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论民族性格
那些最粗俗的人通常极端地体现了民族性格，一旦它成为一种原则，那些无赖的、懦弱的和无知的人就会毫无例外地用这种眼光看待每个人。理性的人会谴责这种毫无区分的判断，同时他们也会认为每个民族都有一套特别的行为方式，有些特定的品格在某些民族中表现得更突出。瑞士人可能比爱尔兰人更坦诚，据此，一个睿智的人因此在和这两个民族打交道时，对他们的信任度就不一样。我们有理由在法国人而不是西班牙人身上发现更多的智慧和快乐，虽然塞万提斯出生于西班牙。人们通常认为英国人比丹麦人更有知识，虽然天文学家第谷是一位地道的丹麦人。
这些民族特征是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有些是精神因素，有些是自然因素。在这里，我说的精神因素指的是，更适合在心灵中产生动机和理性的所有外部环境，使得一些特定的行为方式更适合我们。这类因素包括政府的形式、公共事务的变革、人们生活方面的富足或贫乏以及这个民族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等等。而物理（自然）因素，指的是气候的特点，它会影响人的脾气，改变身体的习惯，形成外表和肤色。虽然反思和理性有时候可以克服这些物理因素，但它仍然会对人的一般特征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
一个民族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神因素。这一点对那些肤浅的观察者来说，也肯定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一个民族只是一群个体的集合，而这些因素通常决定了这些个体的行为方式。贫穷和辛苦的劳作减少了普通民众的心灵活动，让他们不适合进行任何科学和创造性的活动。任何政府只要压迫他的民众，肯定会影响民众的脾气和天赋，肯定会在民众中废止所有的人文艺术。
精神因素的这个原则也塑造了不同职业的品格，甚至改变了特定成员天生的才能。在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中，一个士兵和一个神父具有不同的性格，这种差异是环境造成的，环境的作用是永恒不变的。
士兵生与死的不确定性让他们成为非常慷慨和勇敢的人。他们的懒散与他们在军营及所处的更大社区结交的同类让他们贪图享乐，喜欢向女人献殷勤。士兵经常更换部队和地方，让他们比较坦诚、举止良好。因为他们的工作是抵抗公开的敌人，他们非常的坦率、诚实。士兵更多的使用身体而不是心灵的力量，他们通常没有太多想法，也比较无知。
所有宗教的神职人员都是一样的，这种观念是陈腐的，但并不是一个错误的观点。虽然这个职业的特征不会主导每个神甫的性格，但它总会主导绝大多数神甫的性格。正如化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当酒精达到一定浓度，多种物质所能提炼的酒精都是一样的。所以，神甫从一般人中提升出来，获得了一种相同的性格。这种性格完全是神甫自己的性格，在我看来，一般来说，它是在人类社会中所能找到这样和蔼的性格。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性格与士兵的性格是对立的，同样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对立的。这是他们的性格产生的原因。
关于物理的因素，我倾向于怀疑他们对于个体的作用。我不认为，空气、食物和气候会对人们的脾气和天赋造成影响。不过，我要承认，在一开始看来，相反的观点似乎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会发现，环境对于其他动物也会有影响。即使那些似乎适合在所有气候中生活的动物，诸如狗、马等，并不会在所有的气候中造成完全的影响。牛头犬和斗鸡所具有的勇气，似乎在英国特别明显。佛兰德斯（Flamders）盛产体型硕大的马，西班牙盛产体型瘦小但耐力极佳的马。然而，当这些物种的任何一个品种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时，会很快失去它们从原初气候获得的品性。有人可能会问，人的情况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还有比这个问题更尖锐的一些问题，通常出现在我们关于人类事物的考察中，因此需要对它们进行全面的讨论。
人类的天性善于模仿，当一群人经常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形成类似的生活方式，彼此不传播各自的优缺点，这是不可能的。任何理性的动物对于群居生活具有强烈的倾向，而同样的倾向使我们深入到彼此的情感中，相近的冲动和好恶等在群体中很容易传播开来。当一群人形成一个政治群体时，他们交流的机会是非常频繁的，同时因为商谈、防卫、商业和政治，以及使用同样的语言，他们肯定会在行为方式上具有相似之处，进而具有共同的民族特征。当然，他们也都有彼此相异的个性。不过，自然造出了各种各样的脾气和理智，这并不意味着自然以相同的比例创造了它，也不意味着每个社会中，勤劳和懒惰、勇敢和懦弱、仁爱和野蛮、智慧和愚蠢将以相似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在社会的早期阶段，如果这些性情中的某一个比其他表现得更充分，它自然会在民族的特征构成中占主导地位，使民族特征具有它的特点。或者我们可以认为，没有哪一种脾气可以被理性地认为占主导地位，即使在那些凭契约构成的社会中，也不会出现不变的同等的比例。当然，处于权威中的人，即使在一个契约社会中，也不可能具有完全一样的性格。而他们对民众行为方式的影响会持续保持较大的影响。在最初的共和制中，一个布鲁图斯（Brutus）式的人物应该掌控权力。他对自由和公共的善具有很大的热情，会忽略所有自然的纽带或者私人的利益。这样有影响的典范自然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会让每个人燃起同样的激情。不管是什么因素创造了一代人的行为方式，下一代人肯定会接受同样的方式中最深层次的因素。人们在童年时期非常容易接受各种影响，只要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会保留这些影响。那么我认为，所有的民族特征只要他们不是取决于特定的精神因素，都会受到这些偶然因素的影响。而物理因素，对人类的心灵没有明确的作用。哲学中存在这样的原则，即没有显现的原因可以认为是不存在的。
如果我们跑遍全世界或阅尽历史典籍，就会发现，到处充满了同情或相互影响的行为方式，却不会发现，它们受到空气或气候的影响。
第一，我们会看到，当一个庞大的政府建立了数个世纪，它会把一种民族特征传播到整个帝国，把类似的行为方式传遍帝国的每个部分。因此，中国人具有可以想象的最普遍的性格。但是在那么一个巨大的国度里各个地区的空气和气候差异很大。
第二，在小国中，虽然相互临近，但各国人民有不同的性格。他们通常在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就像在相距遥远的国度一样。雅典和底比斯的距离在一日之内，但雅典人以真诚、有礼貌与快乐而出名，底比斯人以迟钝、土气和冷漠而出名。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曾经讨论过空气对人的心灵的影响，他观察到比雷埃夫斯（Piraeum）的居民与雅典高地上的居民相比具有不同的脾气。虽然两者只有四英里的距离。但是我不认为，任何人会把瓦平（Wapping）和圣詹姆斯（St.James）两地居民行为差异归因于空气和气候的差异。
第三，同样的民族特征通常因为政府的权威而具有明确的界限，当人们渡过一条河，翻过一座山，就会发现，在一个新的政府统治下会有新的行为方式。朗格多克（Languedocians）和加斯科（Gascons）的居民是法国人中最快乐的；当你穿越比利牛斯山，就来到西班牙。难道我们认为这些空气的质量会完全根据那些由战争、谈判、婚姻等偶然的因素决定的国界的变化而变化？
第四，当一个族群的人分散在各个国家的时候，他们仍然维持非常紧密的联系，就会具有相似的行为方式，进而与他们所生活的国度中的其他人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因此，欧洲的犹太人和东方的亚美尼亚人具有特定的性格。虽然前者以欺诈出名，后者以正直闻名。耶稣会（Jesuits）会士是所有罗马天主教国家中最具有独特品格的宗教人士。
第五，任何偶然因素，诸如语言、宗教方面的差异，可以使处于同一国度中的两个民族彼此分离。可能在几个世纪之中，他们彼此保持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行为方式。土耳其人的正直、严肃和勇敢与现代希腊人的欺诈、轻率和懦弱形成鲜明对比。
第六，同样的行为方式可能在一个民族中一直存在，与同样的语言和法律一起追随他们遍布整个世界。即使在热带地区的西班牙、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七，人们的行为方式随着年代的变化，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这可能是因为政府的更替、新的人群的涌入，或者由于人类生活的反复无常导致的。古代希腊人的天才、勤奋和活力，与现在这个区域中居民的愚蠢和懒惰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古代罗马人具有正直、勇敢和热爱自由的品格，现代罗马人倾向于狡诈、懦弱和盲从。古代的西班牙人是躁动的、骚乱的、极为好伐，当他们被罗马人缴掠之后，内讧让他们自相残杀。但目前（至少我们会在50年前就发现）让现代西班牙人拿起武装与过去让其放下武器同样困难。巴达维亚（Batavia）人天生是战士，受雇于罗马军队；而他们的后代，因同样的目的雇佣外国人当兵，就像罗马人对待他们的祖先一样。虽然法国人的性格中拥有恺撒所赋予的高卢人的特点，但是现在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礼节、仁爱、博学与古代人所具有的野蛮、无知和粗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没有必要坚持现在的英国人和被罗马人占领之前的英国的巨大差异，我们可能会发现，几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祖先沉迷于最绝望的迷信之中，17世纪他们充满了最强烈的宗教激情，现在却对宗教事务完全冷漠，这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度都是一样。
第八，几个临近的民族在有紧密的联系时，这可能是政策、商业或旅行方面，相似的程度与交往密切的程度一致。因此，所有的法兰克人（Frank）似乎和东方民族具有一致的性格。他们之间的差异，更像是不同省份之间口音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并不容易分辨，除非那些听习惯了的人，而外国人不具备这种能力。(https://www.daowen.com)
第九，我们通常会谈论某个民族具有混合的行为和性格，他们说同样的语言，服从于同一个政府。在这一方面，英国人可能是最出名的，即使在全世界范围也是这样。这不能够归因于气候的变化，或者其他任何物理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在邻近的苏格兰也存在，但不具有相同的效果。如果一个民族的政府是共和制，很可能会产生一种特定的行为。如果是君主制，可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对于统治阶层的模仿，会把民族的行为方式迅捷地传播到普通民众中去。如果一个国家的当权者完全由商人组成，就像荷兰一样，他们共同的生活方式将会决定他们的性格。如果他们的当权者，主要由贵族和拥有土地的乡绅构成，诸如德国、法国、西班牙，也会有同样的结果。一个特定阶层的精神或者宗教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不过，英国政府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体，权威阶层是由乡绅和商人构成，各种宗教在他们当中存在，每个人所享有的极大自由和独立允许他特立独行。因此，英国人与世界中的其他人相比，是最没有民族特征的，除非这种特定的情形发生变化。
如果人的性格取决于空气和气候，冷热的程度会很自然地产生应有的影响。因为没有什么比冷热对于植物和野兽具有更大的影响。不过，确实存在一些理由，认为所有的民族只要他们生活在两极或热带之内，肯定都不如两极和赤道以外的种族。因为这些人不能获得人类极大的心灵成就。这个地球北部的贫穷和苦难以及南部居民的懒惰，是因为他们具有更少的生活必需品，也许这才解释了他们之间巨大的差异，而不是求助于物理因素。不过肯定的是，在温和气候中的民族性格，通常是比较混杂的。一般对在这些温和气候中偏南方或偏北方的人已经形成的一般看法中，几乎都是没有根据和错误的。
我们可以说，靠近太阳的地区容易激发人们的想象力，给予人们特定的精神和生气。法国人、希腊人、埃及人和波斯人皆以快乐闻名，而西班牙人、土耳其人和中国人皆以死板而闻名，气候的差异并没有造成这些性格上的差异。
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其他民族都是野蛮人，认为偏南部气候的人才有天才和知识，北方民族没有能力获得知识和文明。但是，我们这个岛国也诞生了许多伟人，这些伟人在事业或学识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即使希腊人或意大利人也会为之夸奖。
有些人认为，随着地域越靠近太阳，人们的情感变得越精细，对美和优雅的品位会随着纬度的变化而得到提升。我们尤其在语言中观察到，南方的语言更加柔和悦耳，北方的语言更加刺耳和不协调。但这种观察并不是普遍的真。阿拉伯语听起来令人不舒服，俄语听起来非常柔和有乐感。强度和硬度高是拉丁语言的性格，意大利语是世界上最流畅、清晰、圆润的语言。每种语言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行为方式，但更多的取决于最初的词语和声音。词语和声音来自于人类祖先，即使人类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词语和声音仍然保持不变。没有人会怀疑这点，现在的英国人要比特洛伊战争后数个时代中的希腊人更有礼貌和学识。但是弥尔顿（Milton）的语言和荷马的语言是无法比较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和改进，但是语言不会。有这样的变化少数的天才会把自己的品位和知识传播给所有人，并引起巨大的进步。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写作塑造了语言，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语言的进一步变化。
培根伯爵认为南方的居民一般比北方的居民聪明，不过寒冷气候的居民中出的天才要比南方的天才具有更大的潜力。贝克莱（Berkeley）证实了这一观察，他把南方的天才比作黄瓜，基本上每根黄瓜都很不错。但即使最好的黄瓜仍然是一种乏味的水果，而北方的天才更像西瓜，可能不到五十分之一是好的。但是，当它确实很好的时候，味道鲜美极了。我相信这种观点只适合于当下的欧洲民族，而不适合古代欧洲。不过我认为，从精神的因素解释，所有的科学和人文艺术是从南方引进的，很容易想象，最初运用它们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沉醉于其中的只是少数人，他们会竭尽全力地使之达到完美。这些模范人物会把知识传播到各地，进而在人们中间赢得了对科学的普遍尊重。之后，毫无疑问，人们不再那么辛苦。他们不会受到极大的鼓舞，也不会因为他们的成就而赢得巨大的荣誉。因此科学在人们中的普遍传播，以及民众无知和鄙俗的摒除，也在特殊的人中间很少取得显著的完美成果。在《论演讲术》这篇对话录中似乎认为韦斯芭芗（Vespasian）时代，人们比西塞罗和奥古斯都时代都更有学识。昆体良也曾抱怨过，所有人都变得有知识。朱文纳尔（Juvenal）曾经说道：“之前科学只局限于希腊和意大利，现在整个世界都模仿罗马和雅典。优雅的高卢人教会了英国人懂得法律。即使极北之地的人也知道了聘请修辞学家来教育自己。”知识的这种状况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因为朱文纳尔是最后一位天才的罗马作家。在他之后那些成功的作家得到重视，就是因为他们记录了历史，提供了知识。后来的俄国人转向科学，希望这不会变成类似于我们目前的学术状况。
本蒂沃利奥（Bentivoglio）主教认为，北方民族比南方民族更加正直和真诚。他提到，他也把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弗拉芒人（Fleming）和德国人进行比较。不过我认为，这是一种偶然。古代（在南方）的罗马人似乎曾经是一个正直和真诚的民族，就像现在的土耳其人在北方一样。不过，如果我们必须假设，这种情况肯定来自特定的原因，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特殊的情况都可能会发生，而通常的情况是差不多的。欺诈通常伴随着无知和野蛮，如果一个文明的民族接受阴险而狡诈的政治，这是因为他们过度的优雅，使得他们不愿意接受通往权力和荣耀最直接的道路。
绝大多数征战都是从北方到南方，自此有人推断北方的民族具有更高程度的勇气和凶猛。但更合适的观点可能是，绝大多数征战是贫穷对富裕民族抢掠。撒拉逊人（Saracen）离开阿拉伯沙漠，向北征战，掠夺了罗马帝国富饶的省份，在半路上碰到了土耳其人。而土耳其人正从鞑靼沙漠向南征战。
著名作家坦普尔（Temple）曾说道：“所有勇敢的动物都是食肉动物，而巨大的勇气是在那些饮食非常具有能量的民族而不是半饥饿的民族中诞生的，英国的饮食就非常具有能量。但是瑞典人虽然在食物方面不具有优势，但是在战争的勇气方面并不逊于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
通常我们会发现，在所有的民族特征中，勇气是最不稳定的。因为它只是间断地表现出来，而且只是在每个民族的极少数人身上体现。而勤劳、好学和文明具有持久和普遍的特征，可能在数个世代以后整个民族都会习以为常。勇气的延续必须通过训练、典范和流行观念的影响。恺撒的第十军团和法国的皮卡迪（Picardy）军团都是从民众中选择出来的，一旦他们有了自己是整个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这种观念，那么这种观念就会让他们真的成为这样的部队。
作为流行观念影响勇气的例子，我们可以考察希腊的两个主要部落：多利安人和爱奥尼亚人。前者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通常比后者显得更加勇敢和具有男性气概。虽然两个部落的殖民地在整个希腊小亚细亚、西西里、意大利和爱琴海的诸岛屿境内交错分布，雅典人是爱奥尼亚人中唯一具有勇敢和军事成就名声的人，虽然他们不如多利安人中最勇敢的拉塞东（Dorians）人。
关于不同气候中的民族的差异，我们唯一能采信的观察就是比较通俗的一种，即北部地区的人通常更喜好烈酒，南方人更喜好爱情和女性。我们可以用物理因素来解释这种差异。葡萄酒和烈酒可以温暖寒冷气候中人们受冻的血液，让人抵抗气候的伤害。面对烈日的国家，太阳的温度让血液沸腾，点燃了两性之间的激情。
也许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精神因素来解释。在北方烈酒是非常罕见的，因此更加令人垂涎。狄奥多罗斯·希诗卢斯（Diodorus Siculus）告诉我们，在他那个时代，高卢人都是一些沉迷于酒精的醉鬼。不过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烈酒在当时是非常罕见而新奇的。另外，南方气候炎热，男性和女性经常半裸着身体外出走动，因此让他们的交往变得更加危险，容易点燃彼此的激情。这让父母们更加谨慎，反而促进了激情的燃烧。更不用说，南方的女性早熟，因此有必要在他们的教育中更加地谨慎并给予更多关注。非常明显的是，12岁的女孩不具有支配自己激情的能力，直到十七八岁的时候，才不会受到激情的危害。没有什么比得上悠闲舒适更容易激发爱的激情，也没有什么比得上勤劳和辛苦的工作更能消解爱的激情。在温暖的气候中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不及在寒冷气候中明显，仅仅这种状况就会在他们的性格上造成巨大的差异。
也许我们应该怀疑这些事实，即自然要么出于精神的或物理因素，把这些相应的倾向赋予不同气质的人身上。古希腊人虽然生活在温暖的气候中，似乎沉醉于酒瓶中，而他们享受宴饮的快乐，完全是对饮酒的沉醉，男人们离开女人，在这些活动中消费了大把的时间。当亚历山大大帝把希腊人带到更南面的波斯地区时，他们加倍地堕落了自己的这种习惯，同时仿效波斯人的放荡行为。在波斯人中，醉鬼的品格是受尊敬的。小居鲁士（Cyrus the Yanger）恳求清醒的拉西地摩尼亚人（Lacedemonans）帮助自己的兄长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这主要是因为拉西地摩尼亚人更勇敢、更慷慨，同时也更能喝酒。大流士（Darius Hystaspis）在自己的墓碑上刻着：在他所有的品德和国王气质中，其中一项就是没有人比他善豪饮。你通过邀请黑人喝烈酒，进而可以要求从他们那里获得任何东西。如果你给他们一桶白兰地，这些黑人会愿意出卖任何东西，不仅仅是自己的孩子，还有他们的妻子和情人。在法国和意大利，只有很少人喝烈酒，除了在夏季最炎热的日子里，必须喝点烈酒，恢复被炎热消耗的精力。诸如在冬季的瑞典，为了温暖被严寒冻僵的躯体。
如果嫉妒可以作为爱欲的证据，没有谁比俄国人更容易嫉妒的了。在与欧洲人交往之前，他们在这方面的行为方式最好有所改变。
假设通过物理的原则，自然确实非常有规则地把两种情感分配给北方人和南方人。我们只能推论，气候只是影响了我们身体中最粗糙的肉体器官，而不是那些更精致的心灵器官。后者决定了我们心灵和理智的运作，这也适用对自然的类比。那些受到精心照料的动物物种并没有因此衰退，尤其是马，它们总是在体型、斗志和敏捷中表现出它们的血统。但是，一个花花公子可能会生出一个哲学家，就像一个虎父可能会生出一个犬子一样。
我对此问题的结论就是，虽然对酒精的喜好要比对爱情的欲望更原始和堕落，如果恰当地管理和支配，这种欲望是所有教养和优雅的来源。不过一开始，我们可能认为，南方的气候不具有很大的优势。当爱的欲望越过了某种限度后，就会心生嫉妒，割裂了两性之间自由的交往，这恰恰是一个民族文明礼节的基础。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做更仔细考察会发现，在较温和气候中的人更可能得到全面进步。他们的血液不那么容易激动，而变得嫉妒，但他们的血液足够温暖，恰当地肯定并赋予了女性的魅力和才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