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主性理论
由于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和军队在美国历史上的相对重要性并没有“二战”及其之后那么强大，因此，大多数对美国的权力进行分析的学者，都将私人团体或“市民社会”阶级支配国家作为他们的前提假设。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各种利益群体或社会阶级的相对权力大小。
这些“社会中心”分析家（“society-centric”analysts）中的大多数，是多元主义者。这意味着，他们将不会谴责私人利益对国家的控制，因为有许多不同的群体参与其中。少数学术圈里持不同意见的分析家，比如弗洛伊德·亨特、C.赖特·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像我这样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支配理论家，只是当说到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一点时，才对这种一般性的多元主义观点表示赞同：对米尔斯来说，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是机构中的精英；对普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富有的资本家；对亨特和我来说，是这两者的结合。也就是说，这些异议者和多元主义者一样，是“社会中心”的，他们对国家并没有特别的强调。
与这种一般性的起点相反，国家自主性理论家断言，占主导地位的权力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在普通公民或一个支配性的社会阶级那里。遵循欧洲的习惯用法，这一理论的鼓吹者（他们现在有时称自己为历史制度主义者）更喜欢使用“国家”而不是“政府”这一术语来强调政府相对于社会其他部分的独立性。这种国家的独立性通常被称作“自主性”（autonomy），据说其产生应归结于以下若干相互缠绕的因素：（1）国家对一国之内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2）它在抵御外来竞争方面扮演的独特角色；（3）它的经济调控和税收权。受惠于这些权力，政府官员能够与社会中的各种群体结成联盟，不管他们是商人、工人还是政党，只要他们与国家有相同的目标即可。国家自主性理论家还相信，独立的专家会十分强势，因为他们掌握了对国家官员来说十分珍贵的信息。
于是，对国家自主性理论家们来说，国家能够而且确实在根据自己稳定和扩充了的利益行事。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国家领导人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去维系资本主义的健康，因为从国家税收和人民安居乐业的角度来说，这么做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因为他们首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
国家自主性理论家们对自己深感自豪，因为他们自认为第一次确立了所谓的“国家机构和国际间国家体系如何运转的逻辑，而不是把它们还原成一种经济或阶级逻辑”。[14]事实上，这种思想只对少数理论家来说才是新鲜玩意，例如，对“权力四网络理论”来说，这就是一个基本原理。
国家自主性理论并不坚持国家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强大和独立的，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可以被掌控或支配。因此，在最为抽象的层面上，他们断言国家拥有的是“潜在的自主性”（potentially autonomous）。[15]这里的问题是，他们声称是完全靠自己而得出这一思想的，全然忽视了米尔斯在很久之前就得出过这条重要结论的事实[16]，而米尔斯正是他们从来都不会援引的人物。因此，他们扎了一个稻草人，来让自己变得似乎与众不同和富有创新精神。
即使从“潜在的自主性”这一思想可以推导出美国存在企业支配这样的结论，他们还是坚持认为，美国的国家自主性十分强大。不过，却有好几种原因使得这种潜力在美国并没有发挥出来。只有当国家团结起来，并且针对雇员和私人组织的代表具有一种相对不可渗透性的时候，国家自主性才有可能。但是美国政府两者皆不具备。就历史上的原因来说（参见四网络理论里的文件“美国历史讨论”），它是一个碎片化的政府，完全对外部的掮客开放，因此容易经由选举过程，或者企业共同体和政策规划网的人事任命而受到他们的支配。处于私人部门和政府之间的企业领导群体成员所发起的运动，使得企业共同体和国家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因此与国家自主性的思想不符。(https://www.daowen.com)
此外，在历史上，由于大多数执行部门缺乏大型的规划班子（planning staffs），从而使得私人政策研制网的繁荣成为可能。而且，美国政府在联邦、州和地方层面上的分工，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大多数城市中“增长联盟”会如此强势。
就经验层面来说，国家自主性理论家将预算的增长和雇员人数的增加视为政府内部机构或部门权力的指标。更加普遍的情况是，联邦政府的持续扩张有时被说成是国家官员权力的绝佳证明。但是，当国家自主性理论家使用联邦预算和雇员人数作为权力指标的时候，他们犯下了三个方面的错误。第一，政府的规模并不必然能够说明它是如何受到控制的。政府可以扩大，但是，可能仍然受到企业共同体的控制。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历史研究所使用的一个或多个权力指标。第二，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政府扩张是在州和地方层次，这与独立的联邦政府自身获得了更多的资源这一想象不符。第三，有关联邦政府预算的一项最为详尽和复杂的研究表明，从1950年到1977年，当各种偏差因素（比如通货膨胀）被考虑在内的时候，预算的规模在国民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实际上下降了8.8%。[17]1980年之后，这一下降的趋势仍然在继续：到2000年时，联邦开支已由占GDP的21.6%下降到18.7%。在21世纪的头四年里，这一比例又开始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军费的疯狂增长（甚至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事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以及公办医疗保险支出和农业企业补助的增加。但是没有人会声称，布什政府是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例证。
联邦雇员人数的数据也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期望相悖。在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在绝对人数上，还是占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联邦的文职和军事雇员的人数都有所下降。此外，大部分的政府雇员从事的是军事及其相关业务。一项针对执行层各个部门的比较研究发现，与国防部相比，其他所有的部门都相形见绌，在将军事人员包括在内的所有联邦雇员中，国防部雇用了超过一半的人员。即使只是计算文职人员，与其最接近的竞争者们相比，国防部的人数也是它们的3到7倍。如果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也被算作是军事部门的一部分的话（也理应如此），那么，政府里文职部门的比例就更小了。
国家自主性理论家还声称，专家们在美国扮演提出新公共政策的独立角色，但事实是，这些专家是由企业和基金会资助的政策研制网中的一部分。当国家自主性理论家指出这些专家提出了许多新政策思想时，他们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大多数重要的专家都是由政策网络中的一个或更多组织所挑选和资助的，他们的思想在提交到报告和建议中之前，就已经过了企业领导的讨论和评估。
当国家自主性理论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政党和特定政策议题上的群体差异时，他们就变得与多元主义者十分相似了。这在国家自主性理论论述美国社会最为成功的一本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那就是斯科奇波尔的《保护军人和母亲：美国社会政策的政治起源》。[18]该书处理的是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的美国社会，我已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对其进行了批判。[19]在那篇文章里，我指出了当国家自主性理论被应用到美国时，是如何变成多元主义，并对尽在眼前的阶级冲突始终熟视无睹的。
美国这个国家确实是非常强大的。但是问题是，谁控制着这个国家？是民选的官员、被任命的官员、职业雇员（这正是国家自主性理论所主张的），还是资助民选官员并提供许多任命官员的企业共同体（这是阶级支配理论的主张），或者，是通过政党、选举、利益群体、院外活动和民意力量来掌握这个国家的美国民众（多元主义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