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

我使用了4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将关于波西米亚丛林的故事连接在了一起：成员资格网络分析、历史图书馆中的档案搜寻、与知情者的访谈、在波西米亚丛林及其城中心俱乐部会所里的参与观察。

波西米亚丛林和太平洋联合俱乐部的会员名单是我的起点。如果波西米亚的会员与太平洋联合俱乐部的没有重叠（后者显然是一个上层阶级的俱乐部），那么，我的研究可能也就停在那里了。但是事实上，它们确实重叠了。此外，两个俱乐部的成员也经常出现在旧金山的《社交名人录》上，这是一本上层阶级的电话号码簿，过去叫做“蓝皮书”（blue book）。虽然我曾经自信地认为，波西米亚丛林是一个上层阶级的场所，但是后来我很快发现，它的许多会员并不是上层阶级的成员——正是其中的原委使得这家俱乐部与众不同。

下一步就是去研究波西米亚俱乐部所有会员参加的社交俱乐部及其政策连接。这一部分的研究显示，许多波西米亚会员都是企业的领导、政策研制团体的成员、智库和民意团体的理事，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其他俱乐部的会员。我们以这30种不同类型的组织中相互交叠的会员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大型的矩阵。我们用一个支持“网络分析”的程序对它们的“中心性”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波西米亚俱乐部排在第11位（表3.4）。

就社会结构来说，这种“中心性”分析是波西米亚研究的核心。但是，要想探究社会内聚力和社会心理状态，就有必要知道俱乐部更多的情况，比如它的历史和当前的活动。于是我去了各种图书馆，尤其是独立的历史图书馆，那里满是上层阶级的大事记，而不是什么学术书籍。在那里，我找到了这个俱乐部的早期历史，与它在一起的，是一些特殊营地的历史和关于“焚烧忧虑”仪式的文本。这是一笔丰富的资源。于是，和其他资源一道，我能够将19世纪波西米亚会员的名单与其他俱乐部和组织的会员名单放到一起进行核对，从而了解更多与这些创始会员社会出身有关的信息。

在这项研究中，知情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在圣塔克鲁兹询问了每一个对这个协会多少有些了解的人（圣塔克鲁兹离波西米亚丛林只有150公里），并且很快找到了一些学生，他们认识一些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其他学生；我还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有朋友曾经在那里做过表演会员（performing members），这种会员缴纳打折了的手续费，换来在丛林里表演休闲娱乐节目的许可。就在我即将完成研究的时候，我了解到我在圣塔克鲁兹的一个熟人曾经是波西米亚的会员。通过补充少许的细节，他为该研究最后观点的形成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例如，他告诉我有一个叫“毒橡树”（Poison Oak）的营地，提供一种叫做“公牛球午宴”（Bulls' Balls Lunch）的午餐，在那里，每一个人都跑过来享用烤牛睾丸，而这些牛睾丸，则是向邻近的加州弗雷斯诺市（Fresno）的一名大农场主购买的。另一个营地则收集温和的情色图书。

表3.4　30个组织的“中心性”排名

资料来源：G.William Domhoff，“Social Clubs，Policy-planning Groups，andCorporations：A Network Study of Ruling-class Cohesiveness，”The Insurgent Sociologist，Vo.5，No.3，1975，p.178.

另一个珍贵的知情者，是一名留长发的伯克利研究生。我于上午9点左右抵达他在奥克兰的家，他在与我交谈时十分不安。我们没谈多久，他就问我想不想整两口酒。我其实并不想，但是我感到进退两难：如果我说“不”的话，也许他会更加不信任我。于是我说“好”，然后他领我来到一个壁橱的大抽屉前，在那里，他竟然有一个“藏宝之处”，里面收藏着各种不同品质的酒。我们各自喝了不少烈度的混酒，然后他突然说，剩下的都归我了。我努力装酷，但是很快我就思绪混乱，搞不清他到底在说什么了。于是，每隔几分钟我就借口去一次卫生间，在那里，我拧自己的手和胳膊让自己清醒起来，往自己的脸上泼凉水，往自己脸上打巴掌，做深呼吸。虽然我最终理解了大部分他说的内容，而且他所说的东西绝对非常非常有用，但是我的笔记也已经是龙飞凤舞了。(https://www.daowen.com)

正是从这个知情者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焚烧忧虑仪式”在会员眼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现在我知道了，我过去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里找到的关于该仪式的手稿是多么重要。在我们谈话刚开始的时候，他曾向我提过这个仪式，但是我匆忙跳过去了，因为我想在进入细节之前先对整个露营活动有一番理解，然后再回到这个议题上来。但是，当我回头重新提到“焚烧忧虑仪式”的时候，他却决定不再给我提供更多的信息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仪式对会员来说实在意味着太多的东西。他说他想尊重大家对这个仪式的骄傲感。不过，他已经告诉了我需要知道的东西——这个仪式在他们心中很重要。

3个我朋友的朋友曾带我去城中心的波西米亚俱乐部会所[2]吃午餐。他们没有人知道我认识其他知情者。第二次和第三次去的时候，我都被问道以前是否来过这里。而我每次都善意地撒了点小谎。这使得我多了两次机会来参观这栋地上四层、地下两层的小楼。每一次一离开东道主，我就赶紧坐下来，记下我所能记住的每一个细节。

后来，一个朋友的朋友带我到丛林里参加被称之为“六月野餐”（June Picnic）或“女士节”（Ladies' Day）的活动。这个人是一位建筑师，能够把见到的一切速描下来。他为我把“焚烧忧虑仪式”和“大狂欢”阶段的场景画了下来。在丛林里的一个人工湖边，我看见了那个强有力的猫头鹰雕像（我在“焚烧忧虑仪式”这一节里会有介绍），以及在那里可以看到的其他东西。我向那些开着有轨电车在丛林里带人参观的学生问了许多问题。一个学生说，要想理解波西米亚丛林，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想象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大学生联谊会体制被搬到了红杉林的野营中。我在自己的书里引用了这句话。在这次参观期间，我还得到了好几张明信片，上面有野营的照片。

在这项研究的早期，我曾要求进行采访，从而与俱乐部的领导们建立“正式”的联系，但是他们甚至理都不理我，也许希望这样能让我放弃和走人吧。不过最终他们想必是得到了我研究的风声，因为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家伙（相对于其他波西米亚会员而言），大约40来岁。他是某个委员会的头，说他很高兴能和我谈一谈。很明显，他们担心我也许会传播错误的信息，所以倒不如直接和我谈谈更好。于是，我去了城里的会所，开始我另一回的“第一次”参观。这个人关心的问题有两点：一是我会不会提到该俱乐部还没有黑人会员，二是我会不会夸大丛林附近从事卖淫活动的人的数量。关于第一点，他说很快就会有一两个黑人会员加入，至于第二点，我已经从当地的新闻记者那里得知，卖淫的人数并没有风传的那么多。整个事情中最让人发笑的是，首先，直到一两年前该俱乐部都没有一个犹太人，他竟然丝毫不感到羞耻，而且，他轻而易举地接受了一些反犹太人的批评，而当时（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位犹太候选人正在提交他的入会申请；第二，他向我谈到了丛林里人们酗酒总量，对这个俱乐部来说，这并不是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告。

所以，这是一项“多重方法”的研究。如果我没有获得那些会员名单，在做这项研究时我也不会觉得很烦扰，但是，如果我没有去历史图书馆查阅资料，与知情者交谈并且参观波西米亚丛林的话，这项研究将不会像现在这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