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的形塑过程

舆论的形塑过程

政策研制网络中的很多基金会、政策规划团体和智库，同样也是公共舆论形塑网的一份子。在这一网络中还有其他两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大型公关公司和大财团的公共事务部门。两者都有专业职员为其服务，并可以通过上一章讨论过的基金会的财政捐款来实现其目的。这些核心组织与一个发散性的网络连接在一起，后者包括了地方性广告公司、财团资助的广告理事会、旨在影响某一特定议题的专门委员会和大众传媒。在政策研制网络中，仅仅少数几个组织就包揽了大部分事情；与此不同的是，公共舆论形塑网中，围绕着每一个实质性议题都有上百个专门致力于公共关系和教育的组织。因此，在与公众直接联系的节点上，公共舆论的形成过程是十分多样和分散的。图5.1提供了一个公共舆论形塑网的大致图景。

政策讨论团体除了向报章杂志发布它们的报告之外，并不直接进入公共舆论的形塑过程。这些团体的领袖建立专门的委员会以推动舆论改变对特定议题的看法。为了制造一个政策变迁可以为大众更为欣然接受的氛围，这些委员会通常会将现状渲染得危机四伏。例如，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为了赢得公众对增加国防开支的支持，就曾宣称政府对苏联国防开支和军事力量的估计过低。后来这一宣称被证明是错误的[5]。同样，20世纪80年代末“医疗危机”的感觉，很大程度上是大公司担心其改善健康计划的成本会不断增长的产物。[6]

公共舆论形塑网络的一个最重要目标，就是通过与公立学校、教堂和志愿性组织建立一个支持性的工作关系来影响这些机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网络中的组织与上述这些机构发展出了众多的联系，为后者提供电影、电视节目、书籍、宣传手册、发言人、建议和财政支持。然而，学校、教堂和志愿性组织并不是这个网络的一部分，而是独立的设置，在其中，权力精英必须持续地同自由派—劳工联盟和基督教右翼的代言人竞争。以防止忽略了各成员的社会和职业关联，以及中下等社会阶层的机构中存在的不同意见。

为了防止某些态度和意见壮大（这些态度和意见可能会干扰在政策研制过程中产生的政策通过），民意塑造过程的领导者们也试图建立和强化美国信仰体系背后的基本原则。在学术上，这些基本原则被称作“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laissez-faire liberalism），它们的根基可以从几位欧洲哲学家以及美国国父们的著作里找到。这些原则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企业、竞争、机会平等以及政府在社会事务中作用的最小化。在欧洲历时数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过程中，这些原则逐渐形成，当它们被传到美国时已经臻于完备。在这样一个没有封建历史和现成国教的新国家，它们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对手。[7]

尽管这一个人主义的信仰体系深入人心，但它只是塑造美国人的态度和行为的一个独立因素而已，因为竞争性的权力团体（如自由派—劳工联盟）在工会、教会中缺乏组织基础，也没有一个政党来宣传一个更加集体性的、合作的和亲政府的替代性意识形态。美国人看上去固定不变的文化信仰实际上是靠那些由权力精英创建和资助的组织来维系的。换句话说，这些信仰被“制度化”了，变成理所当然的习惯与传统，然后又不断地被上述组织的运作所强化。

在大多数国民看来，这些不被挑战的价值就是所谓的“美国精神”。它们被看作是人类本性的一个部分，或良好常识的产物。如果美国人认为某个政策或行动符合这一充满感情色彩和从不被质疑的信念，那么他们往往更可能接受它。于是，公共舆论塑造网络中的各个组织都争着去裁断哪些政策或观念符合“好的美国精神”，而哪些则不符合。在判断哪些政策符合国家利益与美国精神上，这些组织与自由派—劳工联盟以及新基督教右翼相互斗争。(https://www.daowen.com)

有时候，公共舆论塑造网络的效果也会更加微妙。尽管很多人并不接受广告、讲演以及传单中公开传递的信息，却会接受这样一种隐晦的观点，即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自身的缺陷所造成的。这是一种极其强调个人努力和责任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它不仅奖励成功者，同时也谴责受害者。[8]教育失败及其他社会问题，本来只有从一种阶级体系如何鼓励某些人而打击另外一些人的角度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可是如今却变成了谴责受害者不能克服个人缺陷以及把握机会。[9]一个基于深度访谈的经典研究解释了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如何使很多工人陷入对自身失败的无效自责，尽管他们也知道社会制度对他们而言并不公平：

工人在思想上并不接受那种有能力的人总是有机会的观点。但是，阶级制度却迫使他们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自己：如果我处境不佳，那是因为我的能力不够。因此，人们大都同意和乐于谈论阶级社会的奖赏制度是如何专横独断——前提在于，当说到我自己时，却只能怨我自己没有做得足够好。[10]

要想理解在一个不公正的体制中，雇佣劳动者的忍辱负重，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这种自我谴责：

一旦添加了这个前提（我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才会沦落至此），你要想挑战阶级制度，就必须先问这样一个痛苦的问题：我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来挑战它？说美国的工人阶级被体制所收买或者接受了中产阶级的管理者和专家的保守价值观，就忽视了隐藏在他们沉默背后的各种复杂因素，也就没有办法解释当工人阶级真的起来挑战高层权威时，他们被压抑的感情爆发出来时的剧烈程度。[11]

这种体制并不公平，但事情就是这样：普通美国人看上去拥有激进的批判态度，但落实到实际议程上却又十分保守，造成的结果就是他们仅关注日常生活的压力和嘀嘀咕咕地接受政治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