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共同体的意外起源

标准的历史解释有时会指出，最早的美国商业企业是由私人家族所拥有的，通过共享所有权和大量雇用经理人，它们才慢慢成长为大型的企业。事实上，企业共同体起源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新英格兰（New England）纺织工业中的那些联合所有制企业。那个时候，共同董事的出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小群富裕的波士顿商人正在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联合起来去投资新的企业。到1845年时，一个由80人组成的集团——也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波士顿合伙人（Boston Associates）——控制了31个纺织企业，其总量占全国纺织工业20%的份额。其中的17个人同时还是波士顿各银行的董事，拥有这个城市所有银行资本中的40%；有20个人是6家保险公司的董事；有11个人则是5家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1]

与此同时，其他重要城市的富裕投资者也开始建立共同所有和管理的企业。例如，在纽约，10家最大的银行和10家最大的保险公司于1816年连成了一个网络；其中的10家公司形成了11到26个连锁职位，另外6家有10个，剩下的4家则有1到5个连锁董事。到了1836年，20家最大的银行中的18家，10家最大的保险公司以及10家最大的铁路公司都连成了一个共同的网络，这38家公司中的12家，有11到26名董事是相互兼职的，另外10家有6到10名，剩下的16家则拥有1到5名连锁董事。即使在那个经常被浪漫化为小商业企业的时代，最大的10家银行也拥有纽约市70%的银行资产，以及全国银行资产的40%。[2]

这些由金融和铁路公司组成的大城市网络（big-city networks），坚守着它们的中世纪形态，直到1895年到1904年间发生的一场大规模并购运动将它们改变。这场并购运动创造了一个全国性的公司网络，并第一次将大型工业企业纳入进来。[3]直到那个时候，工业企业才被组织成为少数几个人或家族中的合伙人。它们往往与金融机构和证券市场相分离。关于这一扩大了的企业共同体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显示，并没有什么经济效率方面的理由可以解释多少有点突然的工业企业的合并。相反，事情似乎更有可能是，由于各种各样历史上的、法律上的和社会学上的原因，工业企业不得不适应组织的合并形式。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似乎是：（1）它们需要调节相互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正在降低它们的利润；（2）它们需要获得更好的法律保护，从而对抗中产阶级改革者、民粹主义的农场主以及社会主义者，这些人当时已经对托拉斯（the trusts）发起了无情的批判——所谓托拉斯，指的是工业家之间达成协议，从而固定价格、分割市场以及（或者）共享利润。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通过——巧合的是，该法案通过前，美国刚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愤怒的工人举行了多次罢工——托拉斯被宣布为非法，工业家们开始诉诸一种被称之为《公司法》（corporation）的法律手段。[4]

许多研究显示，在并购运动结束之后，企业共同体仍然十分稳定。自那以后，企业共同体就总是将当时最大的企业纳入进来，而金融公司也一直处于共同体的中心。从1904年到现在的这些年间，公司连锁的类型发生了三种变化，这些变化似乎反映了逐渐变化的经济和金融变迁。第一，随着经济重要性的逐渐下降，铁路公司变得更加边缘。第二，随着经济重要性的增加，制造业企业变得更加核心。第三，随着企业之于银行变得更加独立，银行将它们的高层官员安置到非银行企业董事会的可能性下降了，它们更有可能接受非银行企业的官员进入自己的董事会；这种流向上的逆转也许反映了银行的一种逐渐转变，那就是从主要的权力中心转变为合作和沟通的场所。[5]第四，网络的密集程度多少有些下降，这意味着企业之间的勾连开始减少，不过通过少数的重要连接点，它们仍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加拿大的企业中，我们同样能够发现这种密度的下降。[6](https://www.daowen.com)

简而言之，美国的大型商业企业一直是由一帮富人所拥有和控制的，这些人共享的相同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纽带，甚至比亲属纽带还要多。此外，从一开始，银行和保险公司所持有的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和保险费，就被用于投资和企业扩张。而且，由董事和高层管理人员来控制企业本来就是美国商业体制的早期特征，而不是像有人宣称的那样，这是20世纪上半叶时股票持有者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银行家和经理人取而代之后发生的变化。人们通常宣称，企业的增长和重组是对科技和市场变化的一种敏锐和有效反映。这是一种丝毫没有关注权力因素的主张。历史研究则相反，它指出，大型企业是对阶级冲突和法律变迁的一种反映，虽然另一个事实是，正是交通和通信的改善使得这些变迁成为可能。

在对今日的企业共同体做一番详细考察之前，我们有必要就董事会说上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