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研究波西米亚丛林？社会内聚力和政策内聚力

既然本书探讨的是权力、政治和社会变迁，而波西米亚丛林又不是一个权力场所，那里的人都烂醉如泥，根本不能密谋什么，那为什么要费神来研究它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且，要将研究美国权力结构的各种竞争性理论区别开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回到多元主义者——他们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一群理论家——对阶级支配理论的批判上去。多元主义者嘲笑美国可能存在阶级支配这一观点，他们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认为，由富人组成的上层阶级过于碎片化以至于无法将权力组织起来；这些富人中的大多数甚至相互之间都不认识。像我这样的理论家所谈论的那些富有的资本家们，只是一串名字而已，并不是什么真实的社会阶级。

所以，我曾一度寻找机会去展示与多元主义者不同的东西。在1970年末的一天，我正准备对一位富有的自由派律师就竞选资助问题进行访谈——你们知道，他是我应该去研究的对象——我意外地发现，在他候见室的架子上，有一份波西米亚俱乐部的会员名单，甚至还有一份更加排他性的太平洋联合俱乐部（Pacific Union Club）的会员名单。我们的访谈十分愉快，而且，很明显，他喜欢讲一些八卦。于是，我问他是否可以复印那些名单。他说，“当然可以”。于是，我复印完，然后赶紧离开。那两份会员名单让我有机会去开始追溯在加州丛林的小屋和帐篷里抵足而眠的那些人的社会背景和企业联系，而我所勾画的“社会内聚力”会比你所能知道的要多得多。

此外，在社会心理学里有一种所谓小群体研究（small-group research）或小群体动力学（small-group dynamics）的文献显示，那些在休闲场合相遇并将其所属群体视为排他性的人，会变得比那些普通群体中的人更加抱团。情况甚至可以更好：排他性团体中的人更有可能倾听对方的意见并且达成妥协，如果他们需要就某些政策议题勾画出行动方案的话。

简言之，关于波西米亚丛林的研究能够显示社会内聚力是形成政策一致的助手。我喜欢去说，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上层阶级是由不断移位的面对面的小群体组成的，他们上午在公司开董事会，下午参加政策讨论团体的会议，晚上在排他性的俱乐部与一些哥们喝酒。当然，最好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某一年里结伴去波西米亚丛林度假。

虽然我的研究在许多圈子里反响很好，但它没有说服所有人，而且还为我增添了一些批判的声音。[1]多元主义者立刻歪曲我的意思，说我是一个阴谋论者，相信政策是在波西米亚丛林里秘密做出的。与此同时，上层阶级并非“粘合在一起的”这一常见的多元主义主张，也开始慢慢地褪色，转而更多地向一般性的主张靠拢——我在本书辅导网站上的其他文章里处理了这一问题（关于“阴谋论”，也请参见该网站上的文章）。(https://www.daowen.com)

一些沉迷在过去里的空想理论家也对这份研究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他们认为我的研究是不重要的和没有意义的。当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律令使得资本家很好地认识到他们的利益，并且已经准备好去同意那些助长其利益的政府政策时，为什么还要关心作为政策内聚力中要素之一的社会内聚力呢？他们对我的观点并不买账，但我相信，严肃认真地对待与社会内聚力和社会心理学有关的议题是十分必要的。此外，鉴于我认为得克萨斯的石油商和华尔街的银行家需要有一些深交才能够互相信任，于是，那些批判我的左翼人士认为产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别是无关紧要的。

当少数左翼激进分子抓住我的书不放时，事情变得更糟；他们说在波西米亚丛林中事实上孕育了各种政治上的阴谋。例如，他们认为，原子弹计划就是在丛林中密谋出来的。但这一观点忽视了我在本书中就该议题而阐述的所有重要论点。（一名会员曾询问俱乐部总裁他是否能够在淡季时利用这个地方与一些原子弹规划者进行会谈；当时没有其他的会员在场，也没有人知道这场秘密会面，而且，他们可能在其他地方已经举行过这种会面。）

若干年之后，一些极端的右翼人士也揪住我的书不放，他们的结论是，“焚烧忧虑仪式”（一场并无恶意的表演，是野营的开幕式）事实上促进了恶魔崇拜和同性恋。一名右翼人士甚至暗示在波西米亚丛林里有孩子被用来做祭品。一部杞人忧天的录像和一个网页则报导了这些不可信的和荒谬的主张。

所以现在，我之所以谈论波西米亚丛林，除了之前的原因，还增加了另外的动力：澄清事实。与某些左翼所想的相反，任何在那里发生的政治讨论可能已经在其他更加常见的地方事先讨论过了，比如，餐厅、城中心的男性俱乐部、高尔夫球场、政策议论团体以及董事会会议。与右翼的主张相反，丛林中的活动是没有恶意的。当然，他们确实偶尔会谈论政治，并且凝听前政治领导人和未来政治家的演讲，但是，这种情况与“阴谋论者”所说的政治光谱中的任何一端都并不吻合。关于政治嘉宾，读者可以在“湖边谈话”这一节里了解到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