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艺术中的高雅
“奢侈”（Luxury）一词的含义具有不确定性，可以同时在好的和不好的意义上使用。一般来说，它指的是对于感官满足的极大提升。如果根据年代、国家或个人条件来说，某种程度可以是好的或不好的，不能完全界定品德和恶行的界限，就像其他的道德问题一样。可以想象，满足于任何的感官或沉迷于肉类、酒类、服饰都可能是一种恶行。这种欲望不会进入到一个理性的人心中。我曾经听说，某个国外的僧侣因为他房间的窗户朝向非常美丽的风景，而决定永远不朝那个方向看，避免从中获得任何感官上的快乐。同样的，与喝少量啤酒相比，喝大量的香槟和红酒就是不对的。只有当他们牺牲诸如自由，慈善的品行作为代价时，这些嗜好就是恶行。类似的，当有人挥霍自己的财富，或者把自己变赤贫时，他们就是愚蠢的。当他们为朋友、家庭和任何适用于慷慨或同情的对象，留下充足的财富时，他们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任何时代，他们甚至会得到几乎所有的道德家们的认同。例如，完全为了追求奢侈的桌子，这种喜爱不是为了工作、学习或者谈话的乐趣，这就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与任何品德或天赋都是不相容的。当一个人把所有的花费都用于满足这样的欲望，而没有考虑到朋友或家庭的时候，这就表示这个人缺少爱心或仁慈。但是如果一个人保留了充足的时间来追求值得赞美的事业，保留充足的金钱来达成慷慨的目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批评或谴责。
因为奢侈品可以被认为是无害或应受谴责的，一个人会被以下这些荒诞的观念所震惊。那些持有过度自由原则的人赞美那些应该被批评的奢侈，他们认为这些奢侈品代表了社会极大的优点；而另一方面，有很严格道德标准的人会去谴责那些最不应该受到批评的奢侈，认为它们是所有腐败、混乱、派系斗争和国内政府问题的来源。因此在这里我们应该尝试去纠正这两种极端。要证明：首先，优雅的时代既是最快乐的，也是最有品德的；其次，当奢侈品不再是纯真的，它也就不再是对社会有益的。当奢侈程度过高的时候，它就变成一种有害的品质，虽然不是对政治社会最有害的东西。
为了证明第一点，我们只需要考察高雅在个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根据大众流行的观点来看，人们的快乐存在于以下三个因素中：行为、感官上的快乐和闲散。虽然这些元素应该根据一个人特定的倾向以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但是没有一个元素可以完全缺失，否则在某种程度上就会破坏整体的快乐。懒散或者休息本身似乎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快乐，但是闲散和睡眠一样，对人性的弱点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人性不能够支持持久的工作或快乐。这种神游让一个人暂时地离开自己，可以给人带来满足，但是最终也会让心灵感到疲倦。心灵也需要一些休息，可能短暂的休息会带来快乐，但如果太长，就会让人倦怠和昏睡，进而摧毁了所有的快乐。教育、习俗和典范对于改变心灵转而进行这些追求具有极大的影响。我们必须承认：他们会给行为和快乐带来休憩，他们对于人类的快乐是有益的。在工业和艺术兴盛的时代，人们有一些终身的职业。人们享受这些职业本身，也享受他们工作成果带来的快乐。心灵需要新的活力来增加它的力量，而在那些好的行业中进行艰苦的工作，不仅能满足自然的欲望，也会阻止不自然欲望的发展。这种不自然的欲望很容易出现在闲适的情况下。如果把这些行业从社会中清除，那就剥夺了人们从行为和身体欲望满足中获得的快乐。你只会给他们留下闲散，你甚至摧毁了对闲散的喜爱，这是令人很不愉快的。只有当工作之后，闲散才会让人精神振奋。
制造业中的辛勤和高雅的另外一个优点是：他们也会在人文艺术中产生一些高雅的作品。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如果缺少他人的陪伴也不可能达到完美的程度。在诞生了伟大哲学家、政治家、著名将军和诗人的时代，通常也存在技艺非凡的编织者和造船家。我们不能理性地预期：如果在一个民族中能够生产完美的羊织衣，这个民族会对天文学和伦理学一无所知。一个时代的精神会影响所有的艺术，当人类的心灵被唤醒，以极大的激情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投入到各个方面，进而提升所有的艺术和科学。完全的无知会被抛弃，人们享受理性存在者所具有的特权，会去思考、行动、发展心灵和身体的快乐。
这些高雅艺术的发展也会让人变得更加社会化。当人们拥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并愉快地交谈时，他们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也不可能与一帮人生活在偏远地区，就像那些无知和野蛮的民族一样。他们涌向城市，喜欢接受和传播知识，表现他们的智慧，培养自己在交谈、生活、穿着或家居方面的品位。好奇心吸引睿智的人，虚荣心吸引愚蠢的人，但是快乐同时吸引这两种人。各种俱乐部和社团在各地形成，男性和女性以一种轻松和社会化的方式见面，而人们的性情和行为一起迅速提升。因此，除了他们从知识和人文艺术中获得的进步以外，他们肯定也会感受到人性的提升。这是彼此交流并为彼此带来快乐的行为方式造就的。因此勤奋、知识和人性以紧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从经验和理性中可以发现它们独特地属于那些高雅和奢侈的时代。
这些优点并不会带来类似程度的缺点。人们在快乐的时候品位越高，他们就越少沉迷于过度的快乐。因为没有什么要比这种过度的快乐更会给真正的快乐造成巨大的摧毁。一个人可以这样认为：鞑靼人应该为自己像野兽般暴食而感到惭愧，因为他们会吃自己死了的马，而欧洲人会使用精细的烹调方法。即使是那些浪荡的人在爱情或婚姻中出现不忠的行为，在文明的时代也会更加多见，因为这通常只是被当作绅士般的情感表现；但另外一方面，酗酒就不是那么常见，这种行为对心灵和身体都是有害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会求教于奥维德（Ovid）或佩罗尼乌斯（Petronius），甚至塞涅卡（Seneca）或加图（Cato）。我们知道恺撒在喀提林（Catiline）的阴谋中，被迫交给加图一封情书，揭穿了加图妹妹赛薇莉亚（Servilia）的诡计。这位坚定的哲学家极度愤慨地把信扔回给他，在愤怒中酩酊大醉。
不过，勤奋、知识和人性，不仅仅在私人生活中是有益的，也会把它们的益处传播到公众中，使政府得以发展，让每个个体都过上快乐幸福的生活。商品的增加和消费增添了生活的快乐，这对于社会是有利的。因为这既提升了个体欲望的满足程度，也储存了劳动力。在国家处于紧急情况时，这些多余的劳动力可以用于公共服务。在一个民族中如果对这些剩余产品没有需求，人们就会变得懒散，失去对生活的兴趣，对公众没有任何用处，而国家也没有办法维持他的海军和陆军。
目前欧洲王国之间的界限和两百年前差不多，但是这些王国之间在权力方面有何差异？只能通过艺术和工业的增长来比较。当法国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时，他带了两万人的军队。我们从圭恰迪尼（Guicciardin）那里了解到：这次征战耗尽了法国的资源，以至于在接下来好些年里都没有发动新的征战。法国后来的国王路易十四在战争期间保留了40万军队，从玛莎琳枢机（Mazarine）之死到他自己去世这段时间里，他进行了超过30年的征战。
这种勤勉既得益于知识，也得益于高雅和知识的时代；因为另外一方面，这种知识使得公众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公民的辛勤劳动。在人类的理性提升之前，法律秩序、警察和纪律不可能达到完美的程度。它需要被运用到商业和制造业的更通俗技艺中去。我们能够期望那些不知道如何制造手纺车或使用织布机的人所建立的政府很优秀吗？无需指出：无知的年代都充满了迷信，使得政府充满了偏见，阻碍了人们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和快乐。
政府管理艺术的知识，很自然地让人们变得温和与谦逊。指引人们严格遵从人道的原则和慈善的原则，让人们难以再回到被驯服的状态。随着人们的性格越来越温和，知识越来越丰富，人性更加清晰，这也是区分文明时代和野蛮无知时代的重要标志。派系之间的争斗不是那么明显，变革也不会太过悲剧；权威不那么严厉，暴动也不会那么频繁，即使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不会那么残忍。在战争之后，荣誉和利益驱使人们对抗同情和恐惧，战士们也会从野蛮中回归。
我们也无需担心，人们在停止凶残的行为之后，会丢失他们的战斗精神，或者在捍卫本国和自身的自由时，变得不够顽强。这些技艺对心灵和身体没有这样的影响。相反，勤奋的工作以及相关联的元素在心灵和身体上增加了新的力量。愤怒被认为是勇气的磨刀石，在文明和高雅的影响下，会失去其粗糙的一面。荣誉感会更强烈或更持久，作为支配的原则，会从知识和良好的教育中获得极大的提升。勇气如果缺乏纪律和军事技艺，不可能维持很长时间或具有太多的用处，而这种纪律和军事技艺少见于野蛮的民族中。古代人曾经认为达塔姆人是唯一了解战争艺术的野蛮民族，但当古希腊的皮洛斯王看到罗马人在操控自己军队时所具有的策略时感到非常震惊，说道：“这些野蛮人在纪律方面一点都不野蛮。”投入到战争中的古罗马人，几乎是唯一不具有文明却拥有军事纪律的民族。现代的意大利人是欧洲的文明国家中唯一缺少勇气和军事精神的民族。很多人把意大利人的这种女子气归咎于他们的奢侈、礼节或对艺术的运用。但是这些人需要考察法国人和英国人，这两个国家的人的勇气远远比不上他们对于艺术的热爱和在商业上的辛勤。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们对于自己同胞的变化给出了更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历史学家向我们表明：为什么意大利的所有城邦突然抛弃了战斗？当威尼斯的贵族们嫉妒他们的臣民的时候，将佛罗伦萨（Florence）的民主制完全运用到商业中。这时的罗马是由神父们管辖的，而那不勒斯是由女人们管理。战争这时成为富裕士兵的事情，但他们并没有相互屠杀，让整个世界感到震惊的是，在进行了一整天他们自己称为战斗的活动之后，他们回到自己的军营中入睡，身上没有一点点血迹。
那些严格的道德家们之所以谴责艺术中的高雅，最主要的原因是古代罗马的例子。与他的贫穷和鄙俗、品德和公共精神一样，艺术上的宏伟和自由达到了令人惊讶的高度。但是从他所征服的领地中了解到的小亚细亚的奢侈导致了各种腐败。随着暴乱和内战的发生，最终导致了自由的完全丧失。我们仔细考察的那些拉丁经典里充满了这样的情绪：他们普遍把国家的消亡归咎于从东方引入的艺术和财富。萨鲁斯特把对绘画的评论描述成一种恶行，就像下流和酗酒一样丑恶。这些情绪如此流行，以至于在罗马共和国晚期，这个作者极度赞美古代严格的罗马品德，即便他自己是最明显的具有现代奢侈和腐败特征的例子。他极度鄙视地谈到古希腊的优雅，即便他自己是世界上最优雅的作家。出于批评的目的，他采取了雄辩和迂回的写作方式，而这正是品位和格调的榜样。(https://www.daowen.com)
但是很容易证明这些作家弄错了罗马帝国混乱的原因，错误地将其归咎于奢侈和艺术。而混乱的真正原因是错误的政府模式和无限制的征战。生活中的快乐和便利的提升并不会自然导致唯利是图和腐败，所有人在特定快乐上所赋予的价值取决于比较和经验。一位守门人购买培根和白兰地，一个贵族购买香槟和圃鹀（Ortolan）。这并不是因为守门人对于钱的欲望更少，财富在任何时代对所有人都是有价值的，因为财富总是可以买到快乐，人们习惯于并且想要得到这些快乐。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和规范人们对金钱的喜爱，但是荣誉和品德在知识和高雅的时代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在所有欧洲的王国中，波兰在战争与和平、机械和人文的艺术方面都存在缺陷。恰恰是在那里，贪赃枉法和腐败普遍流行。贵族们任命官员的唯一目的是把官位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这也是当地人们熟悉的唯一商业模式。
英国的自由在艺术的兴盛之后并没有衰败，相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虽然近些年来腐败有所增加，但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建立起来的自由制度。而我们的国王们在没有国会的情况下无法管理，或者用想象的特权来威胁国会。无需指出：贪赃枉法或腐败在选举的人中，而不是在被选举的人中更加普遍，因此不能把这归咎于艺术的提升。
如果我们以更加合理的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艺术中的进步对于自由更加有利，并且很自然地维持自由政府。如果不会产生一个自由政府的话，那在粗暴鄙俗的民族中，艺术会被忽略。所有的劳动都用于耕作土地，整个社会分成了两个阶层：地主和他们的佃户，而后一个阶层必然处于依赖地位，基本上处于奴隶或臣服状态，尤其当他们不具有任何财富时，并不会因为他们在农业方面的知识而得到肯定。在这些情况下，艺术肯定会被忽略。前一个阶层很自然地把自己变成了丑陋的暴君，要么臣服于一个绝对的君主来换取和平和秩序，要么他们为了保存自己的独立性，像古代的巨头一样，陷入到彼此争斗之中，进而让整个社会陷入纷争，这可能比最专制的政府还要恶劣。但是在奢侈品带来商业和工业繁荣的地方，农民通过土地的合理耕种变得富有和独立，商人会获得一些财产，进而获得成为中产阶级的权利和地位。他们会成为公众自由的最好的和最坚实的基础，这些人不会和农民一样沦为奴隶，农民也不会陷入到贫穷和无知的状态。他们也不会像古代的巨头一样，因为他们不希望统治别人，也就不会出于满足欲望的目的臣服于他们国家的专制。他们会支持平等的法律，这些法律会保障其财产安全，会保护他们免受专制和贵族统治。
下议院会支持民主的政府，所有人都认为下议院的影响和地位主要来自于商业的兴起。商业的兴起导致大量的财产流入到普通民众的手中。因此，强烈谴责艺术的提升，并且认为它是对自由和公共精神的毒害是多么不融贯的观点啊！
抨击现代，渲染古人的品德，似乎是人性内在的倾向。随着文明时代所具有的情感和观念转化给后世，我们碰到太多批判奢侈品甚至是科学的观点，而目前我们对于这些判断给予了太多认同，但是只要比较现代的不同国家，就会很容易看出以上判断的谬误。只要我们更公正地评判，我们就可以通过充分比较熟悉的行为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欺诈和残忍是所有恶行中最可怕的，似乎专属于不文明的时代。优雅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把这两个词用在那些周边最野蛮民族的身上。因此，他们可以合理地认为，他们自己的祖先并不具有很多美德，完全比不上他们的后代在荣誉、人性、品位和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一个古代的欧洲人可能会得到极大的吹捧，但是我认为，每个人都会相信，他的生活或财富在非洲的摩尔部落或亚洲的鞑靼人手中，不如在法国或英国的绅士手中更加安全。法国和英国这些绅士是最文明的国家中最文明的阶层。
我们现在讨论第二个观点：智慧和奢侈品以及艺术和生活便利的提升对于公众是同样有利的。当奢侈品不再受节制的时候，它就不再对我们有利。当奢侈品的程度过高就会成为一种有害的品质，虽然对于一个政治社会来说不是最有害的。
让我们来考察被称之为有害的奢侈。没有哪种官能的满足可以被认为是有害的。只有当它耗尽了一个人的所有资源，让他没有能力承担起他的境遇和财富所要求的责任和慈善的时候，这种满足才是有害的。假如他纠正了这种恶性，使用部分的财富教育自己的孩子，支持他的朋友，救助那些贫穷的人，这还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吗？
相反，消耗的劳动力是一样的，而目前的劳动只会用于满足一个人极少的欲望，却可以用来减轻必需品的消耗，满足成百上千人的需要。在圣诞节期间，用来培育一小碗豌豆的成本足以维持一个家庭六个月的生活。没有那些恶俗的奢侈，就不会使用任何劳动。这种观点实质上就是说人性中有其他缺点，诸如懒惰、自私和对他人的冷漠。而奢侈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解决办法。一种毒药可能是另一种毒药的解药。品德就像健康食品，无论如何总比毒药要好，不管这种毒药得到了怎样的改进。
想象有一批同英国目前人口数量相同的人群，他们具有同样的土壤和气候，我想问的是：如果过上可以想象的更完美的生活，以及通过上帝在这些人的品德和倾向中进行最完美的改造，难道他们不可能更快乐一些吗？如果依然认为他们不能够更快乐，那就非常可笑了。如果土地不仅仅能够维持目前数量的居民，那么在这样一个乌托邦的国家中，这些人就不会受到身体疾病的侵害。不过这些身体上的侵害不构成人类苦难的一半，其他的苦难来自于一些恶行。这些恶行要么源于我们自身，要么是在他人身上。虽然我们很多痛苦的来源都是一样的，如果根除恶行，苦难也会随之消失，但你必须要根除所有的恶行，如果你只根除了一部分，你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如果只是根除了恶俗中的奢侈，而没有根除懒惰和对他人的冷漠，那么你只会减少国家中的辛勤劳作，而没有给人的慈善和慷慨添加任何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满足于以下的论断：一个国家中相对立的恶行可能要比只存在一个恶行具有更大的好处。但是，恶行自身是有益处这种观点不应被到处宣传。如果一个作家在某个地方认为，道德上的差异是政治家们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发明的，却在另一个地方认为恶行是有利的。这样的行为难道不是不融贯的吗？这取决于在哪个道德体系下来谈论。在通常情况下，一种恶行是否对一个社会有利，并不需要在术语上产生冲突。
为了对目前英格兰所讨论的哲学问题提供一些解答，我认为以上推理是必要的。我把它称为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因为不管这种人类的转化结果是什么，它都可能会赋予人类所有的品德，让他们免于各种恶行，而这并不是政府的问题。政府不能够通过用一种品德取代一种恶行的方式来根治每一种恶行。通常情况下，它只能通过另外一种恶行来根治这种恶行。在此种情况下，他应该倾向于使用对社会危害最小的恶行。奢侈过度，是许多问题的来源，但在一般情况下，它比懒惰要好。懒惰通常会取代奢侈，这对个人和公众都是有危害的。当懒散的风气弥漫的时候，这种有害的生活方式在个体中流行，没有社会感，也没有关爱。比如国家在这样的情形中要求他的臣民们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只能够动用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源，而不能为那些在公共事务中服务的人提供任何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