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

政策研制网络中最深刻、最关键的思想是在各种智库中产生的。新的提议在经过别的专家的批评之后，被拿到讨论团体中供企业共同体领袖修正和吸收。在几十个智库中，有些在一到两个领域高度专业化，其中最重要的有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城市研究所、国家经济研究局和雷神公司。它们的工作有时也会有大学附属的研究所和中心参与，但是后者却不是政策研制网络的一个环节。[14]

三个最广为人知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它们一直为了在华盛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相互竞争。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三者中历史最久、也最受尊敬的一个，它创立于1927年，由三个研究所合并而成，其中最老牌的一个可以追溯到1916年。它创立之初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来源于基金会，20世纪30年代它主要靠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捐款维持运作。布鲁金斯学会有时被说成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智库，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解，而持有这个误解的很大程度上是极端保守主义者。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曾经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出谋划策，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这一误解的产生。实际上，布鲁金斯学会一直处于中间立场，或站在右翼一边。尽管它的一些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曾是民主党的重要顾问，但是到了1975年，正是同样这批经济学家开始批评政府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竞争对手、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所策划的。[15]

诞生于1943年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最初只是美国商务部的附属机构，没什么钱，也没有影响力，这种状况一直到70年代初才发生改变，当时一位前商务部雇员游说企业执行官们建立一个新的智库，以应对被他夸大的布鲁金斯学会的自由主义倾向。他的努力在1972年得到了回报，当时福特基金会给了他30万美元的资助。这份大礼被视为AEI的转折点，因为福特的资助赋予了他们以后再筹款的合法性。AEI在1971年的预算只有110万美元，到了1980年，这个数字就超过了1000万美元。[16]

因为前尼克松政府的官员以及随后的前总统吉拉德·卡特在1977年以荣誉会员的身份加入该组织，AEI的筹款活动如虎添翼。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也受雇于该组织。这些著名保守主义者的加盟使得AEI毫不令人吃惊地被当作华盛顿政策圈在70年代向右转的推动力量。然而一份对布鲁金斯和AEI提出的政策意见的文本分析显示，AEI实际上是在政策转向已经发生之后才变得重要起来的。[17]从80年代初开始，AEI的确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为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提供观点和人员。如今，AEI同布鲁金斯学会合办了一个调控研究联合中心，这反映了它们在政策议题上的相似立场。[18](https://www.daowen.com)

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成立于1974年，是华盛顿智库中最年轻也最著名的一家。如果你认为它反映了企业共同体当下的观点的话，那就错了，因为实际上它是由少数极端保守却又继承了大量财产的人在一起创办的。这些极端保守派中最重要的就是库尔斯（Coors）家族，他们拥有以家族名字命名的啤酒公司。[19]紧随其后的是理查德·梅隆·斯凯菲，在本章稍后的部分我们还将谈到此人。

与AEI不同，传统基金会并不雇用已经成名的专家学者，也没有在学术界或政策圈内树立受人尊敬的名头的企图。相反，它雇用的都是些年轻的极端保守主义者，他们以攻击政府的一切活动为己任，他们将所有的政府官员都称为官僚帝国的建造者。尽管这一策略没有让它讨得在华盛顿的同行的欢喜，但是却得到了在共和党机构中的职位，后者需要人手去实行他们与政府目标相悖的事情。

这3家智库同企业共同体的关系可以从它们各自的董事会组成看出来。布鲁金斯学会和AEI与企业共同体的连锁方式差不多，这两个组织各有约60%的董事平均各在1.3家具有相当规模和地位的企业中担任董事。不过，因为布鲁金斯有42个董事，AEI只有25个，因此这也意味着布鲁金斯与53家企业有董事连锁关系，而AEI只有35家。传统基金会的情况完全不同，20名董事中只有1人在3家企业董事会中任职，他本人是一位退休的微软执行官。传统基金会的董事中还有一些商界人士，但是大多只是退休的中层管理者或开办小公司者。还有一些董事则是富有的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