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审美

人们在早期究竟用了什么方法来保存法律独特的象征形式（此形式得到了延续），这一点可在对法律象征形式的改革史中读出。1356年的诉状法令改革是英国法律改革的最早尝试。法律规定，必须用英语、法语进行口头申诉，以拉丁语进行记录（登记）。然而，法令本身是用法语写的，在法学界及法律实践中却没有明显的影响。它在政治上听起来挺有吸引力，但在法律上却无效。这就是正式进行的形式改革，仅此而已。直到1650年王朝更迭期间，议会通过了《关于法律文书、所有法庭程序及诉讼改用英语的决议》。法令本身难以执行的问题再次出现。每个术语要么用拉丁语写成，要么用法语写成，而且在王朝复辟的第一年这个决议就被废除了。共同体死了。与它一起死掉的还有英国革命短命的期望：法律能够真正用市井语言表达大众意志。约翰·库克（John Cooke）起诉了查理一世，以诛杀暴君的名义把他送上了断头台，用库克那段不朽的名言来说就是：“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国民喜欢被奴役胜过喜欢自由的话，为公众利益而战的我们本可使人民得解放，本可确保所有在苦难中呻吟的生灵得福祉。”〔9〕

法律文本含义深奥，而且从本质上来讲隐而不显，人们在捍卫法律的这一特点上做得极为成功，同样成功的还有努力不让法律形象与日常使用领域沾边。法律形象的威严源于距离，其真理源于对宣布法律的场所的保护，其中包括对待法律文本的庄严仪式，法律通过庄严的法律仪式说话。这一点再次提醒我们，法律论辩具有宗教背景。习惯法属于基督教传统，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它的公平原则首先是由主教们拟定并宣布，它与形象的关系相对显得复杂。罗马传统中形象是一种“虚幻的真相”〔10〕这个概念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点。这是什么意思呢？法律传播虚构的东西。形象是必须的：形象向广大群众传播法律的威严。形象是符号，文盲也能理解，并且对它产生畏惧，符号是穷人的书本。但符号仅仅是表象，而非现实；是修辞手段，或比喻，而非用直白话语讲述的真理。形象能有效完成使命。它能提供表现真理的修辞手段，但真理本身在别处。不在场的真理起到了原型的功用，起到了神谕的功用，其余的一切都是它的影子，或者是对它苍白的反映。为此，律师们虽然依赖形象，却又敌视形象。这就是法律沟通中的悖论。这是一个敌视修辞的修辞。法律沟通实际上是一种反修辞，一种文类，其言辞反对形象，反对使用修辞手法。它的生存有赖于掩饰的手段，有赖于虚构的故事及形象。这些故事及形象必须以偶像的方式被表征，以形象的方式被表征。这些形象是必须的，是能直接表现真理的媒介，是根本就不成其为形象的形象。

在习惯法中，法官是站在真理的据点上讲话，真理的据点超越形象。这就是真理的发源地，无可争辩的无数偶像形象的发源地。人们用不可能的形象来描述此源头，它是一种内在信念，如同谜一样难以理解，其他所有知识都被它置于形式模仿的等级制之中。知识要么隶属于这个等级制，证据服从法律在地点上的等级之分，以及认知模式上的等级之分；要么就是文盲的知识，无体面可言，搞偶像崇拜。律师们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拒绝对法律语言进行改革。法律语言必须保持深奥、专业。除非是在一些有限的特例中，司法机构才可以被迫使用平实的英语来保护消费者。样板文件、标准格式、古老的风格、陌生的语言、冗长的言辞，这些东西仍然照旧。在形象层面，情况也是如此。(https://www.daowen.com)

罗马法早期的文本条例——《罗马法典》中有一个片段说得很中肯。它规定，任何罗马帝国公民只要“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或朗诵”，就会受到被剥夺公民权的惩罚。〔11〕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时刻，因为所涉及的问题恰好主张对社会自我表征（严肃讲话的形象，在场的形象，意义的形象）进行控制。戏剧太接近法律，因此不允许；戏剧对戏剧化的审判过程构成太大威胁，让人不舒服；尤其是悲剧，由于它在主题、内容上与法律太相近，因此悲剧的生产必须经过周密的控制和频繁的审查。被《罗马法典》规定为普世禁令的内容持续了差不多两个世纪。电影中至今仍在不断出现剥夺公民权的片段。在关于法律形式的历史中，反审美干预随处可见。在对法律文本的理解、传播进行管辖及严格规定的法律条例中，反审美干预一再出现，只不过出现的方式更加含蓄。〔12〕言论交流在宪法上具有优势，按理说应该免于国家干预。然而，法律潜伏在所有媒介运作之中，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权力、引导身份、保护孩童、反映并执行标准、维护公共秩序。在社会交流的边缘地带，永远都有人在寻找不受规矩约束的媒介，在探寻一种乌托邦（如“黑客宣言”），但历史事实及法律事实却是：这些逃避都只是暂时性的。没有人能够逃脱体制，至少是逃脱体制的时间不会太长。〔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