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媒介之后是什么?
正如我们所见,生物媒介概念不仅仅局限于对某种语言的使用,不仅仅局限于某种技术或某些学科、体制背景。它远不止是在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对计算机技术的运用,也不仅仅意味着对生物学进行数学运算。通过强调生物的质料性,生物媒介让信息的非质料性这一概念变得更加复杂。生物媒介既不全是“物体”,也不全是“行动”,它是一个调节过程,能使“生命本身”得以呈现。这一方向的影响不仅在生物科学研究中得到了见证,在医学、经济、安全、文化中也得到了见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生物医学的考虑与媒介研究相关,因为它以独特的方式将生物学、技术、文化撮合在了一起。生物媒介呈现的景象不仅是作为信息的生物生命,而且,生物生命之所以是生命,恰好因为它是信息。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能会问:生物媒介是“好”还是“坏”,它是提供了一个更加复杂、更有新意的理解生物生命的方法呢,抑或是另一种形式的技术工具?一方面,生物媒介使生物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关系更加紧密,在某些情况下还提供了新视角,如“系统生物学”——它绕开了制药行业寻求银弹治疗及速效药这一狭隘焦点。另一方面,生物媒介触发了新技术发展,这些技术常常因为是生物技术产业的经济刺激因素而得到发展。生物媒介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复杂的画面,画面中生物与信息之间的关系有许多局限性。在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下面几条。
首先,任何对生物媒介的批评评估必须从还原主义开始。寻找一种能描述生活、生命的复杂性的基本核心或原子单元,这常常被视为西方科学的特点。一个复杂的整体被破开、被化约为主要部分来理解。正如科学史研究人员常常指出的那样,在发现DNA之前,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早期的生物学家的理论中包括了一系列包含着生命的奥秘的单元:孟德尔式的遗传因素、泛子、芽球、基因,等等。目前,我们尝试着通过遗传学术语去理解疾病、发展及行为,这是不是一种还原主义呢?生物媒介提出的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对生物生命的信息理解是一种还原主义,而且有此必要。“生命本身”能被还原成数字吗?抑或是,我们对“数字”或量的理解这一问题本身就具有还原主义特点?当代复杂科学及自组织科学(它们本身就是建立在严格的数学原则基础之上)能提供一种将生物生命理解成具有信息的特点,但不具还原主义特点的方式吗?〔5〕生物媒介要求我们要跳出这一非此即彼,数量与质量的二分法。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系统、途径、群可能会提供别的可选模式。
虽然对还原主义的批评与生物学历史形影不离,但另一个批评——工具性——与技术研究形影不离的程度更甚。生物媒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例子:生物“生命本身”一度既是工具,也是对象;既是产品,也是生产过程。作为一种提供背景及条件的方式,生物媒介包含了生命对生命做工,这是最真实意义上的生物技术。基因工程技术、新药物靶点实验、DNA芯片的使用,这些都涉及DNA对DNA做工,涉及已在活体细胞中出现的过程(蛋白质合成、碱基配对、基因表达、细胞信号)。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的准确位置究竟应该被置于何处?在这一点上,生物媒介的回答是含混不清的。有时候,例子明显具有工具性(如将陌生基因嵌入宿主组织)。而另外一些时候,工具与对象之间没有分得那么清楚(如对自繁殖组织的研究)。这里,在生物学是一门技术这种情况下,生物媒介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人控制、操纵“生命本身”的能力有界线的话,那么它的界线在哪里?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在对生物媒介的技术层面进行反思时,对环境、表观遗传学、自创生自监督等问题的强调成了核心话题。〔6〕
还原主义及工具性这两个问题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假设:我们思考“生命本身”与我们谈论生命,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存在任何问题。一个更理性的声音可能会辩解说:我们谈论某种东西的方式能反映这种东西本身的性质。从这一点来看,密码语言及信息仅仅反映了DNA天生具有信息结构,反映了某种早已存在但最近才被揭示出来的东西。然而,我们运用的语言跟我们的思考方式之间具有不可磨灭的关系,我们的思考方式又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之间具有不可磨灭的关系。因此,一种更有批评性的观点可能会说:我们对某些比喻的运用(生命之“书”,生命之“密码”)影响了我们所提出的科学问题,影响了随后的知识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先于知识,并且参与了知识的形成;语言影响了我们委身于这个世界、给这个世界施加影响的方式。另外,单一的术语有多种不同的用法。例如,基因“密码”这个概念在生物学意义上可能是指基因,在技术意义上指计算机中的一串比特符,在社会或文化意义上可能指的是包含某种秘密的东西。生物媒介要求我们去反思语言与物体之间的关系、比喻与质料性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不是一条单行道。以生物媒介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物体显得古怪、诡异(无论它是DNA计算机、纳米探针,还是生物途径),这些东西都受到了一系列先在比喻的影响,给我们提出挑战,要我们以新方式去使用语言,并且用这种语言去读懂这些东西。
生物媒介要求我们在对还原主义、工具性、比喻进行批评的过程中对生物学、技术、语言方面的普遍观点进行反思。这种反思鼓励我们将生物学与技术视为不可分割的,而且我们的思考要超越天然与人工相互对立的范式,这个观点已长久占据了西方科学及生物哲学核心。在生物媒介所呈现的世界中,“生命本身”这个古老话题以全新的方式出现,代表着它的系列物体、技术、社会背景具有独特的历史性。尤其是当我们将生物媒介与人工智能、人工生命、机器人结合在一起思考时,生物媒介引发的问题显然与生机论有关:生命与非生命的差别是什么?生物与技术的差别是什么?面临这些似乎对立的问题,人类(“后人类”)的未来将会如何?
参考文献及建议阅读书目
Canguilhem,Georges.2008.Knowledge of Life.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Cooper,Melinda.2008.Life as Surplus:Biotechnology and Capitalism in the Neoliberal Era.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Doyle,Richard.2004.Wetwares:Experiments in Postvital Living.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Jacob,Francois.1993.The Logic of Life:A History of Heredi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ay,Lily.2000.Who Wrote the Book of Life?A History of the Genetic Code.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https://www.daowen.com)
Keller,Evelyn Fox.1996.Refiguring Life:Metaphors of Twentieth-Century Biolog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itchell,Robert,and Phillip Thurtle,eds.2004.Data Made Flesh:Embodying Information.New York:Routledge.
Parisi,Lucianna.2004.Abstract Sex:Philosophy,Biotechnology,and the Mutations of Desire.New York:Continuum.
Stocker,Gerfried,and Christine Schöpf,eds.1999.Ars Electronica:Life Science.New York:Springer.
Thacker,Eugene.2004.Biomedia.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参见Richard Doyle,On Beyond Living:Rhetoric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Life Science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与Wetwar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4);Evelyn Fox Keller,Refiguring Life:Metaphors of Twentieth-Century Biolog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与The Century of the Gen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Donna Haraway,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FemaleMan ©_Meets_OncoMouseTM: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New York:Routledge,1997);Daniel Kevles and Leroy Hood,eds.,The Code of Codes:Scientific and Social Issues in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Richard Lewontin,Biology as Ideology:The Doctrine of DNA(New York:Harper Perennial,1993);Robert Mitchell and Phillip Thurtle,eds.,Data Made Flesh:Embodying Information(New York:Routledge,2004);Dorothy Nelkin and Susan Lindee,The DNA Mystique:The Gene as a Cultural Icon(New York:W.H.Freeman,1995);Hans-Jörg Rheinberger,Toward a History of Epistemic Things:Synthesizing Proteins in the Test Tube(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以及我的书Biomedia(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4)与The Global Genome:Biotechnology,Politics,and Culture(Cambridge,MA:MIT Press,2005)。在文化研究、科学研究、社会学、科学人类学、历史、生物哲学等领域,关于基因密码史的著作及理论著作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现。
〔2〕同时参见凯(Kay)的文章“Cybernetics,Information,Life:The Emergence of Scrip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Heredity,”Configurations 5,no.1(1997):23-91.
〔3〕James Watson and Francis Crick,”General Implications of the Structure of Deoxyribonucleic Acid,”Nature 171(1953):964-67.
〔4〕Georges Canguilhem,“The Concept of Life,”in A Vital Rationalist,ed.François Delaporte,trans.Arthur Goldhammer(New York:Zone,2000),316.
〔5〕生物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对复杂性的研究阐述了这方面的例子。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在内共生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苏珊·奥扬玛(Susan Oyama)对系统理论的发展也给出了这方面的例子。
〔6〕C.H.瓦丁顿(C.H.Wadington)在表观遗传学方面的著作与此相关,生物学家温贝托·马图亚纳(Humberto Maturana)及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esco Varela)对自创生概念的阐述也与此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