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企业组成的增长联盟

美国最重要的小企业被组织进了地方增长联盟（local growth coalitions）之中，其成员共享相同的利益，那就是强化各自地理场所中的土地利用。虽然这些以土地开发为基础的企业与本书的主题，亦即全国层次的权力没有直接的牵连，但是，对它们进行简要的考察仍然十分重要，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所有权阶级（ownership class）的复杂性，以及企业共同体和增长联盟之间围绕某些议题（尤其是环境议题）而引发的偶然性冲突所产生的权力裂口（power opening）。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在地方增长联盟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房地产商（place entrepreneurs）一直在试图将土地和建筑的租金（rents）最大化，这一点与企业共同体的目标有一点不同，后者希望将货物和服务的销售利润最大化。为了强调这种不同，在这里，“租金”这一概念既包括购买土地和建筑的费用，也包括承租人或住房购买者向房东、房地产经纪人、抵押贷款商以及产权公司支付的费用。[51]

虽然增长联盟以土地所有权和租金的最大化为基础，但是，它们将所有从强化土地使用中受益的地方利益都纳入了进来，包括开发商和承包商。地方银行的经理主管、储蓄贷款机构、电话公司、燃气和电力公司以及地方百货公司在这方面也常常十分积极，因为它们也能够从当地社区的增长中获得巨大的收益。至于企业共同体，它与增长联盟的关键汇合点通常是大型商业银行，公用事业公司（utility company）和百货公司的主管与最大的房东和开发商一起，进入大商业银行成为董事会成员。[52]地方增长联盟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报纸，它与地方增长有着很深的关联，因为地方经济增长能够保证报纸的发行，更重要的是广告量得到持续的增长。报纸的独特性在于，它效命于经济增长，却并不需要任何一块特殊的土地或者城市中的任何一块区域，所以，在增长联盟内部各个竞争性的利益主体之间，它经常能够扮演“增长政治活动家”（“growth statesman”）的角色。

地方增长联盟和企业共同体是“所有权阶级”的不同组成部分（segments），这意味着，作为财产的所有者和领薪劳工的雇主，他们属于相同的经济阶层，相对于非所有者来说，他们相互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点。他们合作的主要基础是，强化土地使用的最佳方式，就是吸引企业到这一地区投资。因此，土地开发商竭力满足企业的需求，努力为他们提供物质性的基础设施、市政服务、劳动力市场以及对他们有吸引力的政治氛围。公司投资导致的经济增长，与大学和政府机构的投资一道，导致住房供给增长、金融活动扩大以及消费者支出的增加，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将使得土地和建筑变得更加值钱。

不过，增长联盟和企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没有冲突的。这首先是因为，如果企业认为政策调控正在变得过于严格，或者税收和员工的薪资过高，它们有能力搬走。对地方增长联盟来说，一个主要企业的搬迁可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此外，企业的搬迁能力导致相互竞争的城市为了获得新的资本投资，而展开持续的竞争；这将导致各个增长联盟之间，以及单个的增长联盟和企业共同体之间出现紧张。接下来的结果经常就是“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各个城市提供特殊税收政策、减少环境监控，并提供其他对企业有利的政策，目的就是为了试图让企业重新回来安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关于工厂选址的研究表明，在企业为生产设备定址或重新选址时，环境法规和地方税收的重要性是次要的。没有工会的环境和低成本的原材料才是主要的因素。[53]

企业共同体和地方增长联盟之间最为持久的冲突，关注的是环境问题，尤其是空气质量。早在19世纪90年代起，由于蒸汽机和烟囱的使用，空气污染问题愈发严重，于是，一些主要城市中（比如芝加哥）的增长联盟就试图迫使铁路公司和制造商对此进行控制，它们发起了许多大型游说运动，但是面对企业共同体力量上的优势，这些运动往往都失败了。直到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匹兹堡和洛杉矶开始出现严重的大面积停电和烟雾现象，增长联盟才有能力在这些战役中获得某些胜利，而在加州，则出现了一些遍及全州的组织和州级立法，开始缓和某些最糟糕的情形。企业共同体和增长联盟之间的这些冲突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们为20世纪60年代晚期兴起的环境保护运动奠定了基础：环保运动利用了所有者阶级内部的分歧。[54](https://www.daowen.com)

地方增长联盟面对的紧张和冲突还有另外一个来源：与住宅区住户（neighborhoods）在扩张和开发问题上的分歧。在业主的眼中，住宅区是某种被使用和享有的东西，但是在增长联盟的眼中，它却经常被看作是未来进一步开发的场所，他们辩护道，新开发落实的是一种“对土地进行最高和最好利用”的学说。因此，业主最后不得不为反对高速公路、马路拓宽、高楼大厦和商业建筑而斗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这一冲突，成为许多繁华都市中的一个基本冲突，尤其是当城里的利益相关者试图扩大中心商业区的时候。这种中心商业区的扩展，往往以损害低收入者和少数族裔建立的住宅区为代价。例如，从1955到1975年间，一项名为“城市复兴”（urban renewal）的政府项目就以将上千英亩土地的住宅移出城市而告终，从而使得中心商业区、市区大学以及常规和运动设施能够得到扩大。[55]由于“城市复兴”经常将大量的黑人迁移出原来的家园，而这些黑人又不能轻易、迅速地在白人住宅区里找到住所，于是，不得不住进拥挤的房屋中，那里不仅租金昂贵，而且缺少生活设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扩张主义者的土地清理战略导致了城市内部的紧张。

业主对抗增长联盟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由于住户主要关注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反抗往往并不能坚持长久，也很少与城市中的其他住宅区组成更大的联盟。此外，正如第六章中将要解释的那样，20世纪早期增长联盟的领导人对地方选举的重新组织，使得住宅区政治的影响力被最小化了。

地方增长联盟经常与建筑工会联合在一起，将其作为有用的联盟伙伴，来和要求对增长进行控制的积极分子（growth-control activists）作斗争。尽管在全国层次上，建筑工会效忠于自由派—劳工联盟，但是，在地方层次上，它们却认为自己的命运与地方增长联盟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相信增长创造就业。因此，在与业主群体、环保主义者、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斗争中，它们明显地站在增长联盟的一边。经济体是一个整体，在其中创造新的就业，是企业和政府决策的功能，它超越了任何一个单一社区的活动范围，因此，增长联盟在这一方面无能为力；但是，它确实能够决定这些新的就业被安排在哪里。在几乎任何一个增长项目结束之后，工作成为理想的团结主题，将整个社区结合在一起（关于地方权力的更多细节，包括对那些增长联盟在其中遭遇过失败的城市的讨论，请参见www.whorulesameric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