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议题

几项备具争议的社会议题受到了大众媒体和政治竞选中的重要人物的极大关注：堕胎、同性恋婚姻、死刑、枪支管制、学校祈祷以及色情业。尽管权力精英将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些议题上，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关心这些。权力精英对其中任何一个议题都没有固定的立场。权力精英中的某些个人可能会热衷于其中一个或多个议题，但政策团体或者主流智库的纲领性文件却不会拿这些议题来讨论，因为它们不会对企业共同体造成直接的影响。

尽管如此，这些议题通常还是会处在企业—保守派联盟与自由派—劳工联盟之间斗争的前线或核心，因为自由主义者寻求在所有这些议题上都有所变迁，而社会保守主义者则拒绝变迁、试图维持原状。尽管基督教右翼深深地并几乎是天生就将道德议题视为原则性的问题，但共和党高层领袖却主要是将它们看作“横式一刀切的议题”（cross-cutting issue），在选举舞台上可以作为一个楔子来打击自由派—劳工联盟的候选人。这些议题之所以被认为对保守主义者有用，是因为那些在经济议题上赞同自由派—劳工联盟的选民通常却在一个或几个社会议题上不赞成它，这就给了保守主义者机会。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在这些议题上是自由主义者或者持宽容态度，但保守主义者仍然突出这些议题，以此来争取选民中的宗教保守主义者，并赢得了很多中间选民的选票。即使每一项议题只对不多的选民有吸引力，但是累积起来，其效果却足以在本来旗鼓相当的选举中显得非常可观。社会议题因此成为企业—保守派联盟选举策略的一个核心部分，尽管它们并不关系到权力精英的实质利益。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共和党对非裔美国人及其自由派白人同盟赢得公民权和选举权这一事件的反应中，分裂性议题（wedge issues）对保守主义者的重要性第一次显现出来。1964年大选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利用大多数南方白人选民对非裔美国人的胜利产生的怨恨情绪，拿下了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等4个传统上属于民主党的州，这也是他除了自己老家亚利桑那州之外获得的所有选票。1968年，亚拉巴马州的民主党州长，乔治·沃伦斯（George Wallace）也重施此计，作为第三党总统候选人拿下了全国13.5%的选票，大多数愤怒的白人民主党支持者因此被他分裂，导致了理查德·尼克松以微弱优势击败民主党候选人。1972年，尼克松总统在总统大选时进一步巩固了这些共和党选民，尤其是在南方，从而为1980年至1992年的里根—布什时代以及布什—切尼在2000和2004年的胜利铺平了道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共和党首先利用了公共汽车乘坐和平权措施这样的分裂性议题，后来，堕胎、学校祈祷和枪支控制等议题也掺和了进来。[33](https://www.daowen.com)

即使在今天，虽然大众媒体强调“道德价值”作为投票行为的核心决定因素，但还是有大量证据表明有些白人选民是为了反对黑人而投票——这种反黑人的投票并不是个人偏见意义上的，而是每逢感觉受到作为竞争性权力群体的非裔美国人的威胁时，白人选民希望通过投票保住其优势的群体地位。针对非裔美国人在21世纪初面对的处境，一份十分详尽和透彻的分析对选举中卷入的权力议题做了非常有说服力的归纳：

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选举竞争以及黑人选民的动员削弱了向来被看作理所当然的政治秩序，后者假定白人掌握控制权而黑人则服从安排。对黑人来说，投票给一个非裔美国人的立法者意味着政治影响力和旧的种族秩序不复存在。而对白人来说，这种结果则破坏了种族等级秩序，威胁到他们的既有优势，也削弱了“白人性的常态”。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很多白人即使在可能威胁到他们的政治利益时也会选择投票维持种族秩序的现状。[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