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A方法的贫乏性：进一步的考虑
细想一下，刚才得出的结论似乎不应该是令人吃惊的。毕竟，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把我们交流的口头话语的形式，看做是有关认识机器的有效力发展的一般理论的基础呢？我们称作语言使用的那种因果的相互作用，就人类婴儿而言，只是仅当大量在先的认知发展之后所获得的活动的一个方面，而且它是一种能力，许多其他的自然的认识机器中任何一个或大多数都永远不能获得这种能力，尽管其进化使我们已经增光了。很明显的是，至少就高等动物里我们的许多各种各样的同类而言，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它们都是认知活动的中心，并且它们都显示了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但是，语言在它们的活动中不起任何作用。从这个更加广阔的视角看，语言看来是一个单一种类的认识机器特有的不太重要的现象。当我们在更大范围上考察宇宙所实际包含的认识生物时，它的形式和成分必定表现出多大程度上的特有性？不难想象，作为在认知上与我们相同或优于我们的各种生物，它们运用个体间信息交换的系统媒介，而那个媒介的成分和内部结构与任何人类语言的成分和结构根本没有任何相似性。（事实上，正是在熟悉惬意的海豚迄今不可理解的咔嚓声以及口哨声时，我们或许有这样一种媒介。）总之，认为认知发展和理智德性的基本因素应该能够在人类语言的结构中得以表现，这既是乐观的，也是狭隘的。
在一些读者看来，我们这里采取的立场——语言结构在基本认识论中充当相对不重要的角色——似乎与在先前第二章中把作为认知的/知觉的范畴的承担者和形成者这种重要角色归属于语言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因此，为了表明它与后者并非相互冲突，我将即刻离开进一步发挥前一种立场的话题。我认为，对于语言制度在类似我们自己的认知机器的社会中充当积极角色的概述，是做得最为成功的。
我认为读者会同意：人类神经系统的感觉末梢区域在任何时候都在接收大量的信息。为了了解数量巨大的程度，我们必须考虑，在我们全部的感觉体（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嗅觉的、味觉的、温度的、动觉的、内脏的）的末梢区域存在多少个体的感觉细胞，对于每一个这样的单元，可能会有多少分立的状态。如果我们考虑在我们的视觉系统中只有三亿左右的视网膜杆和视锥，并且如果我们假定每一个这样的单元只能有两种状态——被刺激的状态和未被刺激的状态——那么，我们就肯定能够得出结论说，那个系统的任何瞬时状态所包含的信息大约是三亿比特（二进制）。关于视网膜杆和视锥可能的状态范围，更加现实的假定大概至少会以另一种数量级的方式提高这个数据。现在我们假设，对于其他感觉体的类似的计算产生出类似较大的数据，并且假定整个感觉末梢区域的状态结构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是不断变化的，那么，我们就真正地并形象地开始了解大脑所面临的东西。
很显然的是，当我们运用语言的时候，用于交换的不是在未经处理/未加选择层次上的信息。交换所有的信息是完全不可能的，并且无论如何，大部分信息都是没有用处的。但是，这些状态结构有着令人感兴趣的因果关系：从感觉末梢区域向内沿着中枢神经系统的通道，并且进入大脑的分等级的迷宫。根据我们几乎刚刚开始深入研究的原则，通过这些因果过程，原始信息不断地被过滤，被添加，被扩大与被整合——随着时间以及其他方面的变化——这些原始信息反复地再过滤，再整合和再过滤。尽管我们这里的理解是不充分的，但是我认为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当大脑达到一种可以用诸如“There is a fly in my soup”（“我的汤里有一只苍蝇”），或者“Dark clouds mean rain”（“黑云意味着下雨”），或者“PV=μRT”等英文句子来表达内部状态时，大脑已经从它的末梢区域的状态结构的信息海洋中冷酷地进行抽象。很显然，人类语言是在个体信息处理器之间，在相对于说者和听者的感觉末梢区域的过去和当前的实际状态结构的一个很高的抽象层次上交流信息的工具。也就是说，通过语言的运用，我们在我们信息处理等级的顶端或者向着顶端的方向进行信息的交流。在这个层次上，信息交流当然是最大程度有用的，而且在相关方面足够类似的个体之间，它也是最大程度可行的。
结合其他因素，获得一种特定的语言，就是去学习把末梢区域信息处理成语言所提供的那些范畴。在末梢区域引发的因果过程，在那种语言的特定句子的表达中终止，或者如果它不在公开的表达中终止，那么它就在包含同意这些表达的倾向的隐蔽状态中终止。那么，获得一种特定语言确实就是开始共有一个特定的关于实在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为语言所具体表达的信息矩阵（informational matrix）完成“从上到下”的对末梢区域信息的处理。通过这种方式，所有习得它的人都适应了关于实在的一般本性以及它可以随处呈现的可能结构的共同看法。因为这种看法一致，也因为他们共同掌握了说明可能的实在结构（当然是相对于那个矩阵的）公共可操作的矩阵，在这个群体中的信息交流就会如同我们能知道的那般充满活力。
概括来说，这就是语言在人类认识机器中所扮演的最主要的角色。这个角色基本上说就是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里归之于它的角色。然而，这种概述显然与迄今被考虑的对ISA方法的批评——上一节中提到的连续性反驳（continuity objection），以及在本节开始所提出的狭隘性反驳（parochiality objection）——也是一致的。语言应该扮演上面所概述的角色，这与它的运用必须由一种非语言的更加基本的信息处理系统所获得、维持和支配的事实是非常一致的。而且它与语言是人类认识机器特有的这个事实，以及另外一个事实，即作为一种信息交流的媒介，它偶然用到的各种特殊的成分和结构无论如何对于它的抽象功能来说不是绝对必不可少的，都是一致的。
当我们回想到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主题时，应该考虑到第三个反驳，我们可以称之为可塑性反驳（plasticity objection）。这里，ISA方法的各种难题来源于以下这样一个事实，即成人社会中长期的和/或大规模的理智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语言进化本身。各种语言在对长期感觉刺激做出的实际的和潜在的反应中表现出充分的可塑性，结果，我们是否能够阐明所有时期的所有语言——甚至是所有时期的所有人类语言——永恒的共同特征或方面（其中，这些特征和方面适合于建构认识理性的一般刻画），是特别成问题的。我还是尽力概述这个领域内的那些主要难题。(https://www.daowen.com)
这些难题始于如下事实：即不存在固定的或者中立的一类观察判断，所有其他的假设都将基于它们的权威，或者所有其他的假设都会与它们相对照而受到权威性的检验。可能存在无限多的相互之间不可通约的观察词汇，各自预设它自己的理论假定的网络，这些假定的认识地位与任何其他的理论假定一样存在问题。因此，正统经验论版的ISA方法完全被反驳了。观察信念本身构成了在认识选择项之间的理性选择这个问题的一个特别有趣的部分；但是它们并没有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它们看起来起初是这样做的，只是因为哲学家们的注意力被局限于几乎没什么差异的那种类型的认识选择项中了。
因此，倘若我们仍想忠实于ISA方法，那么看起来我们只好对于全部的或广泛的认识选择项的相对的内在的优点（它们是根据语句因素来定义的）进行比较。尤其是，我们要准备在相互之间不可通约的全体选择项的情况下进行比较工作，这些选择项包含不同的观察语句，它们反映每一个选择项中强加在我们感觉形式上的不同的标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信奉两个语句集合中的哪一个成了问题，而且在从环境的因果影响下抽取信息的两种不同模式之间进行选择，也更是成问题了。
因此，在经验知识的两个传统支柱之中——一个稳固的和普遍的经验，以及一个稳固的和普遍的逻辑——前者必须被看做是一种幻想。因此留给我们的只有第二个支柱，以及构造某种理性信念的协调理论的任务了，其中的协调性应该根据留给我们的那个稳固的和普遍的逻辑来刻画。
但是，难道这第二个支柱不也是一种幻想吗？我们整个信念集合的最普遍的成分——演绎逻辑的原则本身遭受了批评性评价和合理改变，难道这些不也已经是几乎显然的事情吗？正如第三章中所讨论的，考虑到所有知识的系统的和在经验上敏感的性质，形式逻辑的命题就与任何其他种类的命题在认识论上是相连续的，因此，作为理性活动一般潮流的深层因素，它们也将服从于可能的修正。虽然它们的系统重要性是巨大的，但并非是无限的。有关某些相对小范围的争论问题和修正的简要概述，可参见艾努（Aune）的文章。〔9〕有关某些较大范围上的可能的修正的概述，可参见普特南〔10〕和芬克尔斯坦（Finkelstein）〔11〕的文章。后两篇论文关注量子理论对于我们当前坚持的形式原则的潜在性影响。我们尚不清楚量子理论实际导致一个或多个经典原则失效的真实场合，但是，那些原则在系统考察下的易受攻击性是相当明显的。如果这些原则在合理的理智活动过程中被更改，那么，它们强加在某人整个信念集合的内部结构上的模式，就不能对什么确实构成和什么确实没有构成合理的理智活动提供基本的限制。那些限制仍然会在较深的层面上被发现，而且如果我们曾经想去理解有效力的理智活动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必须深入到更深层次的理智运动学，我们的句子操作只是它的偶然的和肤浅的反映。
在某些读者看来，似乎这种对逻辑和经验两者的“拒绝”使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去拥护虚无主义或者理智无政府主义。的确，对于这场辩论的一位杰出贡献者看上去是由类似的考虑，多是沿着这些思路而被引导至一种立场的。〔12〕但是在我看来，一切到此为止。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一个人的所有知识是以加之于他的早期阶段的环境的因果影响为基础的，合理的认知发展受到某些普遍的或者形式的限制，这些限制是可逐渐地被这个人自己所较好地知道的，这种知识能够极大地提高他的认识成就。归根结底，在这一节以及最后一节我一直反对的是，那些因果影响和普遍限制最终能够根据语句来加以解释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