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摩司:人性与形式的对抗
到了公元前八世纪,在整个文明世界的信条中,形式已经取代了内容的位置。虽然宗教崇拜的壮举越来越华丽,祭司与信众群体越来越庞大,仪式的举行越来越密集,只是赋予神庙和圣坛灵气的神明不见了。古老的恐怖在消退,处于死而不僵的状态。在华丽的外表下,实则空无一物。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是从古至今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它完全重塑了人类的宗教概念,确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人与上帝的关系。在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国——这个小国对当时的统治势力,绵延两千年之久的文明古国埃及,让人恐怖的战争机器尼尼微,以及来自伟大的巴比伦商业车队与船队都丝毫不构成威胁——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孤身一人,向整个世界的信念提出挑战。在他之后,为数不多的后来者一个个涌现出来,每一个都以一己之力面对世界各族,宣称看到了新天地,为人类找到了新的力量源泉并走向上帝之路,他们用一种迄今为止三千年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的激情和力量,来宣告他们的奇特思想。
全世界的其他文献中找不到像《旧约》中先知一样的角色。他们是先知,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自成一派,他们的话依然代表着人类的理想。他们说,万事应然的就必须成为实然。这种确信似乎并非虚妄的乐观主义表述,也不是不切实际的梦想,而是一个先知预言,一个值得我们效忠的命令,一个我们应该努力完成的任务。他们又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先知,他们不是满脑子未来如何的梦想家,他们很清楚,只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们就是驳不倒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吹嘘自己会魔法的人。当世界充满魔法而处于黑暗的时候,他们为使世界摆脱魔法而见光明。阿摩司是第一位以先知身份出现的《圣经》作者,比希腊科学之父泰勒斯早了一百五十年。当时希腊人还在魔法的泥潭中挣扎,在他们眼中任何事物都可以是其他事物的原因。自阿摩司开始,《旧约》中不再有魔法。先知们的世界是成年人的世界。关于他们的文献没有什么神奇的事迹,希西家让日晷的阴影倒转方向可能是唯一的例外,而且现在也被认为是后人加入的故事。约拿的鲸鱼和丹尼尔在狮巢的故事,都是到了阿摩司等先知之后几百年,才在编故事的人那里复活的古老传说。这些人和阿摩司等人毫无共同之处,尽管后人往往将他们混为一谈。
以色列的先知出自一个很早就懂得江湖骗术和妖言惑众的可鄙的民族。在智力发展上,他们快过邻邦、征服者,甚至整个世界成百上千年。早在公元前八世纪,以赛亚就不无鄙视地谈起“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正是这些人让其他世界充满恐惧,直到基督教时代开始后许久仍是如此。以赛亚同样鄙视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这些人“对求助他们的人来说如同碎秸”,这些人至今仍然大行其道。公元前六世纪晚期或者公元前五世纪早期的第二以赛亚,在偶像崇拜之地两河流域,用极端尖锐的言词描绘那些相信自己能制造神祇的愚人们的愚蠢。一个人“从树林中选定一棵树……把树的一部分放在火中烧……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这棵树剩下的部分做了一个神……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它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写这段话的人是世界顶级的壮丽城市中一个倒霉的被流放者,可他知道他的智商比那些骄傲的征服者和主人们高出太多。
随着先知们的到来,魔法逐渐被摒弃,这一点充分展示了希伯来精神的光辉。从第一位先知阿摩司到最后一位先知玛拉基,这一系列伟大的宗教导师们从来就没有声称自己能够施展魔法,他们也没有什么神奇的故事值得信从者传唱,除了上面那唯一的令人遗憾的例外。这种现象在世界宗教中极少有可以与之比拟的,之所以如此,根源肯定直接地与先知有关,因为在他们出现之前,几乎所有希伯来故事中都有奇迹的成分。根据《旧约》的记载,以利沙生活的年代早于阿摩司不超过五十年,但在他和他的老师以利亚的生活中就充满神奇的事件:铁浮于水上,毒药失效,一瓶油怎么倒都是满的,如此等等。但阿摩司一来,所有此类玩意儿都终结了。
《阿摩司书》是《圣经》中第一部能够相对准确地进行断代的篇章。阿摩司本人大概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中叶。书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当然要更为古老一些,只是我们无法确知这些内容是什么时候写下来的。人们也许会想,就像在其他文学作品中那样,语言可以为我们提供线索。希伯来语是当时的口语,肯定和一般的口语一样随时间而变化,但无论是由于什么原因,事实上,《旧约》中据信年代最早的部分和最晚的部分所用的希伯来语并没有多大差别。也许《圣经》各篇不断被编修的事实是形成这种相似性的理由之一。
《阿摩司书》位于《旧约》接近尾声的地方,这本不过短章大小的书这么开头:“当犹大王乌西雅,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这里所指的具体年分大概在公元前760年,早晚误差肯定不会超过十年。这一年,希伯来的两个小国正繁荣昌盛,北国以色列在伯特利举办盛大庆典。早先的一位以色列王在小城伯特利建造了一座著名的祭坛,目的是在他自己的国家里建立一个崇拜中心,以消除他的臣民对耶路撒冷的依赖,耶路撒冷是南国的首都。那片土地上总算有几年和平的日子了,这在那严酷的岁月里是颇让人惊讶的。希伯来人的宿敌大马士革由于北方强大的亚述的攻击而削弱。当时整个文明世界都笼罩在可怕的亚述的阴影之下。大马士革王龟缩在城中,自顾不暇,亚述短时间内还有别的比碾碎小小的巴勒斯坦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在举行盛典的日子,大批民众从巴勒斯坦全地集中到伯特利。庆典当然少不了宗教仪式,祭司们也做好了上场的准备。神圣的金牛当然要由祭司们看管,它是伯特利祭坛的圣物,也是四方民众来朝拜的对象。祭司们很清楚他们作为盛典的导演与演员要扮演什么角色,那么多人都是来观看庆典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祭司列队行进的奢华场面,“穿金挂蓝紫衣红袍细麻布”,一长串缓缓前行准备用作祭品的动物,“金银铜精工制作”的各种圣瓶,庄严地宣唱悼词的声音,“号角、十弦瑟、竖琴”齐鸣的音乐,这是自古以来世界各地庄严肃穆的仪式中祭司们的形象。可这一天,在这个小城里,秩序忽然间被打乱了。一位形容粗野的人站到了队伍的前头,停止了它的行进。此人身披一件简单的斗篷,乃是一位历经风吹日晒的牧人。大祭司确信面前又是一个号称先知、神圣,以此为手段骗傻子饭吃的痴呆,于是严厉地斥责道:“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司回答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在我赶羊的时候,耶和华选召我,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耶和华如此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一刻,宗教使人愉悦的崇拜仪式与难解的内涵,分别被大祭司和这位牧人人格化了,有史以来祭祀和正义第一次正面冲突。
对于阿摩司来说问题很简单,二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他得了神启。在作为牧人孤独的生活里,他一定有很多沉思的时间,从他的作品中也能看出,他专注于思考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那时这种关系还没有被定义成冷冰冰的劳资关系问题。他了解富人的生活。“他们躺卧在象牙床上”,阿摩司说,“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以大碗喝酒”;他们“有优质葡萄园”,修建“过冬的房屋和过夏的房屋,以及象牙的房屋”;他们痴肥的婆娘们,阿摩司称她们就像母牛,“对家主说:‘拿酒来,让我们喝吧!’”他也了解穷人的生活,他不用专门去了解就知道他们的生活。他看到穷人被富人“压榨”、“压迫”和“吞噬”。“你们践踏贫民”,阿摩司说,“向他们勒索麦子。……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而这些贪婪的富人却在圣所备受尊崇,在宗教庆典中坐在主位。阿摩司定经常在伯特利观察这些人,这些人一丝不苟地按规矩祭祀,上香献祭严格遵守安息日。“他们想望主的日子”,阿摩司说。大概从他放牧的地方,他就能看到朝拜的路上此类熙熙攘攘的朝拜者。他肯定在某个城中的市场见过他们是如何对待可怜的欠债者的。他两次用相同的词句描绘他们,“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得到了神启。他一下子看到了形式与仪式旁边的人的幸福,他心中衡量世间之事的相对重要性的标准也清晰起来。他喊出来,“主耶和华将他的奥秘揭示给他的仆人”。“往伯特利去”,他昭告朝拜者们,“去犯罪,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年奉上你们收成的十分之一……高声宣扬人们自愿奉上的祭物吧,因为那是你们所喜爱的。……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侵夺穷人的权利。”他擦亮了眼睛,看到了上帝眼中什么必不可少,什么无关紧要。崇敬上帝和朝贡与献祭没有关系,仅仅和人如何对待他人有关。祭祀和正义根本不是一回事。上帝是关于正义的上帝,祭祀与上帝无关。对上帝的信仰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使他的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他的公平乃是无权者保护自己的凭仗,他的公义拯救无助者摆脱“宫殿里的抢劫和暴力”。
这种认识的新意所在并非正义概念本身。正义概念早就有了。在古代埃及和加勒底文献中常有无私行为的记录,关于荣誉和人格尊严,关于善良甚至帮助弱者时的责任。但之前从来就未曾提到过这些东西比神庙仪礼和祭司命令更为重要,或者这些东西和神庙仪礼和祭司命令完全不同。最能体现道德高度的一篇巴比伦文献这么说:
不要造谣中伤,要心地纯洁。
不要说人坏话,要心怀善意。
如果感到生气,勿脱口而出。
每天献祭,为你的神进馨香。
敬畏神灵,方得神灵眷顾。
献祭益寿延年。(https://www.daowen.com)
在埃及,死者的灵魂为获得永别会如此恳请欧西里斯(Osiris):“我不曾压迫穷人。不曾让任何人哭泣。我没有减少过给神庙的奉献,我没有欺骗九神(Nine Gods),以获取猎物的精美部分。我给饥饿者食物,向神灵奉献。”据称《旧约》中最古老的部分之一,经文紧接着《十诫》,同样归为上帝权威命令的一段文字也这么说:“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
对道德义务概念的某些新理解已经开始提升宗教崇拜了。人类在思想上,对祭祀仪式的要求已包含着对正义的要求,只是还远远没有到达能够辨别哪个更重要,哪个不重要的水平。宗教要求人做的事情,都在同一层次上不加区分地混成一团。阿摩司是第一个对此进行区分的人,他关于何者是至关重要的判断,开启了人类思想的新时代。本质的东西首次和非本质的东西被区分开来。行为意义上必不可少的和无关紧要的被针锋相对地做出了比照,一个延续至今的价值标准也就树立了起来。人类再也无法简单地无视它或者忘记它。这就是阿摩司的成就,其重要性怎么估量都不为过。
当然,不会只有一个人意识到这种全新的概念,它在不断传播,有几个人几乎是同时意识到了,这一全新概念。紧随阿摩司之后,有三位先知和他一样用崇拜者的行为检验信仰,他们关于何者重要何者不重要的判断也和阿摩司的看法相一致,他们就是何西阿、弥迦和以赛亚。很明显,他们的作品中都清楚地展示了两条后人所行的断然不同的信教之路:一种是为崇拜而崇拜,崇拜就是目的;一种认为崇拜只是手段,只有能带来善果、清除邪恶的崇拜才是善的。他们用简单的因果逻辑,以及无与伦比的激情和坚定,来阐释他们关于正义与祭礼的看法。耶稣基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先知,而是要成全”。对耶稣基督而言,这个问题先知们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在说服力上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管风琴轰鸣,唱诗班高唱,仪式高深,颂诗清亮,古朴的香炉中燃着虔诚的香。祭祀是美的,然而这所有伟大的神庙或者教堂中的祭礼,虽然深受诗人、艺术家、音乐家们喜爱,却被先知们斩钉截铁地加以排斥。这些华美的祭祀是容易实现的,宗教却不是这样。当然,祭祀也并非毫无意义。人们用它们来替代宗教,可也正因为如此,上帝痛恨并蔑视它们。以赛亚用两个词说出了整个真相:“邪恶与崇拜。”它们是邪恶的,因为它们会让人自我欺骗:献祭和仪式是设在人的良知和生活之间的一层隔板。“虚浮的贡物”,以赛亚说,“香品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是耶和华憎恶的。……我都以为麻烦,耶和华说。就是你们多多地祈祷,我也不听。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耶和华问。燔祭,我已经足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要洗濯,自洁。……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磋磨贫穷人的脸呢?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一心想着祭祀的人受到一位无名的先知——可能也是其他先知的同时代人——的尖锐批评:“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吗?”
“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何西阿说,这才是上帝的意思。“以色列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他们献给我的祭物……耶和华却不悦纳。……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圣殿。……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弥迦说,“可以……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然而,“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随着这种关于上帝需要什么的新认识的产生,出现了一种关于上帝本身是什么的新认识。那就是,在上帝面前,细枝末节没有地位。上帝对壮观的场面和作秀完全无动于衷,对搔首弄姿的规矩、吹吹打打的程式,对进三退二、故作姿态的动作,以及所有其他构成崇拜仪式的戏剧成分,都完全无动于衷,无论对作为表演者和观赏者的人们来说,这些有多么华美。上帝需要的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有善心的人。崇拜上帝就意味着按照上帝的命令去做,上帝的命令带来的是公义和慈悲,仅此而已,别无他物。对他的敬拜与在神庙中的作为毫无关系,与之相关的只有人们彼此对待的行为。崇拜仪式无法使人与上帝产生联系,找到上帝的唯一方式就是遵照他的意志行为。
希腊人说,“大神们在荣誉的大门前留下的是汗水”。上面提到的四位先知,对此问题的认识相同。在他们关于上帝的认识中,宗教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安逸无虑的人有祸了”,阿摩司的话振聋发聩。通向安逸和利益的宗教大门是关闭的,宗教从来就不能提供利益和安全。相反,宗教要求付出巨大的代价,那是后果极其严重的一种责任。“耶和华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阿摩司用这句话总结了他和他的同道者们对宗教特权的看法,这种特权指的是一种去实现巨大艰辛的任务的机会,一种为常人所忽略,或者因为害怕危险而止步不前的机会。
宗教人唯一的,也是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在人间实现上帝的公义与仁慈。以为巧言令色的遵从或者装腔作势的努力就能够实现这一任务,以为前方只是坦途并且付出者必将得到百倍的回报,都是足可诅咒的。“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耶利米在阿摩司之后一个半世纪时说。“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亡。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是就得了福了!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耶和华这样说。”显然,这些毫不含糊的话语与十九个世纪以来,人们为争辩到底哪个宗教得到了上帝的真传,即谁是正统派,所经历的无尽痛苦和流血冲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些争辩中没有困苦和穷乏人的位置。但是对阿摩司和他的跟从者来说,有公义和怜悯的地方才有上帝的真传,才有宗教;没有公义和怜悯,也就没有上帝的真传,没有宗教。这就是《旧约》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四位先知共同而简单的基本信念。
几个世纪以后,这四位伟大先知的信念又流行起来,但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耶稣基督的话——“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当可让何西阿和以赛亚满心喜悦。这就是他们看待所谓神圣之物的方式,只看它们是有利于还是有害于人的幸福,他们的眼睛永远只盯着需要盯的东西,如何让人们从对彼此的错误对待中解脱出来。耶稣基督曾若无其事地、轻描淡写地要求一位年轻的富翁做一件事,“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如果阿摩司站在一旁听到了这句话,他会微笑着表示赞许。“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耶稣基督这么说。这也是先知们唯一的标准。对上帝的敬拜只有通过它带来的实际效果才能被证实。
当生活与崇拜失去了所有的关联,当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不再重要,只有人如何对待他们的神灵和祭司才要紧的时候,是阿摩司、何西阿、弥迦和以赛亚以上帝的名义,将人们从礼拜中叫回街头,从祭祀中叫回公平与善良。当以公义和怜悯为中心的宗教被无关紧要的枝节淡化,祭祀的重要性再次超越生活本身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将人们召回先知们那里:“经上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这是何西阿的话。“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也无法劝服他们。”
对这些无知来说,宗教是真实的,因为它能带来效果,这也是真实的东西证明自己的唯一方式。宗教永远是真实的,因为它总是有效。公义与仁慈是它的果子,它是永恒的,对任何当下的生命都永远有意义。
你们若是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
——《耶利米书》7: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