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化工业的地位越巩固，就越会统而化之地应付、生产和控制消费者的需求，甚至会将娱乐全部剥夺掉：这样一种文化进程势不可挡。不过，这种倾向却内在于娱乐本身的原则之中，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娱乐已经被启蒙了。广义而言，如果人们的娱乐需求是工业生产的结果，而工业则把主体当成了将作品分派给大众的手段，如着色鲜亮的石板画，用蛋糕模子做成的蛋糕等等，那么娱乐所揭示的恰恰是商业的势力、讨价还价以及江湖骗子们的一派胡言。然而，商业和娱乐之间原本就有的亲和性，却表明了娱乐的特殊意涵：即防范社会。快乐意味着点头称是。然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与总体的社会进程隔离开来，需要使自己变得麻木不仁，需要无情地抛弃对所有作品，甚至是那些索然无味的作品的必要苛求，从而在作品的界线之内来反思整体。快乐意味着什么都不想，忘却一切忧伤。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孤立无助的状态。其实，快乐也是一种逃避，但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而是要逃避最后一丝反抗观念。娱乐所承诺的自由，不过是摆脱了思想和否定作用的自由。“人们究竟想要什么？”这个问题既有些故弄玄虚，也有点恬不知耻，相对于那些具有反思能力的个人来说，这个问题针对的不过是那些没有个性的人。即使有时候公众偶尔会反抗快乐工业，这种反抗也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快乐工业早就算计好了。而且，要想让公众做到这些，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难。公众愚蠢化的速度并不亚于他们智力增长的速度。在统计学支配一切的时代里，最大的讽刺莫过于，公众从屏幕上就已经把自己与百万富翁等同了起来，最大的迟钝莫过于，人们忽视了大多数原则。在概率计算中，意识形态遮蔽了自身。尽管表面看来，快乐工业总是在不遗余力地追求着天赋，然而在快乐工业面前，所有人都没有那么幸运，除非有的人赢了彩票，有的人凭借高官厚禄，能够做到这些。反之，那些被探子们猎获到的天才，却在更大的范围内被视听媒介公众化了，变成了新一代平庸之辈的理想类型。当然，崭露头角的年轻女演员完全可以被当成一个打字员，同样，对女影星来说，华丽的晚礼服却是把自己与乳臭未干的女孩子区分开来的标志。置身于观众之中，女孩子不仅会感觉到自己有可能会登上荧屏，而且也可能会实现自己与观众之间的天壤之别。不过，只有一个女孩子才能赢得幸运彩票，只有一个男孩子才能获得奖金，如果算起来，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机会，然而每个人的胜率却都是非常小的，不管对男孩子来说，还是对女孩子来说，他（或她）最好都要将自己忽略不计，准备去分享别人的胜利，也许每个人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最终还是不一样的。一旦文化工业还要求人们有所认同，就会立刻遭到反驳。每个人都摆脱不掉自己，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婚礼与自己的婚礼是一样的，银幕上的幸运儿与公众也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这种平等却意味着人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区别。极端的相似却有绝对的区别，范畴的同一性不能排除个别的情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化工业把人当成了类成员，当成了一种实在。今天，正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代替其他人，所以他才具有人的特性：他是可以相互转变的，是一个复制品。作为一个人，他完全是无价值和无意义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他丧失了相似性以后，才会发觉确实如此。尽管人们还恪守着成功的原则，然而追求成功的内在结构却发生了变化。人们所强调的已经不再是通过艰苦奋斗而获得成功，而是要赢得奖金。机遇是看不到的，人们通常考虑的是怎样使歌曲最流行，怎样用意识形态来装扮女英雄。电影所强调的是机遇。除了流氓恶棍以外，影片中的所有人物都有相同的本质，形象上也没有什么不同，比如说，像嘉宝这样的女人，看上去并不是那种你可以随便冲她说“嗨，小妞”的人，这样，对那些常看电影的人来说，生活变得更加容易了。电影向人们保证，生活就是它们那种样子，它们总是对的，在它们的权力范围以外，人们根本用不着问这问那。不过，与此同时，电影也做了这样一种提示，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仅凭自身劳动中的算计根本得不到资产阶级的运气。电影确实有这种暗示作用。从根本上说，如果说机遇可以使人偶然交上好运气，那么所有电影都不过把机遇看成是电影编排的另一个侧面而已。这是因为，社会的力量完全是按照合理性的方向发展的，所有人都必须成为工程师或管理者，也正因为如此，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性因素，人们完全变成了社会为行使某种职能而不断加以培训或肯定的产物。机遇和计划是一回事儿，因为它可以使人人平等，每个人（包括那些身居高位的人）的成功与失败都没有任何经济意义。机遇本身已经被计划出来了，这不是因为它可以对所有特定的个人产生影响，而是因为人们已经相信，机遇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机遇不过是计划的藉口，它俨然是生活转变而成的各种交易和度量的复杂机制，已经脱离了人们之间自发的、直接的关系。在文化工业五花八门的媒介中，这种自由已经变成了文化工业随意挑选普通人的符号标志。各种杂志会不厌其烦地报道它们举办的快乐旅游活动的细节，并从中安排幸运者，这位幸运者原来也许是一位速记打字员，因为与地方要人有染而赢得了比赛，所有这些情况，都可以在报道中反映出来。其实，她们不过是件玩物而已，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既可以把她们捧上天，也可以把她们扔进地狱：她们的权利和劳动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工业所关心的就是，所有人都是消费者和雇员，事实上，工业已经把整个人类，以至于每个人都变成了这种无所不包的公式。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所强调的是计划或机遇、技术或生活、文明或自然。而对那些雇员来说，他们想到的是合理的组织，而且他们不得不去顺应这种组织。对消费者来说，他们通过电影银幕或专门刊载奇闻逸事的出版物，可以感受到选择的自由和新奇事物的诱惑。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成了对象。

文化工业越少作出承诺，就越难以给生活提供有意义的解释，意识形态的宣传也就会显得越空洞。在这个所有一切都带有公共色彩的社会里，社会和谐完美的抽象理想都已经变得过于具体了。我们甚至学会了如何把抽象的概念当成一种宣传的交易。如果说真实是语言的基础，那么语言已经迫不及待地去追求正在不断产生的商业目的了。如果词语不能成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那么它就是无意义的；就其他词语来说，也是虚构的、不真实的。价值判断要么被当成了广告，要么变成空谈。与此相应的是，意识形态也开始有些语焉不详，辞不达意了，它既没有变得更明确，也没有变得更软弱无力。然而，正是这种含糊不清的东西，这种从不把自己等同于未经证实的事物的科学取向，成为了统治工具。由此，意识形态变成了鼓吹现状的举动，它不仅一丝不苟，而且是事先安排好的。文化工业把自己造就成蛊惑权威的化身，造就成不容辩驳的既存秩序的先知。意识形态不仅驾轻就熟地绕过了各种明摆着的假象和真相之间的对立，而且注定会制造出各种扑朔迷离的现象，用来遮人耳目，或者把无所不在且毫无关联的现象奉为圭臬。于是，意识形态分裂成了呆板生活的一张张图片，以及赤裸裸的谎言，这些谎言并不是被表达出来的，而是被编造出来的。为了说明它的神圣性质，现实往往以玩世不恭的形式不断重复着。当然，虽说这种图片式的证据显得很不严谨，但它却是令人信服的。谁要是对这种单调乏味的权力抱有怀疑，谁就是傻瓜。文化工业驳斥了对它以及对它所复制的世界的所有责难。这里，唯一的选择就是：要么投身其中，要么敬而远之，因为从政治上说，那些追求永恒之美的外省人，以及酷爱电影和广播的业余爱好者，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支持者了。作为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强化，如果需要的话，它会以嘲弄的姿态对待古老的梦想、祖先的理想和至深的感受。新的意识形态就把这个世界本身当成了对象。正是通过将混乱的生存状态提升为事实的世界，并把它一丝不苟地表现出来，它利用了人们对事实的崇拜。这种转变使生存本身变成了意义和权利的替代品。凡是用照相机拍摄下来的东西，都是美好的。也许那位赢得周游世界大奖的打字员可能会感到很失望，因为她从照片上看到，她所要游览的地区的风景很令人失望。尽管她所看到的并不是意大利，但证据却已经摆在那儿了。电影甚至能够做到这一点，它完全可以把巴黎表现成一个索然无味的地方，消除掉向往巴黎的美国女孩子的热切渴望，从而使她不顾一切，投入到她在家里遇到的美国男孩的怀抱中。电影的功用还在于，它可以在最近一段时期里，让系统本身制造出构成系统的生活，而不是使这种生活即刻消失掉，从而使系统成为可信的，并为其提供意义和价值。只要人们不断投入到系统中去，就会为系统的盲目存在进行辩护，甚至为系统固定不变的性质进行辩护。任何能够自身重复的东西，都是健全的东西，自然循环和生产循环即是如此。各种杂志上永远都是咧着嘴笑的美人，爵士乐也永远吹奏个不停。尽管生产技术、社会控制以及专业化取得了进步，尽管所有产业都在永无休止地运行着，然而文化工业为人们提供的食粮却成了硬邦邦的石头。尽管文化工业为生活划定了范围，制造了令人惊诧的奇迹，但母亲们还仍然在生儿育女，生活的车轮也依然转个不停。环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最终指明，那些反法西斯主义者对自由的吁求只不过是一句谎言而已。就像德国的金发女郎一样，在夏天的微风中，她们的集中营生活已经被纳粹制片公司拍摄下来了。在社会统治机制看来，自然就是与社会相互对抗的力量，因而其本身也就失去了自然的属性。那些展现绿树、蓝天、浮云的画面，都已经将自然的这些方面变成了一行行秘文，用来隐秘地展示工厂的烟囱和汽车加油站。相反，车轮和机器部件却似乎是有意义的，它们作为树木和云彩的代表，反倒贬低了自己的身份。自然和技术向它们所有的对立面发出了挑战；于是，我们对自由社会产生了虚假的记忆，在那里，人们在华丽考究的床榻上纵欲狂欢，而不再去谈论今天流行的露天浴场，人们宁愿让奔驰汽车在史前时代半路抛锚，也不愿让火箭在两个毫无区别的地区之间飞快穿梭。大公司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起步阶段，而文化工业还依然将它吹捧为企业的独创精神所取得的胜利。敌人已经被彻底打败了，而这种懂得思考的个人，也已经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在德国，以反对武力著名的《汉斯·索伦施丢瑟》（Hans Sonnenstoesser）的复兴〔7〕，与人们观看《与父亲生活在一起》（Life with Father）〔8〕时所感受到的快乐，已经具有了同样的意义。(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