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交换媒介来定义的世界简史
经济学家原以为首先出现的是以物易物，然后是钱币，最后才是复杂的信用制。而现在的研究却表明顺序恰好完全相反。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最早的货币形式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虚拟货币。在真正的钱币出现许久以前，银行、利息，甚至相当于支出账的东西全都早已存在。在那个长达两千多年的时期里，“交换媒介”指的就是保存在楔形文字石碑上的记录。相反，当以物易物真正发生时，它似乎也是发生在俄罗斯和阿根廷等地不太遥远的过去。在那里，货币制曾经存在过，但已经被破坏掉了（至少暂时看来是如此）（Servet，1978）。要讲这个故事的任何细节都需要花太长时间，但人们可以沿着下列路径来勾勒欧亚历史的轮廓：
第一次农业帝国时期（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800年）
主要形式：虚拟信用货币
关于钱的起源的最准确的信息我们可以追溯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但没有特殊理由表明法老时期的埃及、青铜器时期的中国，或印度河谷的情况跟它会完全不同。宏观公共制度（寺庙和宫廷）主宰着经济，进行管理的官僚主要通过固定白银与主要农作物——大麦——之间的当量来确立计价货币。债务用银子来计算，但人们很少用银子来进行交易。相反，人们将大麦，或者任何碰巧方便接受的东西当作支付手段。主要债务被记录到楔形文字的石碑上，交易双方都将石碑视为保证。
当然，市场也的确存在。某些不是由寺庙或宫廷生产的商品于是要受定价标准的制约，其价格往往会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上下浮动。即便是在这里，我们拥有的证据（如Hudson，2002：25；2004：114）也表明，日常用品，如“卖麦芽酒的女人”，或当地旅店店主推销的啤酒似乎可以赊账，账单一般要累积到收获季节才支付。
百分之二十的利率一直稳定地维持了两千年。这不是政府控制市场的标志。在这个阶段，要先有了这些制度，才可能有市场。如果说政府的确有所干预的话，那也是对债务的后果进行干预。遇上灾年的话，穷人容易陷入无法摆脱的债务。他们欠富人的钱，被迫失去自己的土地，并且因为以劳抵债，最终失去家人。因此，每个新统治者都会将记录清零，抹掉债务，让失去自由的劳力回到家人身边，这成了不变的习俗。
轴心时期（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600年）
主要形式：铸币及金条/银条
这个时代见证了货币的出现，同时还见证了中国、印度、中东等地所有主要世界性宗教的诞生。〔5〕这个时代特别富有创造性。同时，从中国的战国时期到印度的四分五裂，再到伴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以及后来的衰亡）的血腥屠杀和大规模奴役，大半个地球上充斥着暴力。
铸币，即真正把黄金、白银当作交换的媒介，使得市场这个术语变得更加为人所熟悉、更加不带私人色彩。同时，贵金属还最适合大规模战乱时代。其中的原因很明显，因为贵金属很容易被人偷到手。铸币的发明当然不是为了促进贸易（腓尼基人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贸易家，但他们是最后采用铸币的人之一）。发明铸币似乎首先是为了发军饷。
英厄姆（Ingham）（2004：99）所说的“军事-铸币情结”这个术语适用于整个古代时期。事实上，他如果把它称为“军事-铸币-奴隶情结”也许更为妥当。因为新军事技术的扩散（希腊步兵方阵、罗马军团）都与俘获、出售奴隶紧密相连。奴隶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债务。如今国家不再定期清零债务，那些不能有幸成为主要军事城邦公民的人很容易成为猎物。近东地区的信用制度没有被商业竞争压垮，打垮它的倒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军队每天需要一吨的银条来支付军饷。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税收制度要求必须要用政府开采的矿、政府铸造的钱币来支付赋税，其目的就是为了迫使其子民不能以其他形式的流通币进入市场关系，以便士兵（以及政府官员）能够用那种钱币来购买东西。这些军团不停地打仗，结果确保了后面相应的大多数贸易事实上是贩卖人口，或奴隶的劳动产品。
不管铸币的起源听起来有多么虚华，但创造新的交换媒介似乎对知识产生了深刻影响。有人（Shell，1978，1982；Seaford，2004）就讨论说，早期希腊哲学之所以能出现，这完全是因为铸币技术带来的概念创新。许多主要哲学思潮以及世界性宗教碰巧与铸币同时出现，显然这一点看起来十分重要。虽然二者之间的具体联系还有待探索，但有一点很明确：慈善、利他主义，以及无私奉献这些新宗教所推崇的典型，似乎是在针对市场逻辑的直接反应中产生。正如莫斯指出的那样，在礼物经济中，纯粹的无私，或纯粹的自私，两者都将是不可想象的事。粗略地说，情况似乎是这样的：一旦某个社会空间完全献给了对物质的自私攫取，另一个空间将不可避免地被留出来，人们将在这个空间里从终极价值的角度去宣扬物质的微不足道，或自私乃至自我的本质虚妄。实际上这些市场建立在铸币的基础之上。跟以前的信用制度相比，这些市场允许更加不具私人色彩，但更具潜在暴力特点的市场行为方式。这个事实大概能使信用货币与铸币的区别更加明显。
中世纪（公元600年至公元1500年）(https://www.daowen.com)
回归信用货币
如果说轴心时代见证了自我中心主义与利他主义，见证了商品市场与普世世界宗教观等互补性理念的出现，那么中世纪就是这两种体制开始合并的时期，社会网络由宗教来定义、规约，货币交易也越来越多地由这些宗教来执行。这反过来导致了全世界范围内各种虚拟信用货币的回归。
在一切事务都处在基督教保护之下的欧洲，铸币只零星出现过，并且并非在所有地方都出现过。公元800年之后的价格主要是用已不复存在的加洛林王朝的货币来确定（甚至在那个时代，它就被称为“想象中的钱”）。但它的日常买卖主要通过木棍来记账。用来刻画的木棍一折为二，成为债务凭证，一半归债主保存，另一半归负债人保存。这种记账棍到了16世纪的英国都还在普遍使用（Innes，1913：1914）。大宗交易通过汇票处理，大型商贸会起到了票据清算所的作用。同时，教堂提供法律框架，负责严格控制有息贷款，并负责杜绝债务奴役的发生。
然而，中世纪世界经济的真正中枢神经是印度洋，它跟中亚商队路线一道，将印度、中国和中东等伟大文明连接了起来。在这里，贸易是在伊斯兰的框架中进行，它不仅提供了对商业活动极为有利的法律体制（尽管它绝对禁止有息贷款），而且允许来自大半个地球的商人们建立和平关系，培育、创造了各种复杂的信用工具。中国在这个阶段见证了佛教的飞速发展、纸币的发明，以及形式更为复杂的信用和金融的发展。
跟轴心时代类似，这个时代也见证了它那个时代所具有的血腥屠杀和掠夺（尤其是游牧民族的入侵）。在许多时间许多地点，铸币仍然保持了其重要的交换媒介的地位。然而，中世纪的真正特点似乎是一场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运动。在中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货币大都与强迫性制度脱钩。我们可以这样说，货币兑换者又被请回了寺庙，在那里能对货币实行监管。结果，以更高程度的社会信托为基础的体制得到了繁荣。
欧洲帝国时代（公元1500年至1971年）
贵金属的回归
随着伟大的欧洲帝国的来临——伊比利亚，以及后来的北大西洋——整个世界又回到了传统奴隶制、掠夺和毁灭性战争的状况中，并随之回归了以金条、银条为主的货币形式。历史研究可能会表明，这些改变的源头可能要比我们的一般想象要复杂得多。例如，在促进回归金属货币运动的主要因素中，就有15至16世纪明朝早期的大众运动，它最终迫使中国政府放弃了纸币与推行自己的货币的打算。这导致巨大的中国市场退回到一种非铸币白银标准。由于赋税逐渐变成了用白银支付，为了确保低税收，并防止爆发新的社会不稳定状况，因此，尽可能多地将白银输入中国很快或多或少成了中国的官方政策。突然出现的对白银的巨大需求造成了世界性影响。征服者们掠夺来的，以及西班牙人后来从墨西哥及玻利维亚的波托西矿山榨取来的贵金属（为此付出的生命代价大得简直不可想象）最后都落到了中国。这些新的全球联系当然都有详细记载。这里的关键点是，货币与宗教制度脱钩，重新与强迫性制度（尤其是国家制度）挂钩，这里相伴产生了回归“金属主义”的意识形态。〔6〕信用在这个语境下越来越是国家的事，而国家大多靠财政赤字运转。财政赤字是一种信用形式，它反过来被创造性地用于支付越来越昂贵的战争费。从国际上来看，大英帝国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都还在稳定地维持着黄金标准。
当今时代（1971年以降）
负债帝国
当今时代可以说始于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正式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兑换，有效地创立了现在的货币浮动机制（Gregory，1997）。于是我们又回到了虚拟货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富裕国家的消费者在购买东西时几乎不用纸币，国民经济大多靠欠债消费来推动。与此相伴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资本“金融化”。它买卖的是货币，金融工具本身成为一个领域，它与任何产品乃至商业都没有直接关系（如见Arrighi，1994；Harvey，2005）。当今社会是否会如以前那些虚拟信用货币主宰的时代一样，出现一些宏观机制，随时都能对急剧增长的债务给人类造成的后果施加某种社会控制，这一点我们拭目以待。迄今为止，潮流却恰好与此相反。已经出现的宏观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对执行债务更感兴趣。这导致穷国牢牢地陷入一种永远不能脱身的债务奴役。然而，这一时期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