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国家的全盛时代
基尔瓦至少在十四世纪中叶以前，一直保持着它在贸易上的显要地位。素丹阿布·马瓦希布·哈桑·伊本·苏莱曼（约1310年到1333年），曾经去过麦加朝圣，并征服了基西马尼·马菲亚，后者是一个富裕的、势均力敌的贸易据点，位于控制着鲁菲季河三角洲和商道的一个岛屿上。伊本·巴图塔当年访问基尔瓦时，他正在位执政。[58]在1329年到1330年间，伊本·巴图塔正在从麦加出发前往阿曼，最后到达印度的途中。他首先在当时基尔瓦北方最重要的劲敌摩加迪沙作了逗留。在伊本·巴图塔的眼里，摩加迪沙是一个富商居住的“巨大”城镇，这些商人输出本地的毛织品或棉织品，并拥有大量骆驼和绵羊。这些摩加迪沙商人每天照例要宰成百头骆驼作为食物。
他们的〔主〕食是酥油煮米饭；他们把它盛在一个大木盘里，盘上还放着许多碟“库膳”（kūshān）。“库膳”是用子鸡、鲜肉、鱼和蔬菜制成的一种调味料。他们在一个盆子里盛着用鲜牛奶烹煮过的青香蕉，在另一个盆子里则盛着凝乳，上面还撒着一些……醋渍柠檬，一串串用醋泡过的胡椒，咸嫩姜和芒果。他们每吃一口饭，接着就吃一些醋泡和腌制过的东西。马格达肖〔摩加迪沙〕每一个人（习惯上）的食量，同我们一大帮人吃的一样多，而且他们都是肥胖到了极点。[59]
摩加迪沙的谢赫和埃及“卡迪”，对于学问渊博的伊本·巴图塔都是热情款待的。他们送给他一些蒟酱叶和槟榔，按照阿拉伯方式给他身上撒大马士革的蔷薇水，并把他安顿在一家设备豪华的旅舍，那里本来是攻读可兰经的学生寄宿的地方。某礼拜五，谢赫送给伊本·巴图塔一套礼服，其中包括一块相当典型的斯瓦希里的丝腰布，一件埃及亚麻布绣花内衣，一件耶路撒冷出产的毛皮大氅，还有一个埃及头巾。谢赫这时身穿一套同样的、然而更为精美的服装，他在四张篷罩，亦即彩色丝华盖之下，从清真寺里踱步出来，每个华盖上都悬挂着一头金鸟。[60]伊本·巴图塔说，走在前面的是谢赫的侍从，敲着鼓，吹着号角和短笛。谢赫通常和大臣们分开进餐的，而且只有在他的大臣们觉得无法裁决案件时，谢赫才亲自出面处理。看来他是个本地人。他用阿拉伯语同伊本·巴图塔交谈，不过他平时说话用本地语言，或许就是当时的斯瓦希里语。
当时蒙巴萨这个岛屿城镇的地位，还没有后来那样重要。虽然伊本·巴图塔在那里只住了一宵，他还是注意到那里的人们种植香蕉、柠檬、香橼和一种好象苹果似的水果。除此之外，他们还吃鱼和从大陆输入的谷物。他们拥有用木料“构筑得很出色”的清真寺，在清真寺四周则有水井，还有他所描写的一片片夯得很结实的土地。[61]
最后，伊本·巴图塔终于到达了他这一段旅程中明确的目的地——基尔瓦。这座巨大的、建筑坚固的城市里，住着一些用疤痕纹面的“乌黑的”居民。他们同大陆的信异教部族作战，或许是为了争夺奴隶。当地的统治者哈桑·伊本·苏莱曼，亲自指挥过这些远征，并从他丰富的财源中慷慨地给穷人以施舍（伊本·巴图塔直截了当地指出这可不是他的继承者的作法）。也许因为这位见闻广博的旅行家，如同现代写回忆录的作者一样，总是在他访问之后许多年才追溯他的冒险经历，而可惜的是在他所有的见证中，我们所特别希望他能对基尔瓦的清真寺、城堡或其他石头建筑提供一些情况，结果竟然只字不提。[62]
不过，伊本·巴图塔在结束语里，已暗中点出了基尔瓦随后的衰亡。他在谈到达乌德·伊本·苏莱曼（约1333年到1356年）没有他祖辈那样乐善好施时，已暗示了王室财富的骤然枯竭。再说，基尔瓦清真寺在1332年左右倒塌之后，不论是达乌德也好，还是他在十四世纪的哪一个继承者也好，据传谁都没有筹措到重建的资金。
在十四世纪，北方岛国帕塔的兴起，可能已使基尔瓦的重要性黯然失色。根据帕塔的编年史（可惜它是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的修订本），这个岛国是马斯喀特的纳布哈尼家族在1204年建立的。在十四世纪中叶，它的水师或许在埃及的某种支持下，曾征服过北面和南面的一些城镇。帕塔得胜的军队在占领马林迪和蒙巴萨之后，便从松戈姆纳拉附近一个临时前哨出发，向基尔瓦发起了猛攻。[63]他们到处都设立了“朱姆贝”，亦即行政官吏，作为短期占领后必然实施的一部分。后来，基尔瓦的统治者也仿效此法，雇用马林迪人（或更远的外国人？）来担任宫廷官吏。
到十五世纪末，东非已有三十七个各自为政的集市城镇，以及一些小型村落居留地，后者在建筑上和政治上都受到较大居留地的影响。这些城镇规模都相当大，已有不少利用珊瑚礁和灰浆修造的住房。这些住房都有精心设计的卫生设施，住户们不但使用中国瓷器，并且还用中国瓷器来装饰墙壁。[64]当时帕塔可能还有称霸天下的野心，不过蒙巴萨、桑给巴尔和马林迪都是同它势均力敌。索法拉名义上虽然还受基尔瓦统治，实际上却是独立的。当时所有这些城镇都是相当繁荣的，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和同时代的马六甲、古吉拉特、德卡、安南，以及缅甸马达班的商人有贸易关系的缘故。近年来在东非沿海地区进行发掘的考古学家们，已挖出了波斯和埃及的彩陶，缅甸和暹罗的石器，还有宋代和明代的红玉髓、琥珀、水晶、黄玉和瓷器。
中国明代的水师大概从1417年到1431年间，可能已经同东非各岛国进行直接贸易，并互派使节。明代（1368年到1662年）所感兴趣的长颈鹿，显然是从马林迪，亦即现今索马里某港口供应的。要是中国人没有把非洲的长颈鹿和中国的麒麟这两个字赋予同样字义的话，要是麒麟在中国没有被奉为天恩独厚的标志和当今皇上德行的明证的话，要是一头真正的长颈鹿和神话里的麒麟毫无相同之处的话，那么，中国和非洲的贸易本来可能还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当一头非洲长颈鹿在十五世纪初运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皇帝简直有说不出的欢悦与惬意。在他的心目中，非洲是对中国明代贡献了一个臻善臻美、天下大治、吉祥如意的象征。
自北面俯瞰基尔瓦大清真寺；该寺建于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清真寺外发掘出大片居住区。
这个形状奇特、形体魁伟的驯兽实在太奇妙了……。众所周知，此乃圣上受天之托。愿圣上万寿无疆。[65]
对于这些东非贸易据点的美好和繁荣感到不胜惊讶的葡萄牙人，使一个独立和自由贸易的时代告终了。他们侵占了东非各城市，并改变了东非的经济生活。葡萄牙人的干涉，对非洲大陆各族人民来说，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和意料不到的起点。
我们航行过世界上各大洋，从北极之滨到南极地方，绕过非洲宽广的海岸，饱经风霜寒暖，见识了各地风光。我们的国工是深得人心的圣上，只要他的敕令一到，我们不仅笑迎茫无边际的海洋，就是阴曹冥府的恶水湖也敢去闯。
此刻我们正奉令出航，寻找东方国土，在那印度洋上，我们劈开遥远的洋面上的恶浪，那里唯有妖魔鬼怪才能飞航（天意让你们的峭壁当作避风港），为了这缘由，我们同样想问：你们是什么人？是个啥地方？你们还能不能谈谈印度的情况？
卡莫埃，1572年
[1]阿卜德·拉赫曼·本·阿米尔·萨迪著：《苏丹史》（奥克塔夫·霍达译，巴黎，1900年版），第18页；穆罕默德·卡迪著：《探索者史》（奥克塔夫·霍达和莫里斯·德拉福斯译，巴黎，1913年版），第76页。
[2]莫里斯·德拉福斯著：《上塞内加尔—尼日尔》（巴黎1912年版），卷第2，24—27页；雷蒙·莫尼著：“西非的犹太教和犹太人”，原载《法国黑非洲研究所学报》，第11期（1949年），第354—378页。
[3]艾哈迈德·伊本·瓦迪赫·卡迪布·阿巴西·雅各比著：《历史》（霍兹马编，莱登，1883年版），卷1，第220页。感谢卡尔·布朗教授从雅各比的阿拉伯文原著译出新译文。又见里奇蒙·帕尔默编：《苏丹回忆》（拉古什，1928年版），卷2，第20页。
[4]阿卜德·哈桑·阿里·马苏迪著：《金草原》（巴比埃·梅纳尔和帕维·德·库泰耶译，巴黎，1845年版），卷4，第93页。英译文根据费奇著：“古代加纳：旁证评述”，原载《加纳历史学会学报》，第3期（1957年），第79页。马苏迪的“无言的交易”是古老传说的追忆。见《希罗多德》，第4卷，第195—197节；麦克林德尔译：《科斯马宣教地志》（伦敦，1897年版），第52—53页；奥利弗·汤姆森著：《古代地理史》（英国剑桥，1948年版），第307、367页。这段叙述后来与杜亚尔特·帕切科·佩雷拉著（乔治·金布尔译）：《Esmeraldo de Situ Orbis》（伦敦，1937年版），第89页〔卷1，第29节〕雷同；乔治·弗朗西斯·莱昂著：《北非旅行记》（伦敦，1821年版），第149页。
[5]一第纳尔相当于七十二粒大麦的重量。四万二千第纳尔按现价约值三十万美元。
[6]伊本·豪卡勒著（麦古因·德·斯莱恩译）：“非洲记述”，原载《亚洲杂志》，第13期（1842年），第253页。作者解释道，他没有详尽地论述西苏丹，因为“象这样天生爱好智慧、才华、宗教、公道和正规政权的民族，我怎么能对他们进行评论，或者插入一段有关他们国家的传说来歪曲他们呢？”
[7]阿布·奥贝德·贝克里著：《北非记述》（麦古根·德·斯莱恩译：阿尔及尔，1913年版），第328—329页。英译文见费奇著：“古代加纳：旁证评述”，第81页。
[8]贝克里著：《北非记述》，第329—330页。
[9]自al-murabitun衍变出来的，意思是“隐世人”。
[10]贝克里著：《北非记述》，第317页。
[11]关于松迪亚塔，见杰布里尔·塔姆西尔·尼阿奈著：《松迪亚塔，曼丁哥的史诗》（巴黎，1960年版）。关于国都的位置，见雷蒙·莫尼著：《中世纪西部非洲地图》，第122—124页；费奇著：《非洲历史地图集》（伦敦，1958年版），第18页。
[12]第一次出现在地理图上是在1339年安杰利诺·杜尔塞特的《世界地图》。见夏尔·德·拉·隆西埃雷著：《中世纪非洲的发现》（开罗，1924年版），卷1，第56—57页。斯·潘塞·特里明厄姆所著的《西非伊斯兰教史》第67页中认为：穆萨在马里历史上的重要性是被大大的夸张了。
[13]海因里希·巴尔特著：《北非和中非的旅行和发现》，第579页，把加奥入侵列入公元679—680年；莫里斯·德拉福斯著：《上塞内加尔—尼日尔》，卷1，第241页，约为公元690年；斯潘塞·特里明厄姆著：《西非伊斯兰教史》，第85页，则约为公元850年。所有作者对日期都没有充分的证据。
[14]艾哈迈德·伊本·瓦迪赫·卡迪布·阿巴西·雅各比著：《历史》，第220页。
[15]斯潘塞·特里明厄所著的《西非伊斯兰教史》第86页，注明为雅奎特·伊本·阿卜杜拉。
[16]据说穆萨在每次特别英勇的战绩中，赐给他的武士们一条贵重的大长裤，这是他授予的最高荣誉。见伊本·法德尔·阿拉·奥马里著：《埃及以外的非洲》，第66页。
[17]从前在非洲与亚洲的某些地区，将玛瑙贝当作钱币使用。——译者
[18]《埃及以外的非洲》，第76页。
[19]阿卜德·拉赫曼·本·阿米尔·萨迪著：《苏丹史》，第35页；夏尔·蒙泰伊著：《马里帝国》，第407—408页。参阅阿非利加的利奥著：《非洲历史和概况》（约翰·普里译，伦敦，1896年版），卷3，第824页。
[20]伊本·法德尔·阿拉·奥马里著：《埃及以外的非洲》，第53页。
[21]吉布编译：《伊本·巴图塔亚洲和非洲旅游记》（伦敦，1929年版），第329—330页。
[22]《伊本·巴图塔亚洲和非洲旅游记》，第330—331页。关于苏丹习俗、制度中非洲的、非伊斯兰教的特点的论述，见约瑟夫·格林伯格著：“苏丹黑人王国”，原载《纽约科学院学报》，第11期（1949年版），第130—131页。又见前书，第38页。
[23]吉布编译：《伊本·巴图塔亚洲和非洲旅游记》，第326页。“译员”在此讲不通，或许应为格列奥特，即宫廷史官。
[24]同上，第328页。
[25]阿卜德·拉赫曼·伊本·克赫尔丹著：《柏伯尔人及北非伊斯兰诸王朝历史》，第114页。
[26]若奥·德·巴罗斯著：《卡达莫斯托航海记》（克龙编译，伦敦，1937年版），第144页。
[27]阿非利加的利奥著：《非洲历史和概况》，第823页。
[28]吉布编译：《伊本·巴图塔亚洲和非洲旅游记》，第334页。
[29]马哈茂德·卡迪著：《探索者史》，第82页。关于桑尼·阿里军事胜利的提要，见让·鲁什著：《桑海史料》，第182页。
[30]里奇蒙·帕尔默著：《苏丹回忆》，卷1，第17页中之“加涅姆战争”一节。
[31]《苏丹回忆》，卷2，第133—134页。
[32]阿非利加的利奥著：《非洲历史和概况》，第828页。
[33]同上书，第830页。
[34]弗里曼—格伦维尔著：《坦噶尼喀海岸中古史》，第29页；杰维斯·马修著：“东非考古新发现”，原载《文物杂志》，第27期（1953年），第212—214页；詹姆斯·柯克曼著：“奔巴岛拉斯姆库姆布的发掘”，原载《坦噶尼喀记事》，第53期（1959年），第173—174页；阿瑟·鲁滨逊著：“东非的设拉子移民”，同上书刊，第7期（1939年），第92—112页；普林斯著：“海岸文化史上的存疑：‘恩加拉瓦’人和‘姆特贝’人”，同上书刊，第53期（1959年），第212页；罗兰·奥利弗和杰维斯·马修编：《东非史》（牛津，1963年版），卷1，第102—104页中杰维斯·马修的“葡萄牙人到来以前的东非沿海”。
[35]巴士拉的奴隶首次起义是在公元696年。见阿诺德·威尔逊著：《波斯湾》（牛津，1928年版），第66页；斯迪甘德著：《层期国》，第6页。
[36]弗里曼-格伦维尔著：《坦噶尼喀海岸中古史》，第39页；艾哈迈德·伊本·瓦迪赫·雅各比著：《国家》（加斯东·维特译，开罗，1937年版），第237—238页。
[37]阿卜德·哈桑·阿里·马苏迪著：《金草原》，卷1，第334页；卷3，第7、11、29页。
[38]即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一书中的拨拔力国，今索马里沿海的柏培拉。——译者
[39]简·朱利叶斯·杜文达著：《中国对非洲的发现》（伦敦，1959年版），第13—14页；又见弗里德里克·夏德著：“中国对东非地区的早期记录”，原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第30期（1909年），第47—48
[40]弗里德里克·夏德和威廉·伍德维尔·罗克希尔编译：《赵汝适》（圣彼得堡，1911年版），第17—21页；罗克希尔著：“十四世纪中国和东爱琴海以及印度洋沿海贸易关系的札记”，原载《导报》，第15期（1914年），第419—431页；弗里曼-格伦维尔著：“东非钱币的发现及其历史意义”，原载《非洲历史杂志》，第1期（1960年），第34—35页。
[41]詹姆斯·柯克曼著：“1948—1956年肯尼亚历史考古”，原载《考古学家杂志》，第37期（1957年），第23页。(https://www.daowen.com)
[42]伊德里西并未提到业已存在的基尔瓦。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德里西著：《地理》，第56—57页。又见弗里曼-格伦维尔编：《东非沿海》（牛津，1962年版），第19—20页。
[43]即我国南宋赵汝适在他的《诸蕃志》中的弼琶罗国，据我国史学界人士认为，亦即前文谈到的拨拔力国。——译者
[44]赵汝适著：《诸蕃志》（1226年），系取材于周去非的《岭外代答》（1178年）。见弗里德里克·夏德和威廉·伍德维尔·罗克希尔编译：《赵汝适》，第128—129页。〔按《诸蕃志》卷上弼琶罗国一节中，写道：“又产物名骆驼鹤，身顶高六七尺，有翼能飞，但不甚高，兽名徂蜡，状如骆驼，而大如牛，色黄，前脚高五尺，后低三尺，头高向上，皮厚一寸。又有骡子，红白黑三色相间，纹如经带，皆山野之兽，往往骆驼之别种也。”徂蜡，系阿拉伯语Zurafa之译音，今英语作giraffe，我国古代译为麒麟，即长颈鹿。——译者〕
[45]赵汝适著：《诸蕃志》，第48页，注50；简·朱利叶斯·杜文达著：《中国对非洲的发现》，第24页；温赖特著：“东非早期对外贸易”，原载《人类》，第67期（1947年），第116页，第143—148页。〔按：我国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三昆仑层期国一节中写道：“西南海上有昆仑层期国，……又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奴。”——译者〕
[46]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英国剑桥，1959年版），卷3，第552页，第559—560页；弗雷德里克·莱恩著：“发明指南针的经济意义”，原载《美国历史评论》，第68期（1963年），第605—617页。
[47]弗里曼-格伦维尔著：《坦噶尼喀海岸中古史》第89页中若奥·德·巴罗斯之《基尔瓦国王编年史》，其中年表与弗里曼-格伦维尔所提出的有重大差别；《中古史》是根据内维尔·奇蒂克即将发表在1965年《非洲历史杂志》上新的重要文章。
[48]加布里埃尔·费朗编译：《航海和地理知识的关系：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和远东的关系》（巴黎，1914年版），卷2，第336—337页。
[49]虽然胡苏尼·库卜瓦宏伟的基尔瓦宫殿的出土遗址，和史书上的记载并不符合，但据信出土遗址同要塞是符合的。内维尔·奇蒂克著：《东非沿海基尔瓦和阿拉伯人的居留地》，第187页。
[50]罗杰·萨默斯著：《因扬加：南罗得西亚的史前居留地》（英国剑桥，1958年版），第263、312页。
[51]奥利弗和马修著：《东非史》，第112页。
[52]见格特鲁德·卡顿-汤普森著：《津巴布韦文化：废墟及其复古运动》（牛津，1931年版），第15—18页；罗杰·萨默斯著：《津巴布韦：罗得西亚的秘奥》（约翰内斯堡，1963年版），第85—94页。又见维斯霍夫著：《东南非洲津巴布韦-莫诺莫塔帕文化》（威斯康星州曼纳夏，1941年版）一书中的书目。
[53]引自亚伯拉罕著：“莫诺莫塔帕王朝”，原载《虚无杂志》，第36期（1959年），第62页。又见格特鲁德·卡顿-汤普森著：《津巴布韦文化：废墟及其复古运动》，第188、197页。
[54]引自约翰·刘易斯·伯克哈特著：《努比亚旅游记》，第454—455页中的马克里齐的著作片段。又见布里昂译：《埃及地志及历史记述》（巴黎，1900年版），卷2，第557页。
[55]阿布·萨利赫著：《埃及及诸邻国的教堂和寺院》（巴兹尔·托马斯·艾尔弗雷德·埃维茨编译，牛津，1895年版），第263—265页。又见彼得·欣尼著：《在索巴的发掘》（喀土穆，1955年版），第77页。
[56]哈罗德·麦克迈克尔编：《苏丹的阿拉伯人史》（英国剑桥，1922年版），卷1，第138—139页，第179—186页。
[57]朱尔·彼律雄译：《扎拉·雅各布和巴达·马牙姆的编年史》（巴黎，1893年版），第3—103页。
[58]弗里曼-格伦维尔著：《坦噶尼喀海岸中古史》第96页中之“基尔瓦的法律和传统”。
[59]吉布编译：《伊本·巴图塔旅游记》（英国剑桥，1962年版），卷2，第376页。
[60]吉布编译：《伊本·巴图塔旅游记》（英国剑桥，1962年版），卷2，第377页。
[61]同上书，第379页。
[62]伊本·巴图塔写道，基尔瓦的所有房子都是“木头”建造的。但是用珊瑚礁和灰浆建造的大清真寺和城堡，在他访问期间一定还是存在的。这一明显分歧只有伊本·巴图塔才能解决：因为他的《旅游记》是在访问东非以后很久才写的或口述的，而他的记忆总是有遗漏之处的。弗里曼-格伦维尔著：《中古史》第107页中，将“木头的”（min al-khashb），译为“精致的”（min al-hasb）就可以把伊本·巴图塔文章读通了。但是吉布教授不同意这一改动。
[63]杰维斯·马修著：“松戈·姆纳拉”，原载《坦噶尼喀记事》，第53期（1959年），第158页；弗里曼-格伦维尔著：《坦噶尼喀海岸中古史》，第113—115页。按照内维尔·奇蒂克最近再次阐述，早先的争论一定都是推测性的。
[64]柯克曼著：《阿拉伯城格迪》（伦敦，1954年版），第2—8页；杰维斯·马修著：“东非和南阿拉伯沿海的中国瓷器”，原载《东方艺术》，第2期（1956年夏），第50—55页。
[65]简·朱利叶斯·杜文达著：“十五世纪初期中国海上远航的确切年代考”，原载《导报》，第34期（1939年），第409—410页；詹姆斯·柯克曼著：“中世纪的中国和非洲”，原载《非洲历史杂志》，第4期（1963年），第297页。又见保罗·伯希和著：“十五世纪中国宏大的海上航行”，原载《导报》，第30期（1933年），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