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企业领袖仍感到无权
尽管在“谁统治？”“谁获胜？”的问题上，我们有强大的证据表明，权力精英在那些他们关注的议题上对联邦政府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很多企业领袖仍然感到他们与政府相比没什么权力。照他们的说法，国会对有组织劳工、环保主义者和消费者要比对他们负责得多。他们还称自己经常受到刚愎自用的官僚的干预，后者侵犯了私有部门的合法范围，使得他们渐渐削弱了对经济的信心，在做出投资决定时犹豫不决。
这些感觉被一位记者兼政治学家记录了下来，他观察了一个政策团体召开的讨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系列会议。与会者相信，政府对所有人的话都听，就是不听他们的。他们认为政府对大多数公民的直接偏好都能做出反应。“穷人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富人的地位在下降，”一位企业执行官抱怨说，“大众正在变成一个更大的政府。”一些人甚至怀疑民主与资本主义是否相容。有人说道，“我们还能实行得起一人一票吗？我们正在临界点上徘徊。”另一个人则宣称，“自从二战以来，一人一票制已经削弱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商业的力量。保守主义者因为失去了乡村的选票而元气大伤。”[63]
企业领袖对多数民主表现出来的恐惧使他们将经济萧条视为补救的法宝，因为萧条可以抑制工人的期望。担心失业的工人不大可能要求提高工资或要求政府实行社会规划。例如，不同的企业执行官曾发表过下列言论：
这次衰退将带来对经济价值观的有益尊重，正如大萧条曾经做到的那样。
人们应该明白，工作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应该利用这次衰退来使公众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经济体系是如何运作的。社会目标没什么不好，只要公众明白他们将要付出的代价。
要是能让衰退起到的削弱作用比它实际起到的还要大就好了，这样我们就会拥有一种清醒的意识。[64]
企业领袖对政府的负面情绪并不是企业共同体中新近才发展出来的。一项对19世纪商业领袖的观点所做的研究表明，他们相信政治领袖都是一些“愚蠢”、“没有内涵”的人，这些人纯粹是为了混口饭吃才投身政治的。而对于一般的选民来说，他们则是“粗鲁、自私和无知的”。一位商人在1886年写下的评论似乎就像是在上面刚刚提到的讨论会中做出来的一样：“在这个每个人都有投票权的民主国家里，国家的财富和智慧被那些愚昧、懒惰而又邪恶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上。”[65]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虽然人人都认为当时的企业界正处在其权力的巅峰，但是企业领袖们仍然唱着同样的调子。[66]这些发现显示了，企业界对政府的敌意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项目在“新政”中的发展。
企业领袖关于他们缺乏权力的情绪性表达不能被当作严肃的权力指数来看待，尽管它的确引起人们去关注企业领袖能够以多民主的方式应对大规模的民主社会和政治运动，而这些社会运动挑战了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对权力的研究包含行动及其后果两个方面，这是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的事情，而不是主观感受的领域。当然，了解企业领袖为什么会抱怨一个为他们自己所支配的政府，还是很有价值的。答案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首先，抱怨政府本身就是一个有用的政治策略。它使政府官员处于守势，迫使他们不断去证明自己对企业界是友好的，以避免企业领袖对经济环境失去信心和停止投资。一位政治学家对此作了如下说明：
不管这个议题有没有得到清楚、直接的理解，谴责的功能在于建立并维持政府部门对企业界选民的从属地位，政府实际上是要对这些选民负责的。对政府的笼统攻击将给政府官员造成持续压力，使其行动不断适应那些能够提供最可靠支持的团体的需要。[67](https://www.daowen.com)
在企业界对政府的态度中，似乎还存在一个意识形态的维度，其基础，是对平民主义的、民主的意识形态的恐惧，而这正是美国政府的基石。既然权力在理论上应该归所有人共同掌握，那么就存在着一种可能性：有朝一日，“大多数”意义上的大众将政府变成一个它本该成为的多元民主政府。在美国的历史背景下，统治阶级的巨大权力是没有合法性的，因此人们极力否认这种权力的存在。[68]
对大众控制的恐惧，其最深刻的原因可以从企业共同体与工会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中看出来，在本书中我们多次提到这一点。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议题领域，总是能够激起愤怒的修辞和企业领袖之间近乎完美的团结。它也比除黑人公民权之外的其他任何议题引起了更多的暴力。对于政府帮助工会的任何行为，企业共同体的独特反应都支持了这一个假设，即企业共同体、小商业和增长联盟是反政府的，因为政府是唯一能够挑战企业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一体系的运作和削弱雇主权力的机构，所以他们对政府充满畏惧。联邦政府可以通过以下5个基本的途径影响劳动力市场：
1.政府可以雇用失业工人从事一些园艺、学校、道路和环境相关的必要工作。类似的政府计划在新政时曾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失业率达到了25%，社会崩溃看上去已经无可避免。但是一旦秩序恢复、经济开始复苏，企业领袖便坚持将这些计划给削减了。[69]
2.政府可以支持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就如同前面一节曾描述过的那样。类似的政府提案比政府为失业者提供工作遭到更强烈的反对，因为它赋予工人一个可持续的组织基础，他们可以借此进入政治领域。
3.尽管权力精英承认老年人、残疾人和失业保险的价值，但是他们仍然担心政治家可能会允许这些计划变得过于慷慨大方。事实上，这些计划在应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动荡时的确不断扩张，但是到了里根政府时期就不再继续了，因为后者觉得有必要削减它们以减少通货膨胀以及增加企业的利润。[70]
4.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迁移来收紧劳动力市场。在美国历史上，对企业共同体来说，低工资劳动力的迁移曾经是至关重要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叶，当保守派的共和党在竞选时声称他们打算通过一个反移民法案时，立即遭到了雇主的强烈反对，尤其是那些来自农商业的企业领袖，因此很快就不提此事了。
5.政府可以通过联邦储备局来降低利率，从而减少失业和收紧劳动力市场。很多普通人也都知道，很明显，每当失业率太低时，联邦储备局就会通过提高利率来增加失业。尽管这个议题打着通货膨胀的名义，但是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常常也是劳动力市场的政治学。
既然政府可以采取这么多的方式来收紧劳动力市场，从而减少利润、增加美国工人的经济权力，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企业共同体会畏惧一个由他们所支配的政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