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与综合的区分
人们逐渐认识到，分析与综合的区分没有反映语言事实，也不符合语言学理论，这使得意义理论的讨论再次引起人们的兴趣。这是一个人们熟悉的严格描绘的概念架构的图景，这个概念架构不同于纯粹经验信念的大厦并被它所预设，这个架构的大梁是分析真理，而它的接合面是由此严格定义的概念——所有这些都必定被抛弃，被关于一个人的所有信念演进的网络的整体的和动态的图景所替代，这些信念不再根据任何独有的语义学资格或独特的认识论地位加以区别。较老的图景必须被抛弃，不是因为在人们的信念中不存在语义上重要性的区分——当然它是存在的——而是因为它关于这些区分体现在什么地方的说明是混乱的，错误的，缺乏说服力的。
分析与综合区分的貌似合理在于这个事实：对于我们所接受的一些语句——例如“所有单身汉都是未婚男子”——我们发现这种看法是貌似合理的，即坚持认为它们不允许一个与我们通常关于它们所包含语词的理解协调一致的否定。这已经向许多人提示，它们所包含语词的意义是这些语句的真的来源和根据。由此产生我们熟悉的分析语句的概念，这些语句的真完全由它们所包含语词的意义决定，并且产生了通常的有关它们的必然性和缺乏任何经验内容的枯燥冗长的述说。
然而，如果仔细审查，我们就不应该如此轻易地被欺骗，因为这些观点中没有一个得到证据的支持。首先考虑对于某些语句的基本直觉，即它们的否定将与人们关于它们所包含的一个或多个语词的通常理解不一致。我们姑且承认实际上存在这样的语句。就这个事实本身而言，它不应促使我们认为，这些语句的真多少是根植于我们关于它们所包含语词的理解中，因为还存在大量满足刚才所承认条件的语句，对于它们，我们并没有把它们看做是分析的、必然真的、先天可知的或缺乏经验内容的。例如，考虑以下一系列语句与它们所体现的简单构想。
（1）燃素（Phlogiston）是一种基本物质。
（2）燃素与其他物质形成复合物。
（3）燃烧与石灰化都体现于燃素从包含它的复合物中释放出来。
（4）燃素的释放由高温引起。
我们还是把自己置于原初化学家的位置上，他只是表述这个理论，希望使得一些熟悉的物理变化的细节成为可理解的。除了一些有关何种物质是燃素复合物（木，铁）的主要假定之外，（1）～（4）的假定集合有效地穷尽了我们关于燃素的构想，我们关于语词“燃素”的理解。这些是把这个语词引入我们一般的语言交流（linguistic commerce）的语句，并且除了它们，该语词没有任何其他的语义身份的来源，至少最初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否定这些假定中的一个或多个确实与我们关于语词“燃素”的理解是不一致的。然而，尽管我们自己是这些假定的始作俑者，我们也没有感到诱惑而断言，它们是必然真理，它们是经验上不可反驳的，它们的真是完全基于它们包含的语词的意义。与此相反，我们认识到这是非常可能的，即它们中的一个或多个，或甚至全部都是假的。当然，正如我们所知，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如此结束的。
到现在为止，早先所引用的直觉将无助于把诸如“所有单身汉都是未婚男子”这种分析必然的范例与诸如“燃素与其他物质形成复合物”这种综合偶然的范例区别开来。一个给定语句也许不容许有与某人目前关于它的语词的理解协调一致的否定，但这并不提供这个语句为真的任何保证，更别说提供这个语句是必然真的，是完全基于意义而真的任何保证了。
“燃素”的例子是很平常的。实际情况常常是，表达或构成一个给定语词部分意义的语句结果证明是假的。我们来考虑“原子是不可分的粒子”这个更加令人吃惊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到混淆的、错误的、不适当的或者假的构想。这是自然的，因为我们的构想没有构成一个在经验上不可批评的“假定”，它适宜用来作为它本身为真的源泉。相反，随着我们了解世界过程的不断进展，我们的构想本身不断地遭受评价、批评和修正。发生概念改变，这是分析与综合区分的捍卫者一直愿意承认的事情，但是它的存在同样对他们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概念改变呢？为什么我们有时发现修正我们的概念，改变我们所使用的一些语词的意义是适当的呢？既然表达或体现这些意义的“分析”语句被认为没有经验内容，因此任何经验事实都不能把意义改变强加于我们。既然任何建议的新的分析语句（表达新的意义）集合将同样没有任何经验内容，因此它们也没有经验上的优点，使得它们优于我们初始的集合。因而，概念改变的发生必定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由于促使我们综合信念改变的各种经验的考虑。那么，这些被假定的特殊原因是什么类型的呢？
尽管它很重要，但这并不是分析与综合区分捍卫者所一直面临的问题，就它已经被面对而言，解决办法是沿着如下思路给出的。〔1〕我们用来描述世界所使用的一些语词意义的改变，经常允许我们更简单、更流畅地表达关于这个世界的总体说明。例如，我们可以缩小早先关于“鱼”这个语词的理解——在这种理解下，“鲸是大鱼”是分析的，以便这个语句开始表达一个综合的假陈述。这样做的报偿是，我们能够简单地陈述有关鱼的许多有用的规律，而如果我们继续把鲸看做鱼，那么我们就会把它们看做是假的。我们接受“鲸是巨大的哺乳动物”以代替上面所放弃的语句，关于鲸的许多事实就变为我们关于哺乳动物的一般信念的简单推论。与仅仅是我们信念的改变相对照，促使我们意义改变的是，它允许我们以最大的简单性和协调性描述经验实在。
如果我们轻信这种说法——作为在经验的考虑与非经验的考虑之间对比的说明——那么我们就接受了一个骗局。正如奎因已经指出〔2〕，如果某人愿意付出在他其余信念中增加复杂性和减少协调性的代价，那么无论他面对的证据是什么，他都可以把任何语句看做是真的。因此，甚至在某人关于他所承认的综合语句的评价中，避免这种令人不快的调整和适应，追求相关的总体的简单性和协调性，无疑就成为中心的考虑——也许是最主要的考虑。因此，在上述讨论的例子中的这些明显的相关考虑，几乎无助于把它所涉及的这种改变区别为非经验的。相反，它使得它们看起来确实是经验的。我们逐渐了解了鱼（比如，它们在水中呼吸、产卵，等等），我们也逐渐了解了鲸（比如，它们在空气中呼吸、产子，等等），结果我们开始知道鲸根本不是鱼，而是与鱼表面相似的哺乳动物。以这种方式来描述这个事情并不是否认，我们关于语词“鲸”和“鱼”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发生了改变，而是拒绝这种经验的与非经验的区别，在说明这种改变时，一些人希望迫使我们接受这种区别。
我认为，以下面的方式可以更加明确地说明，假定的分析与综合区分是贫乏的，与认识论是无关的。考虑A与B两个人，他们的语言行为几乎是相同的。至少在开始阶段，他们具有相同的接受观察语句的倾向，并且在除一个信念领域外的所有其他信念领域，他们赞成相同的非观察语句。但在他们共同接受的这些大量语句的语义性质和模态性质上，存在着几乎完全的分歧。颇为不寻常的是，对于他所接受的几乎每一个普遍语句（general sentence），B坚持认为它是必然真的、分析的、完全由于它所包含语词的意义而为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于除这些共有语句中极少量的语句之外的所有其他语句，A承认它们仅仅是综合偶然语句。(https://www.daowen.com)
假设A与B都是理性的人，我们现在考虑，这个共有语句的初始集合在他们每一个人中随后的演进，由于A与B对于共同世界具有共同的经验，因此必然会做出调整。我们假定A代表像我们自身的某个人，他在他接受的语句集合中做出的调整，是为了使他关于世界总体说明的简单性和协调性达到最大程度。但B也并非愚蠢。虽然以与A不同的方式僵化地看待初始的语句集合，然而与A相同，B也非常重视总体的简单性和协调性，并且给定他们已经共同赞成的存在问题的观察语句的特殊集合，那么在认为初始语句集合中进行什么调整将最好地达到这个目的方面，B与A具有完全相同的洞察力。因此，B在初始的语句集合中做出了必要的调整，A也做出了相同的调整。因为只要B把简单性和协调性看得高于保持他的初始的意义，就不存在他的调整在任何方面应该不同于A的调整的理由。当然，B以不同的方式描述这些改变。正如B所说，他已经改变了他的某些语词的意义；他是一个较小的概念变革（conceptual revolution）的主体。另一方面，A只是声称他已经改变了他的许多信念。总之，最终结果是，他们再次共同赞成相同的语句集合，出于相同的理由做出了相同的调整，但是，关于这些语句的语义性质以及伴随的模态性质仍然存在分歧。
我们会认为这种分歧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吗？至少从认识论的观点看，什么意义也没有。人们本来期望B在避免意义的改变上会比较顽固，因此会做出与A不同的调整。但是这种期望违反了B是理性的这个假定。尽管他比A更加自由地指派分析性（“定义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须表明拒绝改变这些指派（“定义”），假如追求更大的认识论目标需要这样改变的话。如果他是理性的，那么他就不会拒绝这种改变。只要他愿意改变他所谓的意义，那么，对他开放的调整范围与对A开放的调整范围相同，并且他所做出的实际调整不必（也不应该）与A有任何的不同。尽管如此，这确实意味着，从认识论上看，分析性指派说明不了一个理性人的任何事情。尽管我们可以承认，B在做出所争论的调整时已经改变了他的某些意义，然而很显然，他应该把什么意义赋予他的语词这个问题，过去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一个非常经验的问题，而且它与在追求他的一般认识论目标中他应该赞成哪一个总的语句集合这个简单问题没有明显区别。
然而，如果不存在一个一般根植于我们信念的网络的特定的非经验的基础（substructure），那么，关于这个或那个语句的分析性的普通直觉确实反映了一些事情。首先，它们反映了我们所接受（包含T）的语句（就语词T而言）的相对的语义重要性（semantic importance）。语义重要性与其说是个人的问题，不如说是社会的问题。粗略地说，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只是这些语句，某人在社会交往中语词交流（verbal commerce）的流畅和效率，最大程度地依赖于（在时刻t）对它们的接受。
我还是尽量说明一下这个观点。允许两个说话者相互理解，互相流畅而有效地交谈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假定他们都具有相同的语词、句法和做出形式推理的倾向，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在他们各自接受的语句集中的系统相似（systematic similarity），以及因而在他们倾向于做出的实质推理中的关联相似（correlative similarity）。就接受或拒绝它们的反应而言，两个说话者在这个方面上的相似达到多大程度，那么每一个人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如同它们是自己的语句那样对待另一个人的断定。但这并不是全部实情，因为一般而言，不同的说话者倾向于赞成非常不同的语句集合。两个人在大量的语句上没有明显分歧，这是非常罕见的。并且我们考虑更大的语句集合，对此一个人将赞成（或不赞成），而另一个人只是耸耸肩，表示漠然的无知，这时他们之间的分歧就会进一步扩大。然而即使这样，他们相互之间仍能流畅而毫无困难地交流。
很显然，流畅和有效交流的可能性更依赖于共有某些语句，而不是共有其他一些语句。传统观点很轻易地把这些语句看做是分析语句：分析语句包含意义，而正是共有的意义使得交流成为可能。只要两个说话者共有相同的分析语句，那么，尽管他们在综合信念上可以有广泛的分歧，但他们的交流能力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这里，某些语句的语义重要性是根据所建议的它们的分析性来说明的。但这种说明是无用的。除了这个理由，即提供一个关于分析性体现在什么地方的可辩护的说明这个我们熟悉的问题，还有其他的理由。我们回想一下前面提到的A与B这两个人。根据假设，他们不共有（或共有极少量的）相同的分析语句。他们的确共同赞成相同的普遍语句集，然而，几乎所有这些语句在B的个人语汇（idiolect）中是分析的，而在A的个人语汇中是综合的。尽管如此，A与B在交流上不存在任何困难。确实，他们也许可以流畅而有效地交流很多年，之前他们甚至没有发现他们各自的一般信念在“语义地位”上的“不同”。无论关于他们共有的并使得他们之间有效交流成为可能的语句是什么，都不能根据它们的“分析性”加以说明，因为它们是否是分析的，这与有效交流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如同燃素例子所证明的，甚至都不要求它们是真的。
那么，是什么使得某些语句在语义上比另一些语句更加重要呢？这与很多因素有关。首先，一个语句在相关共同体中获得普遍接受，这个事实就为它赢得了重要性。否则，它就缺乏这种重要性。因为所有这种语句构成的网络，确定了每一个人共有的推理形式，以及对于语言共同体中其他每一个成员期望的倾向。当然，在这些语句中，由于它们在做出实质推理中作用更加突出，因此普遍语句比单称语句更加重要。而且，这些全体共有的普遍语句，由于它们在日常（隐含的或明显的）推理中使用最为频繁，因此它们必定被赋予比那些较不频繁使用的语句以更大的语义重要性。相对“独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倘若一个共有的包含语词T的语句，恰巧是非常少的包含该语词T的这些语句中的一员，那么它必定被认为它要比它只是一个更大的、不断扩展的一组语句中的一员更加重要。如果一个语句是最通常使用的公式，该公式又是用来把相关语词引入对其用法一无所知的说话者的词汇中，那么更大的重要性也会伴随它。
满足这些条件的语句对于交流的重要性，是把这些不同条件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主线。如果一个说话者以这种方式使用语词T，它与恰巧是（在那个时期，在那个共同体中）包含T的语义上重要的语句不一致，那么他在交流中的努力大概会使他的听众产生迷惑，而他自己则会遭受挫折。除非他能够利用他确实与他的听众共有的任何理解，把这样一个说法与它们联系起来，并且这个说法非常具有说服力，赢得了他们对于包含语词T的语义上重要信念的改变，否则，他将发现他自己会被当做一个对于这个语词意义一无所知的人而遭排斥。
语义重要性概念将完成分析性被指派完成的工作，但是相似性在这里完结了。如上所述，这些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并没有声称具有任何特殊的模态的地位或认识论的地位。在社会层面上，这些语句确实具有并非无足轻重的作用。总体看来，它们体现了说话者之间语言接触的基础，体现了每一个说话者期望在另一个说话者身上发现并能够利用的共同的标准，但是仅此而已。在个体层次上，这些语句的重要性被大大地减弱了。它们至多倾向于成为人们所接受的语句中最为熟悉的语句。
按照这里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明，语句的语义重要性显然是一个程度问题，它在语言共同体中随着亚团体（subgroup）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同样，意义的改变也必定被认为是一个程度问题，它是一个对于任何讨论中的语词而言在语义上重要的（无论如何模糊）语句集修正程度的问题，并且它也是一个我们实际放弃的那些语句的语义重要性的程度问题。这里所断定的连续性直接反映在更多的“边界”语句中，这些语句的存在总是令捍卫分析与综合区分的人非常烦恼。这个难题就是要求一个有效标准，以此来判定否定它们是否与它们所包含语词的意义改变不一致，或者是否需要它们所包含语词的意义改变，或者是否等同于它们所包含语词的意义改变。探究这种严格的标准必定被怀疑是没有任何成效的，因为它所力图说明的模态的、认识论的以及语义学的区分，本身是一个幻想。
最后，在这个观点——即如同“点式群体”一样，“分析性”是一个理想化的概念，它只是不完美地应用于自然语言的流动成分——上寻求安慰，也将无助于改进这个问题。这种立场背后的动机大概是相信或期望，像“点式群体”一样，上述概念也许能够在理解我们理智活动的运动学和动力学中依然发挥重要的解释作用。但是这种希望也破灭了。正如A与B的理智演进证明的那样，对于认识论来说，分析与综合区分没有任何可发觉的重要意义。正如A与B流畅交流的能力进一步证实的那样，甚至对于语义理论，分析与综合区分也没有任何可发觉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