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的大洪水故事
古代希伯来的大洪水传说被记载在《创世记》之中。[28]《圣经》研究者们如今已达成共识,认为《创世记》原初由两个不同的部分与不连贯的叙述构成,两种叙述被组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故事外貌。[29]不过,改编者的组合工作实在太粗疏了,以至于使叙述中留下了明显的重复和互相矛盾之处,就连粗心的读者也会注意到这些毛病。
在这两种被人为地组合到一起的传说异文中,一种是来自被研究者们称为“祭司文献”或“法典”(通常用祭司一词的头一个字母“P”来代表)的叙事,另一种来自研究者们称为“耶和华(Jehovistic或Jahwistic)文献”(通常用第一个字母“J”来表示)的叙事,其特点就是用“雅赫威”(Jahweh或Yahweh)这个名称来称呼神耶和华。两种文献在叙事特点和风格上有明显差异,二者分属不同的时代。其中耶和华文献的叙事可能是更古老的一种,而祭司文献则被今日学界普遍认为是组合构成了《旧约》前六书的四种主要文献中最晚出的一种。耶和华文献被看做是成书于公元前9世纪或前8世纪的希伯来君主时代的朱迪亚[30]地区。祭司文献则成书于公元前586年之后的某个时期,那时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31]占领,大批犹太人被他抓去做了囚徒。两种文献都有历史形式,区别在于耶和华文献的作者显示出对他描述的男男女女的性格与冒险事迹的真切兴趣,而祭司文献的作者只在一种意图之下看待他写的人物,把他们看成传达伟大天命计划的工具,这个计划就是给以色列人传达一种关于上帝与宗教及社会制度的知识,那正是体现神的仁慈意愿的知识,选民(指以色列人)应该依照这一套知识来规范他们的生活。换句话说,祭司文献作者笔下的历史是神圣的而不是世俗的,是传教用的而不是平民用的。他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把以色列看成一个教会,而不是一个民族。因此,当他以相当长的篇幅详述神明要垂顾的那些族长和先知们时,就对整整一代普通人一带而过,甚至很少提及他们的姓名,好像他们只是将一个宗教时代与另一个宗教时代联系起来的环节,只是用来贯穿一大串瑰丽的启示珠宝的线绳。他对过去的态度充分显示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氛围的影响。以色列的伟大时代已经结束,它的独立已不复存在,随之而去的还有物质的繁荣与荣耀的希望。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卓越统治时代留在世人心目中的美好梦想,即使在国家已经败亡之后,在异族统治下的黑暗现实之中,依然会延续一段时间。那梦想就好像早晨的云彩,在很久以前就消失在这个民族阴云密布的夜晚之中了。由于通往平凡的野心的所有道路都被阻断,民族性格之中不可抑制的理想主义此时在另外一个方向为自己找到了喷发口,其梦想又有了不同的方式。假如说大地已经关闭,那么天堂却依然开放。就好像雅各在伯特利[32],前后方都是敌人,他做梦梦见一架梯子从天上云端伸到地上,有上帝的使者从梯子上走下来,守护并安慰那些孤独的朝圣者。简而言之,以色列的领袖们试图以精神的方式来补偿他们的民族在现实中遭受的家破人亡之辱,办法就是提高该民族在精神上的优越地位。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建构或完善了一系列宗教仪式体系,以便能够预知并全神贯注到神恩之上。他们还将锡安打造为圣域,使它成为上帝之国在地上的欢乐与中心。带着这样的目标和雄心,公共生活的情调越来越具有传教色彩,其兴趣也变得修道化了,其主导影响也祭司化了。国王被大祭司取代,后者甚至继承了国君的紫袍子和金王冠。[33]这样一场改换门庭的革命用大祭司的统治替换了耶路撒冷的世俗统治,就如同将恺撒大帝统治下的罗马帝国转换为中世纪教皇统治下的罗马。
正是这一思想运动,使这种传教化倾向十分强烈的宗教渴望反映在祭司文献之中,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弥漫并结晶到了这一文献的编撰之中。该运动的理智和道德局限也相应地反映到该文献作者的局限之中。他的真正兴趣只在于宗教的繁文缛节这一方面,也就是典礼和仪式的细节,传教者的道具和服装的细节,诸如此类,让他倾注了真正的心血。而宗教的更深层面对他而言却是一部实际上封存了的书:对于其道德的和精神的方面,他似乎视而不见。他从没有深入到深刻的问题上,比如永生和罪恶的起源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才是激励着历代探索精神的问题。由于他对仪式细节的极大关注和对世俗事物的毫不关心,由于他对编年和系谱以及日期和人物的偏好,一句话,即由于他偏爱的是历史的枯骨,而不是历史的血肉,所以,这样的祭司历史学家就像中世纪那些僧侣编年史家一样,在向外观照伟大的世界时,只能透过教堂窗户的彩色玻璃或隐居小屋的狭窄孔洞。他的理智的视野过于褊狭,他看待事件时戴着有色镜。这样一来,其他所有人都看不到的东西被他看到了,那荒野之中的拜神圣帐的光辉,就好像透过一个粉色窗户的紫光或是某种灿烂的外凸窗的华丽玻璃,隐约涌现在他热切的想象之中。甚至是那些给物质世界带来改变的缓慢过程和突发灾难,也只是神所恩赐的征兆或奇迹,用来预示宗教分化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对他来说,创世的工作乃是为安息日制度准备的一个宏大的序曲。[34]天空的拱顶本身,闪烁着耀眼的光辉,也只是上帝用手指在上面指示出宗教节日确切季节的一个巨大的传教日历牌!而那场几乎淹没了全人类的大洪水,则是上帝用来同那些悲惨的幸存者立约的一个机会。至于彩虹,在阴暗的云彩中闪烁着晕光,那只不过是附加在立约之上的神圣印记,用来保证其真实的和不可更改的特性。[35]
由于祭司历史学家既是律师又是传教者,他用了很大的努力去证明,神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严格的法律基础上的,其有效性由一系列的契约来保证,双方都要通过全套的适当程式来缔结这些契约。他在阐述这些契约的时候从来都详尽无遗,在回顾以色列的契约清单的冗长系列时也不厌其烦。这个以枯燥无味的条款为研究对象的腐儒,这个严格的仪式主义者,从来也不放松他常态的严谨心理,只有当他如数家珍般罗列这个令人高兴的契约与转让财产的主题时,才会变得松弛和温和。人们公认他的历史叙述杰作乃是他对一次谈判的记录,那是在鳏居的亚伯拉罕同赫人的儿子们之间进行的谈判,为的是获得一块坟地,以便埋葬其妻子撒拉。[36]这场交易的悲悼性质并没有降低叙述者的职业热情。他描绘的那幅图景,结合了高超艺术家的技巧与老练律师[37]的精明。虽然经历了那么久的历史时间,整个场景依然活现在我们面前。这位作者的眼前大概浮现出了类似的场景,正如在东方国家仍然能够亲眼目睹的那样,比如,当两位有教养的阿拉伯酋长就某个商业问题巧妙地展开商讨时,他们就会一丝不苟地遵循东方国家外交时的种种郑重的形式和礼节。不过,这样的图画在这位祭司艺术家的“画廊”里实际上并不多见,他很少顾及风景,他的画面总是涂抹出来的,毫无个性可言,也没有生命和色彩。就拿他最用心描绘的摩西的图像来说,也只不过是一个木偶般的人物,一心只想着传播他的布道饰品。[38]
耶和华文献的作者留给我们的希伯来族长时期的图景就完全不同了。在轮廓的清晰、技法的微妙与细致、色调的温暖等方面,它们都是文学中难以超越或许也无与伦比的典范。最简捷的几笔就产生出最优化的效果,因为每一笔都出自大师之手,他本能地知道应该表现什么和放弃什么。于是,当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前景中的人物形象时,这些人物就带着生活的真实和质感活现于画布之上。他还同时设计出一种灵巧的、几乎让人无法察觉的技巧指示出人物背后的风景,就这样完成一幅和谐的图画,会给人们的记忆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比如说,雅各和拉结在井边的场景,羊群在正午的炎热中聚集在井边等待饮水,作者笔下这场景之生动,有如拉斐尔[39]的彩绘油画一般。[40]
除了对人类生活的栩栩如生的描绘之外,他还用一种迷人的天真与古朴来描写神。他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古老的时代,那时在神与人之间还没有裂开这样可怕的鸿沟。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上帝如何像小孩子捏泥娃娃一样用泥土造出第一个人;他如何漫步在伊甸园凉爽的夜晚,叫出躲在树丛后害羞的亚当和夏娃;他如何用造出的皮衣取代我们第一对父母遮体用的无花果树叶;当挪亚走进方舟之后,他如何在他后面关上门;他如何从焚烧的牺牲物闻到香味;他如何从天上下来查看巴别塔[41],因为要是从天上看的话,他的视力有所不及;他如何在帐幕的门前与亚伯拉罕谈话,那是一天中正炎热的时候,橡树婆娑的枝叶为他们遮阴。简而言之,这位快乐的作者的全部作品都渗透着诗意,带有远古时代的某种新鲜和芬芳,这种品质赋予它一种不可名状的永恒魅力。
在《创世记》中有关大洪水的合成叙事之中,由耶和华文献和祭司文献各自提供的独立成分,还是可以辨识的。这种区别体现在语词运用上和取材上。首先来看语言上的差异,最明显的一点就在于,从希伯来的原文来看,神的称谓在两种文献中是固定的:在耶和华文献中叫做耶和华(Jehovah,即雅赫威);在祭司文献中叫做埃洛希姆(Elohim)。在英译本中,两个名字分别译为“主”和“神”。在用“主”这个称呼来表示希伯来语的“耶和华”(雅赫威)时,英译者遵循的是犹太人的实际用法。犹太人在大声朗读圣书时只要看到耶和华之名写在或印在书中的地方,就统一用“我主”(Adonai)或“主”(Lord)来替代神的名字。于是,英文版圣书的读者就可以推测出一个普遍原则,凡是英文版中用“主”这个称呼指称神的地方,那就是希伯来原本中写着或印着神名耶和华的地方。但是,在对大洪水的叙述及整个《创世记》中,祭司文献的作者却避免使用耶和华之名,而是用“埃洛希姆”这个词来替换他。该词在希伯来语中通常指“神”。他这样做的理由在于,按照他的看法,耶和华的神名是上帝第一次揭示给摩西的,因此就不能在世界的初始时期就用在上帝身上。另一方面,耶和华文献的作者却没有关于显示神名耶和华的这样一套理论,所以他从创世以下就毫无顾忌地把这个名字用在神身上。
除了两种文献中的这个主要差别之外,还有一些在英译本中没有出现的词语差别。比如,一系列用于“男性和女性”的词出现在耶和华文献中,到了祭司文献中则换用了另一套语词,还有,在英文本中被译成“摧毁”的词,在两种文献中是不同的词汇,英译者用“die”(死)和“dried”(干的)来翻译的词,也是如此。[42]
在耶和华文献和祭司文献的叙事中,还有更明显的素材方面的差别。由于这样的差别在某些场合构成了明显的矛盾,因此,证明它们来源于不同出处也就顺理成章了。例如,在耶和华文献中,洁净动物与不洁动物判然有别。获准进入方舟的洁净动物数量是每种七只,而不洁动物的数量则是每种一对。另一方面,祭司文献的作者没有在动物中作出这样的区分,而是让它们以完全平等的关系进入方舟,即每种动物都公平地限制为一公一母。对这样的叙事差异的解释是,在祭司文献作者的眼中,对动物首次作出洁与不洁的区分,也是上帝启示给摩西才开始的,因此不能让摩西的先辈挪亚就有这样的区分。与此相对的是,耶和华文献的作者也不接受这样的理论困扰,而是天真地认为动物的洁与不洁之区分是人类一开始就熟悉的,就好像是依赖于某种自然的划分,其明显的程度是尽人皆知的。
两种文献的作者之间的另一个重大分歧是关于洪水持续的时间。在耶和华文献的叙述中,大雨持续了40天40夜,此后挪亚在方舟中待了三周,直到大水退去他可以登陆时。由此估算,洪水持续的时间是61天。另一方面,在祭司文献的叙述中,大水退去之前有150天,洪水总共持续了12月零10天。由于希伯来的月份以月亮为周期,12个月就是354天,再加上10天就是一个太阳年的364天。[43]因为祭司文献的作者确认洪水持续的时间大约为一年,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里,犹太人已经能够通过观测太阳来纠正太阴历的误差。
此外,在洪水发生的原因方面,两位作者也有不同看法,耶和华文献的作者只说是由于下雨[44],而祭司文献的作者则说有地下之水涌出,也有天上之雨倾盆而下[45]。(https://www.daowen.com)
最后,耶和华文献的作者叙述了挪亚从大洪水之灾中逃生以后感谢神恩,他建了一个祭坛并给神献上牺牲,可祭司文献的作者既没提到祭坛,也没提及牺牲。显然,从他信奉的《利未记》律法的立场来看,除了在耶路撒冷就不会有合法的祭坛,像挪亚这样的非神职人员来行使献祭牺牲的行为也是不正当的,神不会接受,这也是对教士权利的一种粗暴冒犯,他连做梦也不敢想将此罪过归到可敬的族长挪亚身上。
这样,耶和华文献与祭司文献两种叙述之间的对比,强烈地证明了校勘家们的观点,即二者最初是互不相干的,且耶和华文献相对更为古老。耶和华文献的作者显然不懂唯一圣地的律法。该律法禁止在耶路撒冷以外的任何地方举行献祭。由于该律法是在公元前621年由约西亚[46]王首次明确颁布实施的,可以推测耶和华文献必定在那个年代之前写作完成,也许要在那以前很久的时候。同样道理,祭司文献则在那之后写成,也许是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该文献的作者清楚地意识到唯一圣地的律法,不会让挪亚犯下违背该律法的错误。由此可知,耶和华文献的作者表现出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宗教制度与措辞上古朴简洁的特征,那是世上最早的历史时期;祭司文献的作者则显示了一个较晚时期的反思,那时已经产生出一种明确的宗教进化观念,而且已经把它严格地应用到了历史之中。
将希伯来人与巴比伦人对洪水的解释作粗略的比较就能使我们相信,这两种叙述不是独立的,其中的一种叙述必然源于另一种,或者说二者同出一源。两种叙述之间的相似之点,无论在数量之多方面还是在细节的雷同方面,都说明不会是偶然巧合。在两种叙述中,都是由神灵一方决定用大洪水来毁灭人类,也都有一位神向一个人事先透露了消息,而且还指导人建造一个巨大容器,依靠它来拯救人和每一个物种。在巴比伦祭司贝若索斯讲述的故事中,从洪水中得救的主人公是巴比伦的第十任国王,希伯来故事中的挪亚则是亚当以来的第十代传人,这或许不是出于巧合。在两种叙述中,那位幸运的主人公都遵照神的警示建造了一只拥有多层舱的大船,并用沥青来防水,将自己的家人和所有种类的动物物种带进船中;两种叙述也都讲到由巨量的降雨导致洪水泛滥,一直持续了若干个日子;两种叙述都说所有人类都被淹没了,除了主人公和他的家人。在两种叙述中,都有主人公放出鸟去探查洪水是否退去的情节,或是乌鸦,或是鸽子,那鸟都因无法找到落脚之地而先返回到大船上来,后来又都飞出去而不再归来,大船也都最终在一座山上靠岸;两种叙述都讲到主人公为感谢救命之恩,在山顶上向神献祭;也都讲到神闻到了献祭香味,从而平息了怒气。
从整体分别来看,巴比伦洪水故事和希伯来洪水故事的普遍相似之处竟如此之多。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希伯来故事的独立因素,那就可以看出,耶和华文献的叙事要比祭司文献的叙事更接近巴比伦神话。比如,在耶和华文献的叙事和巴比伦神话的叙事中都对数字七给予了特别关注。在耶和华文献中,挪亚对即将来临的洪水有一个七天的警示期,他将洁净的动物每种带上七对进入方舟,他每隔七天派出一只鸽子从方舟出发去探查水情。在巴比伦神话中,洪水在最高位上持续了七天,主人公在山上献祭时用了七件器皿。还有,耶和华文献的叙事和巴比伦神话的叙事都特别提到,当主人公和他的家人及动物进入方舟之后,船的大门就被关闭了。同样,在两者之中都出现了从船上放出乌鸦或鸽子的生动插话,出现了献祭以及神闻到香味的细节,两位神也都因此而息怒。另一方面,在某些特殊之处,《创世记》中的祭司文献比耶和华文献更接近巴比伦神话叙事。比如,在建造大船时,二者都给出了精确的方案,二者也都讲到大船有多层船舱,每一层船舱又划分出多间舱室。还有,祭司文献和巴比伦神话叙事都说大船用沥青来防水,大船都停靠在山上,二者也都说到主人公从方舟中得到神的赐福。
但是,如果希伯来叙事与巴比伦叙事彼此密切相关的话,应该如何解释这种关系呢?巴比伦叙事不可能出自希伯来叙事,因为它至少要比希伯来叙事早七到十二个世纪。再者,“正如齐默恩(Zimmern)评论的那样,《圣经》叙事的实质在于预设了像巴比伦尼亚这样的国家可能遭受过洪水的灭顶之灾。这样就不必怀疑该故事‘源于巴比伦并传播到巴勒斯坦’”[47]。不过,假如希伯来人是从巴比伦那里得来的大洪水故事,那么他们是在何时得来的,又是怎样得来的呢?我们对此一无所知,问题的答案只有靠猜测。某些具有声望的学者认为,犹太人是在“巴比伦之囚”时期第一次得知这些巴比伦传说的,因此《圣经》叙事不会早于公元前6世纪。[48]如果我们只拥有祭司文献记录的希伯来洪水传说异文,那么这个观点就还可靠,因为祭司法典可能是在“巴比伦之囚”期间或之后编撰的,其作者完全有可能获得有关巴比伦传说的知识,或是通过口传或是通过巴比伦的文献。其时间或许在他们亡国后的流浪期,或许在他们返回巴勒斯坦之后。有理由认为,由征服带来的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会导致巴比伦文献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传播以及犹太文献在巴比伦的传播。从这一观点来看,祭司文献的叙事在某些要点上背离耶和华文献而接近巴比伦叙事,就可以理解为祭司作者们直接借用巴比伦材料的结果。这样的要点就是一些细节,比如方舟的建造,特别是有关给船体涂上沥青的描述,沥青正是巴比伦尼亚的特色产品。[49]不过《创世记》中的耶和华文献有大量证据表明,希伯来人早在“巴比伦之囚”以前就熟悉大洪水的故事,他们知道的形式也与巴比伦的相似。耶和华文献的年代始自公元前9世纪,不会晚于公元前8世纪。
因此可以假设,在巴勒斯坦的希伯来人很早就熟悉巴比伦的洪水传说。尽管如此,我们还要发问:他们怎样、在何时知道的呢?对这个问题已有两种解答。一种解答认为,希伯来人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时自巴比伦迁居巴勒斯坦,就已经带去了巴比伦传说;另外一种解答是,希伯来人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之后,从当地的迦南人那里得知这些故事,而迦南人则通过巴比伦文献得知这些故事,其时间是在公元前2000年的某个时候。这两种解答之中究竟哪一种是真实的呢?我们目前尚无法确定。
在后来的时代里,犹太人的幻想力改变了这个洪水故事,给它添加了许多新的、常常是过分的细节,为的是满足一种堕落颓废时代的好奇与趣味。因为《创世记》原本的高贵与简洁已不能满足其需求了。在给这个古代传说添加的这些冗赘部分之中,我们读到人在洪水到来以前的时代如何平易地生活,一次耕种就可以收获足够吃40年的粮食。通过魔法之术,他们还可调动太阳和月亮为他们服务。婴儿在母亲腹中不用怀胎九月,只用几天就够了。孩子一生下来就能走路和说话,甚至能同魔鬼抗衡。正是这种闲适、奢侈的生活把人们引向了歧途,诱使他们犯下那些罪过,尤其是淫乱和贪婪之罪。神被这些罪孽激怒,下决心用大洪水除去这些罪人。不过,神出于慈悲给了他们相应的警告。挪亚受到神的指点,劝说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并告诫说神要用洪水来惩罚他们的邪恶。上帝定的这一预警期不少于120年,即使在这一时段的结尾,上帝还是给了人类另外一周的宽限期,其间有很奇怪的天象,太阳每天早晨从西边升起,傍晚从东方落下。但是,一切都无法使邪恶的人类悔改,他们看到虔敬的挪亚建造方舟时只会轻蔑地嘲笑他。挪亚从一部圣书中学会如何建造方舟,那书是天使拉吉尔(Raziel)交给亚当的,其中包含了世俗的与神圣的全部知识。书是用蓝宝石制成的,挪亚将它装在一个金质的宝盒里带上了方舟。那宝盒在方舟里起区分昼夜的计时器的作用。当时洪水淹没了世界,不论太阳还是月亮都暗淡无光。天上的阳性之水遇到了来自地下的阴性之水,导致了洪水发生,天上之水通过上帝开的天洞落下来。那时上帝将金牛宫七星座中的两颗星移开,就划破了天。上帝为了止住从天洞中漏出的雨水,又从大熊星座中取了两颗星来堵住洞,这就是至今大熊星座还在随着金牛星座运转的原因:她希望要回自己的孩子。但是,如果不等到最后审判日之后,她就永远不能要回那两个孩子。
当方舟造好时,挪亚继续将各种动物集合到船上。动物成群结队而来,数量太多,挪亚无法将它们都带上船,于是就坐在方舟的门口作出选择:那些躺在门口的动物就被带入船中,那些站着的动物就不让进。即使在实施了这样严格的自然挑选原则之后,进入船上的各种爬行动物仍有365只,鸟类有32只。对哺乳动物没做什么记录,至少没留下其数量的记载。许多哺乳动物就像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那样混杂在乘客之中。在洪水之前,不洁的动物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洁净的动物。在洪水之后,这个比例被颠倒过来,因为带入方舟的洁净动物是每种七对,而不洁动物每种只有两对。有一种动物即巨型野牛,因为个头太大,方舟中没有空间容纳它,挪亚就把它拴在方舟的外面,让它跟在船的后面走。巴珊王,那位名叫噩(Og)的巨人,也由于个头巨大无法进入方舟,就坐在方舟的顶上,就这样得以死里逃生。与挪亚一同上方舟的是他的妻子拿玛(Naamah)即以挪士(Enash)的女儿以及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还有奇怪的一对也在方舟上找到避难之所,他们就是虚假(Falsehood)和不幸(Misfortune)。首先是虚假独自出现在方舟的门前,但被拒绝登船,因为除了已婚的对偶,均不准入内。于是他走开了,遇到了不幸,就诱使她加入到自己一边,这一对就获准进入了方舟。当所有的生命均已登船时,洪水开始淹没世界,有70万罪人聚集在方舟旁边,乞求着、祷告着要求上船。挪亚严厉拒绝这些罪人上船,他们竟敢冲向方舟的大门,几乎要冲破那门了,那一群负责守护方舟的野兽击倒了他们,还吞吃了其中的一些人,而那些逃离野兽之口的罪人全都被埋葬在铺天盖地而来的洪水之中。方舟在大水上漂荡了整整一年时光,随着汹涌的波涛而起伏摇摆,里面的所有东西都像锅里的豆子那样摇荡不停。狮子咆哮,公牛怒吼,野狼狂嚎,其余的动物也都按它们自己的方式乱叫。不过这些还不算要紧,挪亚在方舟上要对付的最大的困难是食物供给问题。在很久以后,他的儿子闪向亚伯拉罕的仆从以利以谢(Eliezer)透露说,他父亲当时为了给方舟上的生物喂食而遇到了大麻烦,因为白天活动的动物要在白天喂,夜间活动的动物要在夜间喂,巨人噩则需要从方舟顶上的一个洞中取食。狮子虽然整个时间里都在发烧,因而变得相对较少咆哮,但它处在非常暴躁的状态,稍有刺激就可能要冲出去。有一次,挪亚没给它足够的晚餐吃,这位兽中王用爪子给了他一击,使挪亚从此变成了跛子,因此也无法再当祭司。在塔姆兹(Tammuz)月的第十天,挪亚从方舟派出乌鸦去探查水情。谁知那乌鸦发现一具漂在水面上的尸体,就落下来吞吃尸肉,因此忘记了它的使命,没回去报告水情。一周之后,挪亚又派出一只鸽子,经过三次飞行,那鸽子终于从耶路撒冷的橄榄树山上带回一片橄榄叶子,因为圣地并没有被洪水毁坏。当挪亚走下方舟之时,他流着泪看到洪灾给大地造成的满目疮痍。他的儿子闪为父亲的获救而献上祭品,因为挪亚本人仍处在被那只狮子击伤的窘境之中,无法亲自主持祭祀。[50]
从另外一种晚出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细节,如方舟的内部安置和乘客们的分布情况。兽群和牛群被放在船舱的底层,中间层由禽鸟类占据,而散步用的甲板则留给挪亚和他的一家人。不过,男人和女人还是被严格分隔开来,挪亚本人和儿子们位于方舟的东端,他的妻子和儿媳们则在方舟的西端。在他们之间作为隔离物的是亚当的尸身,那是从一处水淹的墓地中抢救出来的。这种记载根据的是一种阿拉伯手稿,它是在西奈山的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图书馆中被发现的。根据这种记载,我们还能看到方舟的具体尺寸以及乘客们登上船的具体月份、星期与日期。其作者可能是一位阿拉伯的基督徒,他大约生活在伊斯兰教的征服时期,而手稿的日期要稍晚一些。[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