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性：早期阶段的问题
构想一个关于ISA方法的持久的怀疑，最快最可靠的方式就是去考虑也许可以称之为早期阶段的问题。这里给出的基本论证十分简单。
（1）婴儿合理的（健康的、有效力的）理智发展并不能准确地，或者甚至有用地通过适当关联的一系列语句集合来表征。坦率地说，在那个阶段的理智发展并不是ISA可表征的。
（2）婴儿合理的（健康的、有效力的）理智发展与在后来阶段上、甚至是更后来（即成人）阶段上的合理的理智发展是完全连续的。前者在基本类型上并非不同于后者，它们基本上是相同类型的活动。
所以（3）作为解决合理的理智发展体现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的一般方法，ISA方法正在寻求的必定是表面因素的东西。也就是说，语句因素不能存在于真正适当的合理的理智发展的理论所能包括的原始因素中，而且即使就完全成熟的使用语言的成人而言，语句因素的相关性也必定是表面的，至多是派生的。
如果这个论证是可靠的，那么当代认识论就一直在追求一个错误的理想。
在进行这个论证的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做两个初步的评论。首先，应该强调的是，这个论证用来攻击的是这种ISA方法，它不只是作为描述的或者“自然的”认识论的方法，而且也是作为规范认识论的方法。如果我们不能刻画/阐明/说明正在成长中的婴儿的理智德性（intellectual virtue），那么除非在后期阶段理智德性所体现的东西不同于现阶段它所体现的东西，否则我们就不能给出在任一阶段上理智德性体现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的适当的解释。
其次，虽然我们能找到一些极富说服力的考虑来支持（1）和（2），但如果读者判定它们不是完全决定性的，那么这也不会使我过分沮丧，因为这里仍然遗留一个更为根本的难题。（1）和（2）既不是特别精致的观点，也不是明显错误的。但是这种较为流行的信念，即成人理性基本上或主要是一个语句因素的问题，取决于它们中至少有一个是假的。它们之中哪一个必定是假的，反正这是成问题的。总之，这是个必须考虑的情况。
我们还是从两个之中较简单的前提（1）开始讨论。婴儿在出生后最初几个月里的行为需要根据特定的知觉、信念和推理来描述/解释，这种情形与许多植物（较缓慢）的行为或者许多微小的原生动物（较狂乱）的行为差不多。一个婴儿明显混乱的行为系统——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存在大量行为——并没有因为投射了熟悉的各种范畴而变得明晰或连贯。他的行为系统内部的相关组织还未发展。如果不是因为婴儿类似并且最终成长为能思维的成人，而植物和原生动物却不能最终成长为能思维的成人这个事实，我们甚至不会被诱使将命题态度和我们通常的认知概念归属于他们。
这里，真实的情况看来倒是如下所述。作为感觉刺激和它自身内在活动的结果，婴儿经历了最终在一个行为系统中形成或表明自身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这种行为系统确实需要根据命题态度、特定的知觉p、信念q等以及熟悉的推论形式，来得到富有成效的描述和说明。但是，至少要等到出生后几个月才能达到那个阶段，而且达到那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我们根本不能理解。当然，我们不能根据这些语词来理解它，毕竟这些语词最终的适当性也是那个发展的结果。
现在，一个相反的立场也许并非完全不可能。正如某些人将坚持认为的那样，某人可能坚持认为，幼小婴儿依然是熟悉的各种命题态度的主体，并声称表达婴儿态度的那些特定命题在我们的语言中是不可表达的，婴儿的观念或概念是原始的，它们非常不同于我们自己的观念或概念。因而我们不能理解根据命题态度表达的关于他们的行为和发展的任何系统的说明，这并非令人惊奇。因此，人们会说，某人可以在拒斥（1）的同时，完全接受前提（2）。
现在必须承认，遵循这些思路的立场没有处于经验反驳的紧迫危险之中——这也许说明了它在某些领域中通行的原因，因为它几乎是一个不可检验的假设的范例。我认为，冷静的观察就会揭示它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可以忽略可检验性的特别假定，持有它完全是为了保留人类理智活动的这种“命题态度”概念的普遍性。某人确实可以探索运用语言的儿童的更加简单的各种概念，甚至带着某种程度的确信去追溯他们的概念发展（应该指出，尽管他在解释这个方面没有取得重大的成功）。但是，就至少最初几个月左右大的婴儿而言，这种探索明显是不真实的。而且通过这些不可检验的假定，我们实际上什么也得不到，因为这种不可避免的问题仅仅被推迟而已。即使我们愿意把不可明确表达的命题态度归属于婴儿，那么，在胎儿/婴儿生长历史的某个点上，我们也必须认真考虑过渡的问题：从以不受命题态度控制为特征的理智发展时期过渡到具备如此特征的理智发展时期。无须经验的认可，也没有解释或预言的优点，正在讨论的假定只是把有问题的过渡时期在婴儿的历史中向后推了不确定的一段距离。它似乎曾经具有的唯一优点——古典的观点，即我们成熟的概念能够被分析为或分解为相对少量的简单的/自然的/原始的概念，它们的获得或具有是容易说明的——在两个方面早就都已经不再是貌似合理的了。首先，我们成熟的概念不是简单地以我们期望的方式分解，当然不是分解成为任何可以识别的一系列终极的或者“简单的”概念。与此相关，一般来说概念的增长也不是根据简单概念的组合的日益复杂的说明而可以阐明的。其次，关于这些所谓的简单概念的获得的那些古典观点还是如同以前一样毫无结果，休谟（Hume）的“模糊微弱的摹本（faint copy）”理论成为大量特别神秘理论里最不能被接受的。此后情况日趋恶化，因为对于是否能够存在诸如一个“简单的”（也就是说，不承载理论的，或者无网络关联的）概念这种东西都变得不再清楚了。总之，尽管有溺爱的母亲和极端的哲学家们的投射，我们还是既没有经验的理由，也没有理论的理由去假定幼小的婴儿是命题态度的主体。因此，在这些早期阶段，我们必须以某种不同于ISA方法所信奉的方式来看待婴儿的理智活动。〔6〕
也许在这一点上将存在广泛的一致，余下的分歧是：在婴儿成长的生涯中，何时把特定的判断、特定的信念以及从ps到qs的推论归属于他们才是适当的。现在需要论证的是，对于任何貌似合理的划界来说，越过这条界线的发展，并不标志婴儿所从事的基本类型的活动的根本创新或改变。对于我来说，虽然我倾向于认为四个月和十二个月分别是早晚的界线，但我不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划出一条界线。即使这个假定不会被证明是至关紧要的，然而在我看来，我们将从我们观察到的任何地方寻找连续性。我们现在还是把问题转向前提（2）。
我的一些同事足够热心地读了早期手稿里的这些材料，他们给我建议说，前提（2）提出的断言本应该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因此，在试图为之辩护之前，我应该力图先澄清它。我认为，它的要点在下列类比所提供的背景下，能够很清楚地呈现出来。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一定体积的气体就是：一群高速粒子以完美的弹性方式相互撞击，并且撞击它们所在容器的壁。但是某人根本没必要以这种方式来考虑气体，以求对它们的行为有个大概了解。某人只需把气体看成是可压缩的液体，并且应用古典的气体定律：PV=μRT。（这里，V代表密封气体的体积，P代表它施加于密封它的四周墙壁或处于其中任何点的压力，T代表气体的温度，μ代表密封气体的质量，R代表比例常数。）根据这个早期古典的有关事物的概念，气体的温度和压力被分别看做是一种在气体内部的任何点上（或在壁上）具有确定值的性质，一种随着气体体积（或者壁的表面）和时间不断变化的性质。这些早期的古典概念一般可以借助流体膨胀式温度计和水银柱气压计轻易地加以应用，而且给定了这些输入，古典的气体定律也将可以适当地运用。(https://www.daowen.com)
然而，这些古典概念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难题，如果我们考虑一定体积的极度纯净的气体，那么它就最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例如，考虑一个房间大小封闭的空间，除了五个或十个氧分子不停地相互撞击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存在由气体施加在封闭空间壁任何地方上的连续的作用力；而是每个壁都周期性地受到一个粒子的撞击而且经受动量上的间断变化。对于早期古典的温度，也存在着类似的难题：根本不存在所要求的那种性质，它被明确加以定义，并且在有关的“一定体积的气体”内部的每一个点上连续变化。如果在头脑里我们把这个封闭空间分成几个微小空间，那么后者中的每一个大部分时光充当坚固的真空，偶尔来一些短暂的访客间断打破那里的单调局面。此外，对于和我们例子中一样纯净的气体来说，标准的温度计和气压计也难以胜任提供可信的数据（或任何东西）这项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从古典气体定律的观点看，即使这种理想的测量工具也会产生不稳定的或者不协调的结果。正如所能看到的那样，极度纯净气体的内部活动是不可能由早期古典的温度和压力的参量来准确地表征的，使用了这些参量的古典气体定律也不能说明和预测这种气体的行为。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对已经处于那个封闭空间中的氧分子加入越来越多的活跃的氧分子，有关古典参量的情况就会稳定地加以改变。由于容积充满了更多的运动粒子，并且壁上的点点似冰雹撞击的声音变成稳定的嗞嗞声，随后变成平稳的嗡嗡声，封闭空间内的情境越发接近并类似于先前被证明是有问题的古典概念。由于封闭空间内的密度接近平常水平（大约每立方米1024个粒子），即使是其中特别微小的空间，也总是包含一个有代表性的粒子的混合物，这些粒子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飞速旋转其中，即使是对于特别小的分区来说，墙壁的任何部分所遭受的动量变化率也将是稳定的和有代表性的。温度计和气压计会容易地运作，运用古典气体定律，我们可以给予非纯净气体的总体行为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明。
同样容易看出，因我们平稳地将粒子增加于其中而不断拥挤的容积的行为，并未开始成为某些它最初也不是其函数的参量的函数。严格说来，虽然粒子密度足够高的时候我们成功地做了伪装，但气体本身永远不会获得那些古典的性质。气体行为的重要参量过去并且现在仍然与这些参量完全不同。它们始终完好地保持着它们在纯净状态下的样子，它们涉及粒子的平均速度，这些粒子的质量和维数，它们的角动量，它们的内部振动，它们对于给定容积的数量，等等。正如许多古典概念更进一步的经验失败所证明的那样，除非以这些更加深刻的参量为基础，我们才能获得关于气体是什么，它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的真正普遍和成功的理解。
这种说法的要点在于，虽然随着粒子密度的不断增加，一直到这种程度，即根据一系列不同的假定的参量，这种行为变得越发“易于理解”了，但是不管气体的纯净度如何，气体行为的基本参量都是相同的。与此类似，前提（2）声称，虽然随着我们考察合理的理智活动的发展的后期阶段，一直到这种程度，即根据命题态度，这种活动变得越发“易于理解”了，但是不管在发展的哪个阶段，它的基本因素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比喻应该认真加以对待。我们从前一章已经得出，命题态度的架构构成了一个理智活动的理论，而且又是一个显然不完美的理论。我们也已从前提（1）得出，存在一类情况，它们显然与我们自己的情况相连续，在这些情况下，命题态度的架构不能找到描述的/预测的/解释的立足点。用来完成这个类比我们需要的所有东西是一个有关前提（2）的并非是完全难以置信的断言，即人类婴儿的情况不仅仅只是与能思考的成人的情况“明显相连续”。我们还是看看说些什么以支持这样一个断言，还是考察一下人类发展的三个维度：行为的、结构的与功能的。
既然正是根据知觉、信念、推论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即根据我们构想使用语言的成人的理智活动所使用的相同语词），常识包含了一个理解获得语言前的儿童的理智状态和活动的系统方式，我们如此构想他们的倾向就根本不令人吃惊了。当我们考虑大约一岁儿童丰富多样的行为时，这就更加不足为奇了。虽然他的词汇量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但是这样一个儿童对于世界有着详细的构想，以及有能力预测和控制他的那些显著的环境。把特定的知觉、信念、愿望以及熟悉的推论形式坚决地归属于他，这既是自然的，又是富有成效的。有关“投射”的断言可能没人会理睬。
但是，婴儿行为要求特定的命题态度归属的程度，以及这些归属在预测和解释上富有成效的程度，随着我们考虑在第一年内越来越早的阶段而连续减弱，而且人们意识到这些归属是蹩脚的投射或者明显的虚构的程度，也相应地逐渐增强。某人当然也许可以轻率地继续投射倒退到子宫里的几个月中的阶段——所有行为的间断性都不会排除这种愚蠢的作法——而这正是要点所在。婴儿行为全部技能的流畅表达——从我们通常的认知概念不能找到充分的立足点的阶段到它们能找到范例应用的阶段——对于前提（2）中提出的发展的连续性不满的人来说，根本不能提供任何安慰。如果在那第一年里婴儿的理智活动的模式发生任何基本的变化或者转变的话，那么它也不会在婴儿的行为发展中的任何特有的变化上显露出来。
某些人也许会说，这里我们是在婴儿一生的过早阶段上寻找他的认知活动的本性的转变。从并不体现在命题态度相互作用上的活动到如此构成的活动的转变，可能是偶然伴随着儿童在生命的第二和第三年中掌握语言而发生，或者是作为掌握语言的结果而发生。根据这个看法，儿童认知活动的本性的变化将在他的复杂的语言行为的展示中反映出来。
仔细考虑，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我要说的第一点是，用于定位儿童认知活动本性的所谓转变的这条标准，与乍看起来它应该与之密切协调的第二条标准严重冲突了。第二条标准是，儿童的连续行为有利地服从于根据熟悉的命题态度而进行的系统解释和预测的程度。一个难题就是：远在他掌握大量语言之前，根据这些语词，儿童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正如前面所说，在他长到一岁左右的时候，他的行为的这种解释可以几乎被每个人所采用。但是他对语言的掌握可能是零，即使再多一两年他也不会掌握很多。
为了回应这种观点，即语言获得标志着转向与天生模式完全不同的认知活动模式，我要讲的第二点是：语言显然是习得的。它是一种复杂的技能，它的获得与不断练习必须取决于这些认知能力和执行能力的运用，这种情况以掌握语言前的儿童最为典型。正如行走是一种习得的活动，是我们天生的运动能力认真努力锻炼的结果，这些能力的持续锻炼就使得持续的行走成为可能。这正如，充满智慧的演说是我们天生（掌握语言前）的认知能力和理智能力认真努力锻炼的结果，这些能力的持续锻炼就使得持续的语言运用成为可能。所谓的“理智活动的语言模式”并不取代我们理智活动的天生模式。反之，语言活动，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只是我们的基本机制学习运用的许多把戏之一。就存在理智活动的特定“语言”模式而言，它是由更为基本的理智活动的模式组成并支持的。〔7〕到目前为止，前提（2）是站得住脚的。
当我们转向生理的或结构的考虑时，至少从总体上看，有关连续性的情境看来是非常相同的。虽然一般说来存在某种程度的不成熟，但主要的大脑细胞或者神经元在出生前几个月就已经形成了。来自那里的发展最明显表现在诸如树突的分支生长，轴突的延长以及相互联系的携带脉冲的纤维质逐渐的髓鞘形成。这些活动以某种不同的频率发生在大脑的不同区域，而且很容易（以一种总体的方式）与行为发展的某些方面联系起来。但是所有这些过程都开始得很早（事实上是在出生之前），不断发展，在婴幼儿、少年期间连续发展，最后直到成人时期。〔8〕这种结构发展的明显连续性也支持前提（2）。
最后考虑功能的问题。这里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知道的很少，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可能会最有利于支持前提（2）。我们确实知道神经细胞/轴突/树突的网络产生并传导神经冲动，并且，这个网络的传导的/生成的倾向可以因它所连续受到的刺激而更改。我们也确实知道，这个网络的总体结构是一种使它适合信息处理以及以它本有的方式进行演变的结构。（例如，当电视机从它所接收的大量辐射中过滤出极为特殊的显示元素时，它就开始处理信息。）而且我们知道，大脑所经历的结构发展使它能够以越来越复杂的方式处理信息。但是，这种网络中的神经活动是大脑在它发展的所有阶段上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它的不成熟的、出生前的阶段的特征。简而言之，大脑是从出生到死亡的自动修改信息处理器，如果这种信息处理能力的某个部分致力于在大脑存在的某个重要时期内执行语言任务的话，那么从这个更为一般的观点看，那个事实看上去几乎就是偶然的了。
考虑到这个观点，并且同时考虑到行为的发展和结构的发展的连续性，前提（2）就具有了一个确实无疑的合理性的样子。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我们前面得出的结论。这里再次重复如下：
作为解决合理的理智发展体现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的一般方法，ISA方法正在寻求的必定是肤浅的因素。也就是说，语句因素不可能属于由适当的合理的理智发展的理论所能包括的原始的因素，并且即使是在完全成熟的运用语言的成人那里，语句因素的相关性也必定是表面的，或者至多是派生的。
