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政策上影响舆论

舆论塑造网络在外交政策这一领域最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利益，其工作也最为成功，因为大多数人对此没有多少了解或者兴趣，他们出于爱国主义以及对陌生异国的恐惧而倾向于赞同高层领导人的政策。“特别是在外交政策领域，”两位公共舆论专家认为，“信息被集中掌控，公共舆论看上去总是被引导。”他们说这一引导是由“官员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集团或个人”完成的。[25]因为只有少数人对外交政策议题有严肃的兴趣，舆论塑造中的主要努力，针对的是一小部分大学教育背景的、高度关注外交政策或与其利益攸关的国民。

在塑造上层阶级对外交事务的态度方面，最有影响力的组织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外交政策协会（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简称FPA）。这一组织的76位理事会成员中有将近1/3同时也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尽管FPA也做一些研究和讨论工作，但它主要的角色是塑造非权力精英的意见，这与外交关系委员会形成了明确分工，这一点在外交政策界人尽皆知。FPA的主要工作是与当地的世界事务委员会紧密合作，在中产阶级组织和大学校园提供文献资料和成立讨论团体。它的活动受到了几十个私人或公司基金会的资助。例如，2001年和2002年，它收到的资助包括：来自时代—生活帝国（Time-Life empire）的创始人成立的鲁斯基金会资助的38万美元；某保险业巨头创立的斯达（Starr）基金会资助的36万美元；以及其他12家基金会从1万到10万不等的捐款，其中包括埃克森美孚基金会和摩根大通基金会的3万美元。(https://www.daowen.com)

尽管外交政策团体在最关注外交的公众中间塑造舆论的工作非常重要，总统及其高层外交政策官员的活动和演讲才是影响广大舆论的最强有力的因素。越南战争扩大化前后举行的两次民意测验至今还提供了一个戏剧化的例子。在1966年晚春开始的轰炸河内和海防的军事行动之前，公众对是否应该轰炸的态度正好是五五开，而到了1966年7月，当轰炸已经开始了，85%的受访者在回答“您认为政策轰炸是对还是错”这一问题时持肯定态度。类似地，只有53%的公众赞同1983年美国对加勒比海岛国格林纳达的入侵，但在里根总统发表了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讲话对这一决定进行解释之后，支持率上升到64%。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年人以及年轻人更容易在总统讲话之后的短短时间内发生态度上的转变。[26]然而，塑造外交政策上的公共舆论也是有限制的，特别是当社会稳定受到威胁或者存在社会动乱的可能性时。例如，反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声音在美国军队的阵亡人数持续增长时也一致地变大，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学校园里的示威和罢课运动在1967年加强了反对越战的规模浩大的少数派力量，并且很有可能曾在阻止局部战争的扩大化上起了作用。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里根政府打算破坏核平衡的格局时，一个强有力的反核运动适时地发展了起来。[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