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信息

信息产业经济成为现实始于19世纪。查尔斯·路易斯·哈瓦斯（Charles Louis Havas）于1835年利用时兴的电报网络创建了第一个通讯社，此举预示着人们为了利用信息将使用大规模工业化设备。就信息是一种商品而言，信息将时间与价值相连，因此破坏了历史性的时间。通过设备将记忆加工而成的商品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日常事件。时事网络作为设备中的关键要素，它必须以光速运转。这是因为，信息作为商品的价值会随着时间陡降（而知识跟它相反，知识的价值保持不变，或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通过与信息产业融合，通信产业的力量越来越大。大规模传播意味着生产资料的集中：只有向数百万的观众播放时，一个电视形象的成本才能被分摊。因此，相对而言，只需不多的一些形象就能供应全球的电视台网。通过将所提供的信息指定为“重要事件”，这些电视台网就能生产出记忆所需的原料。与这一挑选过程及几乎同时进行的信息传播的结果是：工业化编造了一个现在。只有当一个事件“被报道了”，这个事件才能被称为一个事件（一个真正发生了的事件）。工业化了的时间总是至少是同时被媒体制造出来的。决定“报道”（报道什么）的要素是看它能否带来剩余价值。大规模广播是一个能生产思想成品（“陈词滥调”）的机器。信息必须要“新鲜”，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所有通讯社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消灭传输中所耽搁的时间。〔30〕

信息以光的速度得到传播。文字定位意味着推延，在所谓事件（或抓住事件）与对事件的接受（或阅读）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延迟。而模拟定位和数字定位跟文字定位相反，它能使信息以光的速度得到传播。正是在捕获、处理信息的过程这个层面上，以模拟或数字方式呈现的事件才服从于光速-时间（light-time）逻辑。要想使用网络（或工业化记忆的矢量），就需要有被称为界面或终端的入口、出口机构：照相技术的进步迅速走向了毕林诺图解（Belinography），〔31〕然后是电影拍摄，最终导致了图像远程传送，而电报与留声机的原则进入了电话，然后进入了无线电直播。正如通过无限缩短传输时间，光速-时间网消除了捕捉事件与接受事件在时间上的推延。同样，模拟设备或数字设备消除了事件与对事件的捕捉在时间上的推延。

随着事件与对事件的捕捉同时发生造成的真实（现场）效果，随着由于对事件的捕捉与对事件的接受同时发生带来的实时转播或“现场”转播，一种新的时间经验出现了，它既是一种新的集体经验，也是一种新的个体经验。这种新的时间经验象征着恰当的历史时代的退场，只要这一历史时代主要是由时间的延迟来定义，也就是说，是由叙述与被叙述之间的一种建构性对立来定义。这也就是为什么皮埃尔·诺拉能宣称，模拟传输与数字传输的速度促使“眼前的事具有了历史地位”：

登月行动是现代事件的典范。通信卫星转播了登月行动的现场情况……现代事件意味着其本身能立即成为公众景象，总会有报道者-观众，或观众-报道者相伴，他们目睹事件的发生。对现代事件来说，这种情形并无不当。这种“窥视”既赋予了当今事件以历史确切性，同时也赋予了刚刚走出过去的事件以历史感。〔32〕

书写恰好是历史的媒介。在书写中，事件一般先于对事件的捕捉，而对事件的捕捉又先于对事件的理解或阅读。对过去的再现成为一种面向过去，且原初已缺失的行为，成为一种对事件的叙述与对事件的接受在时间上的推延，而事件只有在这种被推延的行为中才能得到构建。与被叙述的事件相比，关系的时间和“叙述”的时间总会滞后，总是在被重述时得到阐述。(https://www.daowen.com)

通讯社对事件进行的日常、工业加工不仅仅是在讲述新闻。时事产业不会仅仅满足于对发生的事情进行记录，因为那样一来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必须被记录下来。事实上，“发生了的事”之所以发生了，这仅仅是因为那些“发生了的事”不是跟别的事没什么不同的寻常事，是因为它跟所有别的事有所不同。只有经历了这种等级制的淘汰，结果胜出，信息才有价值。只有“被报道了”，事件才能获得事件的地位。这就是记忆的普遍痛苦（这也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ès］的《博闻强记的富内斯》的主题）。〔33〕记忆必须是对现在进行挑选、现在流逝、现在成为过去、逐渐淡忘的过程。但就目前而言，挑选的要素成了一种工业化行为，而且挑选实时发生，并非由时间（历史）来决定，不管这个历史指的是历史学（Historie）（“所发生的事情”的事实），还是历史（Geschichte）（“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34〕

被保存的记忆，它是从可被记住的东西中挑选出来的，它同时也总是在对自己进行精心制作，而绝非仅仅是在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报道而已。发生了的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并不是真的在发生。只有通过遗忘、抹杀、从一切可能被保留的东西中挑出值得保留的东西，人们才能有记忆。同样的道理，只有通过期待（肯定的或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就意味着记忆的滞留早已是记忆的延伸），人们才能有记忆。尽管弗洛伊德坚持说，这种选择同时从心理学层面来讲也是一种压抑，但实情就是如此。〔35〕心理分析理论的问题是，心理记忆和社会记忆怎样才能得到表述，前提是这种表述恰好是构建超我的条件，至少是只要有所谓的超我存在，结果便会如此。消除时间的推延，也即消除行为的延迟，其中的关键点是这会开启一个去崇高化、去个体化的过程。工业化人工记忆时代造成了知识的损失，带来了去崇高化、去个体化的后果。

可以说媒介共同制造了所发生的事件，这里是指媒介制造了事件的影响，并且由此造成了对将要发生的事件的期待。这种情形从本质上来说毫无新意：这恰好是记忆出现之前就有的法则。结果，现在的过去从不在现在之后才出现，“总是已经先于现在存在”（如海德格尔所言）而不决定现在。然而，当记忆的条件，也就是抹杀、挑选、遗忘、期待、滞留-延伸——一个词，即时间化——这些元素在以最终目的为剩余价值的技术-工业机器中得到集中体现时，某种绝对新鲜的事情发生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对记忆行为进行霸权统治的是对时间的迫切需求。正如抽象的、资本化的钱什么都不是，它只是事先把未来的信用记录下来。那么同样，记忆什么也不是，它仅仅是广大观众未来的时间。工业化记忆的滞留这一术语完全受观众是信用之源这一法则的约束。这一法则不可阻挡地事先决定了事件的本质：对于自己的行为被记录下来的条件是什么，社会“演员们”心中有预期，他们的行为成为时间的工业化外观的约束函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媒介从未满足于“共同制造”事件，更多的是媒介一手制造了事件。“9·11”正是这样一个产物。

今天，生活与媒介的关系出现了名副其实的逆转。媒介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关，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于这种“关系”似乎不仅预期，而且还不可避免地先于生活本身，也就是说，决定着生活本身。在各种媒介的竞争中，这种关系变成了受冲动引领——因为这就是引起轰动的法则——而且它还促进了恐怖主义行为的登台，以及电视上司空见惯的色情节目。这些现象意味着，今天的媒介对超我的破坏同它对超我的建设一样多。也就是说，它恰好破坏了将冲动转化成欲望（也即社会能量）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