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第二次探索
50—70年代是欧洲大陆的相对平静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包括法、德在内的所有欧洲大陆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快，马克斯恩格斯认为由于没有一个国家的中间阶级象英国消灭得这样彻底，由于没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具有英国这样巨大的规模和清晰的轮廓，还由于英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和宪章派运动的力量，所以“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最先准备好并且最先负有使命来领导最终必然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15]
但是，随着宪章运动的衰落和工联主义的兴起，他们立即注意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局限性。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到：“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在这里，只有出现几个极坏的年头才能有所帮助，但是自从发现金矿以来，看来这样的年头已不再那么容易遇到了”[16]。直到1870年他们仍然认为，虽然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但是他们缺乏“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17]显然，不首先挖掉英国资产阶级企图长治久安的命根子——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谈不上在英国取得革命胜利的。
其次，他们对英国自从神圣同盟建立以来，同沙俄共同充当欧洲宪兵的历史记忆犹新。1849年马克思指出：“随着革命工人的失败，欧洲又落到了过去那种受双重奴役即受英俄两国奴役的地位。”[18]1864年他又总结说：“大陆上的工人阶级的失败，部分是由无论当时或现在都和圣彼得堡的内阁结成兄弟同盟的英国政府的外交所促成，这一失败很快也就把自己的传染作用扩展到了海峡的这一边。”[19]而把英、俄联结起来的环节则是它们各自的殖民地爱尔兰和波兰，所以早在1853年他就提醒人们注意英国在支持俄国加强对波兰的统治中所扮演的角色。1869年他进一步指出：英国统治爱尔兰“不仅阻碍了英国内部的社会发展，而且也妨碍了它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俄国和美国的政策。”[20]显然，不首先解放爱尔兰和波兰，是拆不散英俄同盟的。
再次，马克思指出，欧洲从十八世纪初以来没有一次深刻的革命事先不经过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1789年革命是这样，1848年革命也是这样，“战争或革命，如果不是工商业普遍危机的结果，都不能深刻地震撼欧洲，这种危机的到来总是由英国先发信号。因为它是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21]而英国作为一个剥削全世界的国家来说，又紧紧地依赖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它提供原料和市场。所以那里一旦爆发革命，就会点燃英国经济危机的地雷；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22]
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波兰、爱尔兰的解放只有借助于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在1848年革命中，他们看到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巨大威力，认为能从外面有力地推动德国革命的除了法国工人起义外，还有匈牙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他们又看到了这场革命使英国主要消费品之一的茶叶和生丝涨价，引起金银大量外流，并使英国的棉毛织品市场大大缩小；看到了这场革命打击了英印殖民政府的鸦片贸易，使英国和欧洲各国的财政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1857年他们预计一旦欧洲大陆重新爆发革命，英国由于把军队和舰队都调去同中国作战和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将不可能再有充当干涉者的力量了。1863年他们又深入地研究了震动全欧的波兰反俄大起义的巨大影响以及波兰与欧洲的关系史，提出了在波兰民族民主革命“这个重要的欧洲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工人运动总会遇到障碍，遭受失败，发展也将延缓”[23]的重要论断，从而赋予“恢复波兰”这个口号以崭新的意义。
60年代，芬尼亚党人领导的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掀起了高潮，遭到英国政府的残酷镇压，而统治着英国工运的工联主义者却公开拥护政府的殖民主义暴行，这使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爱尔兰问题对英国工人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24]他们指出，由于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是以统治爱尔兰为支柱的，而推翻土地贵族是“英国无产阶级解放的第一个条件”[25]；由于英国不仅从爱尔兰攫取了廉价的原料和超额利润的商品市场，还通过对爱尔兰贫民实行强制移民来使英国工人状况恶化，使英国工人同爱尔兰工人互相仇视，成为两大敌对阵营；还由于“爱尔兰是英国政府维持庞大的常备军的唯一借口，一旦需要，正象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就把这支在爱尔兰受过军阀主义教育的军队用来对付英国工人”，[26]所以，“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27]“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杠杆一定要安放在爱尔兰。”[28](https://www.daowen.com)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作为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重大意义的同时，也分析了它们突破薄弱环节的有利条件。恩格斯早在1843年就气壮山河地写道：“给我20万爱尔兰人，我就能把整个不列颠君主政体推翻。”[29]50年代马克思也曾满怀期望地预测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前景：“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30]60年代末，他们又从两个方面分析了爱尔兰民族民主革命的有利条件：第一，土地问题在爱尔兰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民族问题，英国大地主在那里不象在英国这样是世代显贵的代表人物，而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民族压迫者，因此“只要事情掌握在爱尔兰人民自己的手中，只要他们自己成为国家的立法者和执政者，只要他们获得了自治权，那末消灭土地贵族（其中大部分也就是英国的地主）要比在这里容易得多。”[31]第二，“爱尔兰人民比英国人民更富有革命情绪和更加顽强不屈。爱尔兰的大地主所有制仅仅是靠英国军队来维持它的地位。一旦这两个国家的强制的合并停止，社会革命，尽管是古老形式的社会革命，就会在爱尔兰爆发。”[32]
所以，马克思强调指出：为了加速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加速作为“全世界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的英国的崩溃，“为此就必须在爱尔兰对它进行打击。这是它的最薄弱的环节。爱尔兰丧失了，不列颠‘帝国’也就完蛋了，这样至今一直处于昏睡缓滞状态中的英国阶级斗争，将会激烈起来。”[33]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第二次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他们继续坚持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资本主义薄弱环节形成的必要条件，没有把自己的视线重新转向经济发展还很缓慢的法国和德国；另一方面，他们更加重视革命的主观力量对资本主义薄弱环节形成的重要作用，没有让自己的目光停留在英国，而是寄希望于民族民主革命风暴呼啸而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爱尔兰。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更加落后，但是由于它们没有使自己的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任务，所以相对于法国和德国来说，它们成为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条件更加成熟。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高潮也都走向低落。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仍然坚持英国不可能首先突破资本主义链条的观点，因为在那里“除了充当资产阶级即激进派的尾巴和在资本主义关系范围内提出一些微小目的的运动之外，根本没有什么工人运动。”[34]在整个70—80年代，他们继续以极大的热情探索经济落后国家首先突破资本主义链条的可能性。当时俄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革命形势：农民运动如火如荼，革命民主主义浪潮此伏彼起，出现了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民粹派运动，全国如同布满油料和干柴，一点即着。马克思恩格斯当即指出：“俄国是本世纪的法国。新的社会改造的革命首创权理所当然地和合情合理地属于俄国。”[35]在那里，“如果1789年一开始，1793年很快就会跟着到来。”[36]沙俄这支欧洲反动势力的庞大后备军一旦被国内革命所消灭，“整个欧洲的面貌就会改变。”[37]所以马克思反对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概述生搬硬套到俄国，他和恩格斯认为如果俄国革命的胜利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俄国就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可以直接从土地公共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