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外生系统（Epiphylogenesis）的人类记忆
如果说哲学始于柏拉图，那么真正坐实这一点的正是柏拉图与诡辩家们就作为记忆术（mnemotechnics）（指人工记忆，但也包括修辞及以语标为基础的语言技术）的记忆这一问题展开的斗争。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记忆，即知识被理解成天然记忆，并且是语法化这一过程激发了这一问题的产生。在这里，语法化的构建被视为一种负面现象，正如柏拉图肯定天然记忆，用天然记忆来反驳诡辩家们通过书写进行的人工记忆实践，柏拉图将这种实践定义为是在对语言记忆进行技术处理，它创造的是虚假的知识（《高尔吉亚篇》）〔13〕。从总体上来讲，柏拉图哲学将技术理解成伪知识（它只能理解偶然的、感官的、意外的事件），将真正的知识摆到了必要知识的位置上，具有永恒不变的、可理解的本质。
柏拉图将天然记忆与人工记忆理解成对立的两极：存在对成为，精神对身体，不朽的灵魂中可被理解的思想对易朽的身体（它是激情的宝座，堕落的陷阱）中的感性思想。在对立的背景下，语法化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一切的对立都归结于逻各斯与技术之间的对立，理性形式与技术知识之间的对立。将活生生的心理记忆与已经死亡的技术记忆相对立，就会归纳出上面所说的整个系列。相反，将记忆重新想成一个语法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与死的形成永无终结，我们就能够超越柏拉图馈赠给西方哲学的这些对立。
人类考古学及古人类学提供了一种方法，它可以用来应对柏拉图式天然记忆与人工记忆之间的对立。这个理论将技术视为是对生存的建构，即技术建构了生命中的欲望和知识。在这个观点里，成为人类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就是：人工记忆及天然记忆的外生系统同时出现——它既是个人外生经验的产物，也是系统发生的支撑手段，其目的是为了积累知识，以构建代际文化群落。〔14〕
根据勒鲁瓦-古尔汉（1993）的观点，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外生系统中的记忆是如何出现的。东非博伊西人，一种原始人化石，于1959年在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首次被发现。最早的两足灵长目动物出现于175万年前（后来同一区域的发现将两足灵长目动物的历史往前推到了360万年以前）。它重约三十公斤，是真正的两足动物，其枕骨大孔与颅腔垂直，后腿可站立，可自由活动。它的四肢注定了它能制造工具，能进行表达。也就是说，它能够外在化。事实上，同时期的证据表明它们能使用工具。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勒鲁瓦-古尔汉（1993）认为，正是生命的外在化过程构成了人类的人性——那些生命史中的关键性断裂点。那些那时已成为生命中的关键要素的东西，即狩猎与防御行为，已经超越了生活范围：为生活而斗争——或者说是为了生存而斗争——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基本的达尔文机制。在所有的动物中，唯有人类能用非生物性器官（由技术组成的人工器官）来进行这种斗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将人类为生存而斗争描绘成一种精神上的斗争，一场并非发生在生命领域里的斗争。
人类生命不再仅仅与生物性有关了。它是一种服务于欲望的技术经济，支撑着这个经济的是人工记忆科技环境、象征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冲动发现自己必须臣服于现实的原则，而现实要求他们推迟对欲望的满足。〔15〕这种象征调节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一种能将冲动能量转换成力比多能量（即欲望和升华）的经济。通过外生系统里的物体，如恋物癖者迷恋的东西，同时也包括支持自恋思维的物体，这种虚幻的经济通过技术记忆的方式得到维持。〔16〕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行为理论就是一个关于记忆以及对记忆的审查的理论，这个理论不断围着这个问题打转，却没能正式指出这一点。因为忽视了技术的建构性作用，弗洛伊德所做的最大努力就是走向了一种新拉马克主义立场，即通过一些让人完全难以理解的方式，记忆从一代人传递给了另一代人。〔17〕
技术是记忆的一个矢量，我们应将这个观点归功于勒鲁瓦-古尔汉。他表明在他所谓的从南方古猿到尼安德特人期间，大脑皮质——外皮层区域（扇形区域）的通道——出现了关键性的生物分化。他同时还表明，自尼安德特人以来，皮质系统的进化实际上走到了尽头：尼安德特人的神经设备跟我们的神经设备惊人地相似。然而，从尼安德特人到我们，技术的演化却程度惊人。从这一点上我们也许可以下结论说：技术演化不再依赖于生物演化。自尼安德特人以来的技术分化已经“在生物性维度之外的地方出现，并且独立于生物性维度，独立于内在环境”。在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看来，构成组织的要素在这个内在环境中茁壮成长。〔18〕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外在化的过程就是构建第三个层面的记忆的过程。(https://www.daowen.com)
从诞生于分子生物学的新达尔文主义，到19世纪晚期魏斯曼进行的研究中，人们具有一个共识：有性生物由两种记忆构成——物种的记忆（即基因，魏斯曼称之为“种质”），以及个体记忆，即肉体记忆，它根植于经验，位于中枢神经系统。后一种记忆在淡水螺这种原始生命组织以及跟我们相像的黑猩猩那里都能被观察得到。但是人类，也只有人类，才能获得由技术支持、建构的第三层记忆。例如，通过把无机物变成有机物这一过程，一块燧石成型。燧石取火者的动作里嵌入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通过无机物得以传递。个体获得的知识有可能通过一种非生物的方式传播，生命史中首次出现了这个概念。这种技术记忆发生于外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个体的外生经验为代际文化群落提供了系统发生方面的支持。
《美诺篇》中的奴隶男孩美诺在沙上画出几何图形的样子，因为能以这种原始的方式将记忆外化就是他的知识所具有的功能。要对对象进行思考，它必须通过将无机的沙子变得有机的方式来将这个对象外化。因此，沙子成了概念投射的空间和支撑手段。〔19〕不管沙子是多么容易变化，但那奴隶男孩写写画画的沙子比他的脑子更能持久地保存这些图形的特点。因为男孩的思维从本质上来说是流动的，他的想法总是在不断地消逝。总之，他的记忆的保持是有限的。他的记忆会不断地被中断。他的注意力总会投向新的目标。他很难从几何物的有机身份、必要性、最深层次的本质等方面将几何物“意向化”，总之，他很难从其形式方面来吸收它。
因此，作为人工记忆的绘画与这个未来哲学家、奴隶男孩，以及对他走向行动，也即走向天然记忆来说密不可分。绘画成了一副理解的拐杖、一个本能的空间，该空间完全是在奴隶男孩于沙上追踪推理的形态效果这一动作中产生。〔20〕沙子“看见了”奴隶男孩的本能以及他的理解的结果。因此，几何证据的延续及建构，要通过沙子得以实现。但柏拉图式的可理解的与可感知的两者之间的对立，逻各斯与技术之间的对立，这些对立在《美诺篇》之后的对话录中变得更加连贯一致，这使得这种技术性的支持变得简直不可能。结果，在对记忆的原初技术性进行贬低的过程中，西方哲学的雏形就被建立起来了。
记忆科技在外生系统被语法化的过程中产生。它始于工业革命时代，它产生出了模拟记忆科技和数字记忆科技。今天，数字记忆科技正在被配置到微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