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友谊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论友谊[1]

占卜者昆吐斯·穆丘乌斯·斯凯沃拉记忆力过人,常常绘声绘色地讲述他岳父盖乌斯·赖利乌斯的故事。每次提到他,无不称他为“智者”。

我满16岁时,父亲就把我带到斯凯沃拉那儿。他的想法是,只要我能做到,而他也允许,那么我就永远陪伴在这位老人的左右。斯凯沃拉纵论天下,识见广博,言简意赅,充满智慧。他的精辟高见,我一一铭记于心,因为我笃信他那厚实的学识定会充实我自己。他去世后,我又师从大祭司斯凯沃拉[2]。我认为,无论是能力还是人品,他在国人中都是最为杰出的。对于他,我后面自会谈及。现在且回过头来谈谈占卜者斯凯沃拉。

我们俩曾有过无数次交谈,我记忆犹新,但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坐在家中花园里的一张半圆椅子上,当时除我之外,只有他的几位好友在场。

斯凯沃拉偶尔谈起了一件当时许多人都在纷纷议论的事情。阿蒂库斯,你和帕布利乌斯·苏尔皮西乌斯·鲁弗斯当时来往密切,你肯定记得当时的情形。他从前与昆吐斯·庞培乌斯·鲁弗斯[3]亲密无间,友情笃厚,可是后来他当了护民官后却与他反目为仇,成了冤家对头,人们对此无不诧异咋舌,引以为憾。那一天,斯凯沃拉偶尔提到了这件事之后,便向我们详细地转述了赖利乌斯有关友谊的阐述。赖利乌斯是在阿菲利卡努斯死后没几天对斯凯沃拉和他的另一个女婿盖乌斯·范尼乌斯(马尔库斯·范尼乌斯之子)说起此话题的。我记得其中的要点,并在本书中自行对它们作了一番整理。我的初衷是把演员们请到舞台上,让他们亲口说话,以免“我说”“他说”之类字样打断语流,我是想使大家身临其境,仿佛直接聆听他们说话。

你多次要我写一点关于友谊的文章。我也觉得这个题目非常有趣,值得每个人深思,尤其值得像我们这样的亲密朋友关注。因此,我很愿意答应你的请求,而且我衷心希望这本小册子不仅于你有用,而且也能对他人有所裨益。

当时,应你之请,我写了《老卡图论老年》一文,其中,我把卡图老人当做主讲人。在我看来,谈论老年非他莫属——他年高寿长,比同龄人健朗腾达。

至于目前的话题,我们从祖辈的传说中得悉,盖乌斯·赖利乌斯与小西庇阿·阿菲利卡努斯间的友谊最值得称道,所以我倒认为赖利乌斯是最适合于讲解友谊的人,而且据斯凯沃拉回忆,他也的确曾论述过友谊。说来也怪,这类话题若出自古人之口,尤其是古代的显贵名流之口,仿佛格外有说服力。比如,我在读我自己的《论老年》时,有时我就会由衷地感到是卡图而不是我自己在讲话!

那本书里,一位老人向另一位老人讲述老年。这一次我故技重演,写的是重友谊的人向朋友讲述友谊。我刚才讲了,在前一本书中,主讲人是卡图,他寿高年长,才俊识卓;在本书中,论友谊的主讲人是赖利乌斯,他不但智慧超群,而且还以笃于友谊见称于世。所以,请你暂时忘掉我,权当赖利乌斯在说话。

阿菲利卡努斯去世后,盖乌斯·范尼乌斯和占卜者昆吐斯·穆丘乌斯来看望他们的岳父赖利乌斯。两位来访者挑起了话题,赖利乌斯欣然作答。通篇都是关于他对友谊问题的论述,你不妨往下读,你自会明白的。

范尼乌斯:赖利乌斯,你说得对极了。当时没有人比阿菲利卡努斯更优秀、更杰出的了。但是,你应当知道,现在所有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你。大家都尊称你为“智者”,认为你受之无愧。不久以前[4],人们曾把这个尊贵的称号授予卡图。而且我们知道,在我们父辈时代,鲁西乌斯·阿西利乌斯[5]也曾被称为“智者”。但是他们获此尊称的缘由却不尽相同:阿西利乌斯是由于精通民法而被称为“智者”的,而卡图是以他丰富的经验和在公众讲坛上所表现出来的深谋远虑、果断沉毅以及高超的演说技巧而受世人推崇,在老年时获得了“智者”这一尊号。

然而,你被称为“智者”,其含义迥然有别——你天资聪慧、品性高洁、勤勉不倦、学识渊博。再则,你这个头衔并不是无知的百姓随随便便送给你的,而是博学之士对你的一种准确评价。因而,在严格意义上,在十分苛求的权威批评家眼里,就是那些被奉为“七贤”的人也难跻身“智者”之列。依这种看法,在整个希腊历史上,除了那个被阿波罗神谕宣示为“最聪明的人”[6]之外,没有一个人可称得上是聪明的。

尽管如此,人们公认你也是位智者。你坚信自己的一切全取决于你自己,坚信人生的枯荣沉浮微不足道——因为惟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美德。

因此,人们总是问我,而且,我猜想,也问过你斯凯沃拉,对阿菲利卡努斯的去世,你有何感触呢?人们追问不舍,是因为上个月7日[7],我们像往常那样在德西莫斯·布鲁图[8]的乡间别墅聚会占卜,而你没有赴会,可以前你总是恪尽职责,从不失约的呀。

斯凯沃拉:是的,赖利乌斯。我也注意到了人们对你对阿菲利卡努斯的去世所抱的态度甚感好奇。也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但我总是根据自己的观察来回答的。我说,虽然你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人物和非常亲密的朋友,但你是会节哀的。我进而指出,你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那太不符合你那善良的心性了。我说上个月7日你未能出席会议是由于生了病,而不是由于哀痛。

赖利乌斯:是的,斯凯沃拉。你说得很对。我身体好的时候,总是尽心尽职,绝不会因一己之便而玩忽职守。而且我认为,有点责任感的人决不会放纵自己而怠忽职责。

范尼乌斯,你说我怎么好怎么好,我可实不敢当,也不敢妄求。你恭维我当然是出于友善,但是我觉得你对卡图的评价有失公允。也许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智者”(我倾向此观点),不过,如果真的有,那只能是卡图。

别的不说,就看他是如何忍受丧子之痛的吧![9]我还记得帕鲁斯[10],我也亲眼见过伽鲁斯[11]。但他们的儿子都是在童年时夭折的,而卡图的儿子却是在才露识显的英年死去的。所以,我倒觉得卡图应被奉为至尊——不亚于那个你所说的被阿波罗神谕宣示为“最聪明的人”,因卡图的名气在于品行,而那人的名气仅在于言词。

下面我谈谈我自己。我不会添油加醋的。如果我说,对于西庇阿的去世我并不感到哀伤,那么哲学家们能证明我的这种反应是否正当:但这断然不是事实。失去了这样一位朋友,我当然感到悲伤,因为我料定以后永远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朋友了,而且我敢说,这样的朋友以前也从来没有过。

但是我不需要服药来减轻痛苦。我免除了多数人在痛失朋友时犯的错误,这至少是一种慰藉。我相信西庇阿并不受罪。要是说有人遭受苦难的话,那就是我;对自己的不幸悲痛万分,只能说明你并非爱朋友,而是爱你自己。

至于西庇阿,想必谁都承认生活待他不薄。除非他想长生不老(他肯定动过此念),实际上凡是世人所能企求的东西他样样都得到了。在他孩提时代,国人就对他寄予了厚望,长大成人后,他才智过人,果然不负众望。他从未参加执政官的竞选,却曾两次当选为执政官:第一次当选时,他尚未达到法定年龄[12];第二次当选时,就他个人而言,恰逢其时,但就国家安宁而言,则未免太晚了[13]。他攻毁了两座与我们帝国为敌的城池[14],不但结束了当时的战争,而且消除了以后发生战争的隐患。

至于他那迷人的风采,他对母亲的孝顺,对姐妹的慷慨[15],对亲戚的善慈,对其他所有人的平等相待,这些你们全都知晓,用不着我在此饶舌。举行他的葬礼时,举国哀悼,这充分反映了国人是何等敬重爱戴他。因此,即便他再多活几年,他又能得到些什么呢?虽说老年不见得是一种累赘——我记得卡图在西庇阿去世前一年对我和西庇阿曾这样说过——但它毕竟要夺去一些西庇阿至死仍具有的那种英锐之气。

他的一生是如此福星高照,声名四播,简直无以复加,而且他的猝死也使他免却了死神的折磨。至于他是怎么死的,这很难说。你们知道人们有些什么猜疑[16]。不过,我可以这样说:西庇阿一生中有许多日子都是在幸福和深孚众望中度过的,但最显耀的却是他死前的那一天。那天黄昏时分,元老院散会之后,元老院成员、罗马市民、意大利各地的同盟者和拉丁人护送他回家。在临死前他已如此德高望重,死后自然升入天堂,与诸神相伴,而不是降到地狱,与幽灵为伍。

某些权威人士近来说什么灵魂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逝,人一死什么都完了。对此我不能苟同。我比较倾向于我们古代祖先的看法。他们对死者怀有深深的敬意。如果他们相信人一死一切皆亡的话,他们就显然不会有如此作为。我们半岛上的居民也持类似的观点。他们的准则和学说给大希腊带来了文明,而现在它却已衰落了[17]。此外,我也赞同那个被阿波罗神谕宣示为“最聪明”的人的看法。在谈论大多数问题时,他并无定见,但在一个问题上他却以一个看法贯串始终。他认为人的灵魂是神圣的,灵魂离开肉体后便回归天府,哪个灵魂最正直、最有德行,哪个灵魂就最容易升入天府。

西庇阿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就在他去世前几天——好像他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似的——他谈了整整三天国事。参加那次谈话的有菲鲁斯[18]、曼尼利乌斯[19]和其他几个人。斯凯沃拉,我和你以前也一起去过。他快讲完时,话锋一转,谈起了灵魂不朽。他说阿菲利卡努斯长老曾经托梦给他。[20]

假如说一个人越善良,他的灵魂在死后就越容易摆脱肉体的桎梏,那么还有谁比西庇阿更容易升入天堂呢?所以,我倒觉得对他的去世感到悲伤,这是嫉妒的显现,而非友谊的流露。不过,如果灵魂与肉体共消亡,而且不再有任何感觉,那么虽说死不是件好事,但至少也不是件坏事。因为一个人要是失去了感觉,那他就好像根本未出世过一样。但是西庇阿确曾降临于世,这个事实给我们带来喜悦,而且也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无穷的喜悦。

所以,我再说一遍,他的一生是再幸运圆满不过了。我却不如他,因为照理说,我比他早生,也应当比他早死才是。不过当我忆想我们的友谊时,我觉得非常愉快,以至于认为自己的一生也是幸福的,因为我的一生是在和西庇阿的相处中度过的。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我们都志趣相投。在罗马,我和他住在一起,后来,我们又一起驰骋战场;我们在爱好、志向和观点上也完全情投意合,这种情投意合乃友谊的本质所在。至于范尼乌斯刚才提到的我在智慧上的声誉(我受之有愧),我觉得没有什么可高兴的。我倒更希望对于我和西庇阿之间的友谊的回忆能持久长存。我的这一希望是热切的,因为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真正笃诚的朋友只有三四对而已[21],我衷心地希望西庇阿和赖利乌斯间的友谊也能像他们的友谊一样为后世传颂。

范尼乌斯:当然啦,这愿望一定能实现,赖利乌斯。不过,刚才你提到了友谊,况且我们现在也闲着没事,我,还有斯凯沃拉,想请你谈谈友谊问题。你总是能有问必答。请你谈谈什么叫友谊,什么是友谊的准则,好吗?

斯凯沃拉:请给我们谈谈吧。说实在的,我刚才也正想提出这种请求,但范尼乌斯却抢先了一步。所以,请你不吝赐教。

赖利乌斯:如果胸有成竹的话,我是肯定不会推辞的。这个题目确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题目,而且,正如范尼乌斯所说,我们今天也闲着没事。但是,我算什么?我有什么能耐?堪当此任的只有饱学之士,特别是希腊的饱学之士。不管你提出什么问题,他们都能即席发言[22],侃侃而谈。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需要大量的实践。所以,我认为,你们若想聆听关于友谊问题的全面阐述,就应当去请教那些学有专长之士。我所能做的只是劝你们把友谊看做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因为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中,这世上没有比友谊更符合、更有利于人的天性了。[23]

但首先我得强调这样一点:友谊只能存在于好人之间。不过,我并不打算像某些人那样探微究细。他们说什么除了“智者”以外没有一个是“好人”。这种说法很玄乎,也许逻辑上是对的,但很少有实际的指导作用。退一步说,即使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心目中的那种智慧,凡夫俗子可从来没有达到过。我们应当关注的是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而不是那些纯理论性的虚构的理想。我们的祖先判定盖乌斯·法布瑞西乌斯[24]、曼尼乌斯·库里乌斯[25]和蒂吐斯·科伦卡尼乌斯[26]为“智者”,然而,如果按照那些求全求美的标准,连他们也称不上是“智者”。

好吧,就让这些哲人坚持他们认定的那种智者吧!只是他们下的定义实在是令人生厌、令人如坠云雾。不过,只要他们承认这些早期罗马人是好人,那就行了。但是,他们连这一点也不肯承认。他们固执己见,说只有智者才是善者。

那么,我们只好用自己的浅学陋知来发一通宏论了。我们不妨说,“好人”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在行为和生活上忠诚、正直、公正而仁惠,没有丝毫的贪婪、放荡、粗鲁;他们道德高尚,不屈不挠,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人都堪称典范。这种人才被认为是“好人”,我们觉得他们当之无愧。

他们当之无愧是因为他们尽人之所能顺乎自然,而自然才是正确人生的最好向导。我窃以为自然原是联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条纽带,人们彼此越亲近,这种联系就越紧密。所以同胞间的关系密于国民同外邦人的关系,亲戚间的关系又胜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即使与外邦人或陌生人之间,自然相处也会产生友情,尽管这种友情缺乏牢固的基础。

真正的友谊优于亲戚间的情谊,因为亲戚可以是没有善意的,而友谊则万万不能没有善意。考虑到这一点,友谊的独特力量就显现出来了。自然将人类联结在一起的关系是无定限的,而友谊却不仅超越了自然关系,而且它具有极大的选择性,一般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只有两个人,或者至多只有少数几个人,才能分享这份情感。

因此,友谊可以界定为对天国和人世间一切事物的完全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充溢着亲善和挚爱。我倒认为除了智慧,友谊是不朽的神灵赐予人类的最美好的东西。我知道有些人喜欢财富,有些人喜欢健康,有些人喜欢权力,有些人喜欢名分,而许多人甚至以追求感官上的享乐为人生的第一要旨。这最后一种是兽类的本能行为。至于其他各种,也可以说是飘忽无常的。它们根本不依赖我们的果断决策,而是完全受命运的摆布。另外还有一些人则注重至善的德行。这种见解当然无懈可击。其实,至善的德行正是友谊的源泉和品性;没有德行,友谊就根本不可能存在。

我们不妨按前面的做法,抛开某些哲学家喜欢摆弄的堂皇辞藻,而以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言语来界说德行。让我们把帕鲁斯、卡图、伽鲁斯、小西庇阿和菲鲁斯等人看做是好人。就日常生活来说,他们是大大的好人。至于那些在世上根本找不到、只存在于臆想中的好人,我们大可不必念念于怀。

在上述那些人中间,友谊的好处简直不胜枚举。首先,如果人生不是以朋友间的相互情谊为依托,那么恩尼乌斯所言的“有价值的人生”从何谈起?假如你拥有一个知己,能与之侃侃而谈直抒胸臆,这是人世间最惬意的事情。在心遂意达时,如果没有人与你同感欢欣,你就不能尽情地享受成功的喜悦;身临逆境时,如果没有人替你分担痛苦,你就难以承受厄运。

因此,友谊与世人所贪求的其他一切事物迥然有别。其他一切事物都只是适合于某个单一的目标——求财富是为了享用;求权力是为了得到恭敬;求官职是为了荣耀;求娱乐是为了感官的享受;求健康是为了祛疾防病以及充分发挥体能。但是友谊却兼有许多不同的用途。无论你身处何地,友谊总陪伴在你左右。它势不可挡,永远不会不合时宜,永远不会碍手碍脚。我们须臾离不开友谊,正如日常生活中我们须臾离不开水和火。我现在讲的并不是普普通通的、司空见惯的友谊——虽然这种友谊有时也是令人愉快和有所裨益的——而是那种发乎真情、备受赞颂的友谊。它只存在于为数极少的旷世挚友之间。

因而,友谊既能给荣华增光添彩,又能通过分忧解愁减轻失意的折磨,照亮未来的希望之路,因为它支撑了精神,挽救了心灵的堕落。其益处之大之多,简直无与伦比。一个人想念挚友时,实际上他是在对镜自照。所以说,朋友与他时时同在。无论怎么贫困,他实际上是富有的;无论怎么赢弱,他实际上是坚强的,而且更难理喻的是,死去的也还活着。说他还活着,那是因为朋友们依然还崇敬、怀念和眷恋着他。这就是说,即使他死了,他还是幸福的——他给活人的生活增添了一种绚丽圣洁的光彩。

但是,如果你把这种维系美好感情的纽带从世界上抽走的话,那么家庭或城市将不复存在,甚至土地的耕作也难以进行。如果你觉得这是危言耸听,那么不妨作一番逆向思维:你想一想仇恨与不和的后果吧。面临内讧和纷争时,没有一个家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脱分崩离析的厄运。友谊的益处和价值从中可见一斑。

据说,阿格里琴托姆一位饱学之士[27]曾写过一首希腊诗,诗中他宣称在大自然和宇宙中一切固定或移动的事物都是靠友谊凝聚起来的,而不和与倾轧将事物分离。我想这位哲人的话该人人皆懂,个个赞同的吧!

所以,要是有人在朋友遇到危难时能奋不顾身地挺身而出,或与朋友分担危险,那么对此义举世人会拍手叫好。例如,我的好友和宾客马尔库斯·帕库维乌斯最近写了一出戏[28],其中有一幕获得了满场喝彩。这一幕的情节是:国王不知道两个人中谁是真正的俄瑞斯忒斯。愿代朋友去死的皮拉得斯声称自己就是俄瑞斯忒斯,而真正的俄瑞斯忒斯则坚称他才是俄瑞斯忒斯。当时,全场的观众都站立起来,一个劲地欢呼喝彩。这只不过是一场戏。想想看,要是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事,他们又会感动成什么样子呢?这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他们自己虽然没有机会这样做,但人家这么做了,他们自然会为之鼓掌。

我认为关于友谊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如果还有什么可说的(我相信还有许多话可说),你们可以去请教那些专门讨论这类问题的人。

范尼乌斯:我们还是愿意听你讲。尽管我也常常请教那些人,而且他们的议论也引人入胜,但我觉得你的切入点与他们的大为不同,另有一番风味。

斯凯沃拉:范尼乌斯,假如前几天他们在西庇阿的乡间别墅讨论国事时你也在场,那你就更要这么说了。当时赖利乌斯与菲鲁斯针锋相对,为正义直言,真是了不起。

范尼乌斯:赖利乌斯这样最具正义感的人捍卫正义自然不在话下。

斯凯沃拉:是的,那么友谊呢?我们知道他身体力行,最忠诚、最执著、最公正地维护友谊,受到世人的交口称誉。谈论友谊非他莫属。

赖利乌斯:这简直是强人所难嘛!你们是在变相强迫我呀!要拒绝女婿们的要求,尤其是正当的要求,实在是太难了。好吧,我就不推辞了。

我经常思考友谊这个问题。我越思考,就越强烈地感到有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思考:人们希求友谊是因为人们本身脆弱或贫乏吗?如果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追求友谊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互惠,即相互取长补短。但是,互惠(一方奉献,另一方获取)只是友谊的一种特性。友谊的缘起难道不在于更加久远、更加崇高、更加直接地出自我们的本性吗?

“友谊”这个拉丁词(amicitia)是从“爱”这个词(amor)派生而来的,而爱是产生善意的原动力,完全独立于利益之外的。你确能常常看到某些人虚情假意,借友谊之名行捞取好处之实,但是友谊就其本性来说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它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因此,我觉得,友谊是本性使然,而不是贫乏的体现。它来源于一种心灵的倾向,一种爱的情感,而不是出自对可能获取的好处的精打细算。

从某些动物的习性中也能看到这种自然情感。它们在某一段时间内总是非常爱自己的后代,尔后它们的爱又得到了后代的回报。至于人类,当然这就更加明显了:首先是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爱。要不是谁犯了滔天大罪,什么也无法摧毁这种爱。其次,当我们被某个人的脾性品行所感召时,我们便会对他油然生出一种爱慕之心,就会把他看做是正义与美德之光。

没有什么比美德更可爱,没有什么比美德更能驱动人们追求爱心了。所以,甚至对于那些我们从未见过的人,由于他们拥有正义和美德,我们也会产生爱慕之心。例如,虽然人们从未见过盖乌斯·法布瑞西乌斯和曼尼利乌斯·库瑞乌斯,但是想起他们时无不产生一种爱慕之情。反过来说,人们无不憎恨塔尔奎尼乌斯·苏帕布斯[29]、斯普利乌斯·卡西乌斯[30]和斯普利乌斯·梅里乌斯[31]。为了捍卫意大利帝国,我们同两位统帅——皮洛斯[32]和汉尼拔[33]——交战。前者由于其正义感,我们对他没有太深的仇恨;而后者由于残忍毒辣,我们罗马人会永远痛恨他。

因此,正义具有无比的吸引力。我们不仅能够爱从未见到过的正义之士,而且甚至还能够爱一个有正义感的仇敌。那么,当人们认为他们在那些与其能亲密结交的人身上看到了美德和善行时,他们就萌生出一种爱慕之心,这是不足为怪的。如果我们得到某人的善待,这些感情就自然会深化。产生友好感情的另一个源泉是平时经常与某人相处。当这些因素与心灵的最初冲动结合在一起时,就会迸发出一种真正博大奇异的情谊。

而如果有人认为这种情谊发端于软弱,而且他们只想利用他人来获取自己的所需,那么他们实在是把友谊看得太低微、太卑贱了。而实际上,友谊不可能是贫穷的产物。如果是的话,那么一个人越是觉得自己穷,他就越有资格讲友谊了。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恰恰相反,一个人越有自信心,就越有德行和智慧,虽然自信心、德行和智慧能使他独立自主,但它们同时也能提高他结交朋友、保持友情的能力。

例如,阿菲利卡努斯有求于我吗?一点也不必!我对他也是一无所求。我爱他,那是因为我钦佩他的德行;他也喜爱我,也许是因为他对我的性格也有好感。随着交往的密切,彼此间的感情也日益加深。我们的友谊的确带来了诸多实际的利益,但是我们互相爱慕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得到这些好处。

一个人慷慨行善,其动机并不是为了求恩谋报。我们不把行善看成是一种借贷图息式的投资,而是遵循一种慷慨豪爽的天性;同样,我们把友谊看做是天赐之福,也不是因为希冀日后能得到酬报,而是因为我们坚信这友情本身已硕果累累。

诚然,那些像野兽一样以作乐寻欢为本的人则会对此大加挞伐,这是毫不奇怪的。思想卑劣之辈当然不可能推崇任何崇高的东西。所以,对那号人,我们不必多舌。我们不妨下此结论:对同胞的情和爱都出自人的自然本性,出自显示出来的正直行为。

因此,两个人一旦有了这种情谊,他们就会相互依恋,倾心于自己所爱慕的对象;其次,爱的一方能享受另一方的关爱,并且更乐意于为对方效劳而不求回报。相爱中的两个人会成为对手,会进行崇高的竞争,这样双方就可以从友谊中得到最大的好处,而且这种建立在自然本性而不是人类缺陷基础上的友谊才会更加崇高、更加真实。因此,如果友谊是靠利益来维系的话,那么,一旦利益没有了,友谊就会不复存在。而天生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因而真正的友谊也是持久永恒的。

友谊的起源就讲这么多。你们有什么想法?

范尼乌斯:没有,赖利乌斯,请你继续往下讲。我也是代表斯凯沃拉提此请求。我有这个权利,因为我比他年纪大。

斯凯沃拉:范尼乌斯说得很对,赖利乌斯。我们还是继续听你说吧。

赖利乌斯:那么好吧,我亲爱的朋友。那我就跟你们讲讲我和西庇阿讨论友谊时常常提到的一些论点。他认为善始善终、至死不渝地保持友谊,是世上最难的事情。有时友谊不再能互利双方,有时政见的不同会影响彼此的关系,而且人的性格也常常会因厄运或年事渐高而有所变化。

他常拿儿童做比喻来说明这一点。孩童脱下童装之际,也恰是抛弃童年友情之时。退一步说,即使他们设法将儿时的情谊保持到了青年时代,两个小伙子也会由于成为情敌,或者由于相互争利而彼此决裂。即使友谊延续到了青年时代以后,两人也会因为力谋某个职位而将友谊毁于一旦。对大多数人来说,友谊的大敌是贪财,但就高层人士而言,友谊的杀手是竞求功名,它甚至会使最亲密的朋友变成夙敌。

西庇阿还指出,当一方要求另一方做一件不道德的事情时,比如说,要朋友帮他胡作非为或帮他干一些罪恶勾当,那么许多友谊自然会破灭。当这种要求遭到拒绝时——不管这种拒绝是多么地合情合理——被拒绝的一方往往会强词夺理,说友谊的原则已受到藐视,而那些毫无顾忌地要求朋友去做任何事情的人,为了朋友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这种没完没了的互责,往往不仅会葬送友谊,而且还会导致夙冤。西庇阿告诫说,友谊的周围险象环生,要想完全避免其威胁,不仅需要超群的智慧,而且还需要好运气。

显而易见,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他的朋友。譬如,假定科瑞奥拉努斯有一些朋友,难道他们都应当揭竿而起,和他一道反对祖国吗?难道斯普利乌斯·卡西乌斯或梅里乌斯的朋友都应当辅佐他们篡夺王位吗?至于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当他犯上作乱时[34],我们知道,昆吐斯·图伯罗[35]和一些与他年纪相仿的朋友都背弃了他。但是,斯凯沃拉,你家的一位座上宾——从库迈来的盖乌斯·伯劳西乌斯[36]却来找我为格拉库斯求情。当时我担任莱纳斯[37]和鲁庇利乌斯两位执政官的顾问。伯劳西乌斯要求我宽恕他,其理由是他对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忠心耿耿,把他的话奉若圣旨。于是,我就问他:“要是格拉库斯叫你到朱庇特神殿去放火,你也干?”他回答说:“他决不会叫我去干这种事情。但假如他真的叫我去干,那我也会义不容辞。”你们看,这种说法是何等荒谬邪恶!而事实上他做的比说的更甚。他不满足于仅仅受命于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而且亲自出谋划策、赤膊上阵。他不仅是这次猖狂活动的同伙,而且是个领导者。狂乱过后,成立了一个军事调查法庭,伯劳西乌斯害怕受到审讯,就逃到亚细亚投靠了敌人,结果因背叛祖国而得到了应有的严惩[38]。

因此,为了朋友而去犯罪,这绝不能成为一个借口。既然友谊是出于对双方美德的相互信赖,那么,如果抛弃了美德,友谊就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但是如果我们断定朋友间有求必应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对具有完美智慧的人而言,这不会造成任何危害。但我现在所说的是我们平常所见、所遇、所闻的朋友,也即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我们应当举一些这种人的例子。他们当然没有完美的智慧,但我们尽量挑选最接近我们智慧标准的那些人。

例如,我们知道,或更确切地说,我们的先辈告诉我们,艾弥利乌斯·帕普斯是盖乌斯·法布瑞西乌斯的密友。他们曾两度同任执政官,一度同任监察官[39]。另外,据史传,曼尼乌斯·库里乌斯和梯伯瑞乌斯·科伦卡尼乌斯与他们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曼尼乌斯·库里乌斯与梯伯瑞乌斯·科伦卡尼乌斯之间的关系也甚笃。我们根本不会怀疑这些人中有人会要求朋友去做有损于其名誉、有悖于其誓约,或有害于国家利益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即便有人向他们提出此种要求,他们也会断然拒绝的。这点是不言而喻的。他们都是刚正不阿的人。在他们的眼里,提出这种要求和接受这种要求同样都是大逆不道的。但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却不属此类人。他完全能够找到像盖乌斯·卡尔博和盖乌斯·卡图之流的追随者。他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库斯当时虽然没有追随他,但现在却成了一个最狂热的支持者。[40]

所以,我们可以制定这样一条友谊的原则:勿要求朋友做坏事;若朋友要你做坏事,你也不要去做。号称是“为了友谊”才做错事,尤其是做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事,这只是幌子,是根本不能接受的。范尼乌斯和斯凯沃拉,你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目前所处的形势,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预防国内危机的产生。祖先为我们开创的政治传统已大大地逸出了正常的发展轨道。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企图独揽大权,实际上,他已临朝统治了好几个月了。罗马人民以前从未听说过或者看到过类似的事情。甚至在他死后,他的那帮亲戚朋友继承了他的路线,他们对帕布利乌斯·西庇阿的所作所为,我一想起来就会忍不住流泪。

至于卡尔博,由于不久前他的上司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刚受到了严惩,我们就已尽量宽恕了他[41]。但要是盖乌斯·格拉库斯当了护民官,将来的局势就很难预料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堕落的道路上一旦迈出了第一步,那就会势如破竹,一发而不可收。就拿格拉库骚乱发生之前的投票决策来说,最初出了个加比尼亚法案,两年后又推出了卡西亚法案。它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42]。依我看,民众与元老院已彻底决裂了,一些大政方针全由群众随便说了算。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人们只知道如何煽风点火,而不知道如何平息、制止事端。

我举的这些事例与我们的讨论是有关联的。我的意思是没有朋友帮助就没人会作乱生非。因此,每一个思维正常的人应切记:如果自己一不小心不幸与这种人交上了朋友,那么就应当毫不徇情,和这种背叛国家之徒一刀两断。作恶者必须受罚。无论是胁从还是首恶,一律严惩不贷。

不妨以地米斯托克利[43]为例。他是整个希腊最显赫、最有威势的人物。他曾在波斯战争中挥师奋战,把希腊人民从奴隶状态中解救了出来,可是后来他不得人心,终遭贬逐。尽管这有失公允,可他没有像本该做的那样容忍忘恩负义的祖国对他的不公正待遇。他却学20年前我们国家的科瑞奥拉努斯,步了他的后尘,背叛了祖国。可是没有一个人愿做他们的帮凶,结果他们两人都以自杀了结了一生。

因此,像地米斯托克利和科瑞奥拉努斯那样与作恶者结盟不仅不能以友谊为托词替自己辩解,而且恰恰相反,他们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样就能使大家都明白,切不可为了忠实于朋友而向自己的国家宣战。可是,对现在罗马出现的种种迹象我充满了忧虑。我真担心这种事情迟早会重演。此时此刻,我不但关心国家的现状,而且也同样关心我身后的国事。

所以,我们应把这一条定为友谊的首要规律:决不要求朋友为你做任何坏事,你自己也决不为朋友做任何坏事。但好事要主动做。永远要乐于助人,不要推委迟疑。我们还要诚心乐意地、毫不犹豫地向朋友进忠告,同时,朋友给你的忠告,你也应仔细认真地倾听。你向朋友进言时,你应以朋友的身份施加影响力。忠言不但要坦诚,而且如有必要,还得尖锐严厉;而当朋友向你作严厉劝告时,就应当听从。

我近来风闻希腊某些被尊为“智者”的人的奇谈怪论。不过,他们诡辩成性,不免事无巨细一一评说。有的人居然说人们应当避免过分亲密的友谊,这样一个人就不必为他人而自讨苦吃了。他们说,每个人自己的麻烦事就已经够多的了,要是再去管别人的闲事,那就太苦了。最明智的方法就是尽量松弛友谊的缰绳,这样你就可以随心所欲,想收紧就收紧,想放松就放松。他们说幸福人生的真谛就是无忧无虑。如果一个人除了自己以外还得为他人受累操心,他就不能怡然自得。

我听说,还有一些人的看法更不近人情。我刚才已经简略地提到了这个问题[44]。他们断言:人们寻求友谊,只是为了相互利用,而根本不是满足情感和情谊的需求。按照这种观点,体格越弱、意志越薄的人,就越是渴望友谊。依此推理,柔弱的妇女比男子更希望得到友谊的庇护,穷人比富人更需要友谊的扶持,不幸的人比那些被视为幸运的人更需要友谊的佑助。多么别出心裁的哲学!我认为鼓吹这种理论的人简直无异于把太阳从天空中摘走,他们实际上是从人生中取消了友谊,而友谊是不朽的诸神赐予人类的最崇高、最令人愉悦的礼物。

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表面上,它似乎很诱惑人,但实际上它最要不得。因为假如人们只是为了逃避烦扰,而干脆拒绝行善,或者行善半途而废,这未免太糊涂了。诚然,烦扰是避开了,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与德行失之交臂,因为德行在排斥一切与其相反的品质时(譬如,仁慈排斥暴行、自制排斥放纵、勇敢排斥怯懦)必然会招致某些烦扰。

显而易见,正义之士最痛恨非正义,勇士最痛恨怯弱,君子最痛恨伤风败俗。因此,乐善疾恶是一个心智正常的人的品性。换言之,智者也难免有苦恼,除非他心中的人性已丧失殆尽。这么说来,我们最大的错误莫过于因生怕友谊会给我们带来种种苦恼而将它从我们的生活中驱除了出去。如果我们摒除了一切人类情感,那么且不说人和兽类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了(兽类倒不乏情感),就是人和石头、木头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区别可言了。

对那些宣扬行善必须具有铁石心肠这一论调的人,我们姑妄听之任之。其实,在人生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在友谊中,美德是非常柔软而敏感的。它像液体一样知冷觉暖。可以说,它是随朋友的富贫顺逆而伸缩涨落的。我刚才说了,友谊不可避免地、时常地带来某些麻烦和苦恼,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摒弃友谊,正像我们不能因为道德规范会招引麻烦而摒弃道德规范。

那么,让我再重复一遍:“美德的显示自然为具有同样品质的心灵所吸引,它是友谊的开端。”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产生情感。因此,如果我们对一大堆毫无意义的东西,如官职啦、名声啦、华厦啦、丽服啦、宝饰啦,等等,趋之若鹜,而对有德行、充满爱心、活生生的高贵之士却兴味索然的话,那就荒唐透顶了。

毫无疑义,没有什么东西比爱的回报和互爱互助更能令人愉快的了。可是,我们也不妨说,志趣相投是友谊的最大动机,也就是说,好人爱好人,好人喜欢与好人交往,好像他们之间有一种天生的血缘关系。因为人的天性渴求与其相似的东西。所以,范尼乌斯和斯凯沃拉,好人与好人之间可以说必然有一种友好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友谊的自然之源。当然,这种崇高的友爱之情存在于普通百姓之中。美德决不是冷酷、自私或孤傲的,它保护普天下的民族,为他们谋幸福。要是它蔑视普通民众的爱心,那它就完全不能做到这一点。

此外,在我看来,那些根据利益原则来看待友谊的人抛弃了友谊之链中最有吸引力的一环。交朋友的所获并不是实利,而是朋友的一片爱心;只有当朋友的帮助是出自真诚的爱心时,我们才会感到愉快。如果认为匮乏是人们寻求友谊的动因,那就完全错了。恰恰相反,最慷慨、最仁慈的正是那些有钱财、有权势、有德行(德行毕竟是一个人最丰厚的资产)而无须他人帮助的人。其实,如果朋友应有尽有,什么都不需要帮助,那倒令人一筹莫展呢!比如,要是西庇阿在国事和军事上从未需要我的建议和配合,那我压根儿就没有机会表达我对他的喜爱之情。所以,不是友谊起因于实利,而是实利随友谊而生。

因此,如果那些自我放纵、沉溺于享乐的人[45]想谈论友谊,我们大可不必在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他们都不懂得友谊。因为,天知道——当然我们大家也该知道——这世上谁也不会为过荣华富贵、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愿意付出沉重的代价:放弃奉献爱和接受爱的权利。那是一种暴君才能忍受的生活:没有相互信赖、没有挚爱,善意也得不到隽永的保证;猜疑和忧虑统摄着一切,友谊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一个人不可能去爱自己所惧怕的人,也不可能去爱惧怕他的人。诚然,有人会向暴君顶礼膜拜,但这种摇尾乞怜毫无诚意可言,也只是暂时为之。暴君一旦失势(失势是在所难免的),就自会醒悟他们这一生朋友真是寥若晨星。据传,塔尔奎尼乌斯·苏帕布斯被放逐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现在终于分清了哪些是真朋友,哪些是假朋友,可惜为时已晚,我无法报答他们了。”

不过,对塔尔奎尼乌斯这样傲慢乖戾的人是否真有朋友,我心存疑虑。同样,过多的财富和权势往往也会阻碍真诚的友谊。“幸运”不但本身是盲目的,而且通常也使受其恩宠的人盲目。这些人会变得趾高气扬,忘乎所以。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交好运的蠢货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了。人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人以前态度谦和,可一旦拥有了权势,就一反常态,嫌弃旧友,攀结新交。

一个财源滚滚的人如果只知道购置马匹、奴隶、华服和昂贵的器皿,却不知去结交朋友(朋友才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装备”),他们实在是愚蠢之极了。当他们在获取物质财富时,他们根本不知道将来谁能享用它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辛辛苦苦到底是为了谁。说穿了,它们最终都会落入强者之手。可是友谊却牢不可破,长持恒久地与你同在。实际上,即使你能将命运所恩赐的礼物抓在手中,然而如果生活中没有朋友却只有空虚,那也是不会幸福的。

好,这一点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确定一下友谊的范围和界限。关于这一点,就我所知,有三种看法,但我对这三种看法都不敢苟同。第一种,我们应当正如爱我们自己一样爱我们的朋友;第二种,我们对朋友的情谊应当完全对应和等同于朋友对我们的情谊;第三种,对一个人的评价应当和他的自我评价完全相同。这几种看法我一种也不赞成。第一种主张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有许多事情我们从不会为自己去做,却会为朋友去做。我们有时向卑微的人请求,甚至低三下四地恳求,有时又得用尖刻、激烈的语言去骂人、去抨击人。如果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则是可憎的,但如果是为了朋友的利益,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此外,通情达理的人还会主动放弃,或者心甘情愿忍痛割舍许多好处,以供朋友们享用。

第二种主张把友谊限定为一种彼此间服务和情感的等量交换。这种主张把友谊贬低为鄙俗的斤斤计较的算计和收支平衡的交易。在我看来,真诚的友谊比这种账簿式的友谊更富足、更慷慨。它毫不斤斤于一己之得失,毫不担心自己多付出了代价,自己白费了努力,自己友好得出了格——这种种担心完全是不对头的。

但是最坏的是第三种主张,即朋友的自我评价应当是我们对他的评价的尺度。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人非常自卑,或者对改善自己的命运悲观失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朋友就不应当像此人看待他自己那样看待他,而是应当想尽一切办法增强朋友的自信心,使他重新燃起希望之火,并乐观地认识自己潜在的能力。

显然,所有这些对友谊的界说都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我们必须提出另外的界说。但是,首先我得提一下西庇阿所深恶痛绝的一种观点,即你在爱你的朋友时应当意识到,你总有一天会恨他的。西庇阿认为这种观点是与真正的友谊格格不入的。他也不太相信一般人的看法,即认为这句格言是出自“七贤”之一的毕亚斯之口[46]。他宁愿相信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是落泊之徒,或许是个厚颜无耻的政客——他看待一切的着眼点全在政治上。如果一个人预见到他的朋友将来必成他的仇敌,那么他怎么能和别人做朋友呢?要是真是那样,他就应当希冀和巴望他的朋友多犯错误;相反,要是他的朋友行为端正、心顺事畅,他就得感到沮丧、恼火和妒忌。因此,这句格言不管是谁说的,它都会彻底摧毁友谊。正确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我们应当牢牢记住:如果我们觉得将来我们也许要恨这个人,就决不能和他交朋友。而且,按照西庇阿的说法,即使我们在择友上犯了错,我们也得将就下去,切不可伺机断交招仇。

看来我们还是没有找到界说友谊之法。我的想法是:两个朋友的品行应是纯洁的,彼此的兴趣、追求必须完全和谐一致。因此,即使朋友心存某些奢望(这种奢望本身虽不值得称道),需要我们在他生命或名声受到威胁时予以支持,那么,我们就应当可以稍稍偏离严厉的道德规范(友谊也不能超越限制),也就是说,只要后果不是极不光彩,我们就应当助他一臂之力。刚才我提到的是名声和生命危在旦夕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而且我们要牢记,在公务中,同胞的善意是强有力的武器;当然以谄媚和逢迎来博取同胞的青睐是卑鄙的。但是话说回来,丝毫不偏离美德而能深孚众望也是完全可能的。

还是再回到西庇阿的话题上,他对友谊有许多论述。他常抱怨说,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像对友谊那么不经心;每个人都能说出自己有多少只山羊、绵羊,却说不出自己有多少个朋友;他们买羊时精心挑选,而择友却漫不经心。可以说,人们在评判友谊的准则上缺乏取舍的标准。我们应该选那种坚定、稳健、可靠的人做朋友,但是具有这些品性的人寥寥无几,而且,不经过实际考验,确实很难判别。而问题是考验只能在友谊真正开始后才能进行。所以友谊常常先于判别,不可能作事先的考验。

所以,通达明理之士就会像车夫驾御马车一样制驭自己情感的冲动。用马之前,人们总要先试一试;对于友谊,人们也应当尝试着来检验朋友的品性。比如,有些人在小额的钱财问题上就会暴露出他们是不可靠的;又有一些人,虽然不会为小额钱财所动,但如果是大额钱财,就会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确实会有人认为舍友谊取金钱是卑劣的,但我们到哪里去找那种宁愿把友谊置于官职、权势、政治前途之上,在这些东西与友谊之间作选择时宁要友谊而不要这些东西的人呢?人的本性是极其脆弱的,是无法不觊觎权力的。而且,就在为争权夺利而不惜抛弃朋友时,人们还会自欺欺人地想掩饰过错,为自己的背信弃义开脱责任。

因此,那些追求荣禄的政客发现,要找到真正的友谊简直难于上青天。你哪里能找到那种宁可自己不擢升却愿意让朋友擢升的人呢?朋友在政治上落泊时,人们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了,能与他同舟共济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恩尼乌斯有一句话说得不错:“患难时刻见真情。”但绝大多数人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况下显露出了不可信赖和朝三暮四的品性:自己春风得意时忘了朋友,或朋友有难时就离弃朋友。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能坚定不移、忠贞不渝的人当然是千载难逢的杰出之士,他们几乎可以称为“超人”了。

人们在友谊中所寻求的这种永恒不变的品质的基础是忠诚。忠诚和友谊是截然不可分的。选择朋友时,我们还应当找那种直爽、随和且意趣相投的人,即志同道合者。忠诚是建立在上述那些品性之上的。一个老谋深算、拐弯抹角的人,一个缺乏同情心,不能和我们一样为某一事物所感动的人,是不可能真正成为值得信赖的朋友的。我还得补充一点:真正的朋友是不会以非难我们为乐的,而且,在别人非难我们时,他也绝不会相信别人。这两点与忠贞的品格休戚相关。而结果便是我一开始所说的:只有好人才能成为友人。

好人(也可说智者)在其对待友谊的态度方面总是会表现出两个特征。第一,他完全没有虚情假意,因为性格率直的人宁可公开表示厌恶,也不愿意装模作样掩盖自己的真情。此外,当朋友受到别人指责时,他不仅会毫不理会,而且他本人也不会怀疑,或者说他绝不会相信他的朋友做错了事。第二,温文尔雅的言谈举止也能给友谊增添不少情趣。庄重肃穆固然气象堂皇,但是友谊应该少一点拘束,多一点融洽愉悦,并且应该更加注重友善和宽厚。

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难题:正像我们喜欢小马而不喜欢老马一样,有时我们是否也会认为新友比老友更好呢?人们提出这种疑虑是很不应该的。有些东西人们是很容易餍足的,但友谊却不属此类。友谊犹如美酒,年愈陈香愈醇。有一句俗话说得好:“长期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才能有莫逆之交。”

其实,新的友谊也有其长处,我们不应该轻视它。它如绿油油的幼苗,总有希望结出果实。但是旧谊仍应当有其应有的地位。多年的交情和相互熟悉这两个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再以马为例:在其余情况均同的情况下,人们一般都喜欢用自己骑惯了的马,而不喜欢未经训练的新马。这条习惯规则不仅适用于有生命的东西,而且还适用于无生命的东西。比如说,不管一个地方是多么山高林深,杳无人烟,只要我们在那儿居住久了,我们总会生发出爱恋之情。

友谊的另一条重要原则是:地位优越的人应当和地位低下的人平等相处。有些人,比如西庇阿,他卓荦冠群,但他对鲁庇利乌斯[47]、穆米乌斯、菲鲁斯,或其他地位比他低的朋友从不摆任何架子。还有,他的哥哥昆吐斯·马克西姆斯[48]虽也是出色的人物,其实不可与他相提并论,但是他总是很敬重他的哥哥,因为他的哥哥比他年长。实际上,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他所有的朋友都能因为与他的交情而更加体面。

这一点是我们应当效法的。如果我们中间有谁在个人品质、才智或财产上有任何胜于他人之处,那么他就应当与亲戚朋友分享其惠。譬如说,如果他父母出身寒微,他就应当提高他们的地位和身份;如果他的亲戚在才智和财富方面没有什么实力,那么他就应当接济他们。这就像神话传说中所讲的,一些孩子由于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和家世,一直过着奴隶般低贱的生活;后来他们虽然知道了自己是神或国王的儿子,但是对过去多年来一直认作是自己父母的牧羊人仍然一往情深。而对于无疑是自己亲生的父母,那就更应当如此了。因为无论我们拥有什么天赋和美德,只有在能与最亲近的人分享后,我们才能收获其最美好的果实。

但是还应当反过来看。在友谊和亲属关系中,正像地位优越的人应当与地位低下的人平等相处一样,后者也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才智、财富或地位不如别人而自惭形秽。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弱者却常常怨天尤人,特别是当他们自以为尽力为朋友做了什么事的时候,更是如此。那种为别人做了点事就念念不忘、唠叨个没完的人,是最讨厌的。当然,接受别人帮助的人应当对惠助铭记在心,而帮助别人的人则最好三缄其口。总之,对待朋友,地位高的人不但应当屈尊一些,与朋友平起平坐,而且应该竭尽全力提高朋友的水准。(https://www.daowen.com)

有些人由于认为自己受了冷遇而使友谊变了味。一般说来,也只有那些认为自己理应受冷遇的人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不但应当用言语,而且还应当用行动消除他们的自卑感。也就是说,你应当尽自己的所能帮助朋友;同时,你也应当根据他们的承受能力去施惠。因为不管你多么显赫,你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朋友都提拔到国家的最高职位上去。例如,西庇阿能使帕布利乌斯·鲁庇利乌斯成为执政官,却不能把他的弟弟鲁西乌斯也推上这个宝座。但即使你大权在握,能随意封官加爵,你也得考虑他的能力到底有多大。

一般说来,我们应当等到自己的心智和身体完全成熟后才对友谊作出抉择。比如,有些人小时候非常喜欢打猎或玩球,但他们长大以后就不再把过去有同样爱好的伙伴视为同道了。依此原则,保姆和送我们上学的奴隶就最有权利要求得到我们的爱了,因为他们是我们人生中最早认识的人。他们当然不应受到怠慢,但是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得用另外一种方式加以审视。人长大前所形成的友谊是不可能稳固持久的,因为年轻人的个性是会改变的,他们的旨趣也会随着个性而改变,而旨趣的改变最终会葬送友谊。例如,好人不与坏人交友,坏人不与好人交友,其惟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个性和旨趣判若天渊。

友谊的另一条有益的原则是:不要因为自己过分的善意而妨碍了朋友的大事。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想再引述一个神话故事为例。尼奥普托列墨斯如果当时听从利考墨得斯的话,就永远也攻克不了特洛伊城。利考墨得斯对尼奥普托列墨斯有养育之恩,并且声泪俱下地想劝阻他远离家园[49]。此外,身负重任时需要常常与朋友惜别,那种不堪忍受分离而试图阻止朋友出征的人,不但天性脆弱,而且也不够朋友。因此,在任何情形下,你都得仔细掂量一下你对朋友的要求以及朋友对你的要求是否合情合理。

和朋友绝交可以说是一场灾难,而有时这种灾难却是不可避免的。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只是针对一般人的友谊而言,而不包括智者间的笃情。有时,人们的罪过会冷不防地表现出来。或直接,或缘起第三者。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通过断绝来往而使友谊逐渐消亡而不是骤然决裂。我听卡图说过:对于这种友谊,宜“慢慢拆线,而不能一撕了之”。但是,如果突然爆发了不可容忍的伤天害理之事,那么惟有立即分道扬镳才是上策。

但是,如果品格和旨趣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更常出现),或者只是政见不合(我刚才已经说过,我现在谈的是普通人的友谊,而不是精英的友谊),那么,我们必须发出明确的信号:这只是友谊的终结,而不是公开的宣战,因为最可耻的事情莫过于同自己昔日的密友反目。你们都知道,西庇阿因为我的缘故而舍弃了他同昆吐斯·庞培乌斯的友谊,而且,由于政见不同,他也疏远了我的同事梅特卢斯[50]。在这两件事情上,他表现得既自制又不失尊严,尽管他当时大为不悦,但没有生怨结仇。

因此,我们第一个目标应当是防止朋友之间出现裂缝;倘若出现了裂缝,我们也要设法使友谊自然消亡,而非猝然决裂。其次,我们决不能让友谊蜕变为仇怨,因为仇怨往往是争执、谩骂和侮辱的根源。即便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也应当能忍则忍,对旧日的友情总还得要表现出敬重之情——你应该宁愿受人伤害,也不该伤害他人。

要想预防这些错误和麻烦恐怕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不要轻率地向人表达自己的感情,更不要向那些不值得你爱的人表露心声。值得你爱的人是指那些真正具有令人爱慕的品质的人。这样的人是很少的。其实,凡是卓越的东西都是罕见的,世界上很难找到那种完美无缺的东西。

大多数人只把有利可图的东西看做是人生中的好东西,他们择友就像挑牲畜,把满腔的热爱抛洒在那些有希望使他们获得最大利益的人身上。如果那样,他们就会失去最美好、最自然天成的友谊。这种人无从亲自领略友谊的力量、神奇及深广的内涵。

不妨思考一下自爱。为什么每个人都爱自己?人们爱自己是自身的要求,不爱不行,并不希冀得到回报。友谊亦然。只有把这种自爱的感情转移到友谊上,才能找到真正的朋友。

飞禽走兽,虫鱼蜂蚕——一切生物都是自爱的。这种情感是天生的。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需求是依恋于它的其他同类。这种本能类似于人类的爱。其实,人类的本性产生同样的情感,只是更炽热些罢了。因为人也爱自己,而且还寻求与他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的另一个人。

但是大多数人却偏偏——我不说恬不知耻——希望朋友能够成为他们自己不能够成为的人,希冀从朋友那里得到他们自己不能奉献的东西。然而,理想的办法是,首先自己做一个好人,然后再去找和自己品质相仿的人做朋友。只有这样,我们所说的那种稳固的友谊才能得到保证。而且,在那种情况下,由于互爱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才能够学会驾御那些奴役他人的情感,他们才乐于以平等和蔼的态度对待朋友,彼此倾心相助,才不会强求对方去做任何有悖于美德和公正的事情,才会不仅相互关心和爱慕,而且还会相敬如宾。友谊没有了敬重,就失去了它的堂皇光彩。

有些人认为友谊给形形色色的罪恶和疏懒大开了绿灯,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那不是自然赋予我们友谊的初衷。友谊是美德的助手,而不是恶行的帮凶。因为美德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达到最高境界的,它只有与他人相联合,结成同伴关系方能做到这一点。无论是现在、过去或将来,这种同伴关系无疑可以被认为是一切关系中最完美、最崇高的一种,体现了自然的至善境界。因此,友谊涵盖了人们所认为的值得追求的一切——美德、声誉、心境的宁静、事业的满足感。有了这一切,人生就幸福;而要是没有了这一切,生活就不可能幸福。

这种幸福是我们最好最高的目标。假如我们想得到幸福,我们就必须修身养性,致力于美德。要是没有美德,我们就既得不到友谊,也得不到其他任何值得企求的东西。实际上,如果忽视美德,那么,那些自以为有朋友的人,一旦遇到某个严重的灾祸而迫使他们去考验他们的朋友时,就会发现自己的错误了。因此,我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你要先判断,再开始爱慕,而不要先爱慕后判评。[51]

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都因粗疏马虎而受到惩罚,在择友时尤其如此,我们违背古训,老是贼走关门,放马后炮。我们与某人长期过从甚密,而且相互施惠,可是当这种友谊在发展过程中突然遇到不愉快之事时,就会顷刻崩溃。

在如此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如此疏忽马虎更应受到谴责。因为人们一致公认友谊是整个人类生活中极其有益的东西。不说别的,连美德也受到许多人的轻蔑,他们把它说成为招摇撞骗和自我宣传。财富也是那样,许多人蔑视财富,他们安于清贫,以粗茶淡饭为乐。对待权位也是如此,有些人趋之若鹜,但是也有许多人视若敝屣。其他东西概莫能外。某些人羡慕不已的东西,许多人却目为粪土。但是对于友谊,所有人的看法都毫无二致。政客也好,学问家也好,与世无争、埋头做生意的商人也好,甚至那些耽于声色的人也好——他们全都认为,没有了友谊,生活就不成其为生活。只要他们想过一种高尚、有意义的生活,无论如何不能没有友谊。友谊无孔不入,总是千方百计地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不管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要受到它的影响。

有人生性横蛮粗野,逃避和憎恶与他人往来(据说雅典的泰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即便这种人也难以不同他人交往,至少他得找个人发泄一下他那刻毒的怨恨。我们不妨作如下假设:神灵把我们带离人寰,将我们置于某个完全孤寂的地方,然后供给我们丰富的生活必需品,但绝不允许我们见到任何人。谁会有如此铁石心肠,能够忍受这种生活呢?如果你孤寂难耐,你就自然会失去对于一切乐趣的兴致。

某位哲人——塔伦屯的阿尔契塔斯嘴边常挂一句名言(他的话我是从前辈那儿听说的,他们是听他们的前辈说的)。他说:“假如一个人升到天上,俯瞰宇宙的自然运作和星辰的美景,那奇观并不会使他感到欣悦。只有当他能向什么人述说他所见到的壮景时,才会感到欣悦。”因此,人生来就厌恶孤独,总要寻求他人的扶持,而最有力的扶持就来自亲密的朋友。

人的天性袒露心迹,表明了她的希冀、追求和目标,而不知为何,我们却充耳不闻。

朋友间的交往是形形色色、错综复杂的,出现各种猜疑和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对此,聪明的人有时会尽力绕开矛盾,有时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时就干脆迁就宽恕。

但是,如果要维护友谊的价值和虔诚,我们就非得直面那种可能出现的不快。比方说,朋友间常常需要劝告,甚至责备。只要是善意的劝告或责备,都应当欣然接受。但是,我的朋友特伦斯在其《安德罗斯妇女》中所说的话也不乏真知灼见。他说:

恭维易结友,坦言招冤仇。

如果坦言的结果是招致嫉恨,从而破坏友谊,那么,坦言就是件坏事。但实际上恭维的危害更大,因为姑息朋友的不端行为只会使朋友走向毁灭,而最该受责备的是那种拒纳坦言而被阿谀牵着鼻子去作乱的人。

因此,在这一点上需谨慎从事为好。劝告时不能刻薄,批评时不能盛气凌人;至于恭维(不妨借用特伦斯的言词),虽然对人应当谦恭有礼,但我们决不应当阿谀奉承。阿谀奉承只会唆使和怂恿人去作恶。这种行为连自由民都不屑为之,更何况朋友呢。与朋友相处是根本不同于与暴君相处的。如果一个人充耳不闻坦言,甚至听不进朋友的忠告,那么他就完全无可救药了。卡图说过许多警世之言,下面这句话也说得非常犀利深刻:“刻毒的敌人比那些表面合意的朋友对人更有用处,因为敌人常常道出真话,而朋友却往往虚与委蛇。”还有,有些人受了批评之后,对应该恼恨的事不恼恨,却反而对不应该恼恨的事耿耿于怀。他们对自己的过错不痛心疾首,而对朋友的责备却恼怒不已,这当然是荒唐无稽的。其实应当相反,他们应当恨自己的过错,并为改正错误而高兴才对。

因此,真正的友谊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提出劝告和接受劝告。劝告要爽直不讳,但不能尖酸刻薄;接受的一方要有耐心,不应愤懑不平。友谊的元凶是阿谀奉承和曲意迎合。阿谀奉承和曲意迎合是一种邪恶,那些说话只求取悦于人而全然不顾事实真相的人是奸佞之辈。虚伪是很恶劣的,因为它玷污和破坏了真诚,所以虚伪和友谊水火不相容,而要是没有真诚,友谊也就徒有其名了。

友谊的本质就在于将两颗心融为一体,然而,如果有一颗心不能坚贞如一,而是变幻不定,那么心心相印的友谊就无从产生。世上最善变、最摇摆不定的莫过于这样一种人的内心,他们见风使舵,不但随他人的情感和意见起伏,而且还随他人脸色的阴晴而变化。

他说“不”,我也说“不”;他说“是”,我也说“是”。

总之,他说什么,我都随声附和。

这又是特伦斯的话,不过这番话他是假借拿托之口说出来的。只有傻瓜才愿意与这种人交朋友。这世上有许多许多人,他们的地位、财富、名声也许远在拿托之上,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他毫无二致!

而如果你有这样一位既虚伪又举足轻重的朋友,那么这种谄媚奉承就真的危害极大了。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审察,就不难辨别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这就像区别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准能辨别出什么是货真价实的珍品,什么是伪造的赝品。

参加公众集会的虽说都是些有什么什么学识的人,但他们还是分得清谁是夸夸其谈、蛊惑民心、不可信赖的政客,谁是稳健持重、光明磊落、公正贤明的政治家。不久前,盖乌斯·帕布利乌斯·卡尔博在一次集会上提出了一个护民官连任法案,以此蛊惑集会群众的视听,博得他们的宠信。我当时就表示反对这个法案。但是现在我不想谈论我自己,我只想谈西庇阿。天哪,他口若悬河,讲得多么动人心弦哟!人们准会以为他哪里只是个普通公民,他简直是全罗马的领袖。当时你们也都在场,他的演讲词现在大家都能读到。可结果呢,这个旨在取悦民众的提案却恰恰被民众否决了。

下面我回过头来讲讲我自己。你们肯定还记得,当鲁西乌斯·曼西努斯和西庇阿的哥哥昆吐斯·法皮乌斯·马克西姆斯两人做执政官的时候,盖乌斯·克拉苏所提出来的有关教职的法案是多么迎合民意。根据这个提案,选举祭司的权力应由祭司团下放给广大民众。(克拉苏还作出另一民主举动:他开了演讲时面向广场的先河。)我挺身而出,对他进行了回击。结果呢,他那貌似有理的演讲一驳就倒。我取胜的法宝就是激发起大家对神的敬畏感。当时我不过是个司法官,五年之后才被选为执政官。这就说明,我旗开得胜主要不是由于我职高位显,而是因为事情本身就在理。

在舞台上(公众集会实质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舞台),谎言和曲解频频出笼,但真诚一旦亮相,它就定能稳操胜券。那么,须臾与真诚不可离的友谊应当出现什么情况呢?在友谊中,如果你不向朋友袒露心迹,朋友也不向你敞开心扉,那么忠诚和踏实感就无从谈起。你就不敢去爱,也不敢被爱,因为封闭起自己的心灵就无法知道是否有真情。刚才我在谈奉承朋友一事,但是这种阿谀逢迎不管多么有害,它实际上只能伤害那些乐于接受它的人。由此可见,喜欢听阿谀奉承之辞的人就是最爱自鸣得意、最自怜自爱的人。

诚然,美德是自爱的,因为它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是非常可爱的。但是那些喜欢被人抬轿子的人追求的并不是纯粹的美德,而只是美德的皮相而已。事实上,好多人根本不想做道德之士,而只是虚摆架子。这种人最喜欢别人的奉承。当他们听到甜言蜜语时,就当真以为自己是至善的楷模。可是,如果一方不愿意听真话,而另一方则时刻想讲谎话,那么这种友谊就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观看喜剧时,我们对食客的奴才相其实并不觉厌恶,只是觉得可笑罢了,那是因为剧作家又安插了一个趾高气扬、性格迥异的武夫的缘故。“泰依丝真的非常感谢我吗?”武夫问道。本来回答“非常感谢”就已经足够了,但食客非得说:“万分感谢。”奴颜婢膝的谄媚者总是投人所好、夸大其词。因此,不但那些怂恿和鼓励谄媚的人深受奉承的影响,即便性格坚强稳重的人也得格外警惕,防止狡诈的谄媚乘虚而入。

除了地地道道的傻瓜,谁都能识破公开的谄媚,而我们必须提防的是那些狡诈、隐蔽的献媚,要识破这种人的真面目并非易事,因为这种人往往假装与你意见相左,假装与你争辩,来不露声色地掩盖其谄媚,最后表示屈从服输,以此来蒙骗你,使你误以为自己有卓识远见。任他人如此愚弄自己实在是太不光彩了。所以你必须提高警惕,不能让下面的一幕重演!

“今天你捉弄了我,任何滑稽剧里昏庸的老糊涂也从来没有这样被耍弄过。”[52]

因此,即便在戏剧中,最愚蠢的角色也不外乎那种昏头昏脑、轻信他人的老人。

但不知咋的,我已经偏题了。我原本的话题是好人的友谊,即“智者”(当然是指人性所能具有的那种智慧)的友谊,可我却不知不觉谈起了那些平庸、肤浅的友谊。那么,让我再回到原来的话题,并最后作个总结。

范尼乌斯和斯凯沃拉,我得说美德,正是美德,创造了友谊又保持了友谊。心心相印、坚贞不渝和忠心耿耿皆源于美德。当美德发扬光大,并且看到另一个人身上也放出同样的熠熠光芒时,它们就交相辉映,于是“爱”或者“友谊”就会应运而生。这两个词(amor和amicitia)都源自同一个拉丁文词根(amare),即爱。爱,说穿了就是对于你所钟爱的人的那种依恋之情。它当然不是为了谋求好处。(诚然,无论你刻意追求与否,友谊自然而然会带来好处,但这是另一回事。)

我年轻时就是怀着这样一种真挚的感情爱慕年事已高的鲁西乌斯·帕鲁斯、马尔库斯·卡图、盖乌斯·伽鲁斯、帕布利乌斯·纳西卡和我好友西庇阿的岳父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53]。同龄人中间,这种友谊之光更加灿烂夺目,如西庇阿、鲁西乌斯·福利乌斯、帕布利乌斯·鲁庇利乌斯、斯普利乌斯·穆米乌斯[54]和我本人就是如此。可现在我老了,反而爱和年轻人打成一片,譬如愿意与你们,还有昆吐斯·艾利乌斯·图伯罗交往。而且,我还非常喜欢和比你们更年轻的人交朋友,比如说帕布利乌斯·鲁梯利乌斯·鲁弗斯和奥鲁斯·维尔吉尼乌斯[55]。因为人生和自然的法则就是代代因袭、生生不息,所以人生最大的慰藉莫过于能和与你同时起跑的同时代人一起,跑完人生的全程,共同到达终点。

然而,世事飘忽不定,凶吉难卜,故而我们应当不断地寻求我们所爱且又爱我们的人。人生失却了爱恋和友情,就会变得枯涩寡欢。西庇阿虽然猝然长逝了,但对我来说,他实际上依然还活着,永远永远活着。我爱的是他的美德,而他的美德却是不朽的。无论是他生前还是身后,他的美德与我共存,而且,在将来,它定会继续放出绚丽的光彩,照耀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一切胸怀大志和胆略的人都会将他铭记在心,并以他为自己的榜样。

至于我自己,无论是财富,还是禀赋所赐予我的一切恩惠,没有哪一件可以与西庇阿对我的友谊相比拟。我们的友谊体现在:对国事,我们的观点高度一致;对我的私事,他无微不至地指点。而且,我们开开心心地共度了闲暇时光。就我所知,我从来没有惹他生过气,他也从没有说过一句我不希望他说的话。我们同吃、同住,也同服役、同旅行、同度假。工作之余,我们就找一个僻静之地一起钻研学问。如果对这些往事的回忆也随着他的去世而消逝,那么,失去一个如此亲密的朋友,我就根本无法忍受了。但是这些往事并没有烟消云散,它们依然历历在目,而且随着时光的推移,它们会变得愈加清晰。退一步说,即使我已想不起它们的话,我已到了这把年纪,也无所谓了,因为我忍受这种思恋之痛的时间已经不太长了。短暂的痛楚,无论它有多么深刻,其实都是可以忍受的。

关于友谊,我就谈到这儿。最后我想重申一下:美德是第一位的;没有美德,友谊就无从谈起。但切记,除了美德之外,这世上最伟大的事物就是友谊。

[1]《论友谊》一文约作于公元前44年之秋季。确切日期不可考。

[2]大祭司斯凯沃拉曾于公元前95年任执政官。

[3]昆吐斯·庞培乌斯·鲁弗斯是苏拉的女婿(科尔涅莉娅之夫),公元前88年曾任执政官。

[4]卡图卒于公元前149年,故范尼乌斯所谓“不久前”,实乃20年前了。

[5]鲁西乌斯·阿西利乌斯生平不详。此处恐有误,应为鲁西乌斯·阿梯利乌斯。

[6]指苏格拉底。

[7]罗马历法3月、5月、7月、10月之7日及其他各月之5日,为占卜院例会之日期。

[8]德西莫斯·布鲁图曾于公元前138年任执政官。他征服了迦利西亚和卢西坦尼亚(即葡萄牙)后,将其姓氏改为卡莱库斯。

[9]西塞罗赞美能节制情感的父母,可在写本文的一年半前,其女儿不幸去世,他却悲痛欲绝。

[10]帕鲁斯也是小西庇阿·阿菲利卡努斯的父亲、赖利乌斯的朋友。

[11]伽鲁斯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作家和天文学家,曾于公元前166年任执政官。

[12]西庇阿于公元前147年首次当选为执政官时,年方38岁。

[13]西庇阿于公元前134年再度担任执政官。当时罗马兴师围攻努曼提亚,但久攻不下。

[14]指北非的迦太基和西班牙的努曼提亚。

[15]西庇阿的母亲离婚后,西庇阿就以祖母所遗之产业供奉母亲;母亲死后,他又将遗产转赠姐妹。

[16]对西庇阿猝死的原因人们众说纷纭。但一般认为他是被格拉库斯兄弟谋害的。西庇阿竭力反对格拉库斯土地法,在元老院与格拉库斯·卡尔博展开激烈论战。翌晨(公元前129年)发现他死于床上。

[17]指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公元前5世纪创于意大利的克罗顿。

[18]鲁西乌斯·菲鲁斯曾于公元前136年任执政官。

[19]曼尼乌斯·曼尼利乌斯曾于公元前149年任执政官。他和菲鲁斯都是小西庇阿圈子中的博学之士。

[20]参见《西庇阿之梦》。

[21]指下列四对朋友:忒修斯与庇里托俄斯、阿喀琉斯与普特洛克勒斯、俄瑞斯忒斯与皮拉得斯、达蒙与皮西厄斯。

[22]临时命题,而能从容不迫地侃侃而谈是诡辩派学者、修辞学家和新学院派哲学家所擅长的一种本领。

[23]这是斯多葛派哲学的理想。其创始人芝诺认为人生的目标就在于“和谐”。斯多葛派哲学家坚信美德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

[24]盖乌斯·法布瑞西乌斯曾于公元前282年和前278年任执政官。他品德高尚,严词拒绝伊皮鲁斯国王皮洛斯的贿赂。

[25]曼尼乌斯·库里乌斯曾于公元前290年、前275年和前274年三次任执政官,击败了萨姆奈特人和皮洛斯。

[26]蒂吐斯·科伦卡尼乌斯曾于公元前280年任执政官,是第一位平民大祭司(公元前254年)。

[27]指恩姆匹道克里斯。诗人,主要著作有《自然颂》和《纯洁颂》,其中450行诗句残存至今。

[28]剧名不可考,但剧情似乎与欧里庇得斯的《伊菲格涅亚在奥利斯》相同。

[29]塔尔奎尼乌斯·苏帕布斯是罗马的最后一位国王,他当政了25年(前534—前510)。

[30]斯普利乌斯·卡西乌斯曾于公元前502年、前493年和前486年三度任执政官。

[31]斯普利乌斯·梅里乌斯曾于公元前440年任执政官。他和斯普利乌斯·卡西乌斯被指控妄图复辟君主制。

[32]皮洛斯于公元前280年至前275年入侵意大利和西西里。

[33]汉尼拔于公元前218年至前203年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入侵意大利和西西里。人们普遍认为汉尼拔残暴凶狠,这是罗马大肆开动宣传机器的结果。

[34]发生在公元前133年。当时,他担任护民官,想图新变法,却因此丢了性命。

[35]昆吐斯·图伯罗是斯多葛派哲学家。

[36]盖乌斯·伯劳西乌斯,库迈籍,当时无罗马选举权。

[37]莱纳斯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

[38]公元前132年,盖乌斯·伯劳西乌斯投靠了叛军首领阿里斯托尼库斯,战败后引颈自杀。

[39]艾弥利乌斯·帕普斯和盖乌斯·法布瑞西乌斯于公元前282和前278年同任执政官,于公元前275年同任监察官。

[40]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死后,盖乌斯·卡尔博(公元前131年曾任执政官)继续与小西庇阿对着干。他被怀疑谋害了小西庇阿。盖乌斯·卡图曾于公元前114年任执政官。盖乌斯于公元前123年和前122年任护民官期间重新推进改革运动,终被杀。

[41]公元前131年,盖乌斯·卡尔博(当时兼任护民官)提出护民官应每年选举一次。护民官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死后不久,其支持者不会忘记这一点。

[42]投票表决法于公元前139年由护民官奥鲁斯·加比尼乌斯所创,后来,在公元前137年,鲁西乌斯·卡西乌斯推广投票表决法于刑事案之陪审员中。

[43]地米斯托克利是雅典人,他于公元前480年在萨拉弥斯一举击溃波斯人,大战告捷。公元前470年被放逐到厄哥斯。

[44]这儿(以及上一段),西塞罗暗指伊壁鸠鲁和他的先驱萨瑞尼的亚里斯提卜以及他们的追随者。

[45]指伊壁鸠鲁和他的先驱萨瑞尼的亚里斯提卜以及他们的追随者。

[46]毕亚斯以不徇私情、司法公正而著称。

[47]据传,帕布利乌斯·鲁庇利乌斯是通过西庇阿的影响力才于公元前132年当选为执政官的。

[48]昆吐斯·马克西姆斯曾于公元前145年任执政官,卒于公元前130年。

[49]尼奥普托列墨斯(亦称皮洛斯)是阿喀琉斯和得伊达弥亚(斯基罗斯国王利考墨得斯的女儿)的儿子。

[50]小西庇阿与昆吐斯·庞培乌斯不和,是因为昆吐斯·庞培乌斯靠欺诈手段击败了竞争对手赖利乌斯,从而在公元前141年的执政官选举中获胜。西庇阿与梅特卢斯有衅,是因为西庇阿调遣梅特卢斯去指挥围剿阿琴联盟,对此梅特卢斯心存芥蒂。

[51]引自蒂欧弗拉斯特斯语。

[52]引自凯西利乌斯·斯塔蒂乌斯的剧作《伊皮克勒鲁斯》。

[53]小西庇阿与梯伯瑞乌斯·格拉库斯的女儿、护民官梯伯瑞乌斯和盖乌斯·格拉库斯的妹妹塞姆普露妮亚结缡。帕布利乌斯·纳西卡曾于公元前162年任执政官。

[54]斯普利乌斯·穆米乌斯是著名的鲁西乌斯·穆米乌斯的兄弟。

[55]奥鲁斯·维尔吉尼乌斯是杰出的律师。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