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意义与理解
在一个个体关于给定语词T的理解与语词T在他的共同体语言中的意义之间做出区分，在下文中会被证明是有用的。前者可以大致由讨论中的个体接受的包含T的语句集加以表征，而后者由在他的语言共同体中对于T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集加以表征。在一给定个体中，当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子集时，那么就他对于T的掌握而言，该个体就会是那个共同体语言的一个有效而正常的说话者。
尽管如此，如果需要处理某种显然的错综复杂的问题，那么这两个概念都需要精确化。在评价这个或那个语句对于语词T的语义重要性时，说我们应该考虑整个共同体，是不太严格的。例如，由于显然的理由，正处于学习语言过程中的孩子的语言倾向，不会被看做是语义重要性的确定者之一。就某些语词来说，其语言倾向集体地确定语义重要性的那些“优先”团体确实是非常小的。我们考虑一下“muon”（“μ子”）、“nucleotide”（“核苷酸”）、“dyslexia”（“诵读困难”）、“torus”（“花托”）、“photosphere”（“光球”），甚至是“elm”（“榆树”）。对于这些语词中的一些语词，大多数说英语的人都不能理解它们，而对于另一些语词，大多数人只有最粗浅的把握。比如，一般说话者对于“elm”（“榆树”）的理解，多多少少停留在“An elm is a kind of tree”（“榆树是一种树”）的程度上。然而，所有这些都是英语中的语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把意义问题推给“专家”，推给那些声称知道“muon”（“μ子”）、“nucleotide”（“核苷酸”）、“elm”（“榆树”）的人。〔3〕这就是说，评价语义重要性的这个团体局限在这些个体中，他们至少对于相关语词已经有了某些并非无足轻重的理解，无论这种理解体现在什么地方。字典编纂者并不考虑奇怪的、明显与惯例偏离的说话者（例如这种人，在他看来，μ子是Mu的市民，该社会是一个发达的史前社会，它的岛屿在与金星人发生战争后沉入海底，诸如此类）。
虽然我们允许相关选民的范围可以在相当大的幅度中变化，但是接受概念对于这里提出的语义重要性的说明仍然是主要的。然而，这个概念需要在一个方面加以进一步限定。已经消亡的理论语词，以及正在获得新生的那些语词，为这样做起到了促进作用。考虑一下我们早先提到的“燃素”的例子。这个例子以及其他许多例子的要点在于，对于这个语词语义上重要的语句是假的，并且我们已知它们是假的。因而它们不再为人们所接受也就毫不奇怪了。但是这个语词本身仍是具有意义的，它现在真正意味的恰恰是它过去意味的。这是因为，除了在这个语词的鼎盛时期那些对于它语义上重要的语句之外，现在还没有其他的对于它语义上重要的语句。这个语词“死了”，共同维持它存在的语句的网络停止演进，并被简单地放弃了。因此，除了那个语句的网络所提供的东西之外，它不具有语义身份。基于它特定的过去，我们承认它具有一个特定的意义。总之，只要对于相关语词的控制目前还不存在竞争，那么，过去的接受对于现在的语义重要性而言就是足够的。
新的理论语词的情况，或者说，包含它们的新理论的基本语句的情况，要求我们做出一个相关的限制性说明。因为，在新理论的假定被接受的意义上说，这个意义是一个弱化的意义。至多，它们是出于检验与评价的目的而“被假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描述它们的语义重要性。如果把我们限制在使用所讨论语词的亚团体中，那么，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会是这样的语句：它们在已承认的弱化意义上被最广泛地假定，并且最经常地出现在向其他人介绍这个理论的情形中，诸如此类。一旦这个理论证明是成功的，那么这些语句就将赢得普遍的接受。冒着对比过度的危险，我们可以说，如果目前的竞争没有抢先取得对相关语词的控制，那么将来接受的希望对于现在的语义重要性来说就是足够的。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语义重要性以及以它为基础的意义概念（the notion of meaning）。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个特定个体关于语词T的理解这个概念（the notion of a particular individual's understanding of a term T）上来。前面大致给出的说明，使得我们可以通过他接受的包含T的语句集（以后，我们称它为他的T-集合）来表征一给定个体对于T的理解。尽管如此，假如我们承认，在一个给定说话者的T-集合的语句之间存在某些差异，那么就会产生一个更加有用的概念，其主旨在于多少放宽不同说话者之间的理解相同（sameness of understanding）的标准。
在任何说话者的T-集合中，某些语句会比其他语句更加重要。这是在以下意义上说的：与其他语句的否定相比，一般来说，它们的否定要求在他的信念整体中做出更大的调整和修正，或者说，它们的否定意味着更大程度地丧失解释力。这些语句是更加“根深蒂固”的语句，或者如同我们将称作的，它们是对于这个个体在系统上重要的T-语句。在某些方面，系统重要性概念（the notion of systemic importance）与语义重要性概念（the notion of semantic importance）相似，但是关键在于要注意到它们之间实质的区别。语句的语义重要性完全是一个社会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个体的问题，并且与之相关的只局限于交流理论。相反，语句的系统重要性主要是一个个体的问题，显然与之相关的是认识论。确实，许多语句可以成为这两个概念的例子，但是，另一些语句可能在一个方面上被认为较高，而在另一个方面上被认为较低。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看一看图4显示的各种语句的相对位置。由垂直轴所表征的语义重要性，被看做是一般说英语的人所估计的那样。由水平轴所表征的系统重要性，反映了在该表作者的信念的网络中那些相对根深蒂固的语句。但我认为，这个结果并不与我的大多数读者如何排列这些语句会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不同。
图4
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判断，由于语句分布在图中所有的位置上，因此语义重要性与系统重要性看起来是相互独立的变量。这是因为水平轴表示的是相对于所有语句的系统重要性。例如，按照这个标准，“单身汉是未婚的男子”这个语句的系统重要性是很低的。然而，如果我们构造另一个图，它的水平轴表示的是相对于其他包含“单身汉”的语句的系统重要性，那么，所引用的这个语句的等级就会非常高。这就是说，对于任何给定的语词T，在一个包含语词T的语句的语义重要性与它的（对于大多数说话者来说）相对于其他包含语词T的语句的系统重要性之间，似乎存在一个有意义的正相关。当然，这并非是特别令人感到惊奇的，因为前者倾向于成为后者的社会提取物。
我们不要过于看重图4的细节。无论是水平标记，还是垂直标记，对于估计它们的人群与团体的变动来说，都是非常敏感的，而且，所强加的十进制也是非常任意的。此外，所给出的评价仅仅是我的大略正确的尝试。即使是根据有利于我的假定，相信它们也只是反映了在相对位置中的总体区别。
尽管如此，由于它们显示了这些对比，因此这些总体的结果仍然是令人感兴趣的。并且存在着一个确定的倾向，即经典的“分析”语句总是朝着左上角聚集，而熟悉的“先天综合”语句的例子总是出现在右上角，这个倾向并没有逃避读者的关注。在这些分布中，找到用来说明（哲学家们按照旧有的关于分析与综合以及先天与后天的分类学开始给语句分类时）所获得的各种直觉的资料，这一点非常具有吸引力。比如，我们考虑一下用来区分先天语句的那个值得尊重的标准：它们的否定的不可构想性（inconceivability）。显然，对于位于图中左上四分之一处的普遍语句来说，我们最不容易想象一个在语义上不偏离常规的故事——其中，充足的否定动机自然产生于该传说中的环境。一旦我们离开这个区域，想象的容易程度就上升了，但当我们逐渐地靠近右上端时，它又开始下降了。因为对于处于左上端的语句，貌似合理编造的故事所基于的（与某人的其他信念）的实质联系是最少的；而对于处于右上端的语句，这些实质联系非常多且十分牢固，以至于未达到重大变革的否定就变得不可能了，并且甚至为了构想一个协调的替代者都需要非凡的想象力和理论技能。“先天综合”语句与“分析”语句共有很高的语义重要性，这就进一步打击了人们对于否定的热衷。唯一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更大的系统重要性。因而，对于接近右边的语句来说，分析性的特征——经验内容的缺乏，显得是较低的。因而，这诱使人们把它们看做是综合的。
我提出哲学家们一直以来力图根据分析性概念来理解它们的那类语句的说明。它们仅仅是这样的语句，在语义重要性上很高，而在系统重要性上很低，并且这两种情况同时并存。在我看来，这种二维的说明最初产生于对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完全根据相对顽固性而给出的仓促说明的不满。（语句“所有单身汉都是未婚的男子”，尽管是“分析”的典范，却是一个具有很强理论顽固性的不合理的例子。）一旦考虑熟悉的语句，这个发现，即“先天综合语句”也可以作为在系统重要性与语义重要性两个方面同时都很高的语句而被把握，就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并且增强了所提出的这个建议粗略说明的可信度。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把分析性问题放在一边。就说明这个特定概念而言，刚才概述的这个说明，只是稍微不同于我们熟悉的由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提出的说明〔4〕，在这里对它进一步的探究会偏离我们主要的任务。
对于一给定语词T，我们现在考虑一下在一给定个体的T-集合中的那些在系统上更加重要的语句。应该指出，按照任何绝对的标准，这些语句不必具有更大的系统重要性。例如，非自然种类的语词倾向于具有相对小的系统重要意义；它们的T-集合倾向于完全由相对低的系统重要性的语句构成。然而，即使对于这些T-集合而言，它们中的一些语句的系统重要性仍然超过了其他语句的系统重要性（比如，普遍语句高于单称语句），并且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正是这样的子集。
我们根据一个个体的T-集合中在系统性上更加重要的成员，来（重新）表征个体关于一个语词T的理解。相应的，我们说两个说话者具有关于语词T的相同理解，仅当他们各自的T-集合的“优先”子集具有相同的成员。这就允许同样这两个说话者在各自的T-集合中的那些系统上不太重要的语句上可以有实质的不同（当然，正如我们多数人会做的，大多数特别偏爱的琐事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也都是值得考虑的），然而仍然可以具有关于语词T的共同理解。(https://www.daowen.com)
这种精致化的理解概念，以及它所允许的这个被放宽了的同一性标准（identity criterion），显然对于它的前者是一个改进。但是，我们绝不能错误评估这个结论的性质。这里，理解相同（identity of understanding）已经成为一个实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我们停止关注进一步挖掘可能揭示的任何区别之前，在我们各自的T-集合中（沿着降低系统重要性的方向）我们愿意挖掘到什么程度。对于某些问题，我们可以把我们各自的关于T的理解看做是相同的，但对于另一些问题，我们就会把它们看做是不相同的，由于它恰好与所讨论的特定问题有关，因此，我们之间的某个很小的分歧就会显得很大。
还是回顾一下我们的立场。我们面前有两个概念：意义概念与意义相同概念（notion of sameness of meaning）。语词T对于α与β这两个团体具有相同意义，仅当在每一个团体中对于T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构成的各自集合具有相同的成员。我们面前还有两个概念：个体理解概念（a notion of individual understanding）与理解相同概念（a notion of sameness of understanding）。一个人x关于T的理解与另一个人y相同，仅当他们各自T-集合的在系统上更重要的语句成员是相同的。
假定这些概念面对的较小困难目前已经被我们成功克服，那么我们也必须面对这个方面，在这个方面，两个概念都是基本上不适当的。这种不适当性在两种情况下是相同的，并且它体现在，我对于每一个的刻画既是太强了，同时又是太弱了。首先考虑不同团体之间意义相同的观点的刻画所面对的问题。很显然，意义可以是相同的，但在每一个团体中，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的相关集合可以是不同的。假定对于一给定的语词T，在团体α中的相关集合与在团体β中的相关集合只有一个语句不同：前者包含一个语句Sα，而后者包含一个语句Sβ。Sα与Sβ只有一个语词不同：Sα包含Tα，而Sβ包含Tβ。现在假如T。与Tβ它们本身恰好是同义的，那么这两个团体关于最初语词T具有相同的意义，就不会存在什么问题。但是上面提出的意义概念排除了这一点，因为在每一个团体中，对于T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严格来说不是相同的。更一般地说，考虑一下在德文中“baum”与在英文中的“tree”。这些语词具有相同的意义，但是在这里相关的集合并不包含相同的语句。
同样明显的是，相关集合可以是相同的，但T的意义在每一个团体中却是不同的。例如我们假定，尽管在每一个团体中相关的r-语句集合是相同的，但a-集合中的一个语词具有的意义非常不同于β-集合中同形的相应语词。因此，虽然在每一个团体中对于T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相同，但是对于每一个团体来说，原初语词T的意义却不相同。因此，我们的刻画所强加的要求又是太弱了。（应该注意到，如果我们用“分析”语句的概念替代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的概念来从事研究，那么也会产生同样的困难。这里，虽然我们的描述是错误的，但这并非由于它已经抛弃了分析性。）
当然，意义问题能够，并且通常是借助于诸如这种我们已发现的不太令人满意的意义概念加以解决的。但是这仅仅是因为这些问题通常产生于以下情况，其中，说话者已经共有了相同的或非常类似的语言背景，并且预设了一个特定的背景语言（background language）。被提出的这个特定的意义概念貌似合理，就貌似合理而言，依赖于我们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思考这个问题。正如我们的反例所表明的，意义的基本单元实际上必定是接近整个语言。因为只有在某个最大单元提供的背景下，我们才能明确地说明较小单元的意义。一个语词的语义身份，来源于它在由这个语言整体的语义上重要的语句构成的网络中的特定位置。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在不同语言之间谈论意义相同，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谈论那些在相关的类似网络中占据类似位置的语词，所讨论的这两种语言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的各自集合提供了这些网络。
恰恰是类似的困难伴随我们早先有关不同个体之间理解相同的刻画，并且即将被引出的教训对应了上面已经引出的教训。理解的基本单元一定是接近整个个人语汇（idiolect）的。只有在由他所接受的（在系统上更加重要的）语句构成的整个相互联系的网络背景下，才能明确说明这个个体对于一个语词的理解。因而，如果我们希望谈论个人语汇之间的理解相同（homodoxy），那么，我们必须再次根据在足够类似的网络中相互对应的结点来考虑。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就被引入到一个意义与理解的整体论的构想中。
能够给出“相互对应的结点”与“类似的网络”这种说法的非隐喻的含义吗？确实能够给出，并且这个基本想法非常简单。在只是发音不同的两种语言的情况下，我们能最清楚地说明它。它们“内涵结构”（intensional structures）的类似性在于这个事实，即存在着由第一种语言的语词到第二种语言的语词的映射，在这个映射下，在第一种语言中对于每一个语词来说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的映像，恰恰是在第二种语言中对于它的匹配语词来说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这种映射只不过是两种语言的互译，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完美的翻译。
实际上，各种语言通常比刚才所描述的这种情况具有更多实质的区别。我们考虑以下更加一般的翻译概念。
（ⅰ）一个从Lα到Lβ的最佳翻译，是一个从Lα的语词与句法形式到Lβ的语词与句法形式的映射。这个映射满足以下条件：（1）在这个映射下，Lα的每一个符合语法的语句的映像，都是Lβ的一个符合语法的语句，（2）在这个映射下，对于Lα的每一个语词T。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的映像，恰恰是在Lβ中对于它的匹配语词Tβ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
以这个概念为背景，我们就非常容易构造一个适当的语言之间同义性（synonymy）的定义。
（ⅱ）两个语词，Lα中的Tα与Lβ中的Tβ是同义的，当且仅当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最佳翻译中它们是匹配的。
我们对于这些定义做一些评论。人们直觉上认为，翻译是语言之间保留意义的映射。根据正是分析语句包含意义这个假定，这个直觉会更深刻地表现在翻译是保留分析性的映射这个观点中。我认为，这个观点并非一无是处。我们只是需要用更加简单的语义重要性概念来替代不足信的分析性概念，并且我们是做得相当深入的。翻译是保留语义重要性的映射。就它在那里等待发现而言，翻译的目的是发现目标语言（the target language）的一个内涵结构，这个结构对应于（同构于）某人自己语言的内涵结构。只有相关的两种语言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具有非常相似的内涵结构，语言之间的忠实翻译才是可能的。如果它们在这个方面非常不同，那么任何外来语言的“翻译”只不过是作为测量与检验工具的外来人（确切点说，是他们的语词行为）的标度。它不可能构造为有关他们自己的事物构想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