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党与民主党

在大多数关于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日常讨论中，有两种相反的观点占了上风。一种认为“它们之间没多大差别”，如果有，也不过是为了在一个两党制的体系中吸引中间选民罢了。另一种则说共和党代表大商业而民主党则代表自由派—劳工联盟，极端保守主义的恐吓战术与自由主义者编造的有关进步历史的神话都宣扬这一观点。实际上，这两个党在各自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都被权力精英的不同部分所控制着。

尽管至少直到19世纪50年代，1787年的制宪会议才解决了南北富人之间主要的问题，但政党却没花多长时间就发展起来了。在1791年，富有的弗吉尼亚庄园主与纽约州北部的地主达成协议，创建了一个后来成为民主党雏形的党派，从那时起，就有两个党开始代表上层阶级内部不同的经济利益。[8]大体上而言，民主党在最初是农业富人，尤其是南方的农业富人的政党，而共和党则是银行家、商人和工业家的政党。[9][10]

同所有的概括一样，这一概括也需要某些条件的限制。正如人们一开始就知道的那样，“民主—共和党”也在北方的爱尔兰裔商人和银行家中发现了很多它的支持者，这些人因为历史原因不喜欢英格兰出身的联邦党人领袖。与此相似，宗教异议分子和来自地位较低教派的新教徒同样也支持“民主—共和党”而非“高级教会”的联邦党人。这些差别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从社会身份这一角度来说，联邦党人—辉格党—共和党变成了既得利益者和体制内的政党，而民主党则成了那些在某些方面属于“外群体”（out-group）的人的政党。今天，民主党主要受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犹太人和走出家门工作的女性的强烈支持，当然它也有一些中层的和自由主义的商人选民。[11]

即使对于那些在最开始的69年里控制了该党的奴隶主们来说，民主党作为外群体联盟的这一特征也适用于他们，因为他们是一个正在工业化的社会里的农业人口，是一个自由劳动力国度里的奴隶主。虽然在这个国家建立之后的36年里，通过选举诸如托马斯·杰弗逊、詹姆斯·麦迪逊、安德鲁·杰克逊这样的奴隶主，他们控制总统宝座长达32年，但农场主资本家一直处于守势，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一点。随着内战的到来，当所有的南方富裕白人都加入进来时，民主党愈加彻底地变成了上层阶级中南方派系的工具。他们将这种转变视为最大限度地影响华盛顿的最佳策略，与此同时，他们迫使南方的平民主义者接受自己在民主党内被边缘化的现实，或者迫使后者徒劳无功地另寻他处去组建第三党。[12]

内战之后，南方白人在北方找到了新的同盟者，那就是数以百万计的新近到来的天主教和犹太移民，他们往往受到信奉新教的共和党多数派的亏待和奚落。到了20世纪下半叶，当这些新移民中的一些人富裕起来时，便成为城镇民主党组织——当时被称为机器（machines）——的主要赞助人。与极端保守派和自由派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在民主党内部发展起来的自由派—劳工联盟，无法与占有优势的南方富人以及他们富裕的城镇族群盟军相提并论。[13]

即便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自由派—劳工联盟还是选出了大约100名民主党人进入众议院，直到1994年，他们与大约100名南方民主党人和50名来自北部城镇地区的机器民主党人一起，在众议院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民主党多数派，占据了国会中除少数几个部门之外的几乎所有机构。然而，早在1938年南方民主党人与北方共和党人就已经组成了一个保守投票集团，来阻止自由派民主党人通过关切工会权、民权以及商业管制的立法。当时正是这些议题界定了阶级冲突为何物。而之所以民权被包括进来，是因为它是一个能摆得上台面进行讨论的措辞，实际上关切的是南方低薪黑人劳动力所受到的压迫。[14](https://www.daowen.com)

在很多时候，自由派—劳工联盟不得不争取一些经济议题上的小胜利，比如住房补贴，这样它就能够吸引到南方民主党人的支持。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民主党成了一个喜欢花钱的联盟：北方民主党人支持农业补贴和价格援助，而这会让南方的农场主大受其益；反过来，南方人愿意支持政府在公路、公共住房、医院建设、学校食堂甚至公共援助等项目上花钱——当然，这种支持有三个前提条件。这些花钱的项目不可以包含攻击隔离制的内容，只能限制在地方层面，而且应该在南方各州的获益程度上区别对待。这种安排完全取决于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自由派—劳工联盟将不会强烈反对隔离制在南方的延续。[15]

对于理解权力精英对政府政策的支配来说，民主党在从1932到199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正式控制着众议院这一事实并没有什么意义。要点在于，在整个20世纪里，一个强大的保守多数派被选进了国会，围绕着与阶级冲突有关的议题，他们总是在投票时行动一致。[16]当然，对于这一概括，也有两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3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亦即社会动荡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工人们的行动主义导致了亲工会立法的通过，而60年代的民权运动则产生了1964年的《民权法案》和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我们将在第七章的结尾讨论亲工会立法，在第八章的结尾讨论公民权立法。

当然，关于民主党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些，包括针对每一项特定的立法，投票多数派是如何通过复杂的讨价还价而凑到一起的诸多细节。但是，关于为什么自由派—劳工联盟未能像它在大多数民主国家里那样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政党，我们已经解释得够多了。竞选规则导致了两党制，再加上直到最近几十年，富裕的南方白人一直控制着民主党，使得自由派—劳工联盟没有更好的选择。组建第三党只能让更多的共和党人上台，而后者正是自由派—劳工联盟不共戴天的敌人；另一方面，自由派—劳工联盟又无法获得对民主党的主导权。在许多左翼人士和年轻的激进主义分子看来，这种结果就是一种龌龊的讨价还价。

两党均由权力精英的成员控制这一事实，强化了两党制最为糟糕的趋向：回避议题、共谋以及强调候选人的个性特质。有一篇重要的政治学文献就论述了两党的当选官员如何运用各种各样的策略在选举中实现他们的政策偏好，即使当他们遭到大多数投票者反对，却最终能够再次当选。[17]这篇文献揭示了在权力精英和普通公民发生互动的地带里，政治和竞选活动的复杂性。就本书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在美国，许多人被劝说着去根据他们的种族、宗教或民族而不是社会阶级来投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发展和普及了一个反映他们经济利益和偏好的项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好从权力的维度，将选举体制理解为一种“候选人遴选过程”的原因。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争权夺位，而对政治的政策维度，则给予了最少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