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利益过程
特殊利益过程指某一企业或商业部门使用多种手段来获得补贴、退税、监管裁决和其他政府支持以实现其狭隘的短期利益。这个过程由一些阅历丰富的人来执行：卸任政府官员、在国会或其他政府机构服务过的专家、商会雇员、负责联络政府的企业执行官以及各色律师和公共关系专家。这个过程建立在大量的私人交往的基础上，但它最重要的要素却是院外活动家们必须提供的信息和资金支持。很多情况下，信息来自于院外活动家制造的草根压力，以显示针对某一既定措施的投票将会或不会伤害到某一个具体的政治家。[20]
企业在游说活动上花的钱比他们捐给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要多得多，通常是10比1。比如，2000年，烟草行业为了消除法律诉讼和管制的威胁，分别给了职业说客和烟草研究所——一个行业性的公关公司——4400万和1700万美元，而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捐给选举的只有840万美元。另一项针对前20大军火承包商的研究显示，它们从1997到2003年总共在游说活动上花了4亿美元，但在竞选中只捐出了4600万美元。[21]
一些最有影响力的院外活动家在一起成立了几家大公司，这本身就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这些公司往往由公关公司所有，后者在第五章讨论过的舆论形塑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两位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一个是民主党人，另一个是共和党人，是第二大游说公司的领导者，这家公司的客户包括花旗集团、美林证券、布朗和威廉姆森烟草公司。这些公司所操纵的议题在特殊利益过程中极其典型。例如，一家药物制造商，辉瑞公司，花了40万美元阻止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提出的一项禁止卡车司机使用抗组胺的提案。美国杂志出版公司花了52万美元反对将杂志邮费提高15个百分点的动议。[22]
神秘复杂的减税活动是特殊利益过程涉及的最重要领域之一。凭借1993年通过的旨在将企业税降到最低的税法条款的修正案，以及1997年让企业将减税期延长数年的税法修正案，在被调查的250家最大的盈利公司中，有12家在1996到1998年没有上交分文联邦所得税。还有71家公司上缴的所得税率不到官方税率的一半。其中光通用电气一家就省掉了6.9亿美元。[23]
减免大额企业税的趋势在2001到2003年不断持续，实际企业税率从克林顿政府任期最后一年的21.7%降低到2003年的17.2%。200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275家大企业中，有46家没有缴纳联邦所得税，这个数目与上个世纪90年代末进行的一项类似调查相比又有了惊人的上升。2004年10月通过的一项新税法又为制造业和能源公司省掉了1370亿的税务，通用电气仍然是最大的受益者，后者在2003年花去了1700万的游说费。同时，其他法律漏洞也使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国外的免税天堂成百亿美元地增加利润。[24]
特殊利益也会利用国会来努力牵制监管机构或推翻他们不喜欢的军火购买计划。当联邦通信委员会试图给超过1000家学校和社区组织的FM电台颁布许可证时，国会在大广播公司的推动下将提案否决，他们设定了新的标准，限制人口稀少地区能够拿到的电台许可证数量。[25]2000年，当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试图对烟草进行管制时，国会为了烟草公司的利益拒绝对其授权。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如今对药品公司的管理如此松懈，以至于其下属1/3的科学家不完全相信它对新药品的测试是充分的，2/3的人表示对其在监督上市药品安全方面缺乏信心。[26]
有些特殊利益的冲突发生在两个商业部门之间，比如广播公司同电影公司、电缆公司之间的利益斗争。有时冲突也发生在同一个行业内部，比如，1999和2000年，一些小型的保险公司将总部搬到百慕大，利用税收漏洞逃掉高达每年4亿美元的税务。大型保险公司因为无法利用这个机会，于是就支持了一个超党派的立法活动，以结束这种在百慕大设立公司的好处。它们雇了一家说客公司来推动此事。作为回应，小保险公司也雇了几家律师事务所和公关公司来应对。[27](https://www.daowen.com)
特殊利益过程经常被用于找出法律漏洞，这些法律作为一个整体可能已经被企业共同体原则上所接受。“我将过去的17年都用来对付《净化空气法》了”，一个主管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的企业说客说道，他接下来又解释了为什么他将钱捐给那些在1990年投票支持加强《净化空气法》的政府官员：
一个人最终怎么投票不代表他到底做过什么。有人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事情。有几个人会投票反对《净化空气法》？但是，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中对我们的担心其实是十分同情的。[28]
企业圆桌会议的“净化空气工作小组”和自由派—劳工联盟的“全国净化空气同盟”在经过13年的僵持之后，终于在1990年通过《净化空气法》，尽管它有长达40页的补充条款、例外和其他漏洞。例如，钢铁业可以有30年的缓冲时间将26台大炼焦炉都改造成符合新标准的要求。法案一通过，说客们就可以围绕环保署展开游说，以求最大限度地放松执法标准。1998年，在经过28年的争吵和拖延之后，环保署才得以正式颁布执法标准，针对不到10种有害化学物质的排放做了规定。[29]
尽管大多数针对特殊利益过程的研究不断地重复这个那个企业或商会在取得减税优惠和减少政府管制上的成功，或讨论企业共同体各对立部门之间的斗争，但是事实上，企业共同体的利益也经常被自由派和劳工所挫败。例如，1971年，环保主义者成功地使国会取消了对建造一款超音速飞机的纳税人补贴。1977年，尽管遭到了煤炭业的反对，一个相对强硬的反露天开采法还是被采纳了。20世纪70年代，以改善汽车安全标准为目的的法律也在汽车业的反对下通过，同样，水的清洁标准也在造纸业和化工业的反对下通过。[30]
自由派—劳工联盟也曾经在国会中成功通过了一些自己的提案。例如，1993年的《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规定规模在50人或以上的公司雇员，不论男女均可享受12周的无薪假期，以进行儿童看护或家庭医疗。这个法案在1986年刚提出来时遭到了企业集团的反对，老布什总统两度将其否决。如果将政府雇员也包括在内的话，这一法案覆盖了全美55%的劳工。假期无薪的事实限制了有条件利用这一法案的工人的数目，另外保守派还可以将小公司排除在法案适用范围之外，并将假期长度减少到8到12周。但是，在假期内仍然可以享受医疗福利。从1994到1995年的18个月中，有17%的工人享受了这一法案带来的好处。[31]
特殊利益过程是华盛顿政府活动中可见性最高、受到研究也最多的一个领域。它还是政府官员对立法最关注的一个部分。关于美国政治的这一面向，各派理论家对于它的运作有共同的看法。特殊利益过程对企业共同体很重要，但对于了解美国的企业权力的全貌来说，它还不是最核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