富，提升公民快乐。国际贸易增加了国家中的劳动量，而政府可以把其中必要的部分转化成为公众的服务。国际贸易可以通过进口为制造业提供新的原料，通过出口国内无法全部消费掉的特定产品来提供劳动力。简而言之，进出口量大的国家，相较于一个仅生产国内消费品的国家，生产精致艺术品和奢侈品的工业肯定更加发达。因此，进行国际贸易的国家会更强大、更富有、更快乐。公民个人会从这些商品的利润中获利，让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公共领域也从中受益，因为储存了更多的劳动力，以备满足发生公共紧急事件时的需求；大量的劳动力也得以维持，随时可以投入到公共服务中，而不必剥夺任何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没有给生活带来巨大的不便。
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绝大多数国家中，国际贸易都促进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还推动了国内奢侈品的生产。我们会更倾向于使用国外的商品，因为这些商品是现成的、崭新的。消费国外商品的诱惑超过了对改进国内商品生产的兴趣，所以国内生产进展缓慢，毫无新意。出口那些国内剩余的商品到那些土壤和气候不适合生产这种商品的国家，能获得巨大的利润。进而，人们熟悉了奢侈品带来的快乐，商业带来的利润。而一旦人们意识到商品的精细和效用，他们的精巧之心和勤勉精神就会被唤醒，并将其投入到国内和国际贸易各个分支的改进中。这可能是对外贸易所带来的主要益处。它让人摆脱自己的懒惰，他们通过奢侈品来呈现出一个民族更加快乐和富裕的一面。之前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会在他们心中唤起对更加美好生活方式的欲望，这种生活方式是他们的祖先从未享受过的。同时一部分商人掌握了进出口的秘诀，获得了巨额利润。他们在财富上成为古代贵族的对手，也诱使其他冒险者在商业上成为他们的竞争者。国内制造者模仿国外生产技术，试图让国内产品变得完美，钢和铁经由他们勤劳的双手变得和印度的黄金与宝石一样值钱。
当社会事物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使这个国家失去了绝大部分国际贸易，仍然会是伟大而有力量的国家。如果外国人不从我们这里购买某个特定商品，我们必须停止生产它。相同的劳动力可以转向生产在国内有需求的其他产品；必须保证生产原料的供应，以保证这个国家中每个人都占有大量财富，想要的产品都数量繁多品质完美；而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可能出现。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但它基本上没有海外贸易。
我希望，随着大量的机械工艺占据优势，从事这些生产的大多数人也会获利。这种讨论对读者来说并不是多余的。公民的比例失调会让一个国家变弱。如果可能，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不仅仅是出于对生活必需品的占有，也是为了生活的便利。毫无疑问，这样的平等最合乎人性。这不会从富人中剥夺他过多的快乐，但是会给穷人增加极大的快乐，也会增加国家的力量，让人们更加乐于纳税。当少数人占有大量财富时，这些人必须为公共必需品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当财富广泛地散布，每个人感受到的压力就不会多，税收就不会对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造成明显区别。
另外，当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时，这些人肯定会占有所有的权力，他们很可能会谋划让穷人承担所有的压力，更加压迫他们，以至于打击他们辛勤工作的动力。
在目前的境况下，英格兰所占有的优势是前所未有的。毫无疑问，英国人在国际贸易中一定程度上处于劣势：劳动价格过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工匠们的财富以及通货膨胀。但是因为国际贸易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它不能够与成千上万人的快乐进行比较。如果对他们来说，他们头上的自由政府不是那么重要，仅仅以上这一点就足够了。普通民众的贫穷是绝对君主制的必然结果。虽然我怀疑，他们的财富是否是自由的必然结果。自由必须附加一些特定的因素和思考的转变，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培根伯爵（Lord Bacon）解释英国在与法国人的战争中所获得的好处时，把它们主要归功于英国民众的自由和财富。但是这两个王国的政府在那时基本上差不多。这两个国家的工人薪水都很低，只能保留很少的一部分劳动成果。对他们来说，即使在一个自由政府中，改善自己的处境或者想办法提高工资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独裁统治下，即使当他们习惯于一个更加富裕的生活方式，富人们很容易合谋压迫劳动者，把整个税收的负担转到穷人的头上。
认为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普通民众的贫穷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土壤的极度肥沃和气候宜人导致的，这样的观点可能显得有些奇怪。不过，要解释清楚这个观点并非难事。在这样富饶的土地上，正如在其他很多南方地区一样，农业生产非常容易。即使一个人只有两匹老马，也能够在一个季节里耕种大量土地。土地的收成将足以支付土地的租金。农民所知的耕种技术就是在土地贫瘠之后让它闲置一年，温暖的阳光和适宜的气候将会使其肥沃，恢复到适合耕种的状态。因此，这些农民只需要简单的耕作，他们并没有储存财富，同时他们完全依赖自己的地主，这些地主并没有签订租约，因为并不担心他的土地受到不当耕作方式的摧毁。在英格兰，土地虽然肥沃，但比较粗糙，必须以很大的成本来培育。当没有得到精心照料时，只会生产出一般的庄稼，这样只有在几年之后才能获得一些收益。因此，在英格兰，一个农民必须有相当数量的储备，而且要签订相当长的租约，才能产生一定的利润。法国的香槟地区（Champagne）和勃艮第地区（Burgundy）的优等酿酒区经常要向地主缴纳每英亩五磅的地租，而这些土地是由农民耕种，他们非常贫穷。他们贫穷的原因是这些农民不需要任何存货，只需要自己的体力和农业设备，而这些设备他们只需要20先令就可以购买。在这些国家，农民通常过得还可以。那些过得差的通常是那些不会太辛勤地耕作土地的人。上述理由在这里同样适用。人们获得利润与他们的付出和所冒的风险是成正比的。数量众多的农民身处困境时，这个社会的其他人应分担他们的贫穷，不管这个国家的政府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
关于人类的一般历史，我们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为什么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没有取得任何艺术或文明的成就，也没有达到高度的政府管理形式和军事纪律，而温和气候的民族虽然不具有这些有利条件，却取得了这些成就？这可能是因为在这些热带地区，温暖的气候使得衣服和住房对居民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因此部分地剔除了工业生产和发明所需要的激情。无需指出的是，当没有人需要这些商品的时候，人们之间的争议就会更少，也就不需要建立国家机器或权力来保护他们以免国外的敌人或彼此之间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