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的理论，与高校教科书和大众传媒的主张，以及许多美国人所秉持的观点最为一致。它最为一般性的要点是，并不存在一个支配性的阶级，或者一组拥有制度基础的掌握支配性权力的精英。权力和财富虽然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但是它们却是分配在好几个不同的群体中的。这意味着，存在一种“多头政治”（polyarchy）而不是等级制（hierarchy）。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议题上拥有各自的权力。
多元主义的基础，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一种想象。政客们在竞选舞台上为获得选民的支持而相互竞争，这种情况与资本家在市场上争夺买家如出一辙。就像市场体制授予消费者自由和自主权一样，政治体制也赋予选民以统治权（sovereignty）。由于选民与民选官员之间的这种关系，政府在各个群体的争议中是中立的；也就是说，政府自身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利益，因此可以在各个竞争性的利益之间进行仲裁，它就像是一个裁判员或法官一样。
从这一观点来看，权力是从草根那里冒出来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中的市民们组成了各种“志愿群体”（voluntary groups）来试图影响公共舆论，对民选官员进行游说，以及在竞选过程中支持他们合意的政治候选人。多元主义者会援引公共舆论和政府决策之间的相关性，作为这一分析有效性的证据。
一些志愿性群体会强化为组织良好的利益群体（interest groups），后者经常建立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比如工业家、银行家和工会），但是也会以其他的利益为基础（比如政府的、消费者的以及民权团体的利益）。这些利益群体依靠特定的议题在不同的联盟中结合在一起。在这里，多元主义者以非商业利益群体的成功作为他们理论的证据，比如20世纪30年代到60年的工会运动，或者70年代环保主义者和消费者利益保护者的成功。
大多数多元主义者还相信，公司的领导者们自身过于分化，以至于无法支配政府。他们声称，在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存在分工，而各个公司只是被组织成了利益狭隘、自身纷扰不断的团体。
从“四网络理论”的角度来看，多元主义是有缺陷的，因为历史记录往往并不支持它的观点：所有的历史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资本主义官僚文书的泛滥”[2]。人类社会的起源，并不是个体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正是多元主义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而是起源于用完全平等的方式来共享食物的小型合作群体。[3]人们并不是像社会契约论的神话所说的那样，勉力获得私有财产并创建市场，然后决定建立作为仲裁者和协调者的国家。
不仅市场并非如自由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是新经济发展的唯一大道，而且，过去的军事帝国也并非仅仅是经济增长中的寄生性障碍，它们有时会刺激这种增长。此外，这种一般性理论也没有认识到，在市场能够发展起来之前，一种规范性的调节框架是必须的。恰恰是宗教和政治组织为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有规则的背景。诚如迈克尔·曼所指出的那样：
受调节的竞争并非是“自然而然的”。如果不想使竞争堕落成相互的猜忌和侵犯，并由此导致无政府状态，那就必须有一种精细微妙的社会安排，去尊重各种分散的权力行动者的基本人性、权力和财产斗争。[4]
曼还对自由主义关于社会阶级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因为这种观点往往认为国家和社会阶级之间生来就是相对立的。
自由主义者认为，财产权起源于个人开发自然、去获取它的剩余，并将这些剩余传送给家人和后代的斗争中。国家被引入进来，也许是为了将财产权制度化，或者被视为对财产权的一种威胁，而且国家并不是私人财产创造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并不是历史事实。私人财产早已出现，然后，通过各个权力组织之间的斗争和分割趋势，它通常在随后得到强化。[5](https://www.daowen.com)
虽然在作为一种一般性的框架来理解跨越时空的权力结构方面，自由主义失败了，但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以多元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对美国这样一个确实拥有市场经济和民主选举体制的特殊个案是有意义的。然而，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事件（它们与权力结构研究有关）对这一理论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导致它在后来的10到20年里失去了某些吸引力。那个时候，似乎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相信，公司确实拥有优势的权力，而政府对普通公众的利益确实反应不够敏捷。然而，自那以后，通过强调各种自由主义利益群体表面上的成功，比如70年代的环保和消费者运动，多元主义又卷土重来。
通过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以及争取团体和个人权利自由的其他运动，新利益群体确实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与企业和阶级权力有关的胜利却寥寥无几。个人权利是一回事，但是与政策议题有关的群体或阶级权力是另外一回事，这样的事实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正如我们不久将显示的那样，环保运动和消费者运动的胜利都不足以作为多元主义的证据。
有一种经过修正的多元主义观点，叫做新多元主义（neo-pluralism），其最为详细的一种主张认为，一种“新自由主义”已经以市民游说活动的形式兴起。[6]这一观点着重强调自由主义利益群体和基督教右翼针对文化价值观而展开的斗争，它注意到，虽然自由主义利益群体经常获胜，但是对分析企业权力来说，这是没有意义的。新多元主义者承认，一些重要的基金会，尤其是福特基金会，在一些新市民利益群体成立之初对它们予以资助，使得它们成为企业共同体中温和派的工具，而不是独立的利益群体。不过，这些理论家的回应是，通过直邮广告和其他拓展尝试所募集的资金，这些团体现在已经是独立的了。
然而事实上，在这些利益群体中，许多团体仍然十分依赖基金会的资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包括企业基金会。尤其是环保组织和低收入少数族裔的支持团体，其资金来源，仍然取决于企业共同体中温和保守主义阵营的基金会。基金会的资助使这些组织的影响最小化，同时导致忽略了可自由支配资金（discretionary money）在任何一个组织的运转中的重要性。
即使所有的环保组织都被算作是这种新多元主义的一部分，那些与政策形成有关的关键组织仍然是由大型基金会资助的，而且是政策研制网中温和保守派阵营中的一份子。[7]确实，自由主义和左翼环保主义者已经使得公共舆论对环境议题变得敏感起来，他们创立了各种舆论监督组织（watchdog groups），其报告可以在大众传媒中获得人们的注意；而且，他们发展出了各种控制污染的新理念和新技术，连企业共同体也不得不勉强接受。但是，自1975年起，企业圆桌会议所反对的任何立法，他们都再也没使其通过，而前者正是企业共同体中最为重要的政策团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环保运动，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其实际掌握的权力，与其公共声望所暗示的相比，要微弱得多。
在1967到1974年间，由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运动引发而来的消费者运动推动了许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8]不过，在这个“故事”中，与利益群体权力有关的证据比呈现在眼前的要少，因为相关的商业团体要么对这一立法表示赞同，要么被迫做出修改使其变得可以接受。虽然美国商会像往常一样在意识形态上表达了抗议，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商业力量对任何一项消费者保护立法表示反对，这意味着，在这些议题上，企业共同体并没有被任何与之竞争的利益群体击败。[9]一个重要的例外，是汽车工业对《全国交通和机动车安全法案》（National Traffic and Motor Vehicle Safety Act）的反对，这项法案是一项成功的努力，迫使它们生产更加安全的汽车。[10]
到了1978年，通过“消费者议题工作小组”（Consumers Issues Working Group），企业圆桌会议和其他公司政策规划团体对一项要求成立消费者保护局的温和提议提出了强烈的反对，这个时候，消费者运动的深层弱点就显现了出来。尽管得到了吉米·卡特总统的支持，但是，这项议案却在国会遭到了保守主义投票集团的否决。在那个时期，消费者运动提交的其他立法建议也都全部失败了。有关消费者运动的一项最为详细的研究，对20世纪60年代该运动进入高峰期以来的成功和失败进行了统计分析，它的结论是，多元主义者关于70年代开始的“新”经济调控与之前的调节有所不同的观点是错误的，虽然它往往覆盖了更加广泛的产业目标。[11]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该研究的作者们认为，商业才是利益群体间的支配性力量，尽管非商业性的利益群体在20世纪70年代有所增加。
事实上，与新多元主义者声称的相反，对团结起来的企业共同体来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唯一重要的败北，是70年代“职业安全和健康监察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的建立。企业的领导们对此强烈反对，因为它不仅有可能成为扩大政府经济调控的先例，而且有可能成为工会的壁垒。不过，即使这样，对公司权力来说，它们的院外活动和立法斗争也没有白费，而是影响了这个新机构后来的历史。正如一些详尽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到了20世纪80年代，企业共同体已经将这个机构变成了一个“政治囚犯”，它们在对它提供信息上拖拖拉拉，还修改立法来限制它的权力，在获得法律胜利后则进一步削减其权力和预算，使得它的监督能力越来越弱，越来越表面化。尽管有着强大的民意赞同对有关工作场所安全的法律进行强化，这些变化还是发生了；而这一案例似乎使得多元主义的观点变得更加困难。[12]
公共舆论和立法结果之间的关联也并非必然支持多元主义者的观点。这样一种主张忽视了如下事实：企业共同体花费了大量的金钱，通过民意形塑网络来影响民意。这种形塑民意的网络范围广泛，既有大型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门，也有专门从事公关业务的大公司，还有大量专注于在某一个特定议题上影响公共舆论的非营利组织，比如与外交政策，或者与经济或商会信条有关。[13]这一主张还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公众在一系列广泛的经济项目上的自由主义倾向从来就没有被满足过，比如政府对失业人员的雇佣、政府支持的医疗保险、提高最低工资保障等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