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论政党联盟
要废止政党的所有区别不仅在实践上不可行，在一个自由政府中也是不理想的。那些危险的政党反对政府的基本原则，反对王室的继承或者体制中少数成员的特权，当其中没有妥协和回旋的余地时，这种争议如此剧烈以致于要诉诸武力来解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英国国内政党之间的敌意就是这样，有时候敌意演变成内战，导致暴乱，威胁到这个民族的和平与稳定。不过最近似乎有征兆显示，大家有普遍的意愿要去废止这些政党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形成联盟的意愿和倾向预示了未来的美好景象，应该得到每个爱国者百分百的赞同和支持。
促成这种好的局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阻止一个政党对另外一个政党无理的谴责和攻击，鼓励温和的主张，寻找所有争议的中间态度，同时说服每个人，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对手有时候很可能也是对的，还需要在赋予双方的赞扬和批评中保持平衡。前面两篇论文所论述的原始的契约和被动的服从，就是基于这种目的对政党之间哲学和实践上的争议进行评估，这两篇论文想揭示出，论辩的双方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像他们自己努力自吹的那样得到理性的支持。我们也需要在处理政党之间历史上存在的争议方面运用同样温和的态度，向他们证明他们彼此双方在某些问题上是有道理的，双方都是睿智的人，他们都想服务于这个国家，他们派系之间过去的敌意纯粹是因为狭隘的偏见或者基于利益的冲动。
民众的政党（The popular party），之后被称作辉格党（Whigs），可能通过那些似是而非的论证来辩护对于王室的反对，认为我们当下自由的体制就是由此而来的。他们有义务去承认，那些支持特权的先例，都发生在查理一世之前的许多王室的统治时期；他们仍然认为，没有理由再去服从这种危险的权威。他们可能是这样推理的：人类的权利永远都是神圣的，任何专制或独裁的力量都没有足够的权威来废止这些权利。自由是如此的重要，只要有任何提升自由的可能，即使这意味着暴力或者财富的损失，一个国家都应该勇于承担困难。所有人类的体制和政府一样都处在不断的波动中。国王们肯定想抓住一切机会来拓展他们的特权，如果错过合适的时机来确保以及拓展民众的权利，那么普遍的独裁将在人类社会中永存。所有邻国的情形证明了，以前荒蛮和原始的时代给予王室最高特权的方法不应该再运用。虽然在新近的君主统治时期，国王的特权得到了辩护，但是在稍前的君主时期，也不乏严格限制国王权力的例子，议会所自认为的创新之举只是对民众的权利进行了恢复。
这些观点并不是卑劣的，而事实上是高贵的。一个王国应将它的持存和繁盛归于自由，也许也归功于这个王国的技术、产业、商业以及海军的力量。正是由于这些因素英国在世界上声名鹊起，使得它可以与古代最自由和最伟大的王国相提并论。但是这一切美好的结果在当时是无法合理地预见到的，那个时候国内的权力争夺刚刚开始，保皇派们需要的不是华而不实的论证来辩护国王的特权。我们需要重新陈述，情况可能是这样，他们在议会的聚集中粗暴地限制国王的权力，所以引发了内战。
这些保皇派们可能会说，众所周知，政府管理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践，因为理性作为指导是如此的不确定，以至于它只会导致怀疑和争论。如果这种信念在民众中流行，人们可能会把它当作行为的唯一指导。他们可能在这种原始的相互不联系的自然状态中生活下去，而不参与到一个政府中去，这种状态的唯一基础是权威和惯例，而不是纯粹的理性。一旦消解这些传统的关系，市民社会的所有关联都被破坏，每个人只会去寻求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会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欲望在理性的伪装下指引自己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创新精神本身可能是有害的，不管它特定的成果在有些时候看起来是多么的有用。以上的观点有很明显的道理，民众的政党本身也意识到，因此他们通过宣称自己是在恢复古代就具有的民众自由，在实质上限制国王权力。
不过国王当下的特权同时也允许该政党的所有想法，这种状况在都铎王朝（House of Tudor）建立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这段时期在目前看来存在了160年的历史，给予了任何体制的稳定以充足的时间。在哈德良安国王（Emperor Adrian）统治下，来讨论保皇党所说的共和制，或者认为议员理事等人的权力仍然存在，不是很荒谬吗？
不过英国君主制当下的很多状况要好于古代的罗马帝国。每一位读者都十分清楚，奥古斯都国王的权威纯粹是暴力的，完全建立在军事力量上，而在罗马历史上形成了这样一个独特的时期。如果像一些人所宣称的那样，亨利七世（Henry Ⅵ）悄无声息地增加了王位的权力，逃脱了民众的注意，历史学家和政客们对此也基本上没有讨论。新的政府如果值得任何修饰，就是从前任政府中所进行的悄无声息的过渡。它是对前任政府的完全嫁接，其合理性完全来自于前任政府，这只能被看作为一种渐进式的革命，这也是任何民族社会发展的模式。
都铎王室以及之后的斯图亚特王室并没有运用特别的权力，这段时期被称作为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它们权威的任何部分都没有创新之处。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以前的国王们只是偶尔地使用这些权力，他们不能够稳定地把他们作为政府治理的规则。从这一事实能进行的唯一推理就是，古代社会更加混乱，只有到了后世，王室的权威、宪法和法律才处于好的状况。
那么现在民主的政党有什么理由来谈论古代体制的恢复？之前对国王的限制并不是民众所赋予的，而是贵族们强加的。民众并没有权威，基本上也没有自由。直到国王们为了镇压派系冲突，强制法律的执行，强迫每个人平等地尊重彼此的权利和财产，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如果我们必须回到古代的野蛮和封建的体制，那么让那些现在对自己的国王粗鲁无礼的绅士们开始做个表率吧。首先他们需要让宫廷承担起邻近贵族家仆的功能，服从他们求得保护；让他们来管理和压制低级的奴隶和暴徒。这才是他们遥远的祖先生活的真实状况。
求助于古代的体制和古代的政府时，我们要追溯多远呢？这些创新者拼命所求助的古代体制！在没有英国大宪章的时候，贵族们没有太多传统的特权，而下议院还不存在。(https://www.daowen.com)
这些民众们预设通过暴力来建立整个政府的权力，却谈论复兴古代的体制，是非常荒诞的。在古代，议会代表们从选民中获得工资，成为下议院的成员曾经被认为是一种负担，摆脱这种负担被认为是一种特权，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些情况吗？权力是世人所极力追求的，荣誉、快乐和财富与其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难道他们要让我们认为权力是一种负担吗？
普通民众后来所获得的财产得以让他们拥有比自己的祖辈更多的权力。但是他们所占财产的增加如果不是归于他们的自由和安全的提升，应该归于什么？因此他们应该承认，在国王受到贵族们的压制时期，这些人的祖辈们没有他们享受的自由权力多。让这些人带着谦虚的态度来享受自己的自由，不要因为一些新的夸张的论断而丢失了这种自由，也不要宣称这是一种不断的创新。
政府真正的治理办法就是当今时代实行的这种治理办法。它具有最大的权威，因为它是最新的。基于同样的理由，它也是最广为人知的。是谁作出了这些论断，认为金雀花王朝拥有的权威不如都铎王朝多？这些人认为历史学家们并没有提到这些。但是，历史学家们也没有提到都铎王朝所享有的主要特权。在任何权力或者特权完全而确切地建立的地方，权力的使用已被当成理所当然的，历史著作和编年史不会被注意到。如果没有卡姆登（Camden）这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所做的关于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记录，那么我们对于她的政府的最重要的原则将会一无所知。
当下的君主政府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律师们的认同，得到宗教人士的赞扬，得到政客们的承认，也得到普通民众的拥护，难道不是这样吗？在过去的至少160年里，没有任何小的争议吗？在如此长的时期中，这一普遍的认同肯定足以确立这一体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如果所有权力就像宣称的一样来自于人民，那么这是我们可以想象和希望得到的最大程度的认同。
但是，民众们也不应该假装因为他们的认同奠定了政府的基础，他们就可以随意地推翻政府，这些狂妄自大的论断会一直存在，王室的权威当下受到公开的指责，贵族制也陷于危险之中，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绅士阶层。那些民众的领导者们很快也会面临绅士阶层接下来将面临的危险。而民众自身在无力构建民主政府的情况下不受到任何权威的限制，在没有法制和温和君主制的情况下，为了和平只能求助于军事和专制的暴君。
这样的结果非常令人恐惧，民众当下的愤怒虽然是出自自由的口号，而实际上是受到宗教狂热的刺激，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这样的原则是最盲目而不可理喻的。民众的暴怒都是令人恐惧的，但当这种暴怒所依据的原则宣称，所有人类的法律理性和权威都应该被放弃的时候，结果将是非常有害的。
当出现这种危机时，每个党派应该运用这些论证来辩护他们前任的行为。这一事件如果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理由，表明了民众政党的论证是合理的；但是根据律师们和政客们所接受的原则来看，也许保皇派们的观点更加的稳固而合法。不过，在呈现历史事件时我们表现地越谦逊，我们越可能形成政党之间的联盟，进而在我们当下的体制中形成完全的一致。谦逊对于所有的体制都是有益的，除了狂热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推翻一个既定的权力，对朋友有过度的激情，同样也容易对对手产生类似的情绪。对于一个体制，温和的反对很容易过渡到完全的共识。
有一些非常有利的论证能够说服那些反对派，对当前的体制达成共识。他们现在意识到，虽然政治自由的精神一开始与宗教的狂热相关，但是它可以避免宗教狂热的侵害，呈现出真正建设性的一面，进而帮助提升体现人性尊严的情感，提升人类的宽容。他们可以看到，在适当的时期流行的观点应当停止，即使在限制特权之后，我们仍然可以保持对君主制、对贵族制以及对所有古代的体制应有的尊重。除此以外，他们必须明白他们政党力量所依赖的原则已经被他们背弃，被他们的对手所享有。关于自由的计划得以确认，经验已经证明了其令人满意的结果，而长时间的实践为其创造了稳定的环境，如果有任何人想去推翻自由进而召回之前的政府或者退位的皇室，除了会导致更多犯罪活动之外，还要承担起分裂国家的指责。如果这些人认真地研读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他们应该意识到，国王的那些特权早已经被废除了，通常这些特权导致的独裁暴力和压迫是毒瘤，而当前体制所确立的自由至少可以保护民众免于这些毒瘤的伤害。如果他们确实进行这样的反思，这些反思将会更好地维护我们的自由和权利，这要比否认国王的权力曾经存在要好，而这种否认完全违背最清楚明了的事实证据。如果把论证放在错误的地方来争论一个站不住脚的观点，只会让对手获得最后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