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
那天在伯特利,阿摩司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独自一人面对人群,驳斥人们尊崇并喜爱的,却毫发未损。试想一下,在其他的时间地点,类似情况的结果会是什么,比如在西班牙的一次判决仪式上,或者在那不勒斯的圣血溶化仪式上。由于坚持宗教崇拜应该采用一定的程式和坚持其不应采用某一种程式,在本质上并无区别,所以也可以设想一下,在坚持不点蜡烛祭拜的苏格兰人的宗教集会上,如果有人宣称如此祭祀是对上帝的亵渎,会有怎样的下场。那些胆敢阻断此类得到上帝恩宠的方便法门的人们,往往引祸上身。可是阿摩司说了他要说的话,却完好无缺地离开,没人碰他一根手指头。
那时,巴勒斯坦一带的祭司是很有权力的。他们不时废立君王。他们手中有祭司们百用不爽的维护自身权威的无敌武器。国家兴亡大事取决于他们的占卜,他们发布神谕预测未来,而且只有他们可以用献祭来安抚发怒的神灵。有了这些武器,其他地方的祭司的反对者们制造不出什么麻烦。然而,在希伯来人的历史中,一个个孤胆英豪站出来,面对身边挤满祭坛和圣殿的神职人员,指责他们忽视正义,可祭司们总也没有让他们闭上嘴巴。
个中原因要到希伯来精神的深处寻找。这个民族的基本信念与那些强烈谴责恶行的人们同在。祭司们也无法消除希伯来人这种与生俱来的观念。我们知道,一个美国人或者英国人永远也不会因为捍卫言论自由而遭到民众的攻击。无论我们多么反对自由理念,我们的内心仍对其很敏感。希伯来人的内心深处,对伦理行为的观念极其敏感——无论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怎样,无论他们发现祭司的奉献和圣殿祭祀这样美好的替代品如何让人舒服。哪怕是在圣殿里面,也是道德律令而非仪礼庄严占据着首要的地位。
圣殿深处存放着希伯来人有史以来唯一敬拜的器物——上帝的约柜。约柜本身可没有它内里的东西珍贵。它只是个匣子,里面才是最要紧的神圣的民族珍藏。是能够创造奇迹的什么东西的残留吗?难道是摩西的一片大氅,或者亚伯拉罕的一角权杖,一块雅各的骨头,诺亚方舟上的一块木头?还是一块黑石头,让四方的信徒祈祷时有个方向?这些是其他民族曾经珍藏起来的让信徒摸摸看看从而得到保佑的东西。希伯来人的神龛里,装的是两块石板,上面刻有严格的律法条令: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从来就没有说看到或摸到这些石板就能医治痛苦或者免罪。这些律条需要得到践行,需要在实际生活的压力中经历痛苦,努力执行。这是它们对人们唯一的用处,除此之外,它对人毫无益处,也不能给人祝福。对希伯来人来说,世上最神圣的东西就是判定是非的准则。
这是先知们——这个将宗教与人际行为捆绑在一起的民族的代言人——成长的土壤。一位年长的希腊史学家惊讶地说,“希伯来人抚养他们所有的孩子”。希伯来人从来不丢弃新生儿。希腊人和罗马人在他们文明鼎盛时期还脸不红心不跳地在做的事情,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里却是被严厉禁止的。在亚历山大的将军和庞贝的军团看来,这个小国粗野,不文明,甚至是未开化的。他们可能粗野,他们肯定贫穷,但他们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任其自生自灭。对希伯来人来说,他们本能地用实践效果检验所有与人生相关的事物的重要性,无视生命价值的宗教,毫无意义。“不可杀人。”这才是宗教的声音,它体现了人类的价值,是至真的道理。
遵守十诫的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的眼睛紧盯着生活。宗教必须要求人不相互伤害,必须让生存条件更加美好。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宗教能够要求人脱离现世,远离婚姻、安逸、享受,远离正常生活去独自冥想。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世界才真正是宗教的领地。《旧约》中的人们从来就不认为独身或隐居的方式高超。生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他们最想要的是弄明白如何生活,所以他们开始去认识人。
《圣经》是本关于人类经验最伟大的书。我们将它看作是关于上帝而不是人类的书,可哪怕其中只有一位主角——耶和华全能的上帝——只有一件被认可的物品用以展现上帝那无以言表的伟大,《圣经》中也不乏对人类的关注。那些希伯来编纂家们只对上帝之道和为人之道有着同等的兴趣,而对其他的事物毫无兴趣。他们为上帝之道献上无上的诗才,为为人之道奉上同样值得赞赏的敏锐的观察和精准的判断,一切都牢固地立足于我们称之为常识的对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他们每一个都有着极丰富的常识。
他们是理智主义者,倾向于用自己的头脑看清事实,这一点和希腊人一样,只是他们关切的事实不同。希伯来人所关心的对希腊人来说无关紧要。希腊人最关心的是能够阐发与解释的概念。他们总是想弄懂一切。大地真的是平的吗?他们问。太阳真的就是车中的阿波罗?我们开口闭口讲的这些概念——正义、节制、友谊——又都是些什么东西?学习并有能力解释事情,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激情所在。这些对于希伯来人来说是陌生的。希伯来人从来不寻求解释,也不去寻找事物的原因。为什么一定要如此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全能的上帝——所有一切的造物主。他们嘲笑以人之渺小探索宇宙之浩大的念头。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
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
那时谁将大海关闭?
……
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
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
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
你日子的数目也多?
强辩者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
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
白天艳阳高照是遵从上帝的意愿,夜晚星光满天也是根据上帝的命令。自然之道就是上帝之道。希伯来人思考天空的时候,就将天空看作是上帝的造物,他们只问:人是什么,您对他念念不忘?
《旧约》的大部分章节都严格区分上帝和上帝的造物。高妙与现实对希伯来人来说都是真实的,但是他们倾向于将二者区分清楚。前者在天上,后者在地下。上帝离人越远,人也离上帝同样远。希伯来人想上帝多了,想人就少了。我们从精神和智识上能够上溯到的另一个古老民族——希腊——他们对高妙的事物也极具敏感性,但他们能够用语言来解说它。希伯人则心怀敬畏地拒绝这种尝试。“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所有超验者,所有我们称为神圣的事物,都大大地超越了人类,以至于以任何人类的形象来想象它们,都意味着胡思妄想。他们将人类看作是可怜的被造物,将生活看作是受难。永远不要忘记,他们生活在怎样一个野蛮而残酷的世界里。巴勒斯坦的自然环境就足够恶劣,还身处战略要塞,为兵家必争之地,周边更是充满敌意的邻居。在最真切的意义上,生活是件无望的苦差,在这样的环境中,关于人类本性的乐观看法自然无法兴盛。
希伯来人只在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中直接表现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只有上帝的光辉能够抬高他们,上帝以光为袍,以云为车,行走于风翼之上。他们用敏锐的眼睛看到,用深刻的体悟感受到,上帝才是他们逃离苦难,逃离悲惨生活的避难所。
智力和心灵都要低一级的罗马人,能够在遍布英雄的浪漫世界中找到他们的避风港。希腊人则并不想要避风港,对他们来说,世界美好而有趣,他们乐在其中。希腊人也致力于认识人性,并且对人性有深刻的知识。当描绘安提戈涅(Antigone)时,他们将安提戈涅描写成一个全然高贵的人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才是她之为安提戈涅最重要的东西,而不是她作为人必然具有的缺点。优秀的东西方值得注意,但希伯来人从来无法忽略缺点,他们看不到人的高贵,只能看到人的卑微。他们对人性卑贱的深刻同情是希腊人感受不到的,唯一的例外是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但希伯来人无法因伟大灵魂受难的悲剧而升华,英雄的死亡也不能使他们热血沸腾。希伯来人的本性致使他们永远无法发现英雄或者伟大灵魂。
希伯来人的关注点在人本身,他们看待别人就像看待自己的邻居,在他们看来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缺点,每个人都大同小异,所有人都不过如此。这种区别个体的态度并不属于希腊人。希腊人不关心个体特性和细节的分别。他们思考得更多的是科学和哲学,而具体的个人所谓和他人不同的地方,并非科学或者哲学关心的问题。科学家或哲学家忽略人的个体。可是希伯来人对科学或者哲学不感兴趣。为知识而知识,让希腊人如此着迷,可对希伯来人来说却毫无意义。希伯来人气质上根本不像希腊人。
要像寻找恒星一样追求知识
在人类思想最极致的边界之外。
希伯来人渴求的真理与生活息息相关。他们想知道关于人性的真理,于是他们用精神的所有力量和敏感去寻找它。他们不在意去判断人性的善恶,而仅仅是要弄明白它,并用科学家也只能自叹不如的冷眼旁观的方式研究人。《圣经》史志作者写下希伯来民族伟人的故事,但他们一样用日常生活中看待常人的方式看待伟人,当他们记下伟人们的失败之举时,他们毫不担心有违众意,因为大家对将任何人说成高大全的企图,不是嘲弄,就是投以怀疑的目光。
李维(Livy)让我们为罗马人的英雄主义而激情满怀,再完美的故事在希伯来人笔下也燃不起类似的热情。希伯来最伟大的领袖摩西,其形象自始至终都毫无英雄光彩,当一开始他被告知“吩咐法老放我的民众离开”时却被充满危险的任务吓倒请退,以至于“耶和华的怒火向摩西爆发”,到最后他死时因为自己的罪接受惩罚而无法进入应许之地。
一生磨难的大卫,起初便有一系列的疯狂冒险行为:杀死乌利亚,趁夜色溜进宿敌重兵守卫的帐篷,将其“头旁的长矛和水瓶”取走,以此证明他饶过对方一命。这位牧童出身最终称王的人物,总是经历着命悬一线的冒险,在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他都将会是一个浪漫的传奇英雄,光辉事迹将留存后世。可是在《旧约》中,他主要还是个普通人,英雄事迹也不十分完美。他一生最可鄙的行为就是谋杀乌利亚,在《旧约》中这件事被娓娓道来,丝毫没有淡化处理。教导儿子的希伯来父亲大概会让儿子好好读读这个故事,好明白“没有人是正直的,一个都没有,除了耶和华上帝”。
这种精确客观的态度在希伯来人描写女性时体现得最为明显。《圣经》是到本世纪为止唯一将女性作为人对待的文学作品,女人不比男人好也不比男人差。《旧约》的作者像对待男人一样描写女性,不带感情,没有偏见,也没有故作姿态的屈尊。想想其他的民族会怎样描述大将军巴拉战胜“西西拉和他的车辆和全军”的故事吧,看看他们怎么讲述巴拉向吩咐他出征的女人要求,“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回答道:“我必与你同去。”(https://www.daowen.com)
坏女人和有缺点的女人也被如实讲述,通常她们的形象是“花言巧语的外乡女人”,或者“欺骗不懂事的少年”,或者吵吵闹闹的那种,“好争吵的女人跟大雨天不停的雨一个样”,不过批评也总是有理由、有事实根据的,赞扬也一样。在了解了其他民族小说家和诗人们笔下那些可圈可点的女人们之后,就会很清楚《箴言》最后一章的作者所持的强烈信念。我们如是被告知,他的母亲,让他明白,女人既不低男人一等,也从来不是什么光鲜的天使。这些古怪的形象从来就没有进入过作者的视野,但他观察了许多女人,所以当他写有德的女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必要胡乱想象。“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甘心用手做工,未到黎明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她想得田地就买来。她张手周济困苦人。她开口就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一位可敬的女人,能持家而可靠,与她一起生活喜乐安详,却完全没有罗曼蒂克的味道。没有一句是描述她的外表的。“艳丽是虚假的,美貌是虚浮的,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让人不能不想到,即使拥有这个民族的优秀常识,希伯来的年轻男人们大概也不会这么看待他们的爱人的。
《圣经》中唯一一部真正的青春之歌,就是所谓的《所罗门之歌》,其中对女人的赞美十分不同:
我的佳偶,你甚美丽!
你甚美丽!
在帕子内,
你的眼睛好像鸽子眼。
……
你的唇如同一条朱红线,
你的嘴也秀美。
这里完全没有提到爱人持家一类的美好品格,这些诗都是些直白而热烈的情诗,充满了青春气息。不过公元一世纪的某个时候,究竟为什么审慎而博学的拉比们将它们纳入正典,至今仍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当时这些拉比们正要确认哪些是上帝的话语,哪些不是。于是,他们需要把这里的一对情人转换成耶和华和以色列,这实在是一种比较古怪的转换,唯一能够相比的,是基督徒将同一对爱人转换为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做法了。这两种处理在神学上都有些牵强。这卷青春之歌,就以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将错就错地成了《圣经》的一部分。
除了这卷青春之歌和先知书的作者们,《圣经》其他部分的作者,给人的印象都是些面无表情、心如死灰的老人,就像是些从生命的战场退役的老兵。他们曾经战斗过,但现在只在一旁观察思考,眼光敏锐、思想深刻,善良而宽容。他们总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似乎已经走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先知们可不是这样,他们并非老人,相反,他们激情澎湃。不过他们也不年轻,确切地说是成熟,正处于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较少对青春激情的描述,也是《圣经》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
《圣经》中唯一热情赞颂的人类品格是智慧,智慧归根结底就是生活的艺术,没有长期经验是很难获取的。和其他的高尚品格一样,敬畏上帝也是智慧的开端,但是智慧乃是所有一切的精华,是希伯来人不断努力认识生活、认识人类得到的回报。智慧绝非是纯为了知识而求知,智慧的必然效果是远离罪恶。“凭着他们的果子,就能认出他们来。”智慧的果子就是节俭、勤奋、谨慎、自我控制,以及拥有一颗平和、宽容的心灵,这些都是在和他人共处的生活中,能够让人得到成功和快乐的最有价值的品格。“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我经过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只有那些有助于找到智慧的生活方式的知识才是有价值的,否则它就什么都不是。在实践中,无效的智慧也不是智慧。“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
影响阿摩司和以赛亚成长的人们所持的正是这样的观点。当他们碰到祭品和馨香是否能够让生活更美好的问题时,他们就用检验日常生活问题的方式来检验崇拜:实践经验是否表明这些东西带来好的结果?他们超越同侪之处并不在于他们看待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本身,而在于他们看到了一种新的现实,也是所有现实中最重要的现实。他们最早明白了他们民族早就具有这种无意识倾向,并以之促使用爱代替恐惧作为人类生活的推动力量。先知们看到的上帝——由模糊到愈来愈清晰——是一个对人类心存善良的上帝,并不需要安抚和讨好。
宗教崇拜的中心从恐惧向爱的转变,是人类观念史上最为重大的改变。爱与恐惧这两种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是情绪的两极,完全没有共融的地方。“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在各个方面,它们都是完全不同的。爱不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恐惧总是随着时间而变换。不同的恐怕对象相互取代,永远都是这样。爱是恒定不变的,恐惧则会弱化。知识作为一种破坏性的现实力量存在。“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人们认识到生活中并没有什么好恐惧的这一真理时,恐惧就变得不再真实,人们于是从恐惧中得以解脱,获得自由。
此后再不会有那位看似被恐惧击倒的古埃及母亲那样的形象出现。那位母亲总要在她的孩子睡前哼唱咒辞,以赶走想要伤害孩子的恶灵,那恶灵可能就藏在摇篮之侧:“走开,从黑暗中潜入的!你来亲吻这孩子吗?我不会让你亲他。你来伤害他吗?我不会让你伤害他。你来带走他吗?我不会让你带走他。”恐惧不再。恶灵不能动了。爱的表达无论经历多长时间都不会过时。《旧约》中到处都是表达爱的温柔与哀愁的词句,它们比我们自己所能想到的词句远为真切地表达了我们对爱的感受。比如,“如同你性命的朋友”,“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晚上我的妻就死了。”“王就心里伤恸,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押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龙啊!我儿,我儿!’”
时间奈何不了爱。在大卫丧子、以西结丧妻、路得跟拿俄米远走他乡之后,即使旧的恐惧没有了,新的恐惧依然层出不穷。植根于恐惧的事物不能永恒,爱才能提供持久的基础。
在巴比伦和尼尼微的文献中,完全没有能够昭示宗教崇拜从恐惧向爱的转变的痕迹,但是在公元前十二和十三世纪的埃及,有铭文显示出这种倾向:“你在穷人需要的时候来”;“看那悄声到来的,会找到你这甜水井”。最具体的表述莫过于:“就像牧人带他们放牧的,你将受苦的带到芳草地。我爱你,我满心都是你。”但这种新的未成形的观念没有产生真正的影响。当它降临埃及的时候,埃及已行将失去寻求与发现新事物的力量。埃及当时正要回到过去去寻找启迪。
这个新观念在埃及几乎是刚出生就夭折了,而在巴勒斯坦它却复活并得到永生。在巴勒斯坦,人们对这种观念的感悟比此后所有人都要深刻。希伯来人是情感热烈的典型。《旧约》中展现出的热烈情感,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别的文学作品可与之比拟。《旧约》中到处都是刻骨铭心、强烈之极的情感表达,诸如大卫为儿子走入歧途而悲伤,路得向拿俄米的哀求。在这样一个感受力如此敏锐的族群中,最激烈的两种情感也就无可避免地产生尖锐的冲突,而在这里,头一次爱被证明是更为强大的一方。
希伯来人洞穿生命和人心的特别天分,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一个人要是理解了另一个人的苦难,他就会有恻隐之心,就会感同身受。看一下希伯来人,就能发现致使那些先知们的宗教发端的特征。这种宗教产生于人间,慢慢才触及天国。在《圣经》最早的部分里,就已经能够看到一种人对人的温情与关照,本质上和何西阿以及以赛亚是一样的,同时却和上帝的形象有着尖锐的冲突。在那里,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自我要求,远远超出他们对上帝行为的期许标准。
希伯来人心目中伟大人物的形象是,基于自己的恻隐之心,努力让上帝仁慈待人。亚伯拉罕在请求上帝宽恕所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就是这样。摩西一再站到他的人民前面,因为全能的上帝威胁要“杀戮摧毁他们”。当“耶和华告诉摩西,”很明显他注意到摩西偏向人类,“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摩西选择的不是顺从耶和华的意愿,而是陪同他的人民一起死亡。
非常特别的是,上帝被认为只是崇敬的对象,却从来不是模仿的对象。无情的力量只能放在天上崇拜,恻隐之心和善良则必须在人间得到重视。从《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开始的四章中——《圣经》中被认为最古老的部分——就有可以想象到的最甜蜜温柔的词句。在描写上帝“决不原谅你的背叛”的经文之后,就是如此的人生哲理与慷慨:“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托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托。”希伯来人天性敏感,这一点与现代人遥遥相通:“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作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那时候的寄居者,该是多么的无助,多么地凄凉迷茫。为无助者提供帮助的责任感,是生长于斯的阿摩司为穷人带来的福音:“不可苦待寡妇与孤儿。”总之,所有这些品格都来自于这样一种力量——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作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
因为没有认识到上帝的所作所为与他对人类行为提出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所以律令都被认为出自上帝。哪怕是间接地,律令的宗旨也必然要和上帝令人恐惧的属性产生矛盾,所以希伯来人逐渐在上帝身上加上了同情、善良、宽容这样的人类行为准则。
先知们使这种改变自觉、直接起来,他们越来越强调上帝的人性。最终上帝“像一个父亲怜悯他的孩子”一样仁慈,给人温暖如同“母亲给予温暖”,如同牧人喂养羊群,怀抱羊羔,温柔地带领扶老携幼的羊群前行。上帝甚至可以比人更加温柔:“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悯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我的,我却不忘记你。”
这些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生活中何为真实、何为永恒的希伯来人,就是这样发现爱这个最为重要的东西,它在生命中最为永恒最为真实,它不仅仅属于人类,也同样属于上帝。
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
——《以赛亚书》63: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